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往往从土地的墒情里看收成。收过秋的原野是沉静和孤独的。它只有在农民深情的目光里是沸腾的。走进田野里，双脚敲击泥土的声音沉重、美好而复杂。如果今年收成是好的，他们还盼明年再好。如果收成不尽人意，他们就叹一声，肴来年吧。他们怎么看来年？抓起刚翻犁过的泥土，看看墒情。四季曾在这片土地上旋转着万花筒，眩目的虚光剌疼了眼睛。在这样的目光里注定有许多美好的想象。记住泥土成熟的承诺。来年的秋天，极大地丰富了黄金般的日子。
大地的墒情是有丰富履历的，掀动这些屜历，我就想到创作的墒情。土地是肥沃的，气候是宜人的。收成如何？大概我们会有同样的心境。墒情里有炽热的期冀。墒情里有艰辛的履痕，墒情里有野草般的记忆。冻土下奔涌着不冻的热泉。我们的力量之源，大地的墒情。如果我辜负了这样好的墒情，说明理想对于我太狭小暂时的墒情是现实，永生的墒情是理想。它会给跋涉者的野心以耀眼的启迪。
当黎明用泥土的语言，不断书写着秋天，我们该以怎样的热情点燃秋野上的火燎杆，烘烤着板结的冬一人、秋天尚未来临，只有烘烤冬天迎接春。
在墒情里，我们噙肴眼泪重复的语言，是宽松肥沃、和谐的土壤。尽管这土壤里既长粗粮也打细粮粗粮调节人的胃口，细粮滋养人的生命。这里牵动无数热爱生活的视线，告别严酷的季节，即使在山地或是误广播种期的土地上，我们也想看到等待收割的好庄稼。斑斓的脊背驮着小麦、大豆和高梁。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太阳。
在墒情和收成之间，对收成的判断之所以比较困难，不仅依赖理想、信念和汗水，而且牵扯到气候。盼望风调雨顺吧。雨后的天空像湖一样湛蓝。天空与大地协奏，才有美好的乐章。
我的梦一样变幻莫测的原野，深藏着无数的眼睛。没有弯屈的山梁上，悬挂着无数只倾听生活颤音的耳朵。诱人的墒情集中表现在眼睹上，首先彼此相互注视，然后凝视共同的方向。墒情也集中萦绕在耳畔，敲响秋天的钟声：收秋喽！
怎么能对墒情回报，看到了，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的微笑。你的微笑使我自信，你的微笑就是墒情。土地的墒情，便是文学的墒情。
人冬，冀东平原落雪了。
我最喜欢落雪天。望见雪；我的情绪就好。特别是穿上很暧和的衣裳，兜里装上小录放机，将耳塞放在两耳边听唐山驴皮影。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听的皮影是《汴梁图》。人的心绪和生活，需要调节。雪覆盖着脚下的黑土和我居住县城里古老的煤河。煤河冻着冰，落上的雪格外平。生活里到处都是被洁白遮掩的东西。我边走边想，到处都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能激起我们的热忱和想象。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和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则以苦难沉重和穷困来困扰我们。但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大雪融化之前，有大量共同的利益促使我们在困难中前行。大雪丰富着我的想象。
无论怎样生活，人人有隐痛。任何角色都有遗憾的，就像眼前的雪，总会由白变黑。人啊，无论是做儿女、做父母、做官做文，做商做医等等，都有痛苦和烦恼，都有欢乐和温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时感到偶然。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读书时是学理科的。我觉得理科能直接把感情变成智慧，而文科能把智慧变成感情。可惜我至今没能读上中文系。
成功每时都在寻找严酷的机会，平凡每时在等待安平的恩赐。无论评论家怎样阐述苦难和坎坷对于创作的益处，可我依然希望生活中的自己，永远幸运和快乐。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苦难人生，只有苦难的心灵。热情而单纯的预期，一再使我误入歧途。希望是汗在欠缺处的花朵，希望也是劳动者的第二灵魂。刘醒龙有本书叫《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需要不休止的劳动，而农夫若无原则的仁慈，就真落得草盛苗稀了。可是仁慈的劳动往往构成了生命的序曲和基调。
以上是雪地七的一番感慨。也许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是真真切切的。何申兄曾跟我说，写写你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挺有意思的。我没有何兄经历的深厚，但在我过去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片断应该记录下来的……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那是1963年的早春二月。我从小喜欢五月的麦地，我时常钻进麦地玩耍。我一直不敢把对麦子的感觉写进小说。我爷爷是天津的一个做袜子的商人，定成分时叫小业主。我爷爷回乡时给划定成分是富农。据说解放前我家雇了亲戚种地。“富农的帽子”跟随了我的整个少年。到十二岁才被落实政策摘掉了。小时候很压抑，从而造成我谦和缺少自信的性格。谈歌兄曾很善意地说我缺少激烈，爱恨不分明。面对谈耿兄的激烈，我是赞赏的。活得磊落痛快，而我顾及太多。我在北彩招待所跟谈歌讲了童年和少年，他终于理解我了。他说你得激烈些，既然这样就馒馒来吧。
小时候，父亲还是一个公社干部，母亲也是党员。可母亲曾很伤感地跟我说，你这出身，将来能不能说上媳妇还难说呢。现在听来可笑，可当时我挺往心里去的。后来听母亲说，你的老姨曾经有个想法，怕你长大打光棍，就想让她女儿给我做媳妇。我听后淡淡一笑，后来听说是真的。我富农出身的几个叔叔都四十岁以后娶上媳妇的。我很感激老姨这份心，近亲婚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把自己在县城的老房子让出来，将年迈的老姨接到城里来住。童年的口哨声在天空中如怨如诉，恍惚让我看见一种残酷的东西。
我在梦里时常梦见老家的泥房子。这房子太破旧了，就像株成熟过了头的老玉米，饱经沧桑。过分成熟的东西意味着冷落和衰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所生我养我的老泥房倒塌了彻底趴了架。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决策的英明。我是1974年搬出这座老屋的，随父亲到一个叫唐坊的小镇落户。母亲想过几年再搬家，让我读完初中。父亲很坚决，否则我真的没命]像这样的泥屋，人压在里面不砸死很快就会被泥粉呛死。村里很少有扒出来的活人。到了唐坊小镇子，看见了火车从这里通过。我住的镇上的砖房也在地震中倒塌了。当时父亲在稻地中学旁边的“五七”干校学习，我和母亲住的房子也倒了，有幸的是老天开恩，我家房盖的礁子顶甩到领居那家去了。记得当天晚上看的是《黑三角》的电影，散电影刚睡，就地震了。这一年我十四岁，觉多。我在碎石乱瓦中醒来，没有看见蓝光，只觉得晕晕地乱响。母亲护着我从窗前往外跳，如果早跳一步，墙头就把我压在下面了。墙头轰然一倒，我就势跳到墙头上跑到黄瓜棚下，傻蹲着。母亲受了伤行动不便。我们看见黄瓜秧下不断有裂缝！张一合，不一会儿就下雨了。短时间的宁静之后，就有人呼喊救人，我神情木然地加人人们救人、扒人的行列。经我手扒出来五个邻居，其中两个是死人。天慢慢亮了，我感觉换了一个世界，一下子苍老许多。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唐山人格外喜欢“福”。
我为“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所写的长篇小说就起名《福镇》。中国老百姓从骨子里喜欢“福”字。究竟啥是福呢？
兴安兄曾在1996年编过一本书，叫《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是一本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展不：这里面收入我的一个自传，题为《我乡间的月亮》。将文学称为我乡间的月亮，不知足否妥当，反正热爱文学是从少年的乡间开始的。那时能读的书有〈淋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反复读，兴奋、激动或是落泪。
奔跑在故乡的平原上，一个动人的日子朝我走来。我在故乡的春天里，体味小草、太阳和大地的情怀。后来走迸课堂了，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又读《祝福》、《野草》等名篇，体味文学的力量。
这时候，我钻进故乡的芦苇荡遥望南边的海湾，猜想外面的世界。文学作品与人生的关系成为少年玻译心灵的课题。
乡间的风情，乡间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上高中时，我写了篇小散文《故乡的秋天》。在县办刊物“丰南文艺”上发了出来。我很激动。
后来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中昌黎师范学校。1979年至1981年的两年校园生活使我难忘。在学校，我是个活跃分子，在学生会搞宣传，当班干部，演节目，写书法，画画，编辑校文艺橱窗，杂七杂八什么都干。后来学校里成立了碣石文学社，我当社长。那时就赶上新时期文学大潮初起，读小说，也练着写小说了。昌黎是有名的花果之乡，山清水秀，我们的校园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果园。每一株苹果和每一串葡萄都给校园带来鲜活、生机和灵性。那时候学校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样东西，就是杂交玉米面饽饽头和高粱米粥。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大部分吃粗粮。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们搞好伙食，存时候饽饽头吃腻了，就拿油炸一遍，脆酥酥的，吃肴满香：我们就叫它“势金塔”。当时吃着“黄金塔”满腹牢騷。现在回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远离什么，便渴望什么。这阵儿儿乎没人整日捧着“黄金塔”啃了，但我接触的一些人，还愿意吃吃这一种东西宽宽肠子，喝玉米碴粥几乎成为改善生活的雅趣了：我的老乡老师，老作家管桦对我说，你来北京时给我带一点五米碴、玉米面来，我很想吃这口儿。我笑了。我向老人讲起在昌师上学时吃“黄金塔”骂大街时的情景，老人感到好笑又不解了。我想，珍贵和平庸的东西是随时间地域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平庸的日子，只有平庸的感觉。在北京大饭店吃“黄金塔”时真成黄金了，它不再是一团难咽的“刺猬”而变成一团金色载体，牵走我眷恋的思绪到了遥远而美丽的校园。
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是编《五峰文艺》和《碣石》校刊。这是我文学的启蒙。刚入学不久，中文系大专班的杨立元、伦洪波在张雨天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文艺性校刊《五峰文艺》。编委里仅有我一个作为中师班的代表。这时我开始进图书馆读那些中外小说了。当我升到二年级的时候，由语文组老师倡议，中专班里也办了一个橱窗型校刊，名为《碣石》，主编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对文学的爱和独有的兴趣，促使我编辑它。《碣石》很快出刊了，一连几期效果挺好。同学们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作品抄写工整给我们，我们编委会配上插图，规规矩矩又灵活多样地张贴在橱窗里。每期都围了好多人观看，有表扬，有争议，也有批评。那时候的文学真是太抻圣了。我们有专门的编辑室，小小编辑室凝结了那么多同学洁白的纯情和笔耕的硕果。我被感动了，也学了不少东西。当时来稿很多，文笔清新流畅，题材了泛，情真意切。就是“学生腔”浓了些，缺乏生活气息。当时我很满足！”，完全被他们袒餺的心灵所诱惑，注定为文学而痴迷，而快乐，而把汗水洒足。当时我就觉得文学之路太拥挤了，这条路太艰难了，这条路不是谁都可以走的。我畏惧了。
昌师毕业后，我就回到县里老家的唐坊小学教书。我又看见了乡间的月亮。我将儿时母亲的油灯比喻成乡间的月亮。怀着这样的情感，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了。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皆因这篇小作，我走出了校园。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1982年的春三月，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这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我想进县城，求父亲托人，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还是因这篇小作，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他通过县文化馆找到我的地址，调我到县城搞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我终于凭文学这块“砖”，敲进了县城。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到处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没成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历史和民俗都进人了我单纯扩视野，使我深感这方土地的厚重和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