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遗憾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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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音乐的“双城荟萃”

音乐在现当代社会,已愈来愈成为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看点”。这不仅因为“都市文明”中音乐的成分不可或缺,而且更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音乐(特别是所谓的“专业艺术音乐”)的体制和建构几乎总是依托城市的文化发展才得以成立。音乐的这种“城市”性格,尤其表现为自近代以来,重要的音乐中心无一例外均具有“大都市”身份――诸如维也纳、巴黎、伦敦、纽约等等。个中缘由也不难理解:作为一种表演型艺术,音乐需要舞台的“聚焦”和观众的“适时响应”。相形之下,文学和美术由于传播方式不同,似乎可以较少地依赖城市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而生存。

因此,大型都市中的音乐生活,往往就代表着现当代社会中某个区域、某个族群乃至某个国度的音乐动向、水准和质量。从这一角度看,已经举办三届(1990,1997,2002)的“上海-台北音乐荟萃”活动,以两大东方著名都市为参照点,汇聚海内外华人音乐新作,通过上海的舞台窗口向世人展示海峡两岸的音乐创作结晶与流变,这个系列性的举措和活动不仅丰富了与之有关的两大城市的音乐生活,而且也为两岸音乐创作的整体展示与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本届“上海-台北音乐荟萃”,隶属于2002“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仅是三届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为本年度的“上海之春”增色不少。纵观本届“上海之春”,真正意义的“新创作”亮相并不多。而本次“上海-台北音乐荟萃”的三场系列音乐会(两场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一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虽然并非所有曲目都是“全新打造”,但绝大多数作品均完稿于近十年间,有些是“名人新作”,更有些是“新人新作”,其中有很多作品均是笔者首次现场聆听,着实称得上是近年来华人文化圈内一次有意义的音乐新作展演活动。

既然是上海和台北的“双城荟萃”,听众对三场音乐会中的作品自然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双向比较”——诸如写作的路数,技法的运用,风格的追求,以及意蕴的开掘,等等。先不谈实际音乐本身,就外在表象看,上海和台北两地作曲家确乎有些差异。首先是中国台湾作曲家几乎无一例外均有欧美留学经历,而上海作曲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是“本土成长”,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当然是两岸不同体制和生活的一种自然反映。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代音乐创作的风格元素大面积进入台湾的时间要早于大陆约二十年。台湾作曲家在音乐创作的总体风格走向上与“国际接轨”应该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这当然得力于以许常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留洋”作曲家的努力。反观大陆,尽管现代音乐的先声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登陆上海(谭小麟先生对欣德米特体系的引入和桑桐先生的十二音探索是很出名的例证),但由于外在的政治-社会原因,现代音乐发展的真正后续却要等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上海和其他大陆城市的音乐创作界接触和了解现代作曲技法的时间较短,但作曲家们在消化和吸收这些纷乱繁杂的现代音乐语言时不仅不输给台湾的同行,而且在处理立足本土立场、寻找个性道路这个关键的创作问题时甚至显得比台湾作曲家更加成熟和老辣。究其原因,笔者猜测,艺术中最隐秘的内驱力必须来自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体悟,尽管外界的形式借鉴和语言输入也非常重要。就此而言,大陆作曲家似乎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不仅因为大陆立足雄厚的民族艺术传统和本土人文资源,而且还因为大陆作曲家往往具有非常奇特而深刻的人生经历——由于政治-社会的大变动,由于外界生活的压力,由于“文革”十年的奇异扭曲,还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剧烈变化。虽然很难说社会外界的重大变化与个体艺术家的内心感悟之间具有直接和明显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行与间接共鸣却是不可否认的。

也许是主办者考虑到上海与台北两地的比例平衡,此次“上海-台北音乐荟萃”的参演作品就数量而言,两方大抵相当――各约十二三部(首)。但就作品的艺术质量而论,最后给人的印象是,此次“音乐荟萃”的天平是倒向上海一方的。在艺术评鉴中,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个别作品的内在品格,并不在于整体数量的多寡。仅从笔者的个人主观趣味出发,我认为三场音乐会中最突出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出自上海作曲家之手――瞿小松的《曦》,何训田的《声音的图案》,杨立青的《荒漠暮色》。碰巧的是,这三部作品恰恰分属三场音乐会,由此每场音乐会也就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亮点”,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聚焦”。当然,音乐新作水平参差不齐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纵观这三场音乐会,好作品的比例不算太多,此外还有个别令人无法严肃对待的“次品”混充其中,这多少让人有点遗憾。

不妨先在这几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上驻足片刻。瞿小松的《曦》是第一场室内音乐会(5月11日,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的压轴曲目。此曲其实已是“旧作”(1991年写于美国),但令人感慨的是,直到2001年11月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曦》才得以“出口转内销”,在大陆舞台上首演。记得初次聆听,即感到不得不屏住呼吸。全曲结构高度凝练,意念清晰集中,具有“逼迫”听者全神贯注的内聚力。虽然专为打击乐所作,但绝不追求一般的外在喧闹效果,反而执著于深邃的意境营造和心理探究,迫使听众全然改变常规概念中对打击乐这个音乐品种所持的一般印象。作者显然坚守音乐应该关注人生重大命题的传统美学立场,但在音调性质、乐器选用和素材组织等方面又汲取近来风行一时的“世界音乐”养料,通过彻底个人化的独立思考,形成一种悠远、神秘、内省而又不乏野性张力的乐风。《曦》的音乐以东方人特有的方式直指人生经验中最深刻的精神层面,它昭示出严肃音乐在当代文化建构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标示出中国音乐已经企及的世界性艺术高度。

相形之下,何训田的《声音的图案》(5月13日,上海音乐厅)的立意似乎不像《曦》那样严肃深刻,但确乎更加别致奇异。标题本身即令人玩味,它显然是在暗示某种纯粹的形式创意。所谓“声音的图案”,不啻为自相矛盾。声音诉诸听觉,怎么可能呈现视觉图案?但文章即在这里。音乐的线型时间性质被作曲家有意抛弃,强调的恰恰是音乐的多维空间性质,由此形成了声音自由搭配的各式“图案”。这是一种富于高度原创意味的音乐构思概念,它否认传统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中以音乐的直线演进为唯一正宗的思维模式,用乐音运动的多维方向感取而代之。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中国古典山水画中“散点透视”的建构原则。由此,音乐在这里获得了一种奇特的自由感和随意性,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也没有高潮。加之作曲家所使用的音调材料极其单纯且富于五声性,音乐给人的总体印象非常清新而明丽,但又带有一丝游戏的成分。笔者猜想,实际创作时,作曲家很可能具有理性的设计,但听者方面无从感到。内在的控制和外表的即兴互为因果,形成又一个微妙的悖论。

《荒漠暮色》作为最后一场交响音乐会(5月14日,上海音乐厅)的亮点曲目,表现出作曲家杨立青把握乐队效果的特长和发掘民族乐器(此次是中胡)潜能的雄心。此作虽属“协奏曲”类型,但在乐队和独奏乐器的关系处理上,远较一般的协奏曲更加注意两者间的平衡与交融。音乐的气质是悲怆性的,主干素材采用了非常地道的中原和西北的民间音调,但乐队配器上又极注意音色色调的渲染和织体语言的配置。或许此曲在写作上没有非常突出的“前卫”概念作为先导,但其结构的完整、表情的丰满、色彩的斑斓和语言的纯熟都显示了作曲家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写作功力。现当代音乐创作往往强调创意而不是功力,因而常常导致发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形,而像《荒漠暮色》这样创意与功力达到高度平衡的作品则显得尤为可贵。

和上述三部作品构成灾难性反差的是一些貌似追求新意,但连起码的音乐素质尚不具备的作品。例如台北作曲家钱南章的《MaMa奏鸣曲》(人声表演),基本材料取用汉语语调的四声变化,在演出时外加一些似乎受到“行为艺术”新潮启发的动作和表情。其构思之单薄和内含之无聊,几乎让在场观众感到窘迫。又如作曲家苏凡凌的《回荡》(钢琴和打击乐),显然作者在音乐思考中仍囿于较为肤浅的效果层面,而在形式把握的功力上又缺乏长气息的训练和追求,因而作品整体效果过分琐碎,令人很不满足。

“双城荟萃”系列音乐会中的其他作品,虽然不乏可圈可点之作,但尚未企及震撼人心的境界。总体来说,仅就这三场音乐会的情况而论,上海作曲家似乎风格更为多样,思路更为开阔――从贾达群充满家乡辛辣“川味”的《蜀韵》,到金复载将云南音调和新古典谐谑意味相叠加的《芦笙与口笛》;从朱践耳含蓄雅致、充满文人气息的《玉》,到宋歌几近冥想式的单簧管独奏《也墨的竖笛》;从尹明五以音色手法浓笔勾勒的《交响音画单章》,到潘国醒几近普罗科菲耶夫风格拟仿的《交响序曲》。反观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似乎可以概括出新老两代作曲家对音乐创作所持的不同发展思路:较老一辈的作曲家着力于吸收和利用中国古典或台湾本土的人文资源,但同时又不拒绝西方现当代的语言和技巧,如李泰祥的《生民》,赖德和的《乡音》,潘皇龙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许常惠的《锦绣乾坤》,马水龙的《关渡随想》等均属此类;而“新生代”的台湾作曲家则更注意紧跟当代西方音乐的风格走向,更加追求音乐的“国际性”和“前卫性”。例如李子声的《上台与下台》在长笛和室内乐队的音色布局上颇费苦心,而陈士惠的《瞬息间》则以乐队爆发式的不协和音响取胜,有意让人回想起“新维也纳乐派”自由无调性时期的表现主义风范。

聆听这几场音乐会时,笔者突然意识到,尽管当代创作运用的可能是全新的技法和语言,但听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作曲家自己)在面对这些新作时,内心所持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可能与评判传统经典作品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艺术作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不外乎内涵上的深刻复杂性和形式上的多变统一性。然而,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共性写作”中,音乐语言的内在统一性使审美标准明晰可辨,创作家的处境因此较有依靠,较少危险。一旦失去了统一的语言标准,创作家必须面对如何确定自我、如何确定方向的严峻挑战和艰难考验。本届“上海-台北音乐荟萃”,展现了两地作曲家对上述创作课题的尝试和回答,其中无论得失还是成败,个中要义确乎值得我们进一步体味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