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国人见识了先进科技的力量，人们的目光大都被吸引到了技术层面上。但是，自1894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思想开始转变，转变为以西方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开始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梁启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他融合中西伦理思想，试图以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传统伦理，从而创造出一套符合中国需要的新伦理。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前瞻性。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研究，目的是要实现他的道德救国的愿望。他指出：人类之所以需要并制定伦理道德，就是要用它来促进自身的完善，增进生活的幸福。
壹
什么是公德和私德
道德，可分为公德和私德。梁启超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生活，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全都依靠公德来成立的。所以，公德指的是：“人人相善其群者”，即合乎或有益于群体要求的行为规范。那么什么是私德呢？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道德。没有私德，人就不能立身；如果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的人合到一起，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没公德就不能形成团体，即使有无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的人，也不能形成一个好的国家。
自古以来，尤其是儒家学说，把人的道德修炼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高度。但是，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对待公德和私德问题上，严重偏向于私德。在所有的道德说教中，私德占到了十分之九。在奉为国教的儒家学说中，几乎所有涉及到道德的内容，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推崇的主要都是私德。在中国古典书籍中，都有关于如何修炼私德的说教。比如说通过“忍”来成全自己的私德。
明朝的理学大师薛文清说：“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自古以来，有许多豪杰人士大多败在这里！”
曹魏时期的文人王昶告诫儿子说：“别人抨击我们，我们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我们自己有可被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就说得很恰当了。如果我们没有他所说的缺失，那么他就是在妄语了。对方批评得当，则对他没有伤害，对方妄语，我们自身并没有过失，我们又何必去报复呢？”所以忍辱的要领在自我反省。
明朝大臣陆文定说：“当对方无理抨击我们时，如果他比我们贤能，则我们应当逆来顺受，等他自己觉悟。如果对方跟我们自己差不多，比较严重的抨击，我们就透过理智和反省来排遣；比较不严重的抨击，我们就运用感情来宽恕他。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我们就原谅他的经验不足。”这种忍辱的要领在于了解别人。
明朝的官员杨翥，仁厚老实，对于别人不能忍受的事物，他都能处之泰然。一次，隔壁邻居盖房子，屋檐下的瓦片掉落在他家的屋顶，家人感到颇为愤慨，他却说：“没关系！反正最近大多是晴天，很少下雨嘛！”邻居生了小孩，他怕自己所骑的驴子鸣叫惊吓到婴儿，便卖掉驴子出入用步行。他家祖墓的碑被农夫的儿子推倒了，看管坟墓的墓丁赶来告诉他，他问：“那个孩子有没有受伤？”墓丁回答说：“没有！”杨翥说：“太幸运了！你去告诉那位农夫好好爱护孩子，不必担心！”有人侵占他的土地，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过来一些也没有什么妨害！”他曾经梦到自己吃别人两个李子，醒来以后，他颇感内疚地说：“我一定是白天求利和想占别人便宜的心太重，所以才会做这种梦！”说完，他绝食三天。
有一位姓陈的书生，对医术非常精通。他曾经医治好一位贫穷而且垂危的病患，没有收取分文，而且不求回报。有一天傍晚，他路过那位病患的家，患者家属留他住宿，夜晚，病患的妻子对他说：“您救活我的丈夫，为报答你，小姑叫我陪你！”他看见她年轻而且美丽，颇为动心。但他克制自己说：“不可！”少妇勉强他，他连说：“不可！不可！”而且拿起笔，在桌上连写“不可”两个字，最后几乎把持不住，他又连呼：“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就这样，他坚持着挨到天亮才离去。
后来，这位书生的儿子参加考试，阅卷官丢弃他的文章时，忽然仿佛听到“不可”这两个字。阅卷官挑灯重看，再丢弃。又听到：“不可！不可！”阅卷官因此又看了一遍，决心不录取，忽然一直听到呼声：“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因而便录取了陈姓书生的儿子。
放榜后，房师询问陈姓书生的儿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怪事？儿子不知原因，回去禀告父亲。陈姓书生才回忆起往事叹道：“这是不邪淫的福报。”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偏重私德呢？首先还是看一下赵苞的故事。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任太守的第二年，他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身边来。他们在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时，遇上了鲜卑人入塞抢掠，他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问题来了：赵苞该怎么办？因为赵苞遇到了一个伦理道德上的最棘手的问题，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以前的传统思想中，孝道为大。比如说春秋时期的管仲，他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能得到大家原谅的。原因是：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中有老母亲。如果他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就没有人来赡养老母亲了。但是，到了秦汉时期乃至以后，孝开始让道于忠，向君权倾斜。所以，由于时代的变迁，让赵苞遇到了忠、孝两难全的问题。宋代的理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
不妨做些假设。如果赵苞选择以孝为先，也就是选择以私德为处世准则，为保全家人的性命，而做出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可以设想，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赵苞哪怕是投降了鲜卑人，也不会让他的声名受牵累，甚至还可成全一种孝的美誉。反过来呢？如果他坚守公德，以国家利益为重，与敌人战斗，哪怕他最终成功救出了家人，也会被人所诟病。因为他一旦这样做，就会置家人于危险境地。那么，赵苞是怎么选择的呢？他选择的是后者。结果呢？他的母亲被鲜卑人杀死。他本人在埋葬母亲后呕血而死。他这样死，也许是一种“正确”选择。
赵苞的选择，如果在今天的话，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佳话。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赵苞的这种大局观。但他的下场太让人可惜了。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本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道德倡导者都偏重于私德，也就导致了国民当中，没有人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而公德的最大目的，在于有利于群体，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所以培育和建立公德，是中国培育国民精神的当务之急。
贰
为什么要培育国家思想
晚清时期，国家可谓分崩离析，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梁启超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自强的道路而积极奔走，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他蓦地发现，国家好像是他们这几个人的事，对于广大官僚和国民来说，对于国家事务表现出了全然的麻木不仁。他为此感慨道：“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
梁启超将中西伦理进行对比后得出：中国伦理分为五类，分别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西方伦理分为三类，分别是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当中，缺乏国家伦理这一项，这也就导致了国人没有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将国家思想的体现总结为四个方面。它们包括，通过自身知道国家存在，通过朝廷知道国家存在，通过外族知道国家存在，通过世界知道国家存在。比方说朝廷，一个具有国家思想的人，也会有爱朝廷的时候。但是，他爱朝廷，并不表明他爱国。只有当这个朝廷成为国家的代表时，爱朝廷才可称为爱国。可惜的是，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从自身起就不知道国家的存在，以致出现了两种让人痛心的人，一种是不肖的人甘于成为侵略者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人民；一种是只知道些古代典籍，并甘心成为它们的奴隶。
梁启超所说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为什么要培育广大国民的国家思想？这当然同抗击外辱、国家图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的众多事实也表明，当一个国民具有国家思想时，他就会将国家的利益奉为至上。
齐景公时，晋国攻陷齐国的阿城和甄城，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派出去作战的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忧心忡忡。大夫晏婴对他说：“田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请让他领兵打仗。”于是，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退敌之策，他的才干让齐景公非常欣赏，于是景公便任命他为大将，领兵抗击晋、燕两国的军队。
田穰苴对景公说：“为臣出身卑微，陛下从平民中把我提拔上来，士兵不敬重我，百姓也不信任我。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国君派宠信的大臣来担任监军，以壮我军威。”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后，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立标杆和滴漏以计时间，等候庄贾。这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庄贾向来骄横，他认为自己是国君的心腑重臣，现在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把田穰苴放在眼里，他兴致勃勃地与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到了正午，太阳高照，集结军队的广场上，军旗猎猎，准备出征的将士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看到与庄贾约定的时间已过，便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派人去请监军，自己在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此时庄府里，众人酒喝正酣，庄贾吃喝正在兴头上，门丁来报，说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地嘲讽说：“平头百姓当将军，爱把鸡毛当令箭！”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检阅完毕的将士，仍然排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山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众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这时，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乘马车来到。田穰苴疾步上前，责问庄贾为何不按时来军营。庄贾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来饯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家庭；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父母；战鼓擂响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国君寝食不安。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饯行！”于是，他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该如何处置？”军法官答道：“应当斩首！”这时，庄贾害怕了，他忙派人快马报告齐景公。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全军将士震惊。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使者拿着符节前来救庄贾，鞭马急跑冲入军中。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里，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应当斩首！”使者也吓坏了。
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能处死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车夫，砍断了车左边的车把，斩了左边的那匹马，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如此果断刚毅，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于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担任齐国的三军统帅。
在这个故事中，田穰苴毫不顾忌庄贾是国君的心腹宠臣这层关系，而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处理问题，不徇私情。最终，在他的带领下，齐军战胜敌人，收复失地。他的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认识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足以说明梁启超所说的让国民具有国家思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