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
我以前看过你的画，很欣赏。你的字像石，你的画像虎。我特别喜欢你画中的变形和皴裂造成的肌理感。
石虎：
我对音乐几乎一窍不通。
陈钢：
音乐不需要“通”，你喜欢就是懂。我对画也是“一窍不通”，但是我很本能地喜欢。我喜欢马蒂斯、康定斯基和毕加索。还有赵无极的画，他的画，像我们的无标题音乐，是用作品某某号来标题的。
石虎：
他是音乐性的美术。
陈钢：
我记得朱屺瞻老先生曾说过，绘画最高的境界是音乐境界。什么是音乐境界，就是无限的境界。所以我很喜欢意大利现代诗人翁加雷蒂的那首可能是全世界最短的一首诗：“我用无垠把我照亮。”“无垠”就是“无限”。我觉得绘画与音乐最重要的共同点就在这儿，都在追求意境，追求“得意忘形”，追求气韵生动。意在笔先嘛！“气”是抽象的，中国整个哲学和文化都讲究“气”，京剧特别讲“精气神”！
石虎：
生命就是靠“气”，一个人死了就叫“断气”。
陈钢：
音乐靠什么串起来，就是靠这股“气”。音乐里有休止符，休止符里也有音乐，因为“气”还没断呢！音乐中间的休止符更是音乐的有机构成部分，是留白的地方。中国的传统音乐是单音音乐。一个单音就是一个小宇宙，一条旋律就是一道气流。像古琴，一上来，就是通过吟、猱、绰、注，使摇摆的单音成为一个“活的、不断演变的实体”，周文中教授称之为“结构性偏离”。那种“音不准”就是音高上的“结构性偏离”，而中国乐器演奏时的“噪音”则是特有的音色上的“结构性偏离”。这是中西音乐两个不同的地方。当年写《梁祝》中“同窗三载，共读同玩”的段落时，曾经想加一组民族弹拨乐来加强它的轻快和弹性，但就是糅不进交响乐队，结果只保留了一个非它莫属、扣人心弦的板鼓。音乐与绘画中的“气”主要表现在意境，而意境是无法言传的。有个诗人讲过，凡是语言止步的地方，音乐就开始了。所以我反对文学化地解释《梁祝》。外国人谁也不认识梁山伯、祝英台，但一听就能意会到它的悲剧情景；而且，他们把它翻译成一个很好的名字“The Butterfly lovers”——“蝴蝶情侣”。蝴蝶就成了《梁祝》的标志，我觉得改得很好，很传神，因为“梁祝”的精神就是化蝶——对爱的永恒追求。
石虎：
我倒是经常也想进修进修音乐，学一学。有时候看看那些风情片，西方大师的音乐放出来，旁边还配些图画，在电视里演，有人走过来，还有小桥流水。但常常是一纳入视觉的图像后，我就觉得和音乐完全对不上，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看来，音乐好像和美术一样，一定程度上也有某种不可翻译性。你若用具体化的视觉来图解音乐，很勉强，就像音乐图形一样，这边一辆马车赶过来，那边音乐在演奏着。我看后觉得对我也没什么启发。我想这种音乐教育是不是有问题呢，还是我这人老是入不了音乐的门？很有趣。以前也是这样。以前当兵的时候，总政歌舞团选一些战士要唱歌，想培养战士歌手，还给我训练小半年。后来文艺汇报演出时唱跑调了，太激动了，我看见总政歌舞团的老师龇牙咧嘴的表情，所以我这辈子与音乐……嘿嘿！
陈钢：
所以你也是“结构性偏离”。
石虎：
偏离得太远了。不过你刚才讲的我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的音乐是单音音乐，这很像中国的汉字，它也是单字，但它一个字本身很完整。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前的罄，“——”，一个音下来，你要解剖的话，它是有头有尾，有起承转合，看起来是一个单音，其实是一个宇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中国的艺术，音乐、汉字包括美术上的东西，它有一种“道”性，就是说，一个构成本身，它既能连接，能够构建，本身又具有一种完整的生命。像我们画画一样，用这根线条画这个人，这个人要好，同时这根线条也要好，如果这根线条拉得不好，那老师就要告诉你，你这根线没有骨法。它非常讲究微观，讲究一个本体的完整。这里面有很深刻的东西，不应该把它泛泛地看成是不科学的。我自己在做美术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点，就是对中国艺术的思考，如果你按照西方的逻辑，大体上会遇到很多问题，会搞不通，但如果按照自己的“道”来解释，就会很通。前些时候画坛上有“笔墨等于零”的争论，另一方的观点是“线条是本，要守住底线”。两位先生，一位是吴冠中先生，一位是张仃先生，争了起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争论也没什么太多必要，因为这是东西方理论在打架。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说，你一根线条是局部，应该服从整体，对不对？你整体不行，单独一根线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线条就等于零了。画素描的时候，一根线条画得不准确，要擦掉，哪怕它单独看来是那么好。中国画呢？中国画特别不能改，这一笔下去，你说你擦了，这不行，你看汉代人的画像石，汉朝都喜欢弄画像石，现在都出土了，那些画像石基本上是工匠画的，它那些线条，你能看出来，没有停顿，一口气就画下来，非常流畅。再看楚国有些漆器也是这样，中国古代出土的这些东西，它们的线条花纹都有一个特征，它都是不修改、像打草稿一样的很流畅地出来的，都是足够到位。一直到后来的宣纸，中国画的传统也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人画画是这样的：拿起笔来就画，画完了不改。画画怎么能不改的呢？怎么能够一口气贯下来呢？我有次在欧洲，一个得奖的画家和我聊天，他就问我这个问题，这是很难讲清楚的。这是东西方文化很大的分歧：看起来它很近，其实它很远。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看起来它很远，其实也很近。按西方理论来说笔墨等于零，按照中国画论来说，如果你这一根线条拉不好，可以这样说，你的所谓气、所谓韵、所谓神全都不可能的，就是要靠这一笔下来。甚而至于中国人画画，都要有点像孔子说的那种沉醉状态，就像原始人跳舞，没有规矩而能与神言。其实歪一点，斜一点，正确不正确，最后都很神圣。
陈钢：
我们常常用西方的思维定势去规范中国的美学特色，在我们音乐界也是如此。比如说，唐朝以后的中国音乐实际上是绝响，因为音响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敦煌古谱。那些文字谱里，音高是有的，但现在争论的就是节奏。很多人写了很多论文想来论证它的音值——有的说这个音是一拍，有的说是一拍半……我说你们根本就没必要争，因为你们的思维是定性定量的思维，而中国的艺术是不定性不定量的。所以，每一个演奏者，即使是作曲者本人，每次的演奏也都不同。这种即兴创作就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表现，一直不断地在创造，永远处在一种创造状态中。
石虎：
以前接触过搞音乐的人，他们也跟我讲，西洋乐器按下去的音很科学，按在这就是这个音，按在那就是那个音。中国有时候是手的动作决定这个音，因为没那么多眼儿，或没那么多弦儿，很多东西都是感觉，从艺术上来说，这和绘画和诗文都很相通。
陈钢：
是呀，比如说手按一下，揉一下，滑一下，就会产生“结构性偏离”。但这种“偏离”是一股气流的波动。比如阿炳《二泉映月》的第一句，三个“La”是一个音，但表现了一波三折，似断实联；如果拉得很平顺，就反而是似联实断，没气了！
石虎：
完了，灵魂都没了。
陈钢：
中国音乐的节奏也是一股活的气流，气流的波动构成节奏的弹性。京戏里讲究“尺寸”与“劲头”，尺寸就是不定量的弹簧式的节奏。所以我非常反对那种卡拉OK式的戏歌。因为它把节奏规范化了，僵化了。京戏里表现“劲头”的重音也是灵活的。像《梁祝》“抗婚”中用了越剧嚣板的紧打慢唱，很多重音都出现在弱拍位置，这叫“弱者强之”。
石虎：
其实音乐方面我能够讲的东西很少，只不过在绘画方面也常常想到这些问题。想到中国人的艺术和民族，音乐、诗文、绘画，它背后都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国的“道”。但现在都不讲“道”了，那讲什么呢？讲哲学，好像哲学就是真理。我认为不是这样。哲学是西方来的概念，中国人原来总结问题的方式不是哲学，是“道”。中国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用哲学来解读，最后变成朴素的唯物主义，这就变得很低，也不实际。比如说今天我们谈中庸，什么是中庸呢？现在人说折衷就是中庸。比如说你别过火呀，稍微中庸一下。中庸庸俗化到了什么程度？我以为人类的艺术研究，不可以成为狗熊掰棒子。也就是说，我们全都掰了下来，搁在这儿，那就等于丢了；年轻人再去摘新的棒子，一代一代下去地就成了狗熊掰棒子。但人类的因袭性，它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的。西方现代主义，拿毕加索这些个奠基的现代主义大师来看，他们的艺术也是对原始文化的一种回归，一定程度上是回归原始文化。可以说欧洲美术发展到浪漫主义的时候，因为他们实力强，跑到南太平洋，跑到美洲、非洲，跑到中国，看到了很多各民族的原始文化，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一点现在也被证明了。美国博物馆出的那本画册，都是一页是原始文化，再一页就是毕加索，一页是爱斯基摩人，那一页是米罗。他们的来源就是这样子。
陈钢：
这是生物学上的远缘交配。音乐上也是这样。20世纪初期，像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春之祭”，演出时闹出一场风波，观众当时都不能接受，他从窗子里逃出去，但第二年就成功了。它就是用原始主义的、初民的强烈的节奏。所以越现代的东西，常常与越古远的东西遥相呼应，这也是一种“远缘交配”。
石虎：
所以如果要按现代主义发生的这个道理来看，我们现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要老跟着西方人走。那边很观念，我们也观念。1985年我在美术界唱过一个反调，就是中国的这场运动是场牛仔裤运动，西方人穿的牛仔裤不要了，我们中国人拿过来。中国的美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还是学西方美术的，但是当我学完了以后，觉得中国艺术家要想到达尖端，老实说，还得要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也就是说，要以我们民族文化作为根，作为背景，才能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所以说，你得有点特点，或有点特殊性，再换个词说，你有点价值的话，也一定是中国的东西，仿西方的东西人家看也不要看。音乐我也不是很懂，所以也希望中国……因为中国古老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像美术那么多。
陈钢：
唐朝以后音乐就绝响了，只有文字，没有音响。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感悟到中国文人音乐中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思维方式。
陈钢：
在“文革”中，很多人以为再也不会碰音乐了，所以弹钢琴的学会裁缝，拉提琴的学会做家具；我呢，学会了针灸，而且居然一针治好了周小燕十三年的腰病。针灸里就有中国文化——讲究平衡，也就是“中庸之道”。按照托尔斯泰的讲法，在艺术中间，最难把握的就是它的分寸感，分寸感就是中庸之道么！20世纪里的很多现代艺术试验我觉得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特别是在学院里面。但做实验必然极端化，从两级发展；可做艺术时就该取中间一段，取一个中和的结果。两头走到极端都是走不通的，你必须有分寸感。现在我们很多人走的，就像石先生讲的，是西方很久以前走过的路；就像我们现在不少中国的先锋作家，是在东方主义的指导下来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他们在西方打东方牌，在东方打西方牌。而我觉得应该把东西方交汇在一起。针灸里有一个穴位叫“三阴交”，就是三条阴经，肝脾肾相交的地方，你一打这个穴位，这三条经络就全起作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三阴交”，因为，第一，你首先要承认东西方是两个不同系统，不要用西方的标准去规范东方。第二，你要把它们合起来，要找出这个“三阴交”。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是个大前提，我们要表现的就是人性和人情。但我们又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个性相异的人，因此同时要表现出特性。这叫和而不同。我想，《梁祝》这只蝴蝶能够飞舞了四十多年，就是因为找到了“三阴交”，找到了四个汇合点：第一，中与外。我们是用了中国的题材讲中国人的故事，而且着重表达了中国人的意韵。但你必须在一个共通的国际平台，用一个共通的国际语种来与世界对话。在对话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有自己特有的语调、词汇和特有的东方意韵，这是第一个汇合点。第二，古与今。我们写的是古代题材，但是我们完全是用现代人的感觉来解释，而不是制作一个古色古香的古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听的时候还能激动的缘故，也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在听了《梁祝》后，流着泪经久不息鼓掌的原因。因为，他们听到了人类永恒的主题——爱与人性。第三，雅与俗。我们现在很多文化都在走向圈子化，圈子越走越窄，特别是诗歌。我常开玩笑说，现在诗人比诗歌还多！也许他们认为圈子代表“曲高”，可是我想，写得很雅，雅得别人听不懂并不难，俗得俗不可耐更不难，难的是雅俗共赏。艺术作品能够雅俗共赏，多一些人喜欢不是很好吗？第四，虚与实。《梁祝》既有“实”的“文学文本”与“戏剧文本”垫底，作为听众联想的参照系；但又不是讲故事、拉洋片，而是用“虚”的音乐特有的写意笔法来叙事抒情。
关于现代音乐问题，我在美国时，曾经在北伊利诺斯大学和他们有过一次对话。他们请我听一个现代音乐会，主题叫“join”。每个人都挂个“join”的牌子。你也“join”，我也“join”，参与感很强，有唱有闹，什么五花八门的声音都有，甚至连冰箱、录音机都抬出来了。听完以后我们一起开了座谈会。我说，首先你们大大拓展了音响的调色板（包括噪音和各种具体音乐），因为从前音乐的调色板上没那么多颜色，你们增加了音乐的色彩，这很好嘛！色彩没有好坏，材料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第一，我听到了很多音响，但没听到人的灵魂的回声。
石虎：
嗯，这完了！
陈钢：
因为不感动嘛。我是说，你可以用各种声响，好听的难听的都行，但必须演化为人的心声。第二，人是音乐的主体，音响是表达主体的材料，它们是主客关系，但现在被颠倒了，也就是被异化了。我听到的是音响，而不是音乐。
石虎：
这是异化的声音。
陈钢：
我还说了第三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讲一点接受美学，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信息，都需要反馈，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自鸣得意、自得其乐上，这其实是一种自慰和自卑的表现。特别是音乐，你必须要有反馈。音乐是一种“空框结构”，必须通过演奏家的“演奏反馈”和听众不断更新的“听觉反馈”，才能完成作品创作的全过程。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也就是说，艺术首先应该是写人的。现在，我们很多学生还在算，就是先排出序列，然后上下左右、颠来倒去地设计出各种可能，这用电脑全都可以做，为什么还要人来做呢？
石虎：
这个问题其实挺深刻的。在美术界也一样。中国文化是个生命体，它要发展新生命的时候，一定是有连接的。我是到五十岁以后，特别感觉到中国画，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文化，很多东西是中国人自己抛弃它的。比如说“四王”，以前说是僵死得要命，怎么怎么不好，“扬州八怪”又是怎么怎么好。现在让我看，“四王”还是高，“扬州八怪”还是不怎么样。问题在哪呢？中国画本身有一个生命在，你不能光从人文角度，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革命进步那种角度讲，艺术本身它还有一个内在发展规律嘛！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中国人的艺术。有艺术没艺术呢？有艺术，但就是没心。这艺术是谁的艺术呢？是人家的艺术！那么，我认为的现代艺术是什么呢？我想，它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的、贴近我们中国人心的未来艺术，这才叫“现代艺术”，才叫“前卫”。如果你这颗心学着洋腔洋调，就好像“南京路上好八连”赵大大举起手来说“拜拜”，这手他举得不舒服。也就是说，“拜拜”这种形式，不是赵大大这颗心的形式。中国人现在搞的某种艺术忘掉了一个龙人心性，就是艺术本身灵魂中的灵魂那个东西。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聪明，有这么悠久的文化，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和我们的心性贴得更近一点？就这个问题举个例子说，这次“申奥”成功庆祝晚会上，请了些歌星来唱歌，然后请体育明星来讲讲话（包括体育官员也讲话）；整个联欢晚会我看完以后，我想，中国开这个体育盛会需要什么呢？需要庄严！可是那些歌星扭着屁股唱着那些靡靡之音，你说，难道偌大的中国就找不到庄严的旋律和歌曲吗？那些体育明星本来不会唱歌，也学着那种流行音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结果怎么着，原来他那种英雄形象，一唱就全没了！
陈钢：
什么都有，就是没文化。
石虎：
所以我说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变得没关系，时间长了自己都没感觉了！你刚才谈的我都很同意。就是说，要找一个“三阴交”。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它是找一个“通点”。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东方了解了西方，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最后，我们要找到一个“贯通点”。所谓贯通，就是说它本身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艺术搞到最后，让我们中国人的心性别扭、很不自然，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赵大大举起手来说“拜拜”的时候，形式不大对，就勉强、尴尬了，这时候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真诚的艺术了。以前文化大革命时，要批判孔夫子。我从那时候起，才去看“四书”，因为不看就没法批。一看后，就发现孔夫子的东西其实是很自由的，可是后来让朱熹他们一解读，再到后来孔子庙那么一盖，我一看，就觉得这孔府的精神不是孔夫子。你想，孔夫子当年编《诗经》，第一首就是“关雎”。“君子好逑”，这是很人性的一种东西。这种思想是非常浪漫的，它很自然。现在，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在崛起，中国人的精神要想像经济一样站立起来，我觉得需要有很大的反省。经济崛起容易，但文化的觉醒，特别是文心的觉醒，我以为是个大问题。就是说，我们除了学到的东西以外，我们还失去了哪些东西，我们应当给予我们辉煌的文化什么样的精神，我们应该给世界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21世纪的重大文化命题。
陈钢：
现在我们提出科技兴国，我记得蔡元培在1917年就提出“美育救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当一个人的思考从科技提高到美育的时候，这个国家整个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实力就不一样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它论证了世界上很多经济和政治上的较量最后还是要归于文化的较量。比如日本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使他们在制造业上空前发达，但是他们的汽车做不过德国，手表做不过瑞士，因为日耳曼民族具有精密制造的文化精神。在创造性方面也比不过美国，美国可以出比尔·盖茨，日本出不了。别看美国人吊儿郎当的，他们从小培养创造性思维。所以最后的较量是文化的较量。
石虎：
但这个文化不是时尚文化。我对时尚这两个字，感觉很复杂。一提时尚，好像大家都要追求，实际上时尚里面有很多是属于糟粕。什么东西一说时尚，好像大家都不敢反对。
陈钢：
打扮可以去时尚，文化怎么时尚？不过现在的确盛行“时尚文化”，应时的节庆晚会，无聊的快餐文化，比比皆是。其实我们有那么多遗产，上海就有值得骄傲的“海派文化”，为什么不积累、不继承、不发扬呢？真可谓是数典忘祖了。
石虎：
中国画就是这样，你这一笔他就能知道你这画好不好。你这一笔的气息，你的智慧和个性全都反映出来了。中国画就是这样的，不是你最后弄出来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好。中国画以前有什么轮廓呢？都是写意画，没有轮廓的，全部的内涵都进入到笔和气，进入一种混沌，这是很高的道行。艺术有时候不能给一般人看。
陈钢：
马克思讲过，音乐是给学过音乐的人的耳朵听的，至少是给有文化素质的人听的。一定要有了这种文化的积淀才会有共鸣嘛！
石虎：
我认为，即便在当时，屈原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
陈钢：
你知道文怀沙吗？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人家叫他现代的屈原，“文革”时被关在监狱，江青本来是让他出来了，他写了一首诗，给姚文元看懂了，是骂江青的藏尾诗，差点把他给毙了。我每次见他都有一个感觉，我所见到的不是一个“古董”，而是一个不老的精灵。我每次去都带个录音机，录下他吟诵的唐诗宋词楚辞。当他吟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离你又很远又很近。他也很现代，非常有激情。他是个承载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现代人。他今年九十岁，可你会觉得他只有十九岁，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么厚重的文化，而文化是不会老的。
石虎：
“文化不会老”这句话非常正确。现在的时尚是什么？十年就是一代人，我觉得这是猪的逻辑。这个世界的博物馆是干什么的？每个人在博物馆里看到埃及文化、中国文化都会肃然起敬，按照这种说法，博物馆就要烧了；按照一代比一代强的逻辑，几千年前不就是更落后了吗？现在的时尚思想是在流行歌曲里最有体现的，我对此很有看法。像那首歌：“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来保卫国家”？你当过兵，我也当过兵，我们从前当兵是义不容辞，是一种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现在是“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来保卫国家？”接下来是“回家看看”。思想已经降低到这个程度了！过去都是鼓励人“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公无私，毛泽东时代叫“斗私批修”。总而言之，个人的东西不要那么大声唱，不要老唱“常回家看看”，而这歌居然还得了奖！这种精神，我真怀疑，其实这已经放弃了文化。近几十年，我认为，想找一个庄严的声音都难，就像那台晚会。
陈钢：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前一段时间美国的一个唱片制作人到北京来，想找一些中国的声音，有人给他听一个中国青年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他没有要。他说，中国需要一些伟大的东西。什么是“伟大”？我举个例子，英国《泰晤士报》前几年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老中青都有。题目是“你认为最伟大的戏剧是什么？最伟大的小说是什么？最伟大的电影是什么？最伟大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最伟大的绘画是什么？”最后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很奇怪吧？最伟大的小说是《战争与和平》，最伟大的电影是《公民凯恩》，最伟大的音乐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伟大的绘画是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庭教堂顶画，最伟大的流行音乐是猫王，最伟大的戏剧是《哈姆雷特》。什么叫伟大？什么叫经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不追求崇高，不追求伟大，就是追求“回家看看”。放弃文化，放弃了人文精神，怎么能产生伟大？傅雷是一个大翻译家，培养儿子当钢琴家，至少可以送到音乐学院，送到法国留学，对不对？可他不，他自己教他语文，找一个老师教他钢琴，找另外一个老师教他数学，再找一个教他历史，完全是中国私塾的办法。傅聪老是喜欢偷听他爸爸和朋友之间的谈话，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最后傅聪得了奖，我说他得的是李白杜甫奖。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得了玛祖卡奖。玛祖卡是波兰的民间舞，等于我们的秧歌舞，结果被中国的傅聪拿走了奖。我说，他是把李白杜甫放进玛祖卡里面去了，把东方的诗情画意融进去了，弹出了高于玛祖卡的玛祖卡。可是你知道，傅雷是怎样教导傅聪的？他对傅聪说：第一，你是个人；第二，你是个艺术家；第三，你是音乐家；最后你才是钢琴家。这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现在全部倒过来了，第一他是钢琴家，他的手指可能弹得很快很响，但他不一定是音乐家，推而言之，他不是艺术家，对戏剧、文学、绘画一窍不通；甚至，他还不是一个很健全的人！所以我想，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热爱生命的人，一个有文化、有精神的人。这样，你就会永远年轻，因为，文化是不会老的。
（2001年12月《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