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放弃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这一出发点，我们事实上就是以另一个标准来引领我们的再审视。这就不能不提到80年代最为流行的“走向世界”的文学思潮，而正像我自己在有关反省里所说的那样，当时我们理解的“世界”就是西方世界，并且完全忽视了丸山先生当时就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世界性”。因此，正如丸山先生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当时对现代文学中的非主流文学的发掘与阐释，“只是在中国文学中寻找与外国文学的流派相当的部分”。也正如丸山先生所说，“这种研究还是不能够抓住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规律，只不过是与外国之说相契合，去套用实际上并非各国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学规律’”。丸山先生含蓄地指出：“这样观察中国文学实在是一种皮相的做法。”这实际上是研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丧失，这一问题我们今天才开始反省，距离丸山先生提出忠告的1989年，已是十多年之后。
4．丸山先生还敏锐地抓住了80年代中国现实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思潮。而丸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思想文化学术思潮面前，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什么事？———问题提出本身，就显示了丸山先生的高瞻远瞩，却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未曾觉悟到的。
丸山先生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他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有许多公开或私下的激烈而不免是情绪化的批判，但“有关其弱点的有说服力的批判与分析似乎尚未出现”，“虽然有对于‘文革’时期被过分夸张因而形象受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有对于和‘百家争鸣’的政策相违背的事实的批判，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却几乎没有人进行批判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66。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11思的工作”。
这又是抓住了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道德的义愤是不能代替科学的批判的；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中的失误，进行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进行认真的辨析和清理，依据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自身进行检验、检讨与反思，这本来都是严肃的学者、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但正如丸山先生所说，80年代的中国学者（也包括我在内）却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而去关心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接受这些东西，而扩大旧有的研究方法的内涵，从而一点一点使其发生变化”，事实上放弃了科学批判的职责。尽管如丸山先生所说，这里有政治环境不允许，不得不悬置的苦衷，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严重失职，却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而其后果更是严重。丸山先生一再说，没有了这样的批判性的工作，就不可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不可能“增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或许更严重的后果是，科学批判的缺失，就不可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造成历史失误的理念与体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历史的延续与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在未能完成科学批判这一历史使命上，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还是欠了债的。
8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应该大胆地剔除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多少含有要“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的意思。丸山先生表示，他虽无意反对，但他觉得其中或许会隐含着某些问题：“当发生新的情况、产生新的问题时，如果囿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定见与之对应，不仅会导致重大的理论、思想上的迟滞，而且其结果也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反而会损害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因此，在他看来，“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大胆地进行理论上的再探讨实在是当务之急”。这里明确提出的根据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就与当时在中国思想学术界还有着重大影响的教条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掀起了一股根本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67、368。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60。
思潮，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人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前人的选择，一些对历史缺乏了解的年轻人也不能理解这种选择，这自然引起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先生的警惕与忧虑。他向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怀疑论、否定论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从内心驱动着他们？果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呢？再则，如果说人活着不光是为了面包，而是有所需要，那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逆向思考，这样的追问与反问，是有力的。它坚持的正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前人的历史选择，一定要有“理解的同情”。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理想、信念，牺牲精神的坚守。历史虚无主义的背后，是价值伦理的虚无。
拒绝、反抗“历史终结论”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丸山先生写于新世纪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和他最新提供的报告《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这里还要作一点更进一步的讨论。
如丸山先生所说，当20世纪结束，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面对的现实是空前的严峻：“二十世纪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其大部分又崩坏、瓦解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而且有的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来就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引发人的力量的社会。”于是有人宣布，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人类找到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形态”，而“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这就是所谓“历史终结《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页285。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13论”。它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都是相当有市场的。
与此同时，则是虚无主义的弥漫：“（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往往有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到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想’、‘理论’的情况下开始的”。
这是一个世纪难题。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选择的艰难。
而丸山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与反抗。
而且他引述了鲁迅的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吗？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
这是具有震撼力的。
这不仅是显示了信念、信仰的坚定，而且是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精神与态度。
丸山先生说：“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组’与‘败北组’那样的社会）绝不是和不能是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浅薄。”———这样，他就坚持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彻底的科学批判精神，这背后是对人类智慧、人性的信赖，对人类理想的坚守。
丸山先生说：“我看看世界之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时，还不能相信现在的情况就是人类找到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形态”———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将现实、现状绝对化、终结化：他任何时候都对绝对主义的历史观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化现状的实质，就是对现存世界秩序及其维护者、统治者（他们被戴上了“绝对者”的王冠）的屈从。
丸山先生说：“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要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显示其本性”，如果根据一时的成功、胜利，作出永远的终结性的历史结论，那是危险的。———这样，他也就从根本上拒绝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
正因为丸山先生始终坚持了科学的态度，就没有因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走向对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失误的着意遮蔽：这本是一个极容易落入的陷阱。可以说，丸山先生十分小心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间的关系，既将二者作了必要的区分，又并不回避其间的复杂关系，做31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到了在坚持中批判，在批判中坚持。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具有示范和启示意义。
考察丸山先生新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和日本，而有一个世界的眼光，或者用刚才赵京华先生的发言中的说法，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倾向”；这显然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大背景有关。而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丸山先生重新发现和突现了鲁迅的意义，一再提出“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命题，反复强调：“二十一世纪刚过了二十分之一，曾经发表了胜利宣言的资本主义开始暴露其弱点，人类面前出现了没有经验的复杂的问题群，在这样的时候，鲁迅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消化和吸收的、非常宝贵的遗产”，“在人们好像对一切思想、理论失掉了信仰似的现在，鲁迅在常觉得‘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情况下，‘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反抗’的足迹，使我们感到它们带有新的分量、新的内容”。这些论述都是高屋建瓴，极具冲击力的。至少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的挑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必须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和观照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研究。我们研究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及鲁迅的遗产，都必须放到“二十世纪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思考：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背后都有一个以追求社会平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而晚年的鲁迅更是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成为“科学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丸山先生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就已经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收入这本论文集中的《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在我看来，都具有典范的意义。
以上本节引文均见《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和《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二文。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15（四）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和方法论以上，可以说是对丸山先生的研究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并着重于他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同时期的研究的冲击和启示。在纵向研究之后，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横向的综合讨论。但这篇读后心得已经拖得太长，只能就其中我所感觉到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理解的同情”和“科学的批判”
丸山先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他因此提出：要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丸山先生是最善于在纷繁的问题中抓住要害的；这又是他所把握的一个关节点，而且是关系全局，具有战略性的。
首先是敢于正视“实际历史重负”，这也是丸山一再强调的，对中国“历史之重”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充分的认识。丸山先生认为，在考察中国问题时，必须面对中国两个基本国情，一是“中国是一个历史长达三千年的大帝国，拥有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那种厚重，是俄罗斯、欧洲以及日本都无可比拟的”，要在如此巨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寻找并站稳新的立足点，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用非常的努力，以至于“拼命”，是做不到的；另一是中国承载着“七亿人口”，“这在一方面造成的困难，只要想想义务教育的人数就能明白”，“不要说消除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文化差距，就是缩小，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丸山先生说，这都是“其他旧殖民地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当然，更是前殖民国家、今天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在丸山看来，由此而造成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双重性格或不均等性”，而且“这种双重《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页285。
《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页179。
性、不均等性不仅反映在文学、艺术，它存在于都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大工业与小工业等一切领域，是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丸山是1972年说这一番话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也依然为这些“不均等性”所困扰。
重要的是，丸山由此而强调，正是因为“直面的问题的困难和沉重”，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试验，包括文化建设、文学艺术的发展，就不能不“步履蹒跚”，甚至可以称作“恶战苦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种种犹豫，反复，矛盾，争论，失误，曲折……都是应该给予“理解的同情”，并加以具体、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居高临下的，不能深入其内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谴责、审判，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至于轻浮的“嘲笑和嫌恶”更是不可取的。科学分析是要花大力气，要有“承担”的；谴责和嘲笑毫不费力，毫无承担，却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空前曲折中的严重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且有的还在现实生活中延续。这些失误和后果本身，就构成了今天人们所必须面对的“实际历史重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丸山先生所强调的对“实际历史重负”的“承担”，就包括了对历史和实际生活中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中的失误的正视和批判责任。
在丸山所提出的“能够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里，对历史当事人的选择的“同情的理解”和对历史失误的“正视和批判”，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