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4年，延陵季子代表吴国到鲁国聘问，他表示希望能欣赏一下正宗的周朝音乐。因为鲁国是西周大功臣周公旦的封国，被周成王特许享有完整的王室礼乐。于是鲁国乐工为他演奏了许多《诗经》中出现的曲目。延陵季子一边听还一边点评。
最开始奏唱的是西周王室音乐《周南》和《召南》。延陵季子点评道：“这段音乐很优美，从中可以感受到周朝基业已奠定，但尚未成功，整首曲子流露出辛苦却没有怨言的情绪。”
接下来是《邶风》《鄘风》和《卫风》。延陵季子点评道：“这些曲子优美而深沉，听起来有一种历经坎坷但不颓唐的精神。”他甚至认为，《卫风》体现了卫康叔和卫武公两位君主的德行。这个评价与当时对郑卫之音的看法有所不同。
下一首是西周的《王风》。延陵季子点评道：“这首曲子有忧伤之情却又不畏缩，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后的曲子吧？”
轮到《郑风》时，延陵季子摇摇头说：“这首曲子反映出郑国的政令苛细，让国人难以忍受，恐怕郑国在未来会率先灭亡。”后来郑国在进入战国后不久就被韩国所灭。
听到《齐风》时，延陵季子赞叹道：“《齐风》的意境宏大深远，真乃大国气象，堪为东海之滨的表率，这就是太公望的遗风吧？齐国的前途无可限量！”齐国一直是春秋大国，进入战国后依然是一流强国。
听到《豳风》时，延陵季子说：“这首曲子宽宏而坦荡，音调欢快却不过分，应该是周公东征的音乐吧？”
接下来是《秦风》。延陵季子点评道：“这就是所谓的‘夏声’。夏即大，大到极点，秦国应该能达到西周当初创业的程度。”果然，秦国后来如他所预言，在战国崛起并最终一统天下。
接下来是《魏风》。延陵季子指出：“这种曲调宏阔而又宽和，朴实又平易。以这些音乐推行政教，再辅以道德教化，足以让国君成为明主。”此时魏氏还是晋国卿大夫，后来在三家分晋时独立。此事也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到来。魏国最先变法，率先成为战国头号强国，成就了两代半的霸业。
紧接着是《唐风》。延陵季子点评道：“这些旋律包含着深远的思虑，如同陶唐氏（既尧帝）的流风遗韵。若不是具有如此美德之人的后裔，又怎么会能达到这种水平！”
听到《陈风》时，延陵季子叹气道：“这个国家没有明君，又如何能长久呢？”他在听《郐风》以下的国风时，没再作评论。直到听《小雅》《大雅》《颂》时才重新进行点评。他还观看了乐工表演的《象箾》《南龠》《大武》《韶濩》《大夏》《招箾》等乐舞，并一一给出了鉴赏意见。
延陵季子最奇特之处，就是对齐、秦、魏等国命运做出了准确的预言。从表面上看，他是穿凿附会，但实际上也有其理论依据。
《礼记·乐记》有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音”是对人心的反映。情感由心而发，就体现为“声”。将这些“声”编排为旋律就是“音”。太平治世的音乐，其旋律安详而欢乐，体现出当时政通人和的背景。而动荡乱世的音乐，其旋律夹杂着怨恨与愤怒，揭示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至于国破家亡时的音乐，其旋律哀伤而深沉，表现出人民的痛苦。可见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政局什么样，音乐也有什么样的风格。
因此，在儒家思想占主流的封建社会，礼乐常常被看作是一体化的政教工具。没有乐的礼是不完整的礼，脱离礼的乐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烦琐的礼仪与悦耳的音乐相结合，才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本来面貌。而今天的音乐已经摆脱了礼法色彩，完全成为一种娱乐艺术。可以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6.《礼记》为何要收入“以时系事”的《月令》？
古代农耕社会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可以说是靠天吃饭，对自然界的依赖性非常大。为了更好地组织生产生活，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个庞大而驳杂的体系。其基本内涵是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运转周期。无论是神神叨叨的阴阳五行八卦，还是实用的二十四节气与农历，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进入先秦时代以后，人们把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制定为系统化标准化的“礼”，并且将不同季节及月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编成了《月令》，以指导具体的政治活动与社会生产。
目前最完整的《月令》被收录在《礼记·月令》篇。该篇包括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的政令。由命名方式可知，《月令》实际上是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条自然规律的细化运用。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礼记·月令》）
这是典型的月令体文章，不仅将天文地理物候知识熔于一炉，还将人间的政事与生产与之接轨。
第一部分是说天文星象。仲秋八月时，太阳运行到了角宿（二十八星宿之一）；黄昏时分，牵牛星出现在南天正中位置；拂晓时分，觜宿（二十八星宿之一）位于南天正中位置。八月的吉日是庚辛日，在五行中属金，祭祀的帝王是少昊，主神是蓐收。
第二部分是说物候。中秋八月开始刮大风，大雁从北飞来，燕子飞往南方，鸟类纷纷储藏食物过冬。
第三部分是说天子应遵守的礼仪。天子在八月住在西向明堂的正室，乘坐白色战车，驾车的是白马，车上安装着有白龙图案的旗帜，身着白衣，佩白玉，主食是麻籽和狗肉，使用外面有棱角且内部深邃的生活器具。
第四部分是说关于敬老的惠政。官府在这个月要慰问和赡养老人，赐给他们几案与手杖以及粥食。
第五部分是说这个月可以大兴土木，修建城郭，建设新的都邑。
第六部分是说八月应当减少关税，开放市场以招揽外商，进口各种货物用品，以便利人们的生活。
第七部分是说仲秋八月的政令禁忌。假如做了春季才能做的政事，就会导致秋雨不按时降落，应该结果的草木又重新开花，国内发生让人们恐慌的祸事。假如推行夏季的政令，国内会发生旱灾，蛰虫不肯按季节规律入洞穴藏身，各种农作物莫名其妙地重新生长。假如推行冬季的政令，风灾就会频频发生，雷声也会提前消失，草木还没到冬季就过早地枯死。
以上仅仅是部分节选，并非完整的仲秋八月的月令。这就是“月令体”的大概格式。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到祖先们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为什么《礼记》要收入《月令》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月令”也是广义的“礼”的一部分。
古人的“礼”并不仅仅是若干场合下的基本礼仪，而是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风俗与典章制度。甚至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法律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礼”重合的。春秋礼崩乐坏，战国以法代礼。但战国法律有很多内容，其实是来自于古老的礼仪风俗。例如，秦国《田律》有一条古老的环境保护法，大致内容是春二月开始“时禁”，不得进山林砍伐树木，不得下河捕捉小鱼小鳖，不得狩猎幼兽，直到夏七月才解除“时禁”。这条规定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强制确立古老的“时禁”传统。而类似的内容，我们在《月令》中也能找到。
《礼记·月令》：“（仲春二月）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也就是说，在仲春二月，应该保护草木的萌芽，养育幼童和少年，抚恤孤儿。不要把川泽的水资源耗尽，不要让池塘干涸，不要焚烧山林。这条月令与《田律》一样，都在贯彻“春生”的天地之道。
先秦各诸侯国通用《月令》，所以很容易观察出该国的社会状况如何。例如，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单襄公完成使命后，又借陈国的道路南下楚国。他回朝后向周定王汇报说，就算陈灵公没遭遇劫数，陈国也肯定要灭亡。
周定王问缘故，单襄公分析道：“先王遗训有言：‘雨季一结束就应该修整道路，水流干枯时就顺势建造桥梁，草木凋谢时就应该开始储藏粮食，霜降来临时就应该开始准备冬衣，寒风刮起时就表示该修整座城池了。’故而《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架桥。’按照《月令》的提示，当人们做完场院的农活时，就应开始准备土箕与扁担。看见营室之星出现在中天时，正式开始营造工作。在大火星刚出现时，大家就去官府那里集合。所以，先王办事不浪费财力，惠及百姓。”
他顿了顿，又说：“陈国却不然。早晨都能看见大火星了，但陈国的道路杂草丛生，乡里的谷场被废弃，不在湖泽上修筑堤坝，河流上也没有舟桥。这种荒废先王政教的做法，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果然，周定王八年时，陈灵公被陈国大臣夏征舒杀害。次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趁乱攻灭了陈国。单襄公的预言一一应验。
作为古典社会的大经大法，《礼记》不仅包含了许多礼仪风俗，还收录了对农耕生产生活具有极强指导意义的《月令》。可以说，不懂《月令》就难以体察农业文明的基本运行规律。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不知道”。随着时代变迁，后世王朝的礼乐典章已经与西周春秋时的礼乐文明相去甚远，政令也各不相同。但《月令》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依然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