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西方近代体育
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编练新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最早废弃弓刀乌铳，改用洋枪洋炮，聘请洋人军官充任洋操教官。1879年后，李鸿章军中一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充任教官。洋务派编练的新军，如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自强新军”早期以练英式兵操为主，1894年甲午战争后，多采用德式兵操。到19世纪末，清军大都以练洋操为主。由此可见，正是洋务派的新军操练，使西方兵操得以系统地传入中国。
洋务运动中先后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学堂。这些学堂多仿照外国同类学校设置课程，并请洋人担任教习，一般都设体操课。王恩溥回忆他从1894年起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五年半学习经历时说：“作为校内正式体育课程的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我们那时所学的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1898年）就改为英国操了”。
为了培养军事工业人才及军官，洋务派选送一些青少年赴英、法、德、美、日等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带回了一些西方近代体育，如赴美国的詹天佑等留学生带回了棒球等项目。
从上述可见，中国有组织地接受西方近代体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这对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和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近代体育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并未顾及它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真正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思想，是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由维新派人士进行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谭嗣同。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提出对学生要进行“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观点。认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因此，他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代表作《大同书》里，根据少年儿童身心特点，提出了各年龄阶段身体发展的要求。对婴儿要注意“嬉戏安息如何而合儿神，务令得宜以壮儿体”。对“小学生，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对中学生，由于“身体尚弱”，故仍需“养体”。对大学生，仍应“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这些主张在他早年在广州所办的“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改良主义者。他宣传为了强国，要尚武，在培养“新民”的教育中，体育不可缺少。他仿照日本，按学龄段对学生施以包括身体在内的教育，提出师范学校及女学中要有体操课。1897年他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对学生提出了重体育锻炼的要求。
严复（1853-1921年）福建侯官人。近代着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在名着《原强》中，他指出一国富强之效，以民之体强为基础，提出练体力是教人的三纲之一及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的“征验”。他还根据西方进化论及自然科学知识，主张培先天、养后天，运动强身。在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较重视体育。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是改良派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抨击封建文化教育，一方面竭力提倡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在他写的《仁学》中，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观点，宣传“动”，反对“静”，加深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
维新派从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上宣传体育，为以后学校体育的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同时，维新派的尚武强国论也成了军国民思想的先声。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自投身革命活动以来，一贯重视体育的积极作用。他认识到体育问题是关系到国力强弱和民族盛衰的大问题。主张“强民自卫”，强调“处在竞争剧烈的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能生存”，“今之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夫将欲图国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他十分重视在革命队伍中提倡体育，使体育与军事相结合，运用体育训练来提高军事能力。他很重视武术的作用，并大力提倡武术，曾为精武体育会作了“尚武精神”的题词，还曾说：“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在短兵相接之时，技击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
蔡元培（1868-1940年），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着名教育家。他比较系统地研究并介绍了西方全面发展教育学说和体育思想。他积极提倡尚武精神，认为体育就是“军国民教育”。因此，1901年，他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开设了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课。1902年，同章炳麟等人创立中国教育会，组织学生练习军操，进行军事训练，并亲自参加。他认为中国古代六艺的射、御和希腊的体操都属“军国民教育”。“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他在教育实践中也很重视体育的作用，“注重学习与体操的调节，即在学习中间，插入体操，借以恢复疲劳”。此外，黄兴、徐锡麟、秋瑾等人结合革命活动也提倡近代体育，推行军国民教育。
早期教会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
随着外国传教活动的扩展，从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叶起，中国出现了一批大、中、小学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一般没有体育课，但以课外活动的方式开展近代体育运动。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起，香港、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教会学校开始早期足球活动。1890年5月，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了以田径项目为主的运动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田径比赛；不久，棒球、网球和足球也列入运动会。1895年前后，北京汇文书院和协和书院开展起棒球、墙球、网球等运动。1896年前后，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人的篮球运动在北京、天津一些教会学校开展起来。1898年开始，山东烟台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举行以各种游戏性赛跑顶目为主的田径运动会。1902年起，上海圣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举行一年一度的足球对抗赛。这两个学校同中西书院和苏州的东吴大学于1904年组成大学体育联合会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四校运动会，比赛内容全部为田径项目。北京汇文书院同河北通州协和书院等校际田径赛也于1905前后开展起来，两个学校还于1907年举行了校际棒球比赛。
早期教会学校体育最先举行各个项目的比赛最为引人瞩目，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对中国体育的重要作用。
基督教青年会与体育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到1912年全国已经有25个城市建立了青年会，全国学校青年会达105处。青年会为适应青年特点，对体育十分重视，为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中国做了不少工作。
青年会往往通过组织一些聚会，由西方青年会人士传习近代西方体育，例如，先后担任天津青年会干事的来会理、罗伯逊和上海青年会干事的麦克乐等人发表演说，宣传西方体育的意义、作用。此外，还带来一些体育项目，如来会理于1895年9月来天津时，带来了篮球运动，1896年天津青年会在举办篮球比赛时张贴中英文海报进行宣传；1906年上海青年会聘请埃克斯纳传授排球运动。
尽管早期的教会学校也开展了一些竞赛活动，但说到正规的比赛，尤其是大型的运动会则是由青年会发起和组织的，如埃克斯纳发动和指导了旧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广州青年会干事图斯里会同苹律宾及日本青年会有关人士发起了远东运动会。
因为中国没有开展西方体育的设施，所以，早期青年会为了开展体育活动，就要搞这方面建设，如天津和上海青年会就建有运动场和健身房、游戏室、弹子房、墙手球房等。另外，还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培训人才，如上海青年会于1906年建成新会所后，由于体育设施较完善，因此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各地青年会不断派人来学习。1908年成立体育部，埃克斯纳举办体育干事训练班，有墙手球、篮球、排球、笼球等教学内容，开了办班培养人才的先例。
新教育制度和学校体育的确立
新教育制度的确定和学校体育的初步实施
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建立新教育的主张；到了19世纪末，传统的封建教育已难以实行，变法维新期间，维新派曾明令废八股，筹备各级学堂；甲午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也创办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普通公立学校；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开展进行包括教育在内的一些改革。
清政府建立新教育制度始于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它把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共三级13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一级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共三级11-12年。同上述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种。
“癸卯学制”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科目，小学堂每周3学时，中学堂每周2学时，大学堂除个别学科外均为3学时，初级师范学堂每周2学时，优级师范学堂每周3学时。还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旨、体操科目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定。
蒙养院：“保育教养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随意游戏者使幼儿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诸种之运动，且使合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习”。
初等小学堂：“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体操“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矫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之习；并当导以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
高等小学堂：体操“其要义在使身体备部均齐发育，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宣以兵式体操为主”。
中学堂：“体操宜讲实用；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并可视地方之情形，若系水乡，应使练习水泳。在中学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
对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也作了相应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