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丛刊》1996年第3期。在此之前，1994年第4期《丛刊》就编发了“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专栏，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有关文章，如《双重意义上的女性文本：张爱玲的女性主体论述》（林幸谦，1998年第2期）。2003年第4期又组织了“女性文学研究”专栏。1997年第1期《丛刊》特地开辟了“儿童文学与儿童视角研究”专栏，并在《编后记》中提出了“儿童的发现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课题，并且指出：“五四”儿童的发现“对现代文学的观念、思维、艺术表现……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不低于女性的发现对现代文学的意义”。
王富仁这一立场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老一辈学者80年代坚守的新文学立场的一个坚持与发展。唐先生认为旧体诗词、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可以研究，甚至写成专史，但“它们不是现代文学，不属于现代文学史需要论述的范围”，“现代文学应当是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全新的文学”。
见《〈求实集〉序》，收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存在权利，就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他呼吁：“我们必须保守，必须像一个人保守自己的生命一样保守住‘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公开立于与新儒家学派相区别的文化价值标准上，以与新儒家相对立的文化学派的面貌立于中国文化的舞台上，在对立中共存，在相反中相成，不能承认新儒家学派独霸中国文坛的权利，虽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新儒家学派有为自己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在中国，新儒家学派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西方文化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关系一样，在文化上是对立的，在存在和发展权利上是平等的。关键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平等权利。”
立足于这样的立场，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这一概念“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前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
在“讨论”中有学者发表了与王富仁相类似的意见，强调要“回应新儒家的挑战”，“否定了五四，就等于抽去了现代文学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今，‘新儒学’、‘新国学’、‘后现代’等所谓主流话语正汇合成一股强劲的国粹主义大潮席卷而来”，“面对一场与自己专业生死攸关的文化攻击”，决不能“表现出冷漠和茫然”。
另一些学者如陈平原则提出“反省‘五四’的立场，超越‘大系’的眼界”的主张，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跨过一个“门槛”，即“假定‘现代文学’等于‘五四新文学’，因而也就必然从属于‘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非从五四（包括其前奏）说起不可的思路，严重地局限了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论者认为胡适、茅盾、鲁迅、周作人等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他们“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一点也不稀奇”，但“始终规范着研究者的眼界和趣味”却是不正常，需要超越的。④在讨论中严家炎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④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丛刊》1996年第2期。
张永泉：《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丛刊》1997年第1期。
丁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几点建议》，《丛刊》1997年第1期。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丛刊》1997年第1期。
意见，自来就有。新儒学或‘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可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在他看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读”。他同时提醒：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的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不怕颠覆，只怕误读”，“我们礼赞‘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3．“左翼文学”问题王富仁在他的文章中，还尖锐地批评了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革新”
热潮“把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理解成非左翼文学战胜左翼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清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的研究过程”，对鲁迅及左翼文学的否定、忽略，“使我们的现代文学只向一个方向偏离”，“从而有可能把现代文学重新引向了狭窄的道路，破坏了它的结构的完整性，并使它面临新的潜在的危机”。按王富仁的分析，这是与有些研究者盲目地趋从于美国汉学界的道德主义评价的结果。
支克坚则从“当前的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与影响的角度，提出了对当年（即现代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和作品“不恰当地过分宣扬”的问题。在他看来，这背后同样存在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有“文学究竟是什么？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究竟因何产生，又究竟是为什么的？”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4．“文学史观”问题争论的背后，显然还存在着文学史观的分歧。《丛刊》1996年第1期曾发表了《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质疑》一文，作者认为，人本主义的文学史观是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它仍然是“以外在于文学的目标规范文学史研究”。而作者更要质疑的是这种文学史观的支点：对“文学史客体”的“虚构”，“对真理信念的偏执”，“对‘元语言’（文学史解读模式）的信仰”，“对‘文学史严家炎：《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丛刊》1997年第1期。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丛刊》1996年第2期。《丛刊》1997年第3、4期发表了两组文章，对王富仁的文章作出回应，或赞同并有所发挥，或提出不同意见，可参看。
支克坚：《当前的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规律’的信仰”，以及对文学史家作为“历史必然性的揭示者”与“社会生活的指导者”的角色认定。编者将文章发表在“争鸣园地”，显然希望引起争论，但却没有得到回应，讨论也就未能深入下去。但到了世纪末，又有了对文学史研究者“历史审判者”角色定位的质疑，以及关于是否存在“历史的本来（原初）面目”的讨论。
5．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与“古典化”问题在讨论对“新儒家的挑战的回应”时，有的学者如丁帆表示了更大的忧虑：“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曾有过争鸣的辉煌历史，但近年来却陷入了沉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对当下的许多重大文化和文学思潮问题，放弃了发言权。”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与发扬“五四文化批判精神”，“永远和时代与社会保持一种离心力，一种文化批判姿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赵园则更进一步指出，不应用“学术化”来“掩盖思想力的贫弱，掩盖对‘重大问题’的缺乏反应能力”与“‘学术’的贫困”；“我怕有一天，这学科会成为一个看似‘自足’的学术沙龙，因自言自语而沾沾自喜，在与外界缺乏‘交换’的封闭状态中自我消磨”。④而另一些学者如解志熙则认为，这些忧虑所依据的前提都有点可疑。他因此而对80年代中期以来，盛行于学术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界的几个命题，如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主体性”、“个性化”可能与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自己的质疑和分析。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是否必须追求现实性，以及历史性、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在历史哲学中其实仍然是一个疑问”，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的现实性，“说到底不过是经世致用、鉴往知来等传统观念的翻版”。“当代性”则“既可以指最先进甚至最先锋的东西，也可以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规范性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对它多少有些警戒”。“主体性”的过度强调也“有一种批评乌托邦的自由想象精神和批评家的自我中心的味道，因而它也就为不负责任④葛红兵：《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质疑———与朱德发先生商兑》，《丛刊》1996年第1期。
参看《丛刊》1999年第2期发表的拙作《新的可能性———读近年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的笔记》。
丁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几点意见》，《丛刊》1997年第1期。
赵园：《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丛刊》1997年第1期。
的自由发挥、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留下了太多可钻的空子，埋下了被误用和滥用的根源”。而“个性化”在解志熙看来，则是应该从文学史研究中摒弃的，他提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不是放纵个人感情，而是逃避个人感情，不是刻意表现自己的主体性和个人风格，而是努力逃避主体性和个性，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才可望达到成熟的境界”。
他因此主张要“改变一下心态、思路和方法———把历史还给历史，让学术成为学术，用平常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学科，但用更严格的‘古典化’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呼吁“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但他同时又说明：“我所谓‘古典化’的本意，只不过是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应注意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和客观性、批评性的激情和学术性的规范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均衡。”
正如《丛刊》1997年第1期《编后记》里所说，“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次学术争鸣，也许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的历史选择问题。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也存在着同样深刻的一致：身处世纪末，大家都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以及我们自己）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寻找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我们自身）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发展的道路”。
学科发展的新面貌与新趋向
正是在思考、争议与探索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沉稳地行进，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8年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曾集中展现了9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并在《丛刊》1999年第1期开辟了“开拓新领域，打开新局面”为题的“发言选辑”。这一期的《编后记》将新的20世纪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三次学术会议，对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丛刊》都分别出了专辑。即1994年西安年会主要总结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就，1996年石家庄理事会着重提出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困惑，1998年太原年会集中讨论“开拓新领域，打开新局面”的问题。参看严家炎：《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丛刊》1999年第1期。
研究实践所提出的新的研究思路，概括为四个方面，这是大体上能够反映学科发展的新面貌与新趋向的，并且在《丛刊》的编辑工作中也有具体体现。
1．研究领域、空间的开拓
这里有向近代与当代两面的追溯与延伸，香港、台湾等地区文学研究的新的发展，等等，这实质上是一种学术边界的开放，以打破现代文学研究长期局限于“三十年”的格局。
研究者曾注意到《丛刊》1998年第1期，认为这一期的编辑颇具“代表性”：最引起注目的自然是新组织了“民国初期文学研究”专栏，发表了《1912—1919：终结与开端》（刘纳）等两篇文章；如《编后记》所说，“这些年学术界一直在关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学’问题，不仅从西方文学（思想文化）的外来影响方面，更从中国文学（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教育，出版……）自身发展的理路方面，来说明、阐释五四文学（思想文化）革命的发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追求的背景下，晚清文学（思想文化）的发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相形之下，对民国前后至五四之间的这一段文学（思想文化）的关注却稍有不足，而……这一时段的文学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首先要面对的‘今日之文学’，是他们提出问题的出发点与主要对象，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这一期还发表了《老舍在“十七年”间的创作》（孙洁），则将老舍研究的触角伸向当代，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跨越现当代的一个作家“人为地分割成两段”的不正常局面，如论者所说，“这篇文章具体论述的是‘当代’的老舍，却与‘现代’的老舍血肉相连，因而理所当然地同样是现代文学研究所应该和需要探讨的课题”。这样的“打通近、现、当代”的讨论与呼吁尽管已经很久，更具体地落实在刊物的选编，则是9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在总结《丛刊》“第二个十年（1989—1999）”时提供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突破近现代分期的文章有7篇，跨越现、当代文学界限的文章有9篇；而且，在1997、1998、1999这最后的三年里，诸如《丛刊》2000年第2期与2004年第1期先后特辟“台港文学研究”专栏，在此前后，还发表了《从吕赫若小说透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黎湘萍，《丛刊》1999年第2期）、《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黄万华，《丛刊》2000年第1期）等文章。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此类的文章更是显著地多了起来。”到2000年第3期《编后记》，更是明确宣布：《丛刊》“从90年代后期已将征稿范围向前推进至近代，向后延伸到新时期的文学”，并且指出：“《丛刊》过去所发表的一些论文早已是在20世纪文学的视野下纵论来源流变。更何况21世纪来临也会使近代、现代、当代本身具有的时间分期发生动摇。”2001年第4期就专门开辟了“‘十七年’（按：指1949—1966年）小说研究”专栏，“十七年文学研究”还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可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如论者所设想：“如果说前辈学者为创建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而努力，为奠定目前这样的学科格局作出了贡献；那么今后年青一代的学者的历史任务，可能是消解现有的格局，把现代文学纳入更大的学科之内，或者重新建构新的学科。”而“学科的重新建构，不只是单纯地扩大它所涵盖的研究领域而已，从根本上说，这既决定于人们对有关的文学历史的整体理解，随后也必然相应地体现在关于这段历史各个组成的再认识再评价上，包括立论、视角、方法等的变革；是一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而且深远的学术工程。如今所做的，严格说来，只是一些最初的扣问”。
2．现代文学内部研究对象、范围的新的突破将通俗小说纳入现代小说的范围，作为新小说同时并行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这已经成为多年来研究的新的趋向，并且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又有学者提出“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问题，实际上还可以提出，地方戏曲文学与旧体诗词写作是否应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