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
如何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再好的一部法律，都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施行的。这其中就牵涉到人与法的关系，尤其是手握国器、身居权位的人。梁启超说：“法治必藉强制而始实现，强制必借权力而后能行。”意思是说：法治必须借助强制的力量才能实现，强制的力量必须通过授权才能执行。这就牵扯到权与法的问题。
梁启超指出，在没有法之前，权力有绝对的影响力；有了法以后，两者互相影响：法通过权力来执行和维持，权受到法的制约和保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推崇人治的，所以，就会出现君权至上的社会。惟有法家，提倡对权力的制约。
韩非子就看得十分清楚，他举例说：“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就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那么，他们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有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韩非子明确指出，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重要的是法。“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如何执行法呢？这就涉及权。儒家推崇的是仁君的力量，借助君王的权力来推动法治，但法家反对这一点“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法家认为仁爱的君主和残暴的君主都能导致天下灭亡，所以不能指望他们让天下得到治理。而应如管子说的那样：“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治理天下，并不是靠仁君、贤人，而靠的是法。法家的这种观点，也是今人的观点。按这样的观点，权与法的关系一目了然：法是权赋予的，但权必须受法的制约；权虽受法的制约但法的执行也有赖于权。在摆正权与法的关系的人中，春秋时期的李离可以说是有史第一人。
李离是晋文公任命的狱官。他错误地听取了下级的汇报判处了一个人死罪。为此，他把自己关押起来，并给自己定了死罪以作为惩罚。晋文公知道后就对他说：“官有贵贱之分，处罚有轻重之分，那都是下级官吏有错，不是你的过错。”李离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并不让位给下级官吏；享受俸禄多，不和下属平分利益。现在我听了下级错误的汇报而判人死罪，却把罪转嫁到下级官吏身上，这是没有听说过的。”所以，他坚持自己的决定。晋文公说：“你如果以为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狱官遵守法纪，错误地判刑，应判自己的刑。错误地判人死罪，就应判自己死罪。您认为我能审察和判定疑难案件，所以让我当狱官。现在我错误地听取下吏的汇报而判人死刑，罪责应当死。”于是他不接受晋文公让他免死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
李离是个执法者，他在工作中违了法，自然就该受到惩处。不过，晋文公完全可以免除他的死罪。但是，李离不为所动，坚持以死谢罪。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只要为官者摆正权与法的关系，这个国家就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为霸主，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同样能够正确处理权与法的人，还有春秋时期的楚庄王。
楚庄王时期有外朝的法规：“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车子不准坐到第二道门。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有一次，楚王急着要召见太子。当时，天下着雨，院子里有积水，太子就把车子赶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达第二道门，到达第二道门是不合法的。”太子说：“国王召唤得很急，我不能等到没有积水。”接着就赶马向前，执法官举起兵器刺向太子的马，并摧毁了太子的车。太子进去后，对楚庄王哭诉道：“院子里积水很多，我赶车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不合法，举起兵器刺我的马，毁我的车，父王一定要杀了他。”楚庄王说：“前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越规办事；后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楚庄王给执法官加了两级爵位。然后拉开后门让太子出去，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中国有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居高位者依仗权势，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一切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这样一来，下层乃到基层的就会跟着效仿，社会风气就这样跟着污浊混乱起来。楚庄王身为一国之君，他完全可以循私情为儿子出一口气。但是，他没这么做，而是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完全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不因私废公，赏罚分明。由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楚国之所以能在楚庄王手上成为春秋一霸，与楚庄王个人严于治法的执政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对于权力有着明确的主张：对于身居权力顶端的国君，要以法来限制君主的权、禁止君主越权，让君主意识到法的重要性而自觉遵法。管子在《法法》中就对权与法有着明确的界定：“不以法推行法度，国事就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政令就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束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在法家的眼里，治理国家不在于国君多么仁慈、有美德，而在于国君首先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这一点与现代人的法制观非常一致。不过，梁启超的主观做法恐怕要与它相左。他在清朝灭亡前，一直致力和倡导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并且，他尤其推崇君主个人的美德。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明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时，他把光绪皇帝当作了圣人，把中国发展变革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为此，他洋洋洒洒写出了《光绪圣德记》，把光绪皇帝当作了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在这篇文章中，他大加赞扬光绪皇帝“舍位忘身而变法”“群僚士民皆许上书”“日昃勤政”“求才若渴”“明罚勅法”“从善如流”“俭德谨行”“爱民忘位”等诸多美德。
所以，梁启超一面大力谋求变法图新，一面又脱不去人治的桎梏，即使他的变法主张全部能实现，由于权与法的关系没有理顺，其后的国家政治局面一定会让他感到非常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