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此次来沪，两场音乐会中体现出的“德式”演奏风范，果然值得细细咀嚼，并令人久久难忘。尽管第一场（2012年10月30日）的演奏状态明显不如第二场（10月31日），但乐团具有内敛、圆润的鲜明古典“德式”音响风格（这与该乐团在舞台上的独特“布阵”有关——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分列指挥两边，其后的大提琴和中提琴相对面向观众，由此突出和强调中低音区与内声部），而指挥家蒂勒曼则再度证明，他是当今乐坛无可争辩的德国“中生代”指挥第一人。
这位有“大熊”昵称的指挥家，掌控乐队和塑造音乐的能力已臻佳境，尤其是需要细密编织和节奏伸缩的时候——如第二场中的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爱之死”，以及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在我听来，这是整个演出中最为精彩的两个亮点（《黎恩济》和《唐豪瑟》两个外向型的序曲同样表现上乘）。瓦格纳的这首前奏曲和“爱之死”，就音乐的横向流动而言，要义全在于“主导动机”在各个乐器组之间似“蛇”一般的缓慢穿梭和线形交接；而就整体的造型而论，那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缓步推进和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营造则是瓦氏音乐的精髓，由此，神秘爱欲的无法抗拒和不能自已才能通过音乐的方式得以存在。当晚，我们真切领受了奇妙的体验。开始，乐声在无限的寂静深处悄然降临，似一丝纱线，但从未中断；音乐行进中，由于织体的极度柔软和节奏脉动的暂时消退，听众一度几近产生“失重”和“晕眩”的幻觉；而在高潮处，血脉贲张的亢奋和随之而来的阻碍终止的郁闷（“爱之死”中则升华为清亮欢欣的主和弦解决）似乎与我们的身心节律全然一致。由于声部传递的“无缝连接”，瓦氏音乐的一个突出优点被凸显出来，即音乐组织的有机性——音乐的肌体好像有机生物一般，后一句从前一句自然生长出来，不可思议，但又极其妥帖。
勃氏“第一”是大家烂熟于心的“大路货”。正因如此，如何演奏出“新意”就成了严峻的考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演奏别开生面而又忠于作曲家的示范，让人兴奋甚至激动。这部被誉为“贝多芬第十”的伟大交响曲，在当晚不仅重现了它的恢宏和雄浑，而且又平添了几许别样的温润、深邃和老成。文字无法复述和复制音乐的现场“活体”，笔者在此仅仅谈论一个特别而珍贵的音乐现象：蒂勒曼和他麾下乐队的“节奏弹性”。所谓特别，是因为这种让近百人的乐队在音乐行进中具有张弛有度、进退有据的速率调控，那是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之后就很难听到的特殊艺术；而所谓珍贵，则是因为正由于这种特别的节奏弹性，才能增进和加强音乐的“活态”生命感，使其更加具有人性的“体温”。我们欣喜地听到，蒂勒曼复活了富特文格勒的伟大精神，尽管两人的外在手势和身体姿态全然不同。通过拉宽或缩紧而灵活改变音乐步伐速率并赋予音乐以鲜活感和生动性，蒂勒曼手下的勃氏音乐，其复杂的思维、丰富的内声部运行和微妙的节奏呼吸均得以充分展现。
尽管乐队因技术能力不够而有微小瑕疵（主要是个别铜管的控制欠佳），但蒂勒曼的审美要求和艺术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他完全理解作曲家的用心所在，并通过自己的手势对音乐进行魔法师般的“拿捏”。顺便提一句，他全部背谱，而且给出的拍点和表情暗示总是提前一点——说明他是“胸有成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虽说这两场音乐会并没有达至无可挑剔的境界（例如第一场中的布鲁克纳“第七”因状态不佳而乏善可陈，又如某些气口的起音和收束尚有“毛刺”），但蒂勒曼及他麾下的乐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突出优势和鲜明特点，这在艺术上比四平八稳但没有理想的所谓“完美”具有更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