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三点多钟，地展了，刘文才从办公桌上摇到地上，额头摔出一个很大的紫包。开始还以为是跟苏联打仗呢，傻了一会儿爬起来，钻出散了架的瓦屋，才知道是地震。他先是扒了一个呼救的人，头皮一炸，就拼命地往家里跑，跑到家里看见自家的平房全塌了，母亲和妻子遇难了，儿子也受了重伤。罗小月这个“野秧子”邪命够大的，她被埋在废墟下，整整三天三夜，愣是活下来了。她是刘文才给扒出来的，她苏醒过来，看见刘文才完好无损，哭了，第一句话就问：“那个苏大卫人咋样？”刘文才说他被砸死]罗小月长长出了一口气。苏大卫一死，刘文才积极投入抢险救灾队伍里，他和罗小月的事糊里糊涂地遮盖过去了。但是，他插“野秧子”的隐秘还是被当成笑料在城里传开了。
刘文才与罗小月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美满幸福的。罗小月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二十三年后，女儿考上河北师大的那年冬天，罗小月患了一场病，被邻居拉着去练******。罗小月不愿意干活，除了练功就是跪在香炉前******子。起初，刘文才也没有在意，后来就觉得她不近人情了。刘文才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肺癌，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做化疗。
刘文才在死之前很想跟罗小月说说话，可罗小月在家练功不来看他。刘文才紧紧地闭着眼，张了张嘴巴，想说话，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护士僅刘文才的意思，慢慢将刘文才扶起来，将笔和纸递到他手上，让他把该说的话留下。刘文才斜靠着被窝，伸出枯瘦的手拿起笔，笔尖儿颤抖不止，翻滾在胸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宇。于是，他就吃力地写下工工整整的三个字：操—你—妈！
我是先与《中国作家》杂志社的杨志了兄成为朋友，然后才成为这个文学杂志作者的。之前，我是《中国作家》的忠实读者。
《中国作家》杂志创刊五十周年，而且出满百期，真是值得纪念，值得祝福。这个刊物的魅力和品味，文坛是公认的，特别是今年大胆地办成了月刊，而且越办越好，依然保持着品味，还成功地打开了市场。在我家乡县城的书摊上，就能看见《中国作家》了，这是让我们欣慰和高兴的事情。这使我想起为刊物默默奉献的编辑。在文坛有一个说法，凭《中国作家》这些年的实力，它完全应该达到《十月》等大刊的发行量，究其原因，是创刊稍稍晚了一些。可编辑们并不气馁，他们使尽全力和爱心去蠃得读者。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回忆与《中国作家》交往的日子，眼前总是闪现着无数画面，一切都是美好的瞬间，都是值得纪念的。我与志了兄见面是在1993年，当时他还能喝酒，后来患病之后，就不怎么喝酒了。在我的印象里，志了是个很敬业，很真诚，很重情意的编辑。与志了兄见面后，我并没有给他写稿子，原因是，我很看重《中国作家》，没有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不能出手的。即使我没有稿子给志了，他也不愿放弃我，这里有哥们之间的情分。1995年的初冬，《中国作家》杂志在江苏开了一个笔会，我去了。章仲锷老师带队，何建明和志了兄具体张罗，同行的有林希、毕淑敏、徐坤、肖克凡、杨沐等作家，大家玩得很开心，同时我也有别的收获。那就是，心中有个无形的压力，应该给《中国作家》写个中篇小说了，尽管志了不催，自己也应有自知之明了。回来我创作出了《大雪无乡》，在《中国作家》1996年2期上发表出来，还被列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品中。记得，志了兄和赍编李双丽都为此稿耗费了心血。作品发出后，当时还任该刊副主编的高洪波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医院输液时，读了此稿很兴奋，感觉这是一篇厚重、具有新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学佳作。为我的创作，加油鼓劲，实在让我难忘。
有一次，我读到杨志了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到《中国作家》，言词里淹露出对这个刊物的深深情感，还对自己当编辑这个职业终生不悔。通过志了，我还认识了杂志社的****满、郭小林、萧立军等主编和编辑，感觉他们与志了一样敬业。
我的园地我的朋友
我所在的唐山市，所搞的一些文学活动，还得到《中国作家》的大力支持。记得是在1995年的夏天，由我们唐山的一个叫邢希望的文友操办，将《中国作家》的章仲镘老嬋、杨志了、萧立军等编辑请来，搞了一个座谈会。他们与我们唐山的不少作者都建立了联系，甚至成了好朋友。我的这个朋友是汽车检測中心主任，听说杨志了心脏有点毛病，就拉着杨志了到他们新进口的仪器上检査，査出一点问埋后，大家都劝志了注意身体。杨志了回到北京细心治疗，见到我时，还常提起唐山的这些朋友。1998年夏天，我们唐山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创作会议，由于我正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纪律很严，不能请假去开会，我和谈歌找到志了兄，请他去给那里的业余作者讲讲课。志了欣然答应，他带着诗歌编辑方文到了北戴河，讲课自然是十分卖力。在会议上，杨志了、方文除了对作者的一些鼓励之外，还讲了《中国作家》采稿规律，还讲述了当今文坛的动态。唐山的那个叫邢希望的朋友听说杨志了来，叮嘱《唐山文学》的主编方明把杨志了和方文留在唐山多呆几天。杨志了和方文从北戴河来到唐山之后，邢希望和方明把他们带到了风景秀丽的邱庄水库，进行一次民间旅行，再次加深了刊物和作者之间的友谊。事后不久，这个作者邢希望在南方庐山开会，一不小心順着瀑布掉下去，永远留在了异乡。杨志了在北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在电话里久久不说话，最后是一声悲伤的惋借。在我们给邢希望安放骨灰的那天上午，文联接到了杨志了从北京发来的一封唁电，表达他本人和杂志社的一份真诚的悼念。唐山的文友们对此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国作家》是我们的园地，是我们的朋友，同时她在文学之林还是一棵大树，在这里，文学之树永无止息地生长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作家》会越办越好，一定会在她的枝头上挂满累累硕果。
百年阳光
迈进21世纪的大门，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是我的幸运，是我的渴望。我为之感动，因为我们不是跨越一个年轮，而是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这个机通不是谁都能碰上的，我们为此骄傲！其实，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发现自己走进新世纪的时候，还是那一缕阳光。像往常一样，它尽情地铺张着，我们在阳光下活着。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车辆和行人络绎不绝，走在田园里，阳光温罄又安宁，农妇的吆喝声在寂静的旷野里，还是那么悠长，好像跟上个世纪的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我的心情格外舒畅，可是当我们站在世纪的临界点上，回头看看，再向前望望。心中不由顿生感慨、忧患和渴望。过去的阳光，今天与未来是不一样的。那万分瑰丽的景象扑面而来。不说一千年，先说这一百年吧。朋友告诫我，你们搞创作的，必须弄僅中国的一百年。读不僅这一百年，就会在新的百年阳光下盲眼。我们不能经历过去的百年，但我们能够思考它。它与我们的民族相连，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屈辱、奋争、创造的历程。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呢？一提到稍神，我的心为之一振。我们需要探究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历史资源的开掘、涵养和转化，将其变成我们的血肉。我要问：过去的百年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它主要指人文精神、人文话语，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等等。过去有过屈辱，钽我
们的精神是富有的。我们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与时代、民族的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思想的深度，取决于精神视点的高度。
在今天的阳光下，想着商品世界对人精神的提升或是损伤，心里有多少话要说？想着我们对道德的感觉转移，对自然感觉的消失。我们古人对松间明月的咏叹，大漠孤烟和野渡横舟的感动，我们今天还有吗？还真实吗？金钱的感觉越来越明晰，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靠金钱完成，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痛苦，便无聊，便浮躁，我们的稍神在痛苦和无騵之间摇摆。道德、理想和崇高，曾经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可是它在我们新生活中普遍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于世的堕落的嗜好和肤浅的时尚。这个问题与金钱有关。人首先得活着，活着才有精神，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淡薄名利。与现今不同，其实谁也逃不脱名利。有人说，精神是生命的需要，有人说劳动是我的理想，其实说过之后还是无法摆脱名利。过去文人确实有一种理想，是希望世界上的人不要争名夺利。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商品积累时期，我们缺少了理想主义的基础。钱成为价值判断的主要砝码，这是危险的。我们渴望新世纪的阳光，淡化钱的颜色。钱，是有用的，是财富和创造，我们充分享受它，但它不能代替阳光。生活就是这样残酷，一方面要求你拼命賺钱，另一方面又要求你别丟掉道德精神，不然就会被阳光淘汰。阳光是生命的化身，是梦想的化身，是正义和高贵的化身，绝望、苦难和泪水都会在阳光下化解。阳光给了我们髙贵的尊严。
阳光是有生命的。过去的阳光是与对人、对人性的认识过程相伴随的。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它是滋养人、认识人和发现人的历史。人有多复杂、阳光就有多少颜色。不是单一的，是多维、多层次的。我们不能满足阳光暴媒出来的秘密，还要把它的颜色拆开，仔细研究，等我们I解它独特的结构奥秘后，在心中把它重新组装起来。这就是人类开发太空的骄傲。电子网络时代，阳光以它飞快的速度追逐着我们的生活。别去破坏臭氧层，因为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是它给予的，一是性格，二是精神，三是命运。它们深不可測，魅力无穷。
未来的百年，我仰慕。新世纪的阳光照耀我的时候，除了瀲动，我还有些惶惑。明天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农民关注着土地的墒情，工人关注藿企业的沉浮，我呢，还要关注着文学新的生长点。通过精神，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通过市场，我们又看到了它的真实面目。它对阳光和人的关注不会变。我们的信念和理想，使真、善、美变幻着不同的辞章，我们期盼的眼神里，留下了阳光的形状。新的百年里，我们牢记勇气、怜悯和奉献精神等人类昔日的荣耀。在阳光下劳动，我们就一定能够牧获！回眸百年，感激阳光，祝福生活吧！
何申的好戏
熟悉“三驾马车”的人，都知道何申、谈歌爱唱戏。唱京剧是这二位老兄的拿手戏。作为京剧票友的谈歌就不提了，何申兄的噪子很豁亮，唱起来是有板有眼的。一次在北京开会，中国作协翟泰丰书记与谈耿、何申唱京剧《智斗》，何申唱的是阿庆嫂，何申兄唱的一段女腔，引了满堂的喝彩。我故乡的一位仙人说，装男像男，装女像女的人大福大责。果然，何申兄事事顺遂，好戏连台。
何申兄生一副富责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却极和善。他自称是我们“三驾马车”里的胖马。与其说胖马，不如说是驾辕马。他既是我们的老兄，又是我们的主心骨和带头人。问申兄既能做官又能作文，在文坛也不多。他当过承德地区文化局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又在《承德日报》社当社长。他对我说，他这个社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实在在的人、財、物一把手。他白天工作，而写作时间只能挤到晚上了。他在单位宣布一个规矩，有事在单位办，谁也不能晚上找我，敲门也不见。果然晚上没人敢打搅他。他家门口写着“请勿打搅”。后来，我听别人说，单位里求他办事，不给他送烟送酒，因为送了，也被何申退回来。碰上这位刀枪不入的领导，手下人很为难。后来有些聪明人发现了秘密，何申也是“吃礼”的，他吃另外一种礼。有的记者从基层听到一些有趣的好故事，就兴致勃勃地跟何申讲，何申听得入了迷，还拿小本子记上，不久就写逬小说里了。这个讲故事人的一些小事，何申就开了绿灯，馒慢地，求何申办事的人都给何申送“故事”礼物。
何申兄是故事篓子。开会碰到一起，他总是讲一些新段子，荤的、素的都有。何申兄讲逗乐的故事不动声色，他不笑，等大家都笑开了，他才傲笑起来。何申小说的幽默源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他写乡镇干部系列，有人以为何申当过乡镇干部。他是在天津海河边长大的城里人，上山下乡的年代使他一头钻进承德地区的山沟子。天津调老何回城做文艺干部，老何太爱这块山乡了，时光已将他变成了地道的山乡汉子。他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何申说他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由天津到承德山区插队的。他插队的那个村是满族聚居村，在村里生活、劳动，也为后来创作打下根基。他特别留意观察满族妇女的装束，女人头发梳得很特别，凡是结了婚的妇女，头发都是光溜溜地梳向两边，在脑后打一个穹，像公鸡尾巴一样翘起来，特别有意思。他住在社员家，吃在社员家。秋收的晚上，队长敲钟分粮，他就夹条口袋去场院，分回粮去村口的石碾子上磨成面，下锅做饭，吃饱暍足，就到村里能说会道的山民家串门，听他们说故事。这一干就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