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8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011年5月28日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将近一个星期，我都在读这三大册书，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满足，我意识到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似乎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去年，我们刚刚讨论过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一年后，我们又来讨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曾说吴著是近年文学史研究中的“集大成”
之作，“又有新的开拓”；我想对严家炎先生主编的这三大册书也作如是评价。
但两书又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从不同方面来集大成，作新开拓。两书表面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为个人写作，一为集体写作；一是研究性专著，一既是教科书，又是研究性专著。吴著比较多地显示了这些年文化研究观念、方法引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眼光、新认识；它的特点是“将现代文学的发展置于同时期的现代政治、教育、出版、学术思想发展的复杂关系网络，由此形成的文学体制中，同时突出了文学创造主体的作家，以及文学接受者读者的复杂关系与接受途径，因此构成一个立体的、网状的文学史图景”。同样可以看出，本书也有文化研究的视野，讨论每一部作品，都详细介绍其发表、出版情况和读者、批评界的反应，也很重视版本的考释。讲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就详尽讨论了其和同时期历史研究的关系。但本书的重点，却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是这方面成果的集大成。引人注目的，还有两书风格的不同。吴著在书的结构，作者叙述态度、语言上，都有自觉的新的追求，具有明显的先锋性；而严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则显得比较传钱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我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统，结构虽有变化，只设章、节二极，类似专题讲座，但大的结构还是教科书的写法，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坚守传统中又自觉追求创新，可以说是“守正出新”。一“先锋”，一“守正出新”，这大概也是反映了作者、主编其人其文的特点的。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守正出新”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我想讲五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一部“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
这应该是主编严家炎先生一贯的文学史观念和主张。他在1992年写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里，就提出“文学史应该就是文学史”，“文学史顾名思义应该讲的是文学作品演变的历史”。他因此反对将并非文学而属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论争及文章写入文学史。看来，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贯彻了主编的这一文学史观念的。它就有了一种重要的启示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现在的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花哨了，却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守主义的文学史观，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观念”。因此，在评价吴福辉的文学史时，我也曾表示过这样的“遗憾”：“就总体而言，本书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这样的内、外的区分或许也有问题，但本书对各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发展的内在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线索，未能作更精细的梳理，却也是一个缺憾。”而吴著的不足，正是本书的长处。
许多人，特别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在作家作品研究上下功夫，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大作家的作品研究，已经比较充分，难以出新。
严家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文收《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页264、265。
钱理群：《“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
钱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我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85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在我看来，包括鲁迅在内的大作家的研究，正处在一个“新的开始”阶段。大作家之所以“大”，就是他的作品含量大，其潜在思想、艺术可供不断挖掘。而已有的研究都不免受到时代和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作出新的开掘，有新的发现和阐释。
本书的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作家作品，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品的研究和阐释，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细分起来，又有四种方式。一是作出新的概括。
如将鲁迅的《故事新编》界定为“表现主义的小说”（上册第六章）；对艾青的两个总体新定位：一是和杜甫笔下“唐代中国形象”、涅克拉索夫的“近代俄罗斯形象”、惠特曼的“近代美国形象”一样，艾青塑造了“诗的现代中国形象”，二和法国阿拉贡、英国奥登一样，是“左翼现代主义诗人”（中册第十六章）：这些新概括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确实很有新意，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第二种方式，是在已有的关照下，作更深入的分析。如本书对茅盾小说的结构艺术、叙事范型的剖析，就相当独到细致，极富启发性（上册第十章）。其三，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有新的开拓。如对老舍与沈从文的研究，都注意到他们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的缝隙、不和谐之处，甚至称之为新文学的“异端”，由此生发出去，就有了新的发现和概括。研究者注意到胡适与鲁迅都对老舍评价不高，进而指出：“老舍的民间文化趣味和轻松的表达方式和新文学作家有明显的距离”，“审美取向、生活取向并不一致”，“老舍本人也与精英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自觉地迎合新兴的文化消费市场：老舍或许就在这样的差异中获得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价值。研究者还特别注意到老舍“市民的国家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国家安定富强、秩序，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这样，市民才有好日子过。”这就能够较好地解释老舍抗战时期的积极表现，和他在1949年以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的拥护态度，为老舍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上册第十一章）。对沈从文的关照，也集中在他不同于“五四”启蒙立场的“乡下人”立场和他对“五四”
“改造国民性”主题的质疑，从而认为沈从文创作的特点与贡献，在于“揭示出被启蒙主义遮蔽的民间世界的真相”，创造出“与启蒙文学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充满生气和野性的生活图景”（中册第十二章）。这样的分析都是别开生面的。其四，是和现有的研究热潮保持距离，作冷静的独立思考，而作出更为复杂的评价。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张爱玲的论述上。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张爱玲热”
其实是遮蔽了许多更清醒的声音的。我注意到被许多人认为深受张爱玲影响28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王安忆，就谈到张爱玲“放过了人生更广阔及深厚的蕴涵”，“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本书的分析，或许更具有学理性。研究者抓住了张爱玲生活的“乱世”的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的“末世”之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张爱玲作品的主题：“传写末世人性之变和乱世的人性之常”，揭示了她作品所特有的“既反传奇，又不无传奇性”的叙事，由此而充分肯定其创作所达到的“过人的心性深度”和“富于韵味的文学语言”，同时又指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付出的“风格不高”的代价，以及张爱玲耽溺于传奇趣味而缺乏反省节制，结果导致了人性观、人生观的下滑，美学趣味的偏至，提出了一套“但求个人安稳于现世，不妨苟全于乱世”的“乱世生存哲学与生存美学”，“一位才女的传奇终于只有一个好的开头，而未能有一个好的收场”（中册第二十章）。这样的复杂化的剖析和评价，既比较切合作家创作实际，又认真总结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具有警世的作用。———本书以上研究成果，都显示了在作家作品研究深度上努力出新的趋向，在这方面不断开拓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本书研究的另一个趋向，就是恢复文学本性的自觉努力，对文学本体、文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的关注。这其实也正是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即越来越远离文学，不像“文学研究”了。当然，这些年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不只是指文本，而且包含了文本的生产与流通，作者主体精神的渗入，以及读者的接受，这就是文化研究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但这并不能导致对文本的忽略，文学的一些基本点，例如文学的审美性，更是不能否认与忽略的。我曾写过《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呼唤》的文章，写于2000年，至今已经有11年，坚守文学本体研究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就是在吴福辉那里没有充分展开的文学内部因素发展线索的细致而精当的梳理和分析。本书对小说、诗歌、散文文体的流变，文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发展的流变，文学风格发展的流变，都有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描述，其中尤为精彩的，是对从鲁迅、废名、茅盾、吴组缃、李稢人到沈从文、老舍、沙汀、路翎、钱锺书、师陀、萧红、张爱玲对小说模式创造的贡献的梳理与概括，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知性散文”概念的提出，也颇具启发性。相形之下，戏剧文体的发展线索不够明晰，对文学语言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87的发展未能给予更充分的关注，这都留下了遗憾，也就有了进一步开拓的余地。
以上所说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这其实都是文学史研究的本分、本职，这些年有所忽视，本书的示范，就具有回到原点的意义。
这里，还涉及文学教育的问题。这也是这些年的怪事：学生对于现代文学可以侃侃而谈，但却没有好好读作品。我曾经对中学语文教育下过一个“定义”：“语文课就是爱读书、写作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读书、写作，从中感受快乐和生命的意义”；在我看来，大学的文学教育的本意、基本任务，也就是引导学生认认真真地读文学作品。最近读到陈平原先生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他也在那里呼唤大学文学教育中“那压在重重叠叠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和‘想象力’”。这是切中时弊的：当下大学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化、技术化的倾向，文学教育本应有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性情的熏陶、想象力的激发———功能的弱化以至丧失，确实令人担忧。本书作为教科书，或许在引导学生读文学原著上可以起一个示范作用。———顺便说一点，我读本书的叙述，在感受其知性分析力量的同时，也处处感到一种或浓或淡的诗意，这才是“文学的”叙述，却是许多文学教科书所忽略的，本书在这方面，也有示范的意义。
第二，本书的“守正”特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中庸”立场，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的自觉努力。
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文学史的叙述，都会遇到一系列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地位、评价，及其背后的雅与俗、古与今、中与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认识问题。而在很长时间里，支配着我们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叙事的，都是非此即彼、非正确即错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就以文学史的叙述而言，我们曾有过等级制的历史叙述，视新文学、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为正统，而将通俗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视为非正统、非主流，甚至逆流、反动、反革命。后来拨乱反正，又反过来，视自由主义文学为“真正的文学”、“纯文学”；把现代主义等同于文学现代性；也有人鼓吹唯有通俗文学才是中国本土的文学，而新文学不过是舶来品；旧体诗才是诗，新诗不是诗；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闲适的文学才是“正宗”，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文学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文学”———等等，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28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放区的工农兵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这些年，鲁迅不断受到挑战，甚至有人扬言，要把鲁迅“拉下人坛”，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近来在批判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潮里，又出现了贬抑主要借鉴西方文学资源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苗头，好像向西方学习成了原罪，更有人尖锐批判“五四”启蒙主义传统，重提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是“殖民主义话语”。在强调文学的现实关怀时，似乎又出现了贬抑和现实保持距离的作家作品的倾向。
凡此种种都表明，对历史评价的分歧、论争，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有责任对这些问题作出我们的回应，这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
我们的回应当然应该是学术、科学、理性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要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出来，结束不是绝对肯定，就是绝对否定，在两个极端中摇摆的“钟摆现象”，回到“中点”，也可以说是回到“中庸之道”上来。这绝不是折中、调和，而是要还原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严家炎先生一贯强调的，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而且是历史的“全部事实”，而不是经过主观筛选的片断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实。所有的判断与概括，都必须经过历史事实的检验；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不但要重视有利于自己论断的事实，更要重视不利于自己原有论断的事实，从而作出某种修正。这就需要：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穷尽有关史料的功夫，二有敢于正视事实的勇气和科学态度，三有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学术能力。在我看来，以严家炎先生为首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团队，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因此，本书在处理许多文学论争，例如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争，40年代左翼和战国策派的论争时，就不再简单地作历史的判决，而是首先弄清论战双方的全部观点及其内在思想逻辑，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理解，充分揭示其内在的复杂性，又能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揭示问题的实质。再如本书对“五四”时期新文学对黑幕小说的批判的叙述，首先对“黑幕小说”出现的背景、实际创作情况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注意到新文学阵营方面批判的依据和主要观点，同时又不回避新发现的史实：最早以来批判的，是被认为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由此作出的历史描述与分析，就充分地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