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部上古史料汇编，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政治历史文献合集，可以称之为古代君臣的政治教科书。《尚书》的内容包括：历代君王对臣民的训诫或誓辞；臣子对君王提出的谏言；上古到夏商周三代的零碎文献记录。
《尚书》里包含了浓厚的民本意识与公天下精神。自古以来，无论哪家哪派，都以公正廉平为执政大德，都以克灭私心为理民之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思想，既在某种层面上论证了设立君主的合理性，又对君主行使权力设置了一些条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执政贵公，赢得民心。为了实现这点，《尚书》要求决策者要“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只有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态度，才能严谨而公平地处理政事，不至于被谣言糊弄，也不会头脑发热冒进求成。
《尚书》则以周人的人文主义精神重新解读上古历史，以新的角度去论述“天命”。最重要的是，《尚书》表面上将天命继续置于玄妙莫测的至高地位，但其指导政治实践的落脚点却转化为了德政与君道。尽管《尚书》处处流露着民本思想，但其本质上还是以君主为真正的总纲。一切民本思想都有个大前提，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尚书》中的“尚”是什么含义？
一听到“尚书”，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兵部尚书、刑部尚书之类的朝廷命官（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主官）。于是有些人可能会望文生义，把儒家六经之一的《尚书》当成是记录六部尚书言行的书，或者六部尚书的工作规章制度。然而事实上，本文要说的《尚书》，与六部尚书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名字恰好相同而已。《尚书》一部上古史料汇编，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政治历史文献合集，可以称之为古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那么，《尚书》为何要取名为“尚”呢？
当代学术界对《尚书》的“尚”通常有三种解释。无论哪种解释，都将“尚”视为“上”的通假字。也就是说，《尚书》即《上书》。对“尚”的解释，实为对“上”的解读。
说法一：“上”指的是“上古”，因此《尚书》就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史书”。
说法二：“上”指的是“尊崇”，因此《尚书》意为“众人尊崇之书”。
说法三：“上”指的是“君上（即大臣对帝王的称呼）”，此书内容多为臣子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故而命名为《尚书》。
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尚书》的确是由上古时代记录的文献编辑而成。此书也确实是以记载“君上”言论为主要内容，并且在整个古代都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尚书》的内容可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历代君王对臣民的训诫或战前誓师之辞；二是臣子对君王提出的谏言与建议；三是上古到夏商周三代的零碎文献记录。
自从西周以来，中原诸夏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其中“书”指的就是《尚书》，也称《书经》。据《左传》等先秦典籍载，上古以来的史料文献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遗憾的是，这些书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先后失传。《尚书》则被保存了下来。春秋许多卿大夫都引用过《尚书》的句子。通过学习与引用《尚书》，各国执政者都继承发扬了古老的王道精神。
研究《尚书》多年的古代文学专家马士远先生，对《左传》引用的《尚书》文字做了详细统计。他在《周秦〈尚书〉学研究》里谈到，《左传》涉及了二百五十六年的历史，先后有四十一人曾经引用《尚书》或其中篇名共计五十三次；而在另一部春秋史书《国语》中，先后有十四人曾经引用《尚书》或其中篇名共计二十五次。《尚书》的文字在流传中发生了不少变化。原版《尚书》在秦朝时已经散佚，后来的各种版本，无论是《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屡次经过辑佚与补充，其内容与原始版本出入较大。
除了《左传》与《国语》作者外，其他引用《尚书》文句的几乎都是春秋各国的卿大夫。据统计，《左传》中有十六名晋国人士，九位鲁国人士（包括孔夫子），四名卫国人士，三名周王室人士，三位楚国人士。《国语》中有七位周王室人士，三位晋国人士，三位楚国人士，一位齐国人士。
春秋虽然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但那也是一个言必称诗书的年代。儒家之所以将《尚书》奉为经典，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承载着周公以诗书礼乐治国的理想。此外，按照当时各诸侯国的传统，诗书既是外交场合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大臣向君主进言的重要论据。
据《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载，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与洛水争流导致洪水暴涨，几乎要淹掉周王宫。周灵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晋援引了《尚书》中的典故来劝阻。
在上古时代，共工胡作非为，打算堵截百川，填塞池泽，最终导致天怒人怨，一步步走向灭亡。舜帝执政时期，诸侯鲧以堵截之法治水，重蹈共工的覆辙，招致严厉的惩处。鲧的儿子大禹改弦更张，共工的后裔四岳追随大禹考察地势高下，去除淤塞，疏通九州河道，安定了九州百姓，让四海交往得以沟通。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周灵王试图用“堵截”之法治理洪水，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太子晋最后指出：“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咨之前训则非正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上下议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堵截谷水这件事）对天神而言是不祥之兆，对地上的万物而言是不义之举，对千万百姓而言是不仁之政，对时令而言是不顺之行，对前人留下的古训而言是不正之事。若是从《诗》《书》与民间舆论的角度来看，那是亡国之君才会做的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此事都缺乏依据，请大王认真考虑一下！
周朝是礼乐文明体系的缔造者，引用《尚书》记载的史料做论据，是周朝君臣开创的风气。这种风气直到周王室衰弱后，还深深地影响着各诸侯国。
晋国是姬姓诸侯，与周王室同姓，晋文化中带有很浓厚的周文化色彩。故而晋国卿大夫也常借用《尚书》进行交谈。《国语·晋语·智伯国谏智襄子》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话说晋国执政大臣智襄子从卫国返回晋国。他与韩康子、魏桓子等三位卿大夫在蓝台举行宴会。智襄子为人高傲张扬，不断在宴会上戏弄韩康子，还羞辱了段规。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那么嚣张跋扈。有一回，智襄子向同朝为卿的赵襄子强行灌酒遭拒，结果他直接将酒杯摔在赵襄子脸上。尽管智氏家族权势越来越大，但与其他家族的关系也越来越糟。
所以，智襄子的家臣智伯国听说后，对此十分担忧。他劝谏智襄子说：“主君如果不加强防备的话，必然会遭遇灾难。”
智襄子不以为然地说：“哼！有没有灾难，还得看我的意思。我若是不发难，晋国又有谁敢对我发难？”
智伯国规劝道：“道理不是这样的。当年我们晋国的郤氏遭遇了车辕之难，赵氏因孟姬的谗言被迫害致死，栾盈被叔祁指控想要作乱，范氏与中行氏在亟治这个地方遇害。这些陈年往事，主君您都是知道的。”
上述案例都是晋国过去的内部斗争。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其中赵氏的案例，指的就是脍炙人口的《赵氏孤儿》一案。智伯国举这些例子，是为了告诫智襄子不要太轻敌。智襄子平素树敌太多，又小瞧他人，将来迟早要吃大亏的。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智伯国又引用了《尚书》里的话。
他说：“我听说《夏书》中有句话叫作：‘如果一个人多次犯错，而且结下的仇怨不在明处，就应该在仇怨尚未显露时严加防范。’《周书》中有句话叫作：‘怨恨不在大，也不在小。’君子平时能重视小事，所以才能避免更大的患难。可现在主君在宴会上羞辱人家的主君与国相，又不对他们加强戒备，还说他们‘不敢发难’，这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吧？谁不能让人感到高兴，而谁又不能让人感到惧怕呢？就算是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样的小动物都可以害人，更何况是人家的主君与国相呢！”
遗憾的是，智襄子自鸣得意，压根就听不进劝，而智伯国也无可奈何。果然，在后来的晋阳之战中，智襄子占了三年上风，却在最后关头遭到魏韩两家反水，落得个身死家灭的下场。
这些案例体现出来的经验教训，其实并没有超出《尚书》里的圣王贤臣教诲。奈何前人总结的错误说得再明白，永远都会有人以不同的花式再犯一遍，以至于酿成恶果。所以儒家在礼崩乐坏后，依然将《尚书》奉为治国理民的大经大法，并试图让所有的王朝统治者都按照《尚书》的思想来做人做事。于是《尚书》在古代中国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并在科举时代仍被列为必修教材之一。
由此看来，《尚书》的“尚”的三层含义，对古代各阶层的人而言，都十分重要。
2.为什么周成王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话说周成王安抚殷商故地，平定了叛乱的淮夷，回到了沣京，发布了名为《周官》的政论。他在文中规范了西周王朝的典章制度，明确了朝中文武百官的职责，并教育群臣该如何治国理民。
周成王说：“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
这段话的大意是：啊！凡是辅佐我的贵人官长，应该认真对待自己负责的工作，慎重判断自己发布的政令。命令一旦发出，就必须认真执行，而不能拖延敷衍。用公正之心断绝自己的私欲，民众才会对你心悦诚服，从而愿意为你所用。进入仕途前应该认真学习古代的治国之道，议论国事时应当以礼法制度为依据，这样执政才不会犯迷糊。你们应当用我大周朝的典章为法则，而不能用利口巧言扰乱诸位官吏的思想。
在这段天子训示中，“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是最关键的内容。自古以来，无论哪家哪派，都以公正廉平为执政大德，都以克灭私心为理民之要。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公天下”精神。到了战国末期，这八个字又被秦国丞相文信侯吕不韦阐发为“贵公”和“去私”两个命题。他在《吕氏春秋·孟春纪》中用两个历史典故做例证。
一代能臣管仲用“尊王攘夷”的战略帮助齐桓公成为了春秋首霸。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往探视。他知道管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于是问道：“仲父，您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连齐国小民都不忌讳谈论您的生死了。今后我该把齐国托付给谁来打理呢？”
管仲答道：“过去我绞尽脑汁去思考，都还没能想好可以选谁。如今我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又能说出什么有用的意见呢？”
齐桓公急忙说：“这是关乎社稷安危的大事，希望仲父能指点我。”
管仲反问道：“君上希望任命谁为相国？”
齐桓公试探着说：“鲍叔牙行吗？”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人们常说的“管鲍之交”中的“鲍”就是指鲍叔牙。他还是齐桓公的老师，并在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论才能，论资望，论功勋，论人品，他都有资格成为齐国首席执政官。
谁知管仲却摇摇头说：“不可以。我与鲍叔牙关系很好，深知他的为人。他廉正耿直，洁身自好。他不愿意同比不上自己的人打交道。如果得知他人之过，一辈子都会耿耿于怀。”
齐桓公又问：“万不得已时，隰朋可以为相吗？”
管仲答：“隰朋这人有大志向，且能不耻下问。他不会对大小事务事必躬亲，也不会过于严苛要求他人。假如没什么好人选的话，隰朋还是可以的。”
鲍叔牙是管仲多年的知交，又曾经救过他的性命。但管仲以国事为重，没有因为鲍叔牙与自己交情笃厚而举荐他为相，而是如实指出其性格不适合总揽大局。这就是一代能臣的公心。而有个小人把管仲的话转告给了鲍叔牙，谁知鲍叔牙却认为管仲真不愧是自己的朋友，也向齐桓公表示自己的确不适合为相。可见，他和管仲一样怀着一颗报国的公心。
为政必以公心对待，不可以权谋私。这就是《尚书》那句“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第一层含义。能做到大公无私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这需要超乎个人得失的气度与全局眼光。有句老话叫“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最初是用来赞誉晋国大臣祁黄羊的。
晋国的南阳地缺少一位行政长官，有一天，晋平公问大夫祁黄羊有没有什么推荐人选。祁黄羊答道：“我认为，解狐能够当此重任。”
晋平公诧异地问：“解狐不是和你有仇吗？”
祁黄羊却一脸淡然地回答：“君上只是问我谁适合做南阳令，没问我的仇人是谁。”
于是晋平公任命解狐为南阳令。果然，晋国朝野都认为解狐非常称职。
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晋国缺少一个尉，寡人想问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
祁黄羊说：“祁午能够当此重任。”
晋平公惊奇地问：“祁午不是你儿子吗？”
祁黄羊平静地说：“君上只是问我谁适合做尉，没问我的儿子是谁。”
于是晋平公任命祁午为尉，又得到了朝野的一片赞誉。
孔子得知此事后，称赞祁黄羊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