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本身遭际，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忠君爱国”。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说相当大的部分都是与时局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相关。如在《后出塞》中他就写出了豪强们骄奢专横的情形：“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裳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在《丽人行》中，他通过铺叙，深刻揭露了权贵们的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另外，在杜甫的诗中，也少有的有歌颂的主题，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往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这首诗写出了一派自然的风光，也写出了作者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不过，在歌颂生活的同时，也暗示了战乱和沉重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杜甫在写情的同时，能将各种情绪归拢到一块，形成一种调和之美。比如他的长篇叙事诗《北征》，虽说总体上属于忧时之作，但其中“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及后面几句，就纯粹是欣赏天然的美；到“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及以下几句，又是凭吊往事的；到“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及以下几句，又是纯写家庭实际情况的；到“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及以下几句，就是正面感慨时事的，既盼望朝廷早日平定叛乱，又担心凭借回鹘外力可能带来危险；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句直至篇末，所有过去发生的事一齐涌上心头。像这种将杂乱的情绪聚集在一块，同时又能将他们调和得恰当，形成一种美，足见杜甫文字功底之深厚、思想之深刻。
杜甫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比如《哀王孙》诗，几乎一句一层意思。他的情感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地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他写情，有时又一口气地说出。如《忆昔行》第二首中，从“忆昔开元全盛日”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其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对其进行赞美，令意义格外深远。
杜甫还有一种特别的技能：他最能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无限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中的“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句，仅用十个字就把他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酸甜苦辣都写了出来。又比如《垂老别》中“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句，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能期限长些作安慰，这是何等的沉痛。
杜甫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只要写出来的，都必定是对所观察的景物达到入微的地步，把景物做象征，并寄托情感。如《旅夜抒情》：“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些句子能让人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
叁
小说具有移风易俗的功效吗
梁启超很早就开始了对小说的关注。早在1897年，他受到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谈到了小说的功效。他指出了中国语言应用情况：古代人是文学与语言合而为一的，而现代人创作出的文学与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分离的；现代人日常交谈时用的都是通俗用语，可写出文字时，都用的是古文。所以，妇孺农氓，都把读书当作难事，也就导致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的读者反而比六经的读者多的现象。透过这些现象他认为：如果用通俗语言来著述各种书籍，上可以传播圣贤教育，下可以陈述各种历史，又可以激发爱国热情，往远看还可反映各种风土人情，包括官场上的各种丑态、试场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吸食鸦片的顽劣癖好和妇女缠足这种虐刑。这些都可起到揭露丑恶、遏制丑恶，从而改变社会风气、振奋人的精神的积极作用。
很明显，梁启超通过语言使用的现实状况，看出了通俗语言的普及性以及通俗小说具有变风易俗的巨大影响力，进而萌生了通过小说来变易风俗的设想。随后，他就将设想化作了行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那里，他还抱着希望将自己没完成的维新事业走完。1897年的秋冬间，他在路途中偶然得到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从中他受到启发，便以小说的形式来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在翻译的同时，他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与译文一起在《清议报》的创刊号发表。这篇文章不过八百来字，但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他想借小说来变易风俗，进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强烈愿望。文章的大意是：“西方各国变革的开始，国内有大学问的人和仁人志士，往往都是将他们亲身的经历、心中的想法、政治的观点一起寄托在小说中。所以，通过小说的传播，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包括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以及妇女儿童，都知道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这样一来，每部书面世后，都能引来全国性的议论。西方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引起全民关注，这都是小说的功劳。”这也可以说是他翻译《佳人奇遇》这部小说的动机。那么，《佳人奇遇》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有过多次参战经历。明治元年9月，官军征伐会津，柴四郎全家参战，结果他的父亲受伤、二哥战死、母亲和妹妹也丧身战火，他本人被俘并被关押起来。这种亡国之痛的体验，成了柴四郎文学创作的基础，这在《佳人奇遇》中有突出的表现。
《佳人奇遇》以柴四郎本人两次游历海外的见闻和感受为素材，并把自己当作主人公，虚构了他与两位西方姑娘的奇遇与恋情。在留美期间，“他”偶然遇上了西班牙贵族女子幽兰和爱尔兰姑娘红莲。在佳人寄寓的一个如仙庄桃源的地方，他们互谈各自的经历。幽兰是顿加罗斯党领袖的女儿，全家遭受迫害，来美国避难；红莲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来美国寻找力量促进民族独立，另外还有一位亡命来美的中国明朝遗民范鼎卿。他们互诉苦难，为民族、国家和自己的人生而忧戚悲伤，也决心为民族的新生而奋斗。在这过程中，“他”与幽兰产生恋情，不过恋情没有继续发展。为了拯救将被处死的父亲，幽兰带着红莲和范鼎卿赴西班牙，救出了名震于世的老将军。他们辗转海上，却遇上了大风浪，导致船只覆没，庆幸的是，他们都侥幸地活了下来，只是各自流落一方。后来，红莲经法国回到美国，与“他”相见。幽兰父女被人救起并随船来到埃及，正遇上亚历山大抗英起义。于是，应起义军首领亚刺飞之邀，幽兰父亲担任起义军顾问，期间屡遭不测。范鼎卿辗转到了香港。“他”留学结束回国，第二次出游海外时与这些人一一见面。
《佳人奇遇》就是通过上述情节线索，通过“他”的见闻和人物的转述，广泛地展示了各国遭受西方列强掠夺、压迫的悲惨场面，以及其他的改革和民族的独立战争，作品对弱小民方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本意是：日本是要沦落到像那些弱小的民族一样，还是应以自己的独立品质屹立于列强之列。应该说其中作者的政治思想十分明显：反对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认为只有伸张国权，才能免遭众多弱小民族所经历的悲惨命运。
《佳人奇遇》日文原著自1885年开始连载，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有名、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显然日本民众从中受到鼓舞并看到了希望。由此，梁启超对小说的功效有了坚定的信心。于是，他便着手翻译介绍起这部小说来。1898年12月，在旅日华侨的帮助下，他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的宗旨是：“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意；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他把自己翻译的《佳人奇遇》中文在报上连载发表，一直连载到1902年初为止。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创作起文学作品来。1902年初，他创作了文白夹杂的《劫灰梦传奇》，还有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新********记》。为发表《新********记》，他特此创办了《新小说》杂志，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本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
《新********记》属梁启超所推崇的“政治小说”。小说以倒叙的手法，以60年后（当时是1902年）中国的繁荣富强为开端，然后借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在博览会上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来讲述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对于六十年前（即1902年前）中国现状的思考，以及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而引发的辩论。在这当中，既有对国家现状的记录，也有对各种人物形象的描述。其中黄克强与李去病二人关于政治改革方式的辩论，可以视作梁启超本人对革命派和改良派孰是孰非的主观倾向。
不难发现，梁启超是在试图通过这部小说，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产生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来，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产生，并不是完全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共同体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从中也可看出他的政治倾向：在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
此外，梁启超还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一部小说，取中文名为《十五小豪杰》。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有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念，如果不是为政事所累，他还能翻译介绍进更多优秀的外国小说作品，他本人也能创作出更具有文学意义的小说来。
梁启超如此推崇小说的功效，首先缘于他想快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强烈愿望。不过，尽管小说具有变易风俗的功效，但相比全面变革社会所需的庞大措施来说，他的此举颇有病急乱投医之嫌。当然，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关键年头，他能想到以小说为手段首先从思想上来改变世人的精神状态，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风貌，也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让人钦佩。
肆
戏剧具有哪些现实功效
梁启超是晚清时期极少数能看出国家积弱的根源在于人的素质低下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强弱，由民之强弱决定。为使中国日益强大，抵御异族侵略，“今日最主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为此，他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同时，无不把提升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当作一项要务。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他都是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施展影响。这其中，既包括小说这种他最为推崇的文学形式，还包括散文、诗歌、戏剧之类的文学形式。那么，对其中的戏剧他又寄予了什么样的现实期，或者说，在他看来，戏剧具有哪些现实功效呢？
与提出“史界革命”一样，梁启超也高擎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发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号召。对于戏剧，他发出的是改良的声音，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提升戏剧的文学地位，提升戏剧的社会功能。
戏剧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与史俱在。但是，它的实际地位却十分低下，不能像诗词那样能够登上大雅之堂，正史不记曲家生平，许多作品湮没无闻。从事戏曲表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地位就更惨了，被剥夺了作为平民的起码的权利，甚至连人格也难以得到保证，有时候，他们几乎成为权贵的玩物。
《啸亭杂录》上记载有雍正皇帝“杖杀优伶”的故事。一次，雍正皇帝兴致勃勃地看杂剧，杂剧讲的是历史上常州刺史郑儋打儿子的故事。扮演常州刺史的演员技艺高超，“曲仪俱佳”，因而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节目演完后就赏赐他银两。然而，这位演员根本不懂得当时的等级阶别，于是无心地向雍正皇帝问道：“现在任常州刺史的人是谁？”谁知雍正皇帝听了后勃然大怒，当即喝道：“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时不可长。”并当场下令将这位演员用杖打死。
所以，要提升戏剧的地位，首先就要提升戏剧演员的地位。当然，这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梁启超戏剧的改良观点重在内容上。他认为在内容上，要突破以往那种才子佳人题材的局限，将其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以实现提升民智和强国的目的。为此，他自己也做了一些尝试。
1920年初，他创作出了戏剧《劫灰梦传奇》。该作品所写的也是书生逢国难一类的内容。书生杜如晦，早年登科，旅居京城为官。自从甲午战争后，惊心于时局的变化，于是对仕途的进取完全失去兴趣。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曾弃官南下，浪迹江湖。而后他回到京城，每天在城西枣花寺中以读书自乐。他自感“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于是就把自己所见和所想编成一部小小的传奇，“就算尽我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