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当执政者怀有真正的大公无私之心时，就不会从个人得失的角度去对待国家大事。不因为某个人才与自己有仇而排挤他，也不为了刻意避嫌而打压足以胜任岗位的亲属。祁黄羊把《尚书》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不仅让晋国获得了两个大才，百姓享受到了贤人执政的益处，还留下了千古美谈。
从根本上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八个字，就是对“天下为公”精神的最好概括。
无论是禅让制时代，还是世袭制时代，古中国人对“公”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崇拜。“公”之一字，包含了公正、公平、正义、廉洁等等美好的品格。与之相对的概念是“私”。“私”在中国古典思想语境下，代表着以权谋私、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甚至是见不得光的幽暗私心。尽管《尚书》成书时，中国早已实行了多年的君主世袭制，天下由一家一姓所有，但“公天下”的意识依然顽强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当代有些学人将《尚书》的公天下意识一律斥之为统治阶级粉饰自己的口号。其实，这个观点有失片面。事实上，“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思想，对君主制社会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指导规范。它既在某种层面上论证了设立君主的合理性，又对君主行使权力设置了一些条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执政贵公，赢得民心。
《尚书·泰誓》有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句话是说，君主是上天意志的代言人，君主的天职是协助上天来治理人类社会，像师长一样养育和教化四海生民。
换句话说，在古人眼中，君主产生于人们对解决无序纷争的社会需求。通过设立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来主持社会正义并维护人们的生存发展。这种高度理想化的表述，不完全符合历史文明发展过程，只是从实用的角度论证了君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尽管如此，这种理念却成为了诸子百家学派的共识，也是《尚书》的主要经义之一。由于将设立君主的作用定位为维护人群有序发展，这种理论让抽象意义上的君主超越了狭隘的地域与血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公共性。
在现实中，君主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每分每秒都保持绝对理想的执政机器人。但在理论上（或曰君道），“代天牧民”的君主，以为天下万民谋福利为职业道德。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必须以公心治理天下，而不能以天下奉养自己的私欲。否则，就是昏君暴君，独夫民贼。
周成王没有亲历过父辈讨伐商纣的战争，但他经常从叔父周公那里听到商纣的教训。故而，他在头脑中深深树立了执政为公的概念。
有一回，周成王与弟弟唐叔虞玩过家家。周成王拿着一片叶子说这是给弟弟的封地，唐叔虞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接受了。此事两个孩子都没当真，但叔父周公得知后，认为唐叔虞应该得到真正的封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这句训诫从此被周成王记在脑海中。周公的话使他明白了，天子执政应当有公心，而不能作儿戏。只有“以公灭私”，才能“民其允怀”，让四方诸侯及百姓信服天子权威。于是成王将弟弟封到了唐地。后来唐叔虞的后人建立了春秋第一大国——晋国。
周公在成王年幼时曾经代行天子大权，直到成王长大后才还政。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叔父周公旦的全面影响。在周公严格的督导下，周成王终于成为了“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有德之君。而这八字政训，也与《尚书》一同流传后世，将公天下的精神深深嵌入了古代中国文明。
3.“无稽之言勿听”道出了怎样的明君观？
大禹率领各部族历经十三年艰辛，终于制服了滔天洪水。导百川入海的不朽功勋，让大禹的威望空前提高。《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载了许多关于大禹与舜帝的事迹。在治水工作结束后，舜帝完整地回顾了大禹的各种贡献，认为天下没人能与之竞争，于是决定将天下共主的位置禅让给大禹。在禅让之前，舜帝苦口婆心地对大禹进行教诲。其中有句话叫做“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所谓“无稽之言勿听”，说的是不要去听那种没有经过严谨稽核的言论；“弗询之谋勿庸”则是指，不要采纳那些尚未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划。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勿要轻信一面之词，应该先查明再决定是否听从；不要草率决策，应当与众人商量之后再决定是否采纳。《尚书》中的这段话，堪称古代明君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
舜帝在说这话之前，有一句更加广为人知的格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句话的大意是：人心是险恶难料的，道心则是微妙深奥的，只有精心察悟世道人心，恪守一以贯之之道，才能走上那条中正不偏的正确路线。
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这两种做事方法，正是建立在洞察世道人心的基础上。只有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态度，才能严谨而公平地处理政事，不至于被谣言糊弄，也不会头脑发热冒进求成。
道理虽然简单，但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人既有理性也有感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误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可能轻信一句未经调查的话，不和众人商量就草率做决定。
曾参是孔夫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以孝义、诚信、“三省吾身”著称于世。但他也遭遇过流言蜚语的伤害。
有一回，一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在外地杀了人，于是有邻居来告知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当然不信，说：“我儿曾参是不可能犯下杀人这种恶行的。”然而，没过多久，又有一位邻居对曾母说：“你儿子真的在外地杀人了。”曾母没有理会，不慌不忙地继续织布。但她心里已经有所动摇，对此消息的真实性半信半疑。第三个邻居又来对曾母说：“你儿子在外地杀人了。”这次曾母由于内心恐惧，扔掉手中的梭子就越墙逃走了。
常言道：知子莫若母。曾母本应该是最了解自己儿子人品的人。但她在邻居再三重复同一流言时，却怀疑起自己的儿子。以曾参的贤德与母亲对儿子的了解，尚且经不住三人传谣的考验。何况其他人和其他事呢？
在没有互联网与微信、电话、电报的古代，信息传播渠道窄，传播速度很慢。一旦有消息传出，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辨别真假。所以，那些消息来源不广的普通百姓，很容易相信邻居再三循环播放的消息。由于缺乏有效的鉴别途径，流言的影响很难预料。正如舜帝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谁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定消息来源是否可靠。这使得有意放出流言的人或轻信谣言的人，往往会主导一时的舆论。众口铄金，纵然曾母熟知儿子的人品，但在众口一词的流言面前，也不得不对曾参产生怀疑。
《尚书》这句“无稽之言勿听”，是舜帝以多年执政经验总结出来的深刻教训。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因误信无稽之言而做出错误决定。尤其是那些帝王将相。虽然他们的消息来源比普通人广，但许多情报真伪混杂，更加考验他们的辨别能力。可惜的是，许多决策者都没能做到这点。《战国策·魏策》里的一个故事，可以揭示无稽之言对君王决策的影响。
在战国某一年，魏国与赵国结为同盟，魏国要派太子去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以示诚意。大臣庞葱要陪太子一同去邯郸，他深知自己远离朝堂，政敌肯定会趁机向魏王进谗言。
于是庞葱问魏王：“大王，假如此刻有一个人跑来说，大街上有老虎出没，您会相信吗？”
魏王说：“不信。”
庞葱再问：“倘若是两个人说街上有虎横行呢？”
魏王犹豫了一下，说：“那寡人就要半信半疑了。”
庞葱又问：“若是有第三个人说同样的话呢？大王会相信街上有虎横行吗？”
魏王说：“这回寡人就相信了。”
庞葱这才正色道：“大王，其实老虎不会在大街上流窜，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可一旦有三个人说街上有老虎，大家都会信以为真。如今，赵国邯郸与魏国大梁之间的距离，远远超出比朝堂到街市的距离。而诋毁我庞葱的人，恐怕不只有三个。希望大王在有人说臣的坏话时，能明察秋毫。”
魏王说：“你放心去邯郸吧，寡人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庞葱告辞魏王，与魏太子赶赴邯郸。
果然，庞葱前脚一走，他的政敌纷纷向魏王诋毁他。后来魏太子结束了人质的任务，回到了魏国。但魏王已经听信了谗言，再也不信任庞葱了。
尽管庞葱在去邯郸前打了预防针，但还是没能避免失信于魏王的结局。在这则典故中，魏王与曾参的母亲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在听到流言蜚语时，没有去认真调查，而是单方面接受他人的说辞。殊不知，传某个消息的人再多，也未必是真实情况，依然算是“无稽之言”。
判断“无稽之言”的办法有很多。例如，向权威消息渠道求证，结合其他消息来源进行核对，等等。但是对于决策者而言，消息渠道多不等于自身的分辨能力强。舜帝告诫大禹“人心惟危”，就是提醒他要注意不能被他人故意误导。无论听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先通过多个途径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再做决定。而且做决定之前，应该与众人商量商量。也许大家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多听一种声音，有助于打开决策者的思路，并帮他们参验相关信息。故而，古人常说要“广开言路，善于纳谏”。
有一年，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逃到齐国。齐景公问：“您这么年轻就失掉了国家，原因何在？”
鲁昭公答道：“在过去，爱我的人很多，可我没亲近他们；劝谏我的人也很多，可我没能采纳他们的意见。到头来再没有人愿意辅佐我，阿谀奉承我的人却很多。这就好比是秋天的蓬草，枝叶茂盛，根系却很孤单。秋风一到，就要被连根拔起。”
闭塞言路，不纳谏言，被小人的无稽之言所迷惑。鲁昭公对自己失败原因的总结不可谓不深刻。由此可知，只有察纳进言才不会轻信那种“无稽之言”。
齐景公认为，鲁昭公的话发人深省。他跟晏子会面时特意提到此事。齐景公感叹道：“假如鲁君能回到鲁国，他难道不会成为像古代圣王那样的君主吗？”
齐景公的赞扬无疑是发自肺腑的。他满以为晏子会表扬自己善于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谁知晏子劈头就是一句：“不对。”
“愚蠢的人喜欢后悔。不贤德的人总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溺水的人事前不问水流深浅，迷失方向的人事后才去问路。这就好比是大难临头才慌慌张张打造兵器，吃东西被噎住了才急匆匆地去挖井，即使再快也来不及了。”晏子再次以犀利的口才批得齐景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
齐景公之所以觉得鲁昭公的话很有道理，大半原因是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喜欢溜须拍马之徒。
而晏子却指出事前不能虚心纳谏，事后才悔不当初，于事无补，于己无益。假如真能从一开始就做好，鲁昭公也不至于流亡他国，更用不着总结这份沉痛的教训。如今自己酿成的苦果已经吞下，鲁昭公也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鲁国执政，又怎能成为齐景公口中的“古之贤君”呢？
总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是一个了不起的智慧。我们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应该做到慎重严谨，不信谣不传谣，凡事与人多商量，不要主观臆断拍脑袋做决定。这样才能像善于纳谏责实的古代明君那样，提高做事的成功几率。
4.《尚书》体现出的天命观是什么？
在春秋战国时代，《尚书》堪称士子必读书目。因为《尚书》不仅仅记录了上古帝王的事迹，还指明了古典社会应当遵守的大经大法。后人说“读史可以明智”，更多是从相关历史事件中寻找经验教训。《尚书》记载的历史典故并不多，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用这些典故来解释王朝兴衰的“天命”。也就是说，《尚书》相当于古代的政治思想启蒙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西周建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社会，都是以《尚书》的天命观为指导思想的。
古中国人将世界化为三大部分——天、地、人。三者统称“三才”，其中“天”的地位最崇高。故而，道家创始人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的说法。
在古代人眼中，“天”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可以指宇宙自然，又可以描述为人格化的“皇天上帝”“老天爷”。对于科学尚不昌明的当时来说，“天”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小到一草一木的枯荣，中到一人一家的贫富贵贱寿夭，大到国家天下的兴衰生灭，都由“天”来决定。人们将其称之为“天命”。
神秘兮兮的天命，主宰着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如果借用现代观点来解释，天命相当于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只不过，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没那么深入，将其称之为“天命”。
既然“天命”主宰着世间的一切，那么人间的治乱也必然服从于“天命”之下。《尚书》出现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君主制社会。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君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将君主看作是上天治理世界的代理人。
《尚书·大禹谟》有言：“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上天眷顾某个人，故而能让他成为拥有四海的君王。君权来自天命，王朝也有天命护佑。古人将君主称之为“天子”，即上天之子。由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君权被神化为上天赋予的特权，具有不可颠仆的神圣合法性，不允许群臣万民有所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