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三只耳朵听音乐
34209400000023

第23章 母亲教我的歌

从我呱呱落地起,第一首学会、也是唱了一辈子的就是母亲教我的歌。那不是一首歌——没有词、没有曲,只是母亲人生苦旅的实录和心路历程的影像。那也是一首歌——它曲调悠扬,节奏铿锵,音色瑰丽,气韵绵长。有时低回轻转,宛如首抒情的无言歌;有时翻腾变幻,像是部恢宏的交响乐。这是首唱不尽的长歌——从祖先到未来,它将世世吟唱,代代相传。它的名字是——妈妈!

妈妈是一首歌

妈妈是一首歌——一首清丽浓艳的爱情二重唱,一首凄美绝怨、情意连绵的长恨歌。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说:“女性是人生的音乐。”当他回忆起他所创造的乐剧“渐渐结实,成果渐渐伟大起来,而能抚慰人心而使之高尚”的时候,他感激地说道:“我们只知感奋欢喜而已。独不知探寻起基础来,这等都是‘久远的女性’所赐。”

“久远的女性”!这是瓦格纳对女性最崇高、最深情的称颂。就是她,给了瓦格纳神采飞扬的乐思;也就是她,给了我父亲陈歌辛以无穷无尽的灵感。他——这位天才作曲家,中国40年代的“歌仙”,在妈妈“久远的”爱的滋哺激发下,谱写了那么多以“春”和“花”为题材的爱情歌曲——从《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到《春天的降临》、《春光无限好》等等。妈妈是这些美歌的第一个听众,也是第一个传唱的人。那首被记录在乐谱和唱片中的他俩爱情的明证,就是爸爸献赠给妈妈、由周璇演唱的传世名曲《永远的微笑》: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里给我太阳。

这是爸爸为妈妈勾画的一幅音乐素描——爸爸说,妈妈像蒙娜丽莎。她,有圆圆的、蒙娜丽莎式的“笑的脸庞”;她,有那望不到底的、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和“黑夜的太阳”……

妈妈就像她的名字——金娇丽一样,那么姣好,那么美丽。十六岁那年,她就被选为校花,在新新公司楼上的玻璃电台担任播音员,还频频在舞台上出演话剧。她是爸爸的学生——那个比她大三岁的老师的学生。

“我们是师生恋。”妈妈这样回忆道,“结婚时他二十,我才十七岁。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好的是,他在上课时穿了一件熨得很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而且半件已洗刷得发白了。我喜欢上了这英俊青年,认为他‘穷’就是好!”(本文中所有妈妈的话,均引自她的家书)

妈妈是上海吴宫饭店大经理的千金小姐,而爸爸则是个风流倜傥、目空一切的穷书生。妈妈是祖先来自阿拉伯的回族少女,爸爸虽系印度贵族的后裔,后来却送养于佛门信徒的陈家。门第与宗教这两座门槛,冷冷地隔开了他们。有一年过年时,爸爸给妈妈寄来了一张自己设计的贺卡,在那张紫红的纸上,竟跳出了四个赫赫夺目的大字:“无法无天!”吓得外公直嚷:“这个人是共产党!不能嫁,不能嫁……”可是,倔性子的妈妈勇敢跨越了门第与宗教的门槛,嫁给了她的心上人。从此,他俩绽开了花一般的梦和火一般的青春。

“新婚之夜,满室春风,斑斓多彩,鲜艳夺目,真是美丽得令人勾魂。在那里我们做着年轻的、美好的梦、享受着生命、青春和彼此那梦一般温柔的情意。那时,充满了希望和理想。”

“在那华格臬路(现名宁海西路)的老屋里,不时传出丝竹声,幽雅动听。忽而,钢琴奏出一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远远漂流到街头;再不,就听到他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歌声唱着《伏尔加船夫曲》。有时,屋里的小乐队演奏着他的新作,或是‘实验音乐社’在排练苏联歌曲和救亡歌曲。这小屋里充满了欢乐、朝气和无限的生命……”

他们使这间小屋充满了生命,他们也在小屋里创造了四个小生命。就在几天前,妈妈突然悄悄地递过一份《文汇报》给我,上面刊载着赵青纪念她父亲赵丹的文章《我和爹爹赵丹》。那天登出的正好是“开篇”《我参加我爹我妈的婚礼》,它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我妈当时是上海高级商业学校的校花,人称‘小叶’。金山介绍老爹为小叶的学校剧团排戏,从此就认识了。两人都是初恋,一见钟情,刚发芽就开了花,刚开花就结了果……”看到这里,我转头看看妈妈,会心地笑了……我,不也是和赵青一样,“藏在姆妈肚皮里”去参加爹娘的婚礼的吗?这个“秘密”,还是前几年妈妈在美国时,郑重其事地在我生日那天向我“宣布”的。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是他俩在杭州热恋时,西子湖畔结出的爱果。

雨不洒花花不红。爱雨洒出爱花,爱花结出爱果。爸爸的累累创作硕果,就是他们爱情的明证。1935年,他们结婚的第二年,爸爸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并与中国“现代舞之父”吴晓邦合作创作了《罂粟花》、《丑表功》和《春之消息》等抗日歌舞。1938年,爸爸除在“中法剧场”任音乐教授外,还筹办了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和苏联音乐的“实验音乐社”——那时,好几十位社员常到家里来排练。爸爸指挥,妈妈端茶倒水,招待客人,好一幅“夫唱妇随祥和图”!

突然间,风云突变。1941年12月16日晚,一队握着冲锋枪的日本宪兵冲进我家,抓走了爸爸——这个在“孤岛”时期公然跳上舞台、在大幕前高唱他自己创作的《渡过这冷的冬天》的青年作曲家;而妈妈在第二天就赶紧通知姜椿芳等左翼文人转移和烧毁家中的原版《资本论》和《瞿秋白文集》等进步书籍,还拖着六岁的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给爸爸送食物。三个月后,爸爸被保释出狱。出狱的那一天,妈妈还特意用一块红布盖在爸爸头上为他“冲喜”。可是,究竟是喜还是忧呢?——爸爸将盼春的苦思与鞭挞现实的隐喻镶嵌在《蔷薇处处开》和《三轮车上的小姐》等抒情、讽刺歌曲中,可是在以后的好多年中,却反被诬称为“黄色歌曲”;他在1946年去香港投奔夏衍投奔党,写下了《夜上海》、《莫负青春》和《小小洞房》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还与妈妈被双双请去出席香港欢庆上海解放的鸡尾酒会,接着双双返回上海,投身祖国建设。可是,到了1957年,爸爸却被莫名其妙地钉上“右派”的十字架,而在那个在十字架下日夜哭泣的,就是曾经与他日夜厮守的妈妈……

再唱一唱那首爸爸写给妈妈的《永远的微笑》吧!那首歌的最后几句,不正是爸爸涌自心底的呼唤吗?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

也许,爸爸早已有一种失去妈妈——他那“仅有的春光”和“心中的太阳”的预感,而这篇“音乐预言录”,竟然也在以后被应验了……

“我好像突然被人从高山的山顶,推落到万丈深渊。阳光不再照临,世界不再有色彩。我原有的梦想、愿望呢?一个个像断了线的风筝,自我手上、自我心中飞走了,消逝了……”

在事隔几十年后,妈妈才能痛苦地强忍住苦泪,忆述当时的情景。

爸爸被发配到安徽白茅岭。妈妈一个人,一个才四十出头的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挑起了家庭的千斤重担。她的心格外紧贴着远去的丈夫,用微薄的抄谱收入为他寄药寄食品,用频传的家书,遥递妻子的温暖。在三个年头里,妈妈每一个春节里都要去探望爸爸。一个女人家,孤身在铺盖着漫天大雪的山路上跌跌撞撞,跟着一辆独轮牛车步行八十里,为的是——为的只是能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亲人……

“漫天白雪,无声地飘落在山顶。路滑难行,我跌倒又爬起,坚持到达白茅岭。在那寂静无声、黑压压的深夜里,看不见星星和月光,没有空间,没有声息,天与地混为一体。这凄凉的气氛令人觉得,孤立于茫茫无边的大自然中的人,是何等地渺小;生命,又是何等地寂寞与无奈……”

行路难,路难行,相见时难别也难。见到了爸爸又是如何呢?下面是妈妈的一段回忆:

“盼见亲人心切,面对面相见却不相识。他竟然瘦削得只剩下了一个高鼻梁。见此情,我的泪水直往肚里吞……”

相聚一夜,诉不尽的情。我们没条件像在家里时那样对饮红茶,谈天说地;只能苦中作乐,用刚洗过套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也就够满足了。茶未喝完,队里的哨子吹响了,让家属们搭乘他们的汽车去赶火车。此时此刻难分难离,但必须走呀!我,一路哭到家……

哭到家,哭到家,在她哭到家的第二年——1961年初的一个冬夜里,我从音乐学院回家。还未跨进家门,就听到一阵撕裂心肺的尖叫与痛哭声,看到妈妈那被无情的噩耗击倒在地的身躯在抽搐翻滚。她——正准备带小弟弟去探望爸爸,却被突然告知:爸爸在1月25日因“心力衰竭”而身亡。这一声晴天霹雳,彻底打碎了珍藏在妈妈心底的最后的希望……

“那是个风雨交加、寒风凛冽的冬夜。凄风急雨拍打着门窗,那惨淡的拍打声,犹如丧钟般地敲着我的心。我拖着疲惫的身心下班回家,见到桌上放着一封从安徽白茅岭寄来的信,兴奋之极,希望送来佳音。快快拆看,不料惊悉噩耗!歌辛已于1月25日逝世!一颗明星陨落了!我痛不欲生,欲哭无泪,泪水在心底淌成了血水!他走得这么早!走得这么惨!才壮年四十六岁就早殁了……”

1962年10月,断肠人又一次来到白茅岭。

“秋风扫落叶,满天的黄昏,披着一身退了色的晚霞,将辉煌的成就和深重的苦难全都锁在那土地里了!目的地到了。见不到亲人倍感伤心!为什么我的人不在了?朋友们陪我找到那没有墓碑的墓地,我扑向坟上哭断肠!呼天不应,叫地不理。我饮尽了人间的杯杯苦酒,背负着生命中无数的愁苦,为的是他能有一天回到故里。可是,他等不及吻一下小儿子便撒手而去!他最后留下的是一盏煤油灯和唯一的一句叮咛——你要保重……”

妈妈带去了一只小小的木箱,捡回了爸爸二百零六根遗骨,回乡安葬。坟前树了松柏、立了墓碑,却又在“文革”中被盗掘……

之后,在那漫长的、望不到尽头的几十年里,伴随妈妈的只是爸爸留给她的回忆和他的一个“影子”——那首他献给妈妈的《永远的微笑》和另一首用锡剧音调为秦观的词所谱写的、也是留给妈妈的最后的情歌:

两情若是久长时,

岂在那朝朝暮暮……

妈妈噙着思念的苦泪,低声吟唱着这首心曲;妈妈蘸着辛酸的血泪写下了妻子的默祷:

“歌辛啊,让我们在天堂里相见……”

“啊!万全之爱无生死!万全之爱无别离!”

……

日历从1961年一下子翻到1994年。这一年春天,上海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陈歌辛——陈钢——陈东父子情音乐会”,由我小弟弟、旅美男中音陈东演唱经我整理、配器的爸爸的几首名曲。音乐厅上空回响着《玫瑰玫瑰我爱你》亮灿的乐声。今夜蔷薇盛开,今夜玫瑰怒放,今夜——妈妈噙着泪、含着笑在倾听爸爸的声音,那些当年日夜在她耳边哼唱的那些歌。今夜——妈妈在歌声中与爸爸相会。当观众为陈歌辛的夫人、陈钢与陈东的母亲献上一簇簇、一篮篮火红的玫瑰时,妈妈从第一排座位上慢慢地站立起来,慢慢地回过头,举起手,将一个深情的飞吻,连同她全部的爱,慢慢地、慢慢地洒向天上,洒向人间,洒向爸爸,洒向孩子,洒向每一个人,每一颗心……

妈妈是一条河

妈妈是一条河——一条潺潺细流的爱河,一条宽阔深沉的母亲河啊。我们,四个孩子,在那涓涓暖泉中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沐浴着阳光雨露。我们,四个孩子,是母亲的财富、母亲的骄傲和母亲的生命之锚。

爸爸才四十六岁就离开了我们。妈妈凭着超人的自尊、自信和自强,一个人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支离破碎的家,将四个孩子拉扯成三个教授和一个留学生。我们相依为命,就像冰心在《寄给母亲》中提到的那首Louis Notonoyor的诗:“我的困倦的儿子和我,很暖和地相挨的坐着,凝望着薄暮天空,风雨正要来到……”我们一家,就是这样紧紧地挨着妈妈,度过了一阵又一阵的暴风骤雨。

1957年的那场政治大风暴之后,我——一个十四岁就离家参军的“红小鬼”和新中国的第一批团员,一夜间就变成了“右派的孝子贤孙”,被罚“留团察看一年”。我的大弟弟陈铿——当年复旦大学的大班主席、团支部书记,一个心算几乎可与电脑同步的数学系高才生,因为仗义执言,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江西去侍候七十多头猪仔。妹夫王建刚因曾在爸爸坟前留影和在私下议论过江青而被投狱数月。此时,在这个家里,只剩下了才度过六个春秋的小弟弟陈东和我们那摇而不坠的妈妈……

妈妈,她能不“摇”吗?这位昔日的千金小姐,当年的妇联主任,曾陪伴着爸爸苦度寒夜、共享春宵的作曲家的妻子,解放后从香港火速返回上海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在抗美援朝时挺着大肚子上街宣传的爱国女子,在突遭厄运临头、家破人亡之际,能不“摇”吗?

可是,她不能“坠”,不能倒!她——是这个家的“生命的根源”和“轨道的中心”(见冰心《致词》);何况,身畔还萦留着从小失父的幼子——这个人见人爱却谁也不敢要的乖孩子,这个在小学里从大队长贬为小队长、在“文革”中被罚站在乒乓球桌上挨斗的“狗崽子”,这个生肖属龙却永远跳不出“龙门”(他当时地处龙门街道)的倒霉儿。妈妈,她——为了他的生存就必须生存下去;而他,陈东——也唯有紧紧怀抱着母亲的爱,才能一步步地摆脱困境,度过寒冷的冬天;最后,才“跳出龙门”交好运,考进上海乐团,以后又远渡重洋去美国……

在美国,从小失去爸爸、又从未离开过妈妈的小弟弟只身苦斗。有时,他为了背诵英语单词,竟然头朝地、脚朝天地倒挂在楼梯上攻读——因为大脑供血不足。可是,他心中流淌着比血还浓的母爱,它支撑着他踏平荆棘,摘取花果。他在1994年母亲节时在电台中讲:“因为从小没有父亲,所以母亲给我的爱是数倍于一般母亲的爱。它既填满了我父亲应该给我而又没有给我的那一份,同时,她又是非常不一般的母亲。我虽然坎坷一生,但任何关口都能闯过,从不会觉得我会失败。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结果我就发觉,从小母亲就给了我一个礼物,那就是confidence——自信!它将伴随着我穿越我的人生旅途。这要感谢我亲爱的母亲……”

1985年,陈东去美国大学攻读声乐的第二年,就在香港举行了四场大型“龙子情歌音乐会”。他唱的是故乡情、山河情、异国情和父子情,他唱的是爸爸当年创作的、由我重新配器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初恋女》《渔家女》、《永远的微笑》和《渡过这冷的冬天》等十首名曲。这些歌全都诞生在陈东出生前的好多年,他从未听过,也从未唱过。可是,他却演唱得这般深刻,如此动情。那是因为他的心底播下了爸爸的神思。

八年过去了。1994年春天,陈东又一次回到上海,在当年龙门街道老家后面的音乐厅的舞台上,又一次激扬起他那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歌声。除了爸爸的歌之外,他还特别用英语演唱了谷建芬的《那就是我》——这是对母亲的赞美和对母爱的呼唤。唱前,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讲一段话:

“妈妈,我真想你。每当我精疲力竭或者身陷困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样一首歌——啊,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如果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那就是他!我那十年浪迹的小弟弟。他用他那充满游子之恋和思乡之情的爱的歌声向母亲回报。那歌声再一次令人想起冰心对母亲的致词:

“假如我走了,彗星般的走了——母亲!我的太阳!七十年后我再回来,到我轨道的中心、五色重轮的你时,你还认得这一点小小的光明么?”

“假如我去了,落花般地去了——母亲!我的故枝!明年春天我又回来,到我生命的根源,参天凌云的你时,你还认得这一阵微微的芬芳么?”

母亲,是生命之源。她不仅给了孩子们生命,而且还时时关注着孩子的生命和孩子的孩子们的生命。她将他们的生命看得如此之重,远远地超过了她自己。1982年我住院切除胆囊,妈妈每天提着饭菜和点心从五层楼高的家走下去,再送上七层楼高的瑞金医院外科病房;然后,再下七楼,上五层。每天如此,如此每天。有一年上海地震时,我家的五层楼公房震得不时颤晃。突然,妈妈低声问我:“下次再有地震时,你知道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摇摇头。她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扑到你身上!要震,就先震我……”世上有比这更要撼动人心、唯独只有母亲才会脱口而出的语言吗?

妹妹小丽患了类风湿关节炎,久治无效,最后只能服蛇来以毒攻毒。于是,妈妈每天在家将蛇炖好,小心翼翼地端着砂锅送往离家很远的光华医院。走路时稍不小心就会滑倒跌跤;可是,那紧紧抱着的砂锅,始终牢牢地端在妈妈手中。妹妹生了两个胖小子——1965年生大儿子小婴前,正好因传染性肝炎住进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房。才得过肝炎的妈妈,每隔一天,都要爬上六层楼(那时的病人家属不准乘电梯),偷偷地溜进隔离病房,给女儿送饭送菜送温暖。因肝炎未愈,妹妹产后的第六天就大出血,输了一千八百CC血,还接上了氧气。一天下午四时,正当医院用晚餐和交接班的时候,妹妹突然呼吸困难,病情转危。她用微弱的声音轻轻地说:“妈妈,我不行了……”妈妈急得到处找医生、护士,搬氧气筒,还急得跪倒在医生面前苦苦哀求:“救救小丽,救救小丽!”等到小婴出生后的第四天,操劳过度的妈妈,再一次因急性肝炎、迁移性肝炎和肝硬化住进了虹桥医院。1972年,妹妹又怀了个巨大型胎儿。临产时,因妹妹摔跤后脐带将婴儿的颈部勒了一圈,所以连胎心也听不出来。医生顿时决定剖腹产,并向家属道:“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当然是弃婴保母!可是妈妈转头一想,不行!第二天就急忙找到医生家里,跪着苦求道:“两个都要,两个都要,我两个都要啊!”妈妈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一大一小两个生命。最终,孩子呱呱落地了!大人也保住了!最近,大洋彼岸的小弟弟传来了妻子有喜的佳音时,快八十的妈妈兴奋得像个十八岁的姑娘;然后,又开始日夜不安起来。直到弟弟将他们的母腹中方始生长了七周零三天、直径二十八毫米,如同花生米般大小的胎儿B超图像和他所设计的“三杯牛奶两碗饭,半斤排骨八两菜,水果多吃没害处,肚皮再饿加只蛋”的“孕妇菜谱”用传真递发过来后,她老人家才眉开眼笑地放下了心。她一直注视着这个小生命,直到他降临人间。最近,当那未知的小生命满了五个月,被测定是一个体重三百六十克(美国同期胎儿平均重量为二百三十克)的男孩后,就格外牵动了盼儿盼孙的父母和奶奶的心。从未当过爸爸的小弟弟,一听到这消息后,就急着到city center去买放尿布的皮包,订购小床和小家具,还为孩子写了首《摇篮曲》呢!从未当过爸爸的小弟弟,在他自己成了父亲后,觉得自己得到了一次“父亲的补偿”。他说:“我要让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有父亲有母亲的孩童。”“让我这缺乏父亲记忆的童年,得到一次补偿。”可是他又仿佛觉得自己并不乏父爱——那种赐予他勇敢、自信和富足的情感的男子汉的力量;而这种爱正是由那加倍的母爱——我们伟大的母亲所输注的。是的,“世界上还有比母亲的爱更伟大么,这正是能牺牲自己的爱,爱她们的孩子,并且又是无所为而爱的呵!”(《庐隐选集·寄燕北故人》)

啊,妈妈,你真是一条伟大的母亲河!我们在这里笑谈渴饮,我们在这里上下遨游。那不沉的水永远举托着我们绕过礁石,跨过险滩,游向那幸福的彼岸!我们——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栖息在母亲河畔,用母亲的乳汁滋润着我们心的禾苗,灌浇着我们心的花朵!

妈妈是一把火

妈妈是一把火,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美妙的炉火会给房舍带来欢乐。”(英国谚语)妈妈就是那簇把家变得四季如春的炉火。爸爸去世后,妈妈就像乔叟说的:“余烬之中常聚集着尚未熄灭的火。”她用这把火点燃了自己,也点燃了别人。

“我老吗?——人能激动就是不老!”妈妈说。

“我老吗?——我有儿女给我无穷的养料,怎么会老?”妈妈又说。

“You are not old!”我们在给妈妈的生日贺卡上这样写道。还引用了比克斯诺夫在《磨坊少女》中的一句话相赠:“在烛光之下,人们还以为你不到三十五岁呢……”

妈妈真是不老!罗素在《老之将至》中提到了他那“兴趣既广泛又浓烈”的外祖母在八十高龄时仍然兴趣盎然地阅读科普书籍时说:“她根本就没有工夫去留意她在衰老”,而“这就是保持年轻的最佳方法。”妈妈就是这样。她爱美,爱玩,爱爬山钻洞,好胜逞强,还爱用她那“既广泛又浓烈的兴趣”去关注地球,过问时事。因为,那青春的火炬始终高悬在她心尖!

谁不说俺妈美。十八岁时,她散发着沉静、含蓄的蒙娜丽莎式的甜美;到了八十,却仍放射着雍容华贵、光灿亮丽的壮美。1987年她去美国后,更是一身“美国风采”——梳了火辣辣的“爆炸头”,穿上红T恤和牛仔裤,真是“西部”得很哪!那时她从美国写信来说:

“哼!我现在可开放呐!小毛(小弟媳)把我打扮得可年轻呢!不但红的、绿的、花的形形式式的衣装买给我穿!还给我买了粉红色的T恤加上白色短裤。管它呢!只要我觉得穿了精神漂亮,为什么不穿?这大概就是美国精神吧!我非但穿,还拍了照呢!你看看照片,还行吗?……”

那时,妈妈已经得了手脚颤抖的帕金森氏症,可她却对此淡然一笑:“没什么,我得的是名人病——巴金、陈景润都有么!”疾病逼她弯下背,可意志却撑她挺起腰。1990年6月,她从美国来信说:

“一天,皮皮和我去看家具。皮皮扶着我走(平时走东走西总要扶着),有时轻轻地提醒一下:‘脚提起来!’我就乖乖地拼命照着做。这天大概走得较慢,有些拖拉;殷切的女职员走过来问:‘可要轮椅给这位老太太坐啊?’我听了好生气!像是受了侮辱似的、皮笑肉不笑地对她说:‘No, thank you!’我要人家不觉得我老。从此,我加强锻炼。清早做操十分钟,傍晚散步二十分钟,以示抗议我的病腿……”

我好多次都自得其乐地高举脚步,像读书时上体操课那样地有节奏地开步走。数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立定,一二!”奇怪吗?一个衰老的人,竟然这么高兴地做青年时代的运动,表现出我的心依然不老,而永葆青春!

什么是青春?“青春并不是指生命的某个时期,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塞·厄尔索《在八十岁的顶峰上》妈妈有一种火一般的生命状态。她到哪里,炽热的生命之火就燃烧到哪里。她用少女的情态去看电影——电影么,要看浪漫的、有情节的、谈情说爱的;她用少女的步态去跳舞——跳舞么,要圆舞曲;转不动快华尔兹,就扭扭迪斯科;她用少女的欢态去游玩——玩,就得过把瘾;玩,就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用她自己生动的比喻来说,就叫做“拼死吃河豚”!1987年她游普陀千步沙时,被三个浪头三次打翻在海里,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从水中笑呵呵地冒了出来。1990年在美国的一个游乐场里争着要乘坐飞船,结果在船转了两圈后,她的心脏病突发。小毛在飞船上吓得直叫:“Stop!Stop!”可是,震天的机器轰鸣声盖过了她的呼叫;然后,全体游客齐声高呼:“Stop!Stop!”船才戛然刹住。救护车急驶而来……

妈妈的青春还表现在她睁大了心眼永远注视着地球上的风云变幻——从美国俄城大爆炸到车臣武装拒绝停火,从拳王泰森在狱中作“生命的反思”到“飞人”乔丹复出后一场球独得五十五分的赫赫战果……

生命的火焰不仅燃烧在晨曦,同样映红了黄昏。在美国有一年过中秋时,妈妈用诗的语音抒发着金秋的赞叹。妈妈老了,可是她那皎洁的心,犹如一轮高高挂在天上的明月。让我们一起打开这封来自异国的信吧:

“‘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它形容尽了黄昏的婉约和缠绵。黄昏,是时序轮回中最能深入人的内心、触动人的感觉的一刻;是属于相思和柔情的。对我来说,黄昏总是带些悲剧性的凄美和足以震颤心灵的苍凉。因此,也使我怀念得更深更切……”

月,常让人回忆起美好的时刻。天际的一抹红光吸引我踏上美国家中的Deck(露台)。极目西望,西边是一片火熔的金浆,凝固前缓缓地流向渐暮的天空,显得华丽耀目。金黄色的霞光中,树影绰绰,新月初升。在这一片场景的背后,隐藏着更为丰富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年少、纯情和发自肺腑的欢笑和眼泪,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精华岁月和记忆中永不枯衰的绿野……

我依稀地看到年轻的自己。她怀着一颗单纯、洁净、透明的心,踏着轻快的脚步,经过长巷,走向树影绰绰的一街幽静。在漫漫无垠的暮色中,迎接我的是微微吹来的暖风、树梢后冉冉升起的小月牙,是天地间所有的和谐与希望,以及那一份仿佛海枯石烂也不会改变的、隽永如诗的情。当那样的黄昏再现时,我已远离了旧日的一切,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啊,妈妈!在你头上飘动的并不是苍苍白发,而是一片绚烂的晚霞!正如索福克勒斯所说:“你白色的头发是晚年盛开的鲜花!”在你金色的咏叹中,我们听到的是一阵阵怦怦动心的青春脉动和你在攀登美国老人谷时的极目远眺:“人生,越是在接近终点时,就越要振作,一定要活得充实,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啊,妈妈,你用整整八十个春秋谱写了一首世上最伟大的歌——母亲之歌。我们一辈子都在学唱这首母亲教我的歌。这是一首舒缓的无言歌,它的歌词只能由映射在孩子身上的母爱之光所填谱:“她像蜜制的介质,使我躺在她的中间,与外面的世界冲撞的时候,缓冲了多少毁坏性的压力;她又是充满营养的介质,当涡漩于不可逆转的时势时,随时给予我以能量——心能!她是一帖安抚剂,使我心头宁静,充满安全感;她又是凝聚剂,使兄弟姐妹、亲朋家族重新粘合在一起。”(皮皮家书)这又是一首壮美的交响诗,有激腾的主旋律,犹如高山流水,阳春白雪;有委婉的副题,赛过月牙五更,小河淌水;也有那翻天覆地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和那雨后的彩虹。而在彩虹上端站着的那个人——那就是她,那就是她,那就是我们的好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