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这个思路，人间帝王制定种种刑罚，也是为了维护皇天定下的秩序。但《尚书》的“天命观”并没那么简单。在鼓吹天子有天命的同时，《尚书》还对君主****进行了最权威的阐释。具体而言，其天命观对君权的论述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以“天命”规定王权****的总纲。
不同于现代社会，君主制社会的治乱安危往往系于君主一身。因为国家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在国君手中，而且君主的每一个决断都会为天下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古代思想家在构建理论时，总是将君权与天命捆绑在一起。例如，《尚书·益稷》就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
这句话的大意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苍生都是帝王的臣民，治理他们是帝王的天职。可见，虽然真正的大一统文明是从秦朝开始的，但天下定于一个帝王的思想，早就在《尚书》中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记录的所有年代里，王权的辐射力很有限。周天子虽贵为天下共主，但他的号令并不一定能让四方诸侯服从。至高无上的绝对王权，仅仅是《尚书》提出的一种理想境界。直到秦汉之后，虚构的绝对王权才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尚书》这种以“天命”规定绝对王权的观念，逐渐引发了两种问题：
首先，由于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导致君主的负担太重。一个明君可以开创一代盛世；一个昏君可以败光一个王朝。于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常见景象是：先由明君开国，最终因昏君亡国，中途的间隔长短不一，大体上是明君少而庸君多。后人称之为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其次，由于王权至高无上，无人可以制约君权。《尚书》记载的圣王事迹，包含了不少明君自我检讨的内容。《尚书》试图以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教导各位国君要做个“有道明君”，通过强化内在道德感来约束****君王的一言一行。励精图治的君王，总是自觉将国家兴衰视为一己之责。他们不会让大权旁落，就算犯了错，也只是下“罪己诏”以自我检讨。因为在那个年代，没人有权力和资格判处君王有罪。然而，大部分****君王对君道并不感兴趣，常常肆意妄为，导致朝纲混乱不堪，无法制约君权的群臣束手无策。
其二，《尚书》在指出君权天授的同时，也强调天命会转移。
《尚书》成书于周朝，已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兴替。假如某个王朝真是天命所归，那么为何王朝会覆灭呢？由此可见，天命绝非一成不变。尽管天命主宰着万事万物，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但也有变化无常的一面。这种认识同样被古代思想家编入了《尚书》当中。
《尚书·太甲下》称：“惟天无亲，克敬唯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天上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亲人，他只是与值得敬重的人亲近；百姓并没有一定要感恩于怀的人物，除非是那些仁德之人。换句话说，无论是上天之意还是百姓之心，都处于变化状态，而不会拘泥于某个对象。只有那些恪守仁义的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的垂青与民众的拥戴。因此，天命与君王之德、百姓之心具有密切的联系。《尚书》甚至认为，君德与民心就是天命转移的依据。
夏朝建立于大禹治水的功勋，灭于夏桀的荒淫无度；商朝建立于商汤取代夏桀，灭于商纣王的残暴无道；周武王打着“有夏”的旗号讨伐殷商，建立了周朝。周人整理历朝历代的兴亡教训为《尚书》，但终究没能避免殷鉴，在漫长的岁月中走上了灭亡之路。由此可见，天命一直在不断转移。每个灭亡的王朝，都曾经是“天命所归，万民拥戴”，但最终免不了民心流失的悲剧，落得个被“天命”抛弃的结局。
依照《尚书》的天命观，一切变化都是围绕一个“德”字展开的。
《尚书·西伯戡黎》曰：“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
这句话的大意是：并非历代先王不保佑后人，而是这一代君王****戏谑，自绝于天命。所以，皇天上帝才将我们抛弃，惩罚我们衣食无着。
以此观之，有德之人不懈努力可以获得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无德之人违背了“天命”，必然会让子孙后代与自己都深受其害。
如此一来，天命不再是上帝掷骰子撞大运撞上的，而是要靠足够的德行来争取。君王励精图治，推行德政，纵然得不到一统四海的天命，也能获得竭诚效力的民心，江山社稷依然稳固。反之，上天迟早会惩罚一切不行德政的坏分子，让他们失去天命。
虽说《尚书》的天命观依然包含了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但已经大大推动了中国古典政治的进步。
此前的****王朝，更多地把天地鬼神的神秘力量当成自己的“天命”来源。将王朝兴亡解释为非人力的“气数已尽”，而否认了人之作为的重要性。《尚书》则以周人的人文主义精神重新解读上古历史，以新的角度去论述“天命”。最重要的是，《尚书》表面上将天命继续置于玄妙莫测的至高地位，但其指导政治实践的落脚点则转化为了德政与君道。
殷商以侍奉鬼神来争取“天命”，而周以做好人事来争取“天命”。《尚书》天命观的确立，让古代中国从神本阶段进入了人本阶段。若没有这个思想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5.《尚书》到底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纲？
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底蕴。作为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从西周时代开始，就是朝廷宣扬统治合法性与训练君臣为政之道的主要教材。若论中国的民本思想集大成之作，《尚书》是当之无愧的首选。甚至可以说，《尚书》是中国民本精神的总源头。
西周大圣人周公曾经对夏朝灭亡的原因做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夏桀）洪帷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夏朝的末代帝王桀，自以为天命所归，而不肯好好祭祀上天，于是皇天上帝降下警告，奈何夏桀依然淫逸骄纵，不体恤百姓。于是上天降下惩罚，扰乱了夏政，并决定为天下苍生寻找新的英主。商汤王被选中，于是天命由夏转移到了商，商汤王灭夏，建立了殷商王朝。
据《尚书·汤誓》记载，商汤王在发动鸣条之战前，宣传自己是奉皇天上帝的旨意来讨伐夏桀的。他在战前动员宣言（即《汤誓》）中指出，夏民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夏桀却依然在滥用民力，商军讨伐夏朝，就是为了解救夏民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吊民伐罪。果然，夏民纷纷倒戈支持商汤。同样的手法，在周武王灭商时再度出现。周公伴随周武王左右，亲历了伐纣的整个经过。
由此可见，虽然周公是在用天命观来解释夏朝被商朝取代的合理性，但他实际上看到了民心的重要性。周公不仅制礼作乐，还在《尚书》中写下不少政论，以告诫周成王与周朝群臣。
《尚书》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生产，安民利民。
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农业生产。以自然经济为主流的农耕社会，可以说是靠天吃饭。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丰衣足食是广大人民的普遍需求，国家也以农富兵强为发展目标。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环境，这催生了古中国人安土重迁的风俗习惯。历朝历代无不将安全稳定视为社会治理首要准则，朝廷与百姓都追求“国泰民安”的盛世。
《尚书》中提出了多种促进生产、安定民众的施政方针。例如，《洪范》篇有个“八政”理论，其中排第一的是“食”，排第二的是“货”。“食”指的是粮食，引申为农业生产；“货”指的是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财货，可引申为工商业生产及流通。由此可知，周朝统治者将食货看作是治国头等要务。因为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引发大面积饥荒，这样整个统治秩序都要被动摇。
受《尚书》的影响，历朝史书都会列一个专门的《食货志》（或《货殖列传》）来记录当时的经济民生整体状况。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让世人（特别是统治者）了解四方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怎样才能保持繁荣稳定的经济秩序，以使小民安居乐业。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执政观。
第二，唯民是保，明德慎罚。
以德治国是民本思想的一大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以德治国”是不同于“以法治国”的另一种治国方针。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古代，“以德治国”往往指的是以礼义教化治国。对于君主而言，德治就是要像尧舜等上古圣王一样具有超乎常人的高尚品德。对于群臣而言，德治就是明德慎罚，凡事要为老百姓着想。对于百姓而言，德治就是修身养性，不做违背伦理道德的坏事，遵守公序良俗。
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卫康叔封：“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这段话的大意是：如果康叔封能按照以民为本的德治思想理政，臣民就会明白上意并心悦诚服，百姓就会互相劝诫自己的亲友要和谐相处。这样一来，臣民们看到坏人坏事就好像对待疾病一样嫌弃。国君应该像父母保护小孩那样保护臣民，这样才能让天下康乐安定。国君推行德教慎用刑罚，除此之外，没人敢刑人杀人。”
尽管《尚书》处处流露着民本思想，但其本质上还是以君主为真正的总纲。一切民本思想都有个大前提，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按照《尚书》的天命观，只要能以民为本推行德政，就能长治久安，永保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对君主****的一种补充。虽说是以民为本，但社会资源依然向君主倾斜，君主依然是高高在上的让万千草民顶礼膜拜的最高统治者。
君主保民爱民利民，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利益交换，让安居乐业的民众对君王感恩戴德。如此一来，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就能得以延续，帝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传承国祚，世代永享天命“至于万年”。君主****制度本身是残酷的，民众缺乏广泛参与政治的渠道。《尚书》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天命观来训诫臣民接受君王的统治。
《尚书》民本思想的两面性，取决于时代的局限性。按照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君主****是最能保持生产效率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制度。因此，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历代统治者都绞尽脑汁。以民本意识为核心的天命观，为君主****赋予了神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古典政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统治者通过宣扬天命观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将礼乐刑政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多个维度保障政治稳定。这种我们看起来颇为陈旧落后的封建残余，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还不明显的时候，君王与百姓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等级也没有后来那么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