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这样的复杂化的叙事，能更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本书用了大量史实，描述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最初相互对立的两派，怎样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89在论争中相互吸取、补充，最后达到了历史的“综合”。30年代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原本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这样的对立推到极端，就都出现了一种“虚骄之气”：左翼方面的“幼稚的呐喊”和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但到了40年代，在历史现实的推动下，左翼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都克服了自身的虚骄，自觉向对方吸取，而达到了良性的互动。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与综合中，才出现了艾青和冯至两个现代诗歌的高峰，以及穆旦等一批“注重综合思维”的现代主义诗的“新生代”。如本书所分析，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对“诗的现代性”的新体认的：由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简单地以“纯粹”相标榜，以“摩登”为现代，到承认对现实的关怀与承担也是诗的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都标志着对诗歌，以至整个文学现代性观念综合中的成熟的（中册第十五、十六章）。事实上，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发展，由最初的对立，到逐渐相互吸取：在通俗文学方面，出现了张恨水这样的自觉吸取新文学营养的大家（中册第十二章），而在曹禺、茅盾这样的新文学重镇的作品里，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通俗文学的因素。
第三，本书不仅“守正”，更有“出新”，而且有自觉的追求。
严先生在“后记”里，说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比较丰厚的原创性”，本书的作者“不肯走现成的捷径，依然从发掘、占有相关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吸取前人和当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勤奋地奉献出自己的诚实劳动”。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是追求学术“原创性”。所谓“出新”，不是追逐时髦，大发吸引眼球的新奇之论，那是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实事求是之心。本书提到了一味追求新鲜刺激的将“现代”时尚化的“摩登主义”，是追求现代性的现代文学容易落入的陷阱（中册第十五章）；在我看来，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陷阱。因此，严家炎先生通过本书的示范性写作，倡导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仅是对那些陈陈相因，剪刀加浆糊的模仿、变相抄袭之作的当头棒喝，而且也是对以时髦为创新的“摩登病”的一个针砭、警示。
其二，如何追求原创性？本书的经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发掘、占有相关原始材料做起”。这也是自有针对性的：因为很长时间，许多人都是以新理论包装旧材料为原创性的。
本书因史料的新发掘而达到新认识，是随处可见的。这里仅举二例。首先29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当然是最引人注目，也是严先生最为看重的陈季同及其所创作的《黄衫客传奇》的发现。陈季同文学观念中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以及他的具有鲜明现代性的作品产生于法国，并用法文写作，这都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历史的孕育时期，就有着与世界文学沟通的自觉意识。这当然只是“文学地壳变动”的“预兆”，很难说就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但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书第十五章对抗战时期诗歌中的“反抒情诗派”与“新古典主义诗潮”的发掘、梳理和概括，也具有重要的史的意义。尤其是“新古典主义诗潮”以南京高校为中心，那里曾经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重镇，其代表诗人都是黄侃、吴梅的学生，一方面和其前辈一样，重视中国本土诗歌传统，但又不局限于此，自觉吸取外来现代主义诗歌经验，追求“古典的优雅美与现代新感觉的融合”，是为“新古典主义”。这样，老一辈的新与旧、中与外的对立，到学生辈这里，就发展成新与旧、中与外的互动、融合，这本身也是显示了我们在前文所说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的。
第四，本书原定五年完成，实际用了八年。这里固然有集体写作难免发生的拖延时间的因素，但确实有“八年磨一书”的意义。这使我联想起前不久《废名集》获奖的事，那是“十年编一书”，这都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如果再联系到严家炎先生早在上一世纪60年代就参与了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80年代初，又积极主持该书的修订工作，成为副主编；而这本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唐本显然有一个承接的关系。那么，严家炎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已经“磨”了五十年。这背后所显示的学术“沉潜精神”和“韧性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联系当下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就更能显示本书的榜样意义。记得好几年前，刘纳先生在金华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发出过“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慢点”的呼吁。前者是强调坚守学术的独立自主性，后者则强调克服学术的浮躁心态，不写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扎扎实实提高学术质量和品位。
当时我就受到了震动：我也是写得太快———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作点辩解：我写得很快，但酝酿时间却都很长。当然，写得太快、太滥，也有学术体制和评价标准的原因。从另一面说，也要防止走到极端，过于追求完美而写得太少，最后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91很容易变成眼高手低。写快写慢、写多写少，或许不是问题的本质，关键在我们如何看待学术，我们的学术心态、学风，以至人生态度。
这又使我想起了读本书时的一点感触。本书第十六章谈到冯至的“庄严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以及他对文学，对社会的“承担”。因此，他就能够做到坚持“漫长岁月的默默积累和生死以之的严肃准备”，然后就会有一个“一举让什么都有了交代的完美瞬间”。其实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书的写作，同样是“漫长岁月的默默积累”，想想严家炎先生已经“严肃准备”了五十年，然后就有了这煌煌大作终于完成的这一“完美瞬间”。这书背后的庄严的生活态度、学术态度和对学术、社会的承担，是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同样庄严的思考的：关于学术的意义，关于我们的学术责任，等等。
我还由此感受到一种从研究对象中吸取资源，自身的精神得以升华的快乐。我最近曾到河南和农村的老师进行交流，其中就谈到了“老师和学生在教育中一起成长”；今天出席这本书的研讨会，也想到学术研究同样应该是研究者自身生命成长的过程：或许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研讨这本书，不能不谈到本书的主编严家炎先生。其实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想集中地谈一谈。当我读到严家炎先生在“后记”里谈到他所做的工作，除亲自撰写其中重要章节外，还负责统一修改全稿，增补二万余字，压缩一万四千余字，查对、改正了不少差错，这一切都是在年老体衰，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不只是深受感动，而且是大感震动。我想得很多。
特别想到严家炎先生对我们学科的贡献。我们前不久刚举行过樊骏先生的追思会，我也写过文章。其实我们在讲到樊骏先生时，几乎同时也想到了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彼此相知最深，而且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几乎起到相同的作用。
我的文章说樊骏先生“参与了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构建”，严家炎先生也是参与构建的不可或缺的奠基者之一。许多人都说樊骏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其实严家炎先生以他的“严上加严”的态度和作风，也同样起着学术警戒的作用：在严家炎先生面前，任何人都不敢马虎。
我还想谈谈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我们学科建设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对现代研究界影响也最大。
我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文里，谈到80年代初学科重建时，有几篇指导29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确立了学科“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乐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打开了学科发展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而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后收《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则完成了学科“历史品格”的重建。严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因此，大声疾呼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强调“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这里所说的“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风”，不仅是严家炎先生此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作风，而且也是许多学术前辈共同倡导与身体力行的，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个传统。严家炎先生正是这一传统最有力的开创者和坚守者之一。
严家炎先生第二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此文写于1988年12月，收《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我们知道，一旦进入百慕大地区，轮船会沉没，飞机也会出事；严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危险区，他称为“异元批评”，又称“跨元批评”，“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反过来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等等。严先生针对这样的认识误区，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话虽一句，却确立了严家炎先生的基本学术观点，学术立场、态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己任，以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的不同追求的作家与流派，并以多元的、变动发展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严家炎先生的这一“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文学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他自己也是这两个领域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茅盾、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293吴组缃、沙汀等的“社会剖析的现实主义”，路翎等的“体验的现实主义”的概括、命名，被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他对新感觉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他对鲁迅创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复调小说”的概括，也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里所说的小说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鲁迅研究，再加上对丁玲的研究，就构成了严家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的四大贡献。当然，严家炎先生的主要贡献，还是他五十年一贯的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对整个学科的推动。
还要特别指出的，严家炎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学术界也有过不同意见，曾经引发过一些论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七月派小说的论争。在论争中，严家炎先生都坚持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其基本立场就是要维护文学的多元并存和文学研究、批评的多元性。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严先生是态度鲜明、坚定，绝不含糊的，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的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一文（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文章不长，却有重要的意义。严先生认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
新儒学、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读。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我们赞美‘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颠覆”，表现了严先生的开阔心态，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评的；“只怕误读”，是他一贯的从事实出发的态度，对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批评，是要论争、辩驳的，其所依据的，依然是事实。因此，严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则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所应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的基本立场，维护和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这样就可以使学科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在我看来，29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严家炎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既坚守，又开放”的原则，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应该说，严家炎先生的三大学术思想：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在他主编的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是得到认真的贯彻和体现的。这构成了本书内在的学术思想与精神，是其底气所在。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又想起了严家炎先生的一个评价，他说，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发展路子比较正，学风也比较正。这大概是包括我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学科、学界总有一种依恋心态的原因所在吧。这样的学术正气，是由学科开创者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唐、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陈瘦竹、钱谷融———诸位先生奠定的，又经过以严家炎、樊骏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培植与坚守，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现在，我们在本书的主要撰稿者，事实上已经是本学科的骨干和带头人的中年学人这里，又看到了这样的学术“正路”、学术“正气”的新的坚守、继承与发展，这是我读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感动和满足之处，我从中看到了学科发展的希望。因此，也要向本书的主编和所有的撰稿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2011年5月22—26日读书，27日写提纲，28日讲，29—30日整理成文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