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说在丸山先生阐释体系里，鲁迅的“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而“革命家鲁迅”的核心、要义就是对革命政党的“忠诚”，而在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1960年的中《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页30、29、39、37。
国，更是将“革命家鲁迅”解释为“党的小兵”，到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更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的小兵”。
如前所说，“革命家”的鲁迅是与“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对举而言的，或者说它是外在于“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因而它的实际含义只能是“革命政治实践家”鲁迅，而在毛泽东的体系里，“党性”又是政治的最高体现，这样，“革命家鲁迅”实际上就是“党的鲁迅”，196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塑造鲁迅的。而这样的“革命家鲁迅”、“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三元分离结构，正是“革命人鲁迅”所格格不入的：其所要强调的，正是革命、政治、思想、文学在鲁迅精神结构里的一体性，而“政治实践家”的鲁迅更是强加于鲁迅的。
质疑绝对主义历史观
丸山先生的《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1968）、《“革命文学论战”
中的鲁迅》（1972）、《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学政策》（1972）、《关于“国防文学论战”》（1974）、《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1975）、《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1975），都写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们的针对性更为明确：对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提出质疑，实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依据的质疑。
这里不准备对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进行梳理；我感兴趣的是，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丸山先生说：“对于‘文革’，我最大的怀疑之一，就是它偏于将历史当成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路线克服一个个错误路线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是抓住了中国的“文革”意识形态和历史叙述的要害的。
丸山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其严重后果：“导致对历史中产生的各种课题的重要性和伴随这些课题的探索失误的意义几近于无视，并把被今天的视点认作负面历史的因素全部当成‘异端’”，更深刻地揭示了其背后的历史观，即《关于“国防文学论战”》，《鲁迅·革命·历史》，页140。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5认定存在着一个类似绝对真理的绝对正确的绝对物（理念，路线，政党，领袖等等），将其视为正统，历史就是其不断战胜异端的自我实现过程，由此而形成的是“正确”与“错误”、“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的斗争模式，以及先定的“正确必然战胜错误，正统必然战胜异端”的“铁的规律”。在这样的所谓“历史必然性”面前，个人除了绝对臣服之外，是别无选择的，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仅历史的当事者是如此，作为事后的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如此：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阐释和证明这样的“历史必然性”、“铁的规律”，以为现实存在的绝对物（理念，路线，政党，领袖）提供历史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将其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评价和裁剪历史。
当丸山先生抓住了这样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观之后，他就同时揭开了中国大陆现代历史叙述和评价中反复出现的“逆转”现象的秘密。他指出，发生在1930年代的“国防文学论战”，在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论战的周扬一方，被视为绝对正确；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扬们就被加上“颠倒历史”的罪名，而要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评价的“逆转”，其实乃是“同一论理的两面，只是同样的论理出现变形，以扩大的形式发生作用”：都是认定一个历史的绝对物，“只不过是以‘始终正确的毛泽东路线’取代了反右斗争时的‘始终正确的党’，而作为鲁迅‘正确性’的证明，则不断重复鲁迅对毛泽东的信赖以及毛泽东路线与鲁迅的统一性”，鲁迅的“正确”不过是毛泽东路线的“绝对正确性”的证明。
丸山先生还发现了这样的历史观所形成的历史逻辑对历史当事人和研究者的“心理强制力”：“这一逻辑开始自我运动时，就强调自己要贯穿历史全过程，甚至在所有问题的细节贯彻自己的性质，于是便转化成一种心理强制力：当这种逻辑看不到时，即表明当事者观点的错误或党性不足”，从而对其独立思考“几乎起着束缚的作用”。丸山先生以为这是最大的“组织恶”，并且指出这“不是‘组织’特有的现象”。这样的所谓“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独立的学术研究，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丸山先生也抓住了《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页181。
《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页180、181。
丸山在中国“文革”时期的研究，所提出的另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关系”。他这样概括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绝，而且他的接受方式也没有陷入浅薄的折中主义，而是成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他特意强调，“就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原来就不是‘作为权威’出现的”，并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给知识分子们带来的不同意义、产生这些差异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状况以及其体现的意义是使我们最终充分领会‘鲁迅精神’的最好捷径。”———这三十多年前提出的研究思路，在今天依然具有吸引力，足见丸山研究的超前性。
丸山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们不仅要研究鲁迅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鲁迅，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框架和宏大来容纳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的问题？”这样，他对发生在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在丸山看来，这是“从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想法出发从事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鲁迅”，和“在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思想和文学中成长的青年们”之间，所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合作，有时甚至还有摩擦和冲突”。而无论是鲁迅，还是马克思主义自身，都从中获得了许多东西；丸山认为，这“大概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精神财富。———可惜，对这样的精神财富的总结，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我们不难注意到，丸山先生在观察与论述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始终怀有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的‘科学’和‘世界观’”，绝对“权威”，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自身绝对化的倾向的警惕。据丸山说，这种倾向不仅中国有，也同样存在于日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丸山在透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界的绝对主义历史观时，也在紧张地反省日本自己。
我们强调这里存在着一种紧张，是因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丸山看来，这是关系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命运的。因此，在经过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鲁迅·革命·历史》，页44、45、69。
《“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鲁迅·革命·历史》，页48。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7丸山先生在新世纪初所写的文章里（我们在下文还要详尽讨论），就更加明确地谈到了这样的绝对主义的危害。他回忆说：“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意味着把它看成最完整、崇高的真理，而且承认体现这真理的是共产党这个组织，还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就是苏联，苏联的方向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示的方向等等”，于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苏联，都成了体现了绝对真理的绝对物。在丸山看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有它的“理由”（如他指出，“在当时的日本，批判天皇制的思想，可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站在反体制立场的人的思想往往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近于‘皈依’的心理，是几乎不可免的”），但不能回避的是其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伤害。如丸山在最近的一篇演说里所说，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进步性、科学性、体系性”和绝对纯洁性，因而将“自由”这类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简单地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并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现象提出的新见解一律视为“异端”，这就堵塞了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更新之路，思想“僵化”而导致了自身的危机，并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丸山先生在1972年首次提出，又于三十多年以后的2005年，重新提出“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提醒我们注意：在鲁迅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里，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消化、吸收的“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警惕反历史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学术独立自主性的丧失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当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以及整个学术研究，开始了对历史的所谓“再评价、再检讨”时，丸山先生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鲁迅的“第三种人”观》（198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1988），在我看来，是对中国同行提出了清醒而及时的提醒。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学术会议报告稿）。
参看《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
1．“在检讨过去的时候，往往在无意之中，预先设定出应有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然后再用这个尺度去议论过去的‘错误’和‘弱点’，而未充分论证这些‘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是否‘真能存在’。”
———这一提醒里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对历史的反思应从历史的真实“存在”出发，还是从预先设定的“正确理论”出发？这涉及的正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看作是“历史性的存在”，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其次，先定的所谓“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其实就是一个绝对存在物，以此作为评价历史的尺度，其所坚持的就依然是“文革”时期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观，这就是说，被批判者的历史观和历史逻辑依然在支配着批判者的批判。
其三，人们在破除了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迷信之后，却又陷入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框框的新的束缚中。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学者总是不能摆脱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的依附，保持必要的距离，对历史与现实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就必然失去了发现和发展思想理论的独立创造的契机。———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被丸山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2．针对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盛行一时的“根据后来的变化结果来‘倒推’对当时情况的判断”的研究方法，丸山先生提醒人们注意：“鲁迅是为了1930年代的‘现在’而活着的，他不可能为1950年代以后，或者是1980年代的我们思考问题”，因此，绝不能“要求1930年代的鲁迅预知1930年代描绘的未来像并未在日后的历史中得到实现、具有经历马克思主义此后的一系列曲折才能达到的见识，更具体地说，就是要他那时就具备经历斯大林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才可能达到的见识”。
还有所谓“如果历史的发展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式的假设：“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视为必然而加以接受。我也无意否定讨论过去各种时刻里其他有实现可能的选项这一工作的意义。只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可能性是否不单理论上成立，而且还具备现实性？这些可能性即便有现实性，但实际中却作出了其他的选择，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又是什么？凡此种种，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话，那议论就将流于无意义的结果。我想所谓历史学没有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9‘如果’，就是这个道理。”
“为‘现在’活着”，这本是鲁迅的著名命题，也是理解鲁迅的关键；而丸山将其引申到鲁迅研究中，就是提醒我们：历史研究必须有历史感，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当时”（即历史中的“现在”）情境、语境中作历史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现在”与历史研究者的“现在”的关系。这是存在着两重不同方向的运动的：历史当事人的行为是“从因到果”的正向运动，因此，在历史中的“现在”，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是不可能预知“以后”的发展的结果的。而历史研究则是一个“由果到因”的逆向运动，研究者正是面对“结果”而追溯“原因”。
这就需要警惕“事后诸葛亮”，以历史人物不可预知的结果来苛责前人，或以今天的认识来要求前人，更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认识与愿望来“假设”历史的发展。
3．在人们忙于质疑现代文学的“主流”，发掘“非主流”文学的资源时，丸山先生在充分肯定这样的努力的价值的同时，又提醒中国同行：万不可因此而忽略或模糊，以至放弃中国现代文学自己的“独特之处”。他引用几位日本思想和文学前辈的意见，指出：文学和中国现实的密切联系，文学成为“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处的现实‘苦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中国与中国的文学家所处的严酷环境，赋予了中国文学这样的特色”，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其中就“蕴涵着纠正日本文学弱点的力量”。
这样，丸山先生就敏锐地抓住了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反思“主流文学”、发掘“非主流文学”时的两大致命问题。
首先，我们的再审视，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抓住主流文学的真正弱点，也不可能揭示非主流文学的真正价值。我们看不清主流文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强调，而在于它把自己和现实结合的方式绝对化，唯一化，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绝对主义思维逻辑在文学《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页296、298、297、285。
在鲁迅的《杂感》里说过：“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见《鲁迅全集》第3卷，页52。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64、365。
领域里的表现。非主流文学的价值，也并不在于它脱离了现实，恰恰相反，它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和中国现实结合的，而正是这样的“自己的方式”，对主流文学形成互补与制约，提供了文学和现实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实的结合，呈现出一种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这也是其真正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