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鸟长号草木悲，桥陵弓堕忽三稘。征经合有禅除礼，恋阙微闻歌舞词。柱折久忧天北坠，陆沉惊逐日西驰。遗臣未敢修私祭，血洒桑田海不知。”随便举梁启超创作的一首诗，从中就可看出，其作品显然受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影响。由此他的文学作品也就多与国运、民运相关联，而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忧国忧世之情怀。
所以，与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不同，梁启超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政治、历史、社会以及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由各种学问融会贯通而成，但其间的主旨都出脱不了对爱国、治世、忧民、感世和命运之类主题的思考。
壹
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是什么样的局面
对于如今中国读书人来说，如拜伦、雪莱、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的欧洲作家，已不再陌生。这些人都是出生或生活于19世纪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
梁启超生活于19世纪，所以，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致力于西学传播的过程中，对于西方文学自然十分重视，进而把它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内。梁启超将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分为两派，前半期被他称为浪漫忒派，又称为感想派；后半期则被其称为自然派，又称为写实派。
浪漫忒派随古典派的衰微而崛起。他们拒绝摹仿，推崇创新，打破形式束缚，纵性发挥感情，与当时唯心派的哲学和在政治上、生活上追求自由主义者的方向一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霍夫曼、沙米索和海涅，英国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法国有史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缪塞和乔治·桑。下面，我们以拜伦为代表来阐述浪漫忒派文学的历史特点。
乔治·戈登·拜伦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学生时代起，他便向往参加社会活动，在哈罗公学时，他醉心于练习演说。21岁那年，他离开英国，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撒丁岛、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家和地区，23岁时回国。次年，他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出版，立即震动了英国文坛，并赢得全欧洲的声誉，在该年内重版五次。
拜伦在诗作中所塑造的人物，都高傲倔强，不满现实，具有叛逆的性格，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人们就把他作品中的这一类人物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他的诗作侧重于从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比如他未完成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就是这样一部气势宏伟，意境开阔，见解高超，艺术卓越的叙事长诗。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梁启超称浪漫忒派文学：“万事皆尚新奇，总要凭主观的想象力描出些新境界、新人物，要令读者跳出现实界的圈子外，生一种精神交替的作用。”究其形成之原因，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思想初解放，每个人都觉得个性的发展可以不受限制，于是就渴望一种别开生面、完全美满的生活。所以，当时的诗人，就有点像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那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当时的小说作家，每部小说中多半会有一位主人翁——实质上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总是与现实中的平常人不同，是理想的武士，用来表现英雄万能；是理想的美人，用来表现恋爱神圣。结果全部成为空想，与现实格格不入。
19世纪中叶，自然派兴起。梁启超把自然派兴起的原因归为三点。首先是继承浪漫忒派后，将破除旧套和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基础，自然就转到通俗求真方面来。其次，物质发展过于迅速，社会现象日趋复杂，容不得人们留时间进行幻想，直接把精力放到对现实的描述上来。再次，当时唯物的人生观正风靡一时，人们的思想都回归到现实层面上，文学创作同样如此。另外，当时科学的研究法已经普遍推广，文学也不例外，因此，一些人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缘于这些原因，当时的文学界出现了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狄更斯、哈代、普希金、果戈理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巨匠。下面就以福楼拜及其作品来作说明。
居斯塔夫·福楼拜出生于法国卢昂。在28岁至30岁期间游历了马其顿、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国内外见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加深了他的悲观主义倾向，甚至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为《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
福楼拜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使情节构造上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他这种貌似随意的态度，却非常“客观”地揭示了：爱玛的死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梁启超将这种写作手法形象地比喻道：“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所以，他们书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来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国，却是眼面前我们所栖托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不是圣贤，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却是眼面前一般群众。书中的事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奇情，却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片断。”
不过，浪漫忒派和自然派并不是截然对立或彼此孤立的两个派别，而是文学的两种呈现形式，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看谁占的比重大些罢了。以大文豪雨果为例我们来看看。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作家。从他的生平就可看出，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度过，是名副其实的19世纪作家。他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所创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和《悲惨世界》，短篇小说有《“诺曼底”号遇难记》。
雨果出生于一个军官家庭。受家庭影响，他的最初作品大多是歌颂君主和宗教的。到了21岁时，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政治态度开始转变，文学作品也开始向浪漫主义转变。27岁那年，雨果创作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并写了长篇序言。这篇序言就是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篇序言成为了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和开展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以及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9岁那年，雨果创作出了最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通过描写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在中世纪受到摧残和迫害的悲情故事，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反动教会的猖獗和司法制度的残酷。故事情节复杂，人物性格夸张，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小说的特点。
60岁时，雨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问世，这部小说运用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从其问世时间上来看，它印证了梁启超所说的19世纪下半期的文学创作特点。
不过，梁启超对自然派的写作风格是持批判态度的：“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一面，赤条条地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以后，越发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化而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区别，越发让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世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
贰
为什么说杜甫是情圣
自小时起我们就知道，在唐朝，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并驾齐驱的大诗人，一位是李白，一位是杜甫。并且，为表示对两人的尊崇，后人们特意为两人分别冠以“诗仙”和“诗圣”的雅号。不过，梁启超对其中的诗圣杜甫，似乎格外推崇，竟意犹未尽地对他再冠以“情圣”的称谓。这是为什么呢？
梁启超之所以关注杜甫，是因为他认为：“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杀。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的价值。”另外，“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从这两点来看，杜甫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梁启超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是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达）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而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杜甫出生于开元初年，早年漫游四方，黄河以北都有他的足迹。中年时国家发生“安史之乱”，他一度被叛军俘获，后来侥幸逃脱，跑到灵武谒见唐肃宗，得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没想到碰上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死。到后来，他流落四川，投奔于一位老熟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只得避难到湖南，最终在由潭州行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
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投奔严武后，一点也不趋承将就人家，相反还顶撞人家。他有一首著名的诗《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首诗句句都有意境，讲述的是弃妇之怨。但该弃妇虽有悲惨的命运，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节操，让人对她既有同情，更有钦佩。梁启超说：“这位佳人，身份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这位“佳人”，就是杜甫本人的真实写照。
杜甫是最富同情心的人，如他的诗中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同首诗中，他还写道：“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做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唐朝的黄金时期，当大家都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时，他的眼里却有无限的悲哀。他的眼光，总能关注到别人看不到的社会最下层，并能反映出别人不能反映出的真实情景。他后来创作的著名的“三吏”和“三别”，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状况的“影戏片”。
《垂老别》中写道：“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新安吏》中写道：“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石壕吏》中写道：“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能写出这些情形，只有作者与所写的人精神一致才成。这就是杜甫的同情心，其极富真情，顺从心性描写，让人读之作品后，必有同病相怜的体验。同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也是这种真性情的流露。
杜甫对自己的亲朋，则又是一种真情了。他对被贬的郑虔说：“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对于遭流放的李白，他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他想念自己的兄弟和妹妹，写了二十来首诗，最沉痛的莫过于《同谷七歌》所写：“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鴐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杜甫早年还写有一首《月夜》诗，表达了对妻儿浓挚的爱：“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在“安史之乱”前后，他写了许多诗抒发真情。战乱前他回家一次，小儿子饿死了。他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他的许多诗都写出了浓浓的亲情，如《述怀》《羌村》《北征》和《彭衙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