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确实关系到学科的构建，并且涉及到现代文学学科的概念、性质范围这样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在这些方面，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一方面有待于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与争论，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新的研究实践。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这一期（2003年第3期）即刊载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洪子诚）、《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老残游记〉》（余杰）等关于当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研究文章。更具体体现了这一编辑意图的是2001年第4期，这一期专辟了“近代小说研究”与“‘十七年’小说研究”两个专栏。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这里同样也有个发展过程：《丛刊》早在1987年3期就发表了范伯群的《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提出了最初的研究设想，也表达了开创时期研究者的复杂心态。到1989年第2期开辟了“通俗文学研究”专栏，以后也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成果，2000年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终于出版，并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丛刊》2001年第2期特辟“笔谈”，算是十数年研究的一个总结。
比之通俗文学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旧体诗词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丛刊》先后发表的《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刘纳，1991年第3期）、《鲁迅旧体诗词新论》（李怡，1997年第2期）、《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黄修己，2002年第2期）可以说是最初的成果。
而“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目前尚属于倡导与设想状态。但电影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已引起关注，《丛刊》发表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李今，1997年第3期）、《从“硬性电影”到“软性电影”之争看新感觉派的文艺观》（李今，1998年第3期），也使人们看到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前景。《丛刊》2002年第1期发表的《论〈秦香莲〉的改编———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个案研究》（张炼红）也是将地方戏剧研究纳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呼吁的一个研究实践。
实际上，这样的现代文学研究外延的扩大，已成为一些新的文学史写作的新的追求。《丛刊》1999年第2期曾发表书评，论及张炯、樊骏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现代文学”卷“增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很少写到的通俗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并且分别设立专章专节”，即指出：“这不仅是一个叙述内容的简单增添与研究对象的扩大，而是意味着文学史观念的一个突破。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通俗文学的叙述；‘汉民族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以及‘大陆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台湾文学的叙述；而儿童文学、电影文《丛刊》1999年第1期发表了袁国兴：《京剧和电影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
作者强调：“京剧、电影文学研究需要，并且构成了对现代文学史传统的深刻批判，这种姿态不仅是京剧、电影身份的认定的局部要求，更是整个学科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对学科发展的解构以及重新整合、建构价值不言自明。”
学、民间文学等的引入，则是意味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扩展。”这篇书评还同时提出：将曾被排斥、遗漏在外的文学重新纳入现代文学的叙述，“这不应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一个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互相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生态发展，由此将会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景观。在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包括原始资料的重新发掘与整理）要做”。
3．对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文化要素的研究提出的有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出版文化、大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等等。
这实际上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的。首先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出版和现代教育的关系的研究。这几乎成了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一个研究热门。如前文所说，《丛刊》早在90年代初即提倡过现代期刊的研究，但主要是从加强学科的基础研究的角度提出的；到1996年石家庄现代文学理事会讨论“开拓新领域，打开新思路”时，就有学者提出了“抓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或文学现代化）起着直接影响与制约作用的三大文化要素（背景）———出版文化、校园文化与政治文化，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行文学社会学与文学政治学的研究”的研究设想与具体计划。也有学者提出“应认真分析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的展开，‘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书刊发行、文学奖励、稿费制度等一整套文学体制的运作，特别是大学教育制度、文学史课程的开设”
这一系列的新的研究课题。
1998年第3期《丛刊》即开辟了“出版与文学”专栏，1999年第1期《丛刊》又推出“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专栏，从与现代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入手，对现代出版在现代文学的组织、传播、发展参见钱理群：《新的可能性———读近年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的笔记》，《丛刊》1999年第2期。
参见钱理群：《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丛刊》1997年第1期。
罗岗在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见李今：《走向成熟，走向经典化———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综述》，《丛刊》1996年第3期。
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探讨。从2001年第2期开辟“现代报刊与现代文学”专栏开始，连续9期组织专栏或单篇文章，讨论现代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论及的报刊有近代的《申报》，近代以来的上海“小报”（《游戏报》、《晶报》、《立报》、《亦报》等），民国初期的《甲寅》，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国民》与《国故》，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无轨电车》、《新文艺》与《现代》、《青鹤》，40年代的《万象》、《春秋》与《紫罗兰》、《大众文艺丛刊》，不仅涵盖了近现代各个主要历史时期，而且不同的文学倾向即所谓“新、旧文学”期刊均在研究视野之中。从1999年第1期推出“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专栏，到2003年开辟“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专栏，讨论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30年代的清华大学，40年代的西南联大与重庆复旦大学校园文化与新文学创造之间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关系，以及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的选录与解读，都大大地打开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这样一种对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出版、现代教育的“关系”的持续研究热情，显然与上世纪末及新世纪初研究界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与争议有关，同时也意味着学界对“现代文学”乃至“文学”的特质认识的深化与“现代文学学科构建”新的自觉。如论者所分析，“不再把文学仅仅视为作家个人的艺术构想的结晶，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社会人群以不同的劳动方式（如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传播等）共同参与的成果；不只是单一的精神生产和观念的产物，同时又是与多种物质生产和社会力量组合在一起的系统运作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的体认，“把它还原到整个生产、交换的过程中考察”。而“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不同的一个根本点，是有了报刊”，现代文学是在“现代出版机构—稿酬制度—职业作家”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新的体制下产生与发展的；而它的作家队伍、读者群的培育，思想文化与文学资源的获取，以至文学变革的发动，大都来自校园，它向年青一代的传播，以至在民族精神、文化中扎根，也主要通过现代教育（中小学语文教育与大学文学教育）的途径。
因此，引入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的关系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我们的研究更有关论文分别载《丛刊》2001年第2、4期，2002年第1、2、3、4期，2003年第1、2、4期。
有关论文分别载《丛刊》1999年第1期，2001年第3、4期，2002年第1、2期，2003年第3期。
充分地揭示文学的现代性，更贴近现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实际；同时，也改变了“局限于文学本身，就文学论文学的思维模式”，这在学科构建上确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方面，是现代文学与各种文化因素：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如前文所说，“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课题。而这三大文化的研究到90年代更成为研究的热点。单是在《丛刊》上就发表了有关剖析现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和现代作品中的宗教精神、宗教意识的文章与探讨地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中不同地域色彩的文章各有十余篇之多。1999年第1期还发表了两篇专文，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作了回顾与总结。这同样也标示着研究者对文学与现代文学认识与思考的一个深化；如论者所说，“五四新文学逐渐形成的不同于古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历史特征，都不是抽象的、空泛的，而各有具体、明确的文化内涵”，从宗教情怀、地域特色等方面去揭示现代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是过去那些单纯地着眼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技巧等分析模式所很少触及和远未穷尽的”。《丛刊》1999年第1、3期还特地发表了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三十年代文学》、《“新月派”的文学策略———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之一》，这是“政治文化与现代文学”研究起步阶段的一个成果，但已显示了其意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与现代政治的密切联系，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而且从根本上说文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问题是我们过去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更没有“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的观念，我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都过于狭窄和直线化，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这都将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下），《丛刊》2000年第4期。
参看谭桂林：《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何西来：《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丛刊》1999年第1期。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下），《丛刊》2000年第4期。
4．“文学审美与形式”的新倡导有学者提出了在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进行“文本细读与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一些诗学范畴，并进而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视域”的问题。这可以视为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提出的现代文学的“形式研究”的一个继续与再起步。那次倡导引出了康林关于胡适《尝试集》的研究等出色成果，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这一次问题的再次提出，并且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出现在人们更热衷于所谓“外部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内部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审美性的研究的背景下，也许更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文学审美与形式研究的强调，正是对前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潮流的一个补充与制约；对80年代末的“形式研究”则既是“再起步”，也不是简单地复归：今天的“文学审美性研究”的提倡者对那个特定时代将文学形式、审美性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始终是持有警惕的。
应该说在世纪末与新世纪初这样的研究多少有些边缘化，但也有扎实的成果。《丛刊》所发表的《论〈故事新编〉的绘画感》（郑家建，2000年第1期），《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王富仁，2000年第3、4期），《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严家炎，2001年第3期），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第1期“诗化小说研究”专栏，是“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视域”的初步研究实绩的一个展示，研究者对废名的“心象小说”与沈从文的“牧歌诗学”的发现与阐释，对鲁迅小说的音乐性分析，都展现了现代文学的文学魅力与内在丰富性，以及现代文学《编后记》，《丛刊》1999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文学性”的倡导有着与80年代末不同的背景：它是“现代性重估”
的一个有机部分。《丛刊》1999年第1期曾发表余凌（吴晓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章指出：“如果说，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种领域可以逃逸出这种整合的普覆性的话，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的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可替代的方式。”与80年代末“文学本体论”的倡导受到西方形式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不同，90年代所注重的理论资源是力图把“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结合起来”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参看吴晓东等：《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丛刊》1999年第1期。
研究的另一番天地；而这样的研究在这躁动不安的时代，注定是寂寞的，但对文学性的这种固守，却在维护健全而不偏至的学术研究生态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门学科实在是太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了。
创刊二十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