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篆书在西汉时期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还没有兴起，因此留存到今天的大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着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彩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着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汉代篆书另一座丰富的宝库——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
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9-前73年）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公元14年）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隶书主要的墨迹是简牍和帛书。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隶书到东汉末年，因为太强调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秦、汉时期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的草书开始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东汉时期章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毫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着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着名，崔瑗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着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世人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尽管有的汉代书法家的名字不太出，但可以看到他们的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纪伯允书《武斑碑》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
书体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着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着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隶书在三国时期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到西晋时期，仍是。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着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名》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正始时(公元240-249年)所立的《三体石经》，每字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着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
《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
在西晋时期立碑是不允许的，因此流传丰碑巨碣就少，着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工整的隶书。《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
因为西晋不允许立碑，所以墓志因此逐渐兴起，与南北朝的墓志不同的是：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着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三国、两晋时期能够留存到现在的墨迹一般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虽然纸质疲敝，字有伤缺，但仍能看见用笔的挺健和朴拙的风格。西晋着名的写本有新疆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最晚为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魏晋时期着名的书法家有卫岘、钟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索靖、卫恒、陆机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钟繇有《荐季直表》《贺捷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宣示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丛帖中。皇象有《急就章》，流传有松江刻本和其他刻本。索靖的《月仪帖》《载妖帖》《七月帖》等。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都收有魏晋书法家的作品。
十六国时期留存到现在的碑刻不太多，前秦有《邓大尉祠碑》，北凉有《沮渠安固造像碑》《佛说十二因缘经幢》，后秦有《辽东太守吕宪墓表》等。除《邓大尉祠碑》为隶书外，其余都是隶楷过渡时期的楷书。《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后被盗运到德国柏林。沮渠氏是匈奴后裔，汉末定居甘肃西北，称为甘水胡。此碑字和十六国时写经相似，用笔带有隶意，是隶楷递变时期的书体。
十六国时期写经有年号可考证的：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的《譬喻经第三十出地狱品》、西凉建初七年(公元411年)的《妙法莲花经》、北凉永平七年(公元449年)的《持世经题记》、承平十五年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等。前秦写经带有西晋写本的痕迹，其横画起笔用尖锋，收笔重按，捺笔滞重。北凉写经书法已有明显的变化，起笔已有顿挫，收笔出现回锋，书风趋向清隽庄茂，已无前秦那种朴拙的气味。前凉《李柏文书》是唯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在新疆出土，共有三纸，似修改时的3次手稿。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因此，文书的出土，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东晋碑刻传世的不多见，有《爨宝子碑》、《枳杨阳神道阙》、《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数种。《爨宝子碑》是着名的晋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碑字大小错落，笔画多为方笔写成，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风格朴厚古茂。《好大王碑》字形方正，笔画平直，书体间杂篆法。《司马芳残碑》笔画结体奇正相生，有的笔法虽带隶意，但已是浓重的楷书特点。东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等。这些墓志的书法，有的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有的镌刻比较随意草率，也有的是隶书。
流传到现在的墨迹大部分是勾摹本和临摹本，而书迹比较多的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王方庆家藏王氏一门书迹勾摹的《万岁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荟的《疖肿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羲之墨迹的勾摹本还有：《寒切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上虞帖》、《都下帖》、《七月帖》、《大道帖》、《游目帖》、《行穰帖》、《此事帖》、《兰亭序》等。王献之的墨迹及其勾摹本有：《鸭头丸帖》、《地黄汤帖》、《中秋帖》等。东晋书法家墨迹流传至今比较可靠的有晋人书《曹娥诔辞卷》，藏辽宁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款和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款《法句经》。东晋书法最盛，书法家亦比较多，当时门阀大家都以书法世代相传，如庾、郗、王、谢等大家，父子祖孙以书法着名不在少数。其中如王导、王洽、王荟、王徽之、庾亮、庾怿、庾翼、郗鉴、郗昙、谢尚、谢安、恒玄、杨羲等，都是着名书法家。其中有些书法家的作品有刻帖流传。
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南朝着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齐《刘觊买地券》、《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天监石井栏题记》、《太祖文皇帝神道阙》，陈《新罗真兴王定界残碑》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最为着名。《爨龙颜碑》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瘗鹤铭》刻在江苏省镇江市焦山崖壁上，后堕入江中，因刻在摩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圆处圆转流利，方处不显得呆滞，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南朝墓志主要有：宋《刘怀民墓志》，齐《吕超墓志》、《刘岱墓志》，梁《桂阳王萧融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永阳昭王萧敷墓志》、《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陈《前锋将军卫和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刘宋墓志比较方正，《刘怀民墓志》与《爨龙颜碑》接近。齐和梁婉转秀丽，《刘岱墓志》、《永阳昭王萧敷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在秀丽中又有一种静穆典雅、疏放妍妙的风格，可代表南朝书风的转变。
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书法家，墨迹流传至今的有：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得柏酒帖》、《尊体安和帖》、《郭桂阳帖》，王志《一日无申帖》等，都收在唐摹本《万岁通天帖》中。
南朝时期写经留存的一般为齐梁间经生所写，如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佛说欢喜普贤经》，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华严经卷》、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都是端庄流丽的楷书，其结体、用笔和晋写经有明显不同，结体茂密，笔法妍美，姿致顿挫，其秀劲笔法、严整结体，已开隋、唐写经的先河。
南朝时期着名书法家有羊欣、孔琳、萧思话、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
北朝是当时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政权，其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彩，北魏初期书法方劲古拙，仍保留部分隶书笔画，如《太武帝东巡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都属于风格雄强一类。《中岳嵩高灵庙碑》雄强而奇古，笔画方棱，结构富于变化，此碑碑阴书法峻整，为近代书法家所重视。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汉化达到高潮，书风也随着起了变化。北魏搜罗各地文学、艺术之士，集中洛阳，洛阳一时成为北方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