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音乐这门艺术的发达就和都市的繁华结下不解之缘。究其缘由，个中原委也不难推测。作为表演性艺术，音乐需要舞台的支撑和“人气”的烘托，而提供华美舞台与旺盛“人气”的最佳“平台”，莫过于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都市人群。都市中众多的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的人口构成，可能是维持都市音乐生活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艺术音乐的生态机制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中的“教会”和“宫廷”两大支柱体系逐渐衰落之后，它在社会中的生存基本上就依靠所谓的“音乐会体制”。明眼人看得出，音乐会体制的正常运作依赖于深厚的音乐传统和基础。在这方面，人口高度聚集的大都市占有当然的优势——高质量的音乐厅硬件设施、高度专业化的音乐表演团体、高水平的音乐会节目配置、高素质的音乐听众群体，以及所有上述方面的数量储备，的确非大都市莫属。
平心而论，澳门这座小城在上述方面几乎无一占优。占地仅二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区区四十多万人口，经济以“博彩赌业”闻名，文化艺术方面除却具有葡（萄牙）国色彩的西洋建筑，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乏善可陈。因而，笔者在应邀参加2003年度澳门第十七届国际音乐节时，原本期望不高。虽也听说过澳门的国际音乐节，但仅限于圈内熟人的口头传闻，对该音乐节并无更深的了解，毕竟澳门从体制上与内地不同，相互间的文化信息沟通不够畅通。另一方面，笔者作为学院里一介书生，平日更多在教室和书斋里埋首书谱，也难免孤陋寡闻。
此次赴澳门，原是奔谭盾的“合唱剧”《复活之旅》的中国首演（作为本届音乐节的“压轴”）而来。笔者受邀撰写该剧的中文节目单，顺便提前到达，有幸观赏到这届音乐节的最后八场演出。虽说这只是音乐节十九套节目（二十二场演出）中的后一半，但曲目的性质和安排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总揽这一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节目编排，可以看出，主办方可谓用心良苦、运思有方——整个音乐节的演出，从份量和性质上呈两头重、中间轻的“曲线造型”。莫扎特的晚期歌剧杰作《魔笛》是本次音乐节的“开唱大戏”（国际合作），随后紧接贝多芬第二、第三交响曲专场（由新近成立的澳门乐团担当），再后是偏于古典严肃趣味的意大利巴罗克室内乐专场和德沃夏克《安魂曲》（国际合作），以及偏于通俗口味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和罗马尼亚大提琴四重奏。在上述第一轮“重头戏”之后，是音乐节的“轻松中段”——包括兼具民间色彩和流行情调的葡国歌手米诗亚演唱会，以流行乐器演绎古典音乐的美国新世纪萨克斯管四重奏，捷裔美籍人马斯季克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奥地利埃德尔曼兄弟的男中音二重唱艺术歌曲专场，以及别具特色的中国协奏曲专场（瞿小松、刘文金和周龙各一首协奏曲，另加著名的《梁祝》）。坦率地讲，这些错落有致的曲目安排着实让人“耳馋”，笔者无缘听到，只能事后读读节目单，以期“望梅止渴”。
赶赴澳门当晚（10月25日），就直奔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聆听第一场音乐会——“风华再现费玉清”。这场演唱会大概既是音乐节“轻松中段”的代表，也是“轻松中段”的收尾。为满足需求，安排连演两场，享有和“开唱大戏”《魔笛》同等待遇（本次音乐节唯有《魔笛》和费玉清演唱会连演两场），可见主办方对观众口味的照顾。笔者此前对台湾歌手费玉清只知大名，未谋其面，初次现场聆听，也算尝鲜。柔声细气的乐声悠然升起，一时笔者还不很习惯——未曾料想，一位中年男性歌手竟用较邓丽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嗲”声演唱。奇怪的是，最终的效果并不让人特别反感。或许可以指责此君“娘娘腔”，无论声音处理和台风做派都有忸怩作态之嫌，但由于费玉清骨子里并不掩饰自己的趣味追求，加之他天生极其乐感，所以其演唱风格的“性别反串”居然具有了某种坦然、天真的意味，给人留下多情、体贴、敦厚、含蓄的良好印象。所唱曲目无一例外选自中外情恋“老歌”，如脍炙人口的《绿岛小夜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等等，配以澳门乐团的交响伴奏（陈燮阳指挥）和妥贴细致的灯光处理，流行歌曲借此似也获得了“经典”的效应，观众显得如痴如醉，每每曲毕总赢得掌声雷动。笔者在音乐会后见到澳门音乐节艺术总监莫华伦先生，对他和主办方在安排费玉清演唱会这种“通俗”品种中显现的“不俗”眼光表示祝贺。类似这样的流行歌曲演唱会，排放在一个“正襟危坐”的国际音乐节中，却并不显得“降格”，这确是需要眼力和胆识的。
“轻松中段”之后是整个音乐节的第三部分——“豹尾大餐”。两场在澳门著名的历史建筑“玫瑰堂”中举行的声乐音乐会令笔者难以忘怀。10月26日晚间的音乐会由葡萄牙的“高秉根男声四重唱”演出。“高秉根”系葡萄牙里斯本的一家基金会，此四重唱组大约受惠于该基金会的赞助，所以冠名致谢。笔者寡闻，从未听说过该演唱组，询及旁人，也一无所获，因而对其曲目偏好和风格路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见四位葡国英俊小生健步走上舞台，张嘴就是一个音准极其到位的不协和七和弦！笔者顿时为之一震，暗喜这四位高手一定身手不凡——今晚有好戏开演。果然，两位男高、一位男中、一位男低，专业素养堪称一流，无论音质、音准、节奏、吐字，还是表演和配合。全场清唱到底，无任何乐器伴奏和支持，演唱功力确乎了得。所唱曲目清一色改编自南欧和南美的城市音乐，虽采用非功能性的现代和声语言，但又带有极其强烈的拉丁风俗和地方情调。生动的音乐，自如的神态，以及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的全身心投入，令观众窥见音乐合作的最佳境界：默契、放松，忽而哀怨，忽而调侃，四位歌手轮流“坐庄”，独唱和伴唱水乳交融，演唱技艺之高超几近可与器乐的炫技媲美。唯一遗憾的是，节目单中没有打印歌词，也没有歌曲的内容简介，观众中除少数葡国人之外，在场国人只能通过音乐的性格大致猜想歌曲的内涵，鉴赏和理解的深度因此打了折扣。
韩国国家合唱团10月30日晚在玫瑰堂的演出带来了另一份惊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笔者近年来听到的最高水平的合唱演出。这支建团历史并不算长的东方合唱队伍，声音之纯正、音响之协调均让人匪夷所思。但考察一下该团此次演出的曲目安排，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上半场以文艺复兴威尼斯乐派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利的经文歌开场，经由英国十六世纪的牧歌大师莫利和意大利的伟大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再迂回触及十九世纪富有宗教情怀的作曲家布鲁克纳，最后以当代的英美合唱作品结束。下半场的曲目集中于韩国现当代合唱作品，几位作曲家的名字对于中国音乐界来说可能都非常陌生。我个人对一位名为“李建镛”（节目单中没有作曲家的生平介绍，因而不了解其他情况）的作曲家的创作印象颇深。他的《群鸟之歌》以人声模拟森林中的群鸟歌唱，而《小贩之歌》则以高度艺术化的手法处理布衣小贩在街头巷尾的叫卖歌声，虽没有表现“重大题材”的思想深度，但显示了对合唱这种特殊音乐介质的深入理解和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在这两首作品中对合唱队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指挥廉镇燮先生。他在美国获得合唱指挥的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韩国发展，1998年开始担任该团的艺术总监。从这场演出高品位的曲目安排和实际的表演质量来看，这位“海归派”指挥在该团的成长中确实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