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口述耳听为唯一记忆手段的民间艺人，究竟能记住多少诗歌呢？来自俄罗斯北方民间的报告说：
说唱人多半是六十至七十和更大年龄的“老成”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并且熟悉上万的勇士歌诗作。A·开也夫：《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连树声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1964年，第199页。
需要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唱诗人已非职业歌手，他们是农民、伐木工、裁缝匠、皮鞋匠等，传唱诗歌只是他们的晚年业余活动。如果换上职业的瞽矇，上万首的数量必然还会大大增加，这可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国古代礼书上只说明了选择教师的条件是“有道有德”，但是为什么又专用瞽盲为师呢？难道瞎子就意味着有道有德吗？很显然，超凡的听觉记忆力才是“声教”教师必备的第一条件。司马迁的古诗三千之说恐怕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周代以前只有甲骨金石而无竹简帛书，所以一场殷周革命几乎使中国史前史和第一文明时代的诗歌“全军覆没”。《诗经》中号称是“商颂”的仪式歌词仅有5首，且历来被怀疑是出于春秋时宋国乐师之手。到了左丘明和孔子的时代，贵族文人们所能引用的诗作，几无例外均为周代以来的“新作”。仅就这些周以后的新诗而言，其数量恐怕也不局限在千首之下，只是其中大多数诗作只存活在瞽矇们的口耳和大脑之间，没有幸运地被著于竹简木册吧。稍微侥幸一些的个别篇章，又碰上先秦两汉有心人的引用，于是便作为“逸诗”留传下来，成为推考瞽矇文化盛况的有益佐证。明末的学者焦竑早在赵翼之前做过一次更为广泛的统计，从《左传》、《国语》、《周礼》、《尸子》、《孔子家语》、《尚书大传》、《穆天子传》、《汲冢周书》、《史记》、《礼记》、《大戴礼》、《汉书》等多种古籍中发掘出逸诗篇名共52种，这个数目相当于今传本《诗经》篇目的六分之一。焦竑还同时统计了先秦至汉十多种古书中所引用的无篇名逸诗共42种，据此发表评论，认为这些诗皆属于孔子所删剩下的那两千多首古诗。他所列举的逸诗原文及出处如下：
《战国策》引《诗》云：“行百里，半于九十”，又“树德莫若滋，除害莫若尽”，又“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又“大武远宅不涉”，又“服乱以勇，治乱以智，立传以行，教少以学”；《墨子》引《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王念孙云：“堪当读为湛，湛与渐渍之渐同。”见《读书杂志》卷九。；《晏子春秋》引《诗》曰“乐矣君子，直言是务”； 《吕氏春秋》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又“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又“维则定国”，又“无过乱门”；《说苑》引《诗》曰“緜緜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纟希纟宁。良工不得，枯死于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报人，必报有德”；《史记》引《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集韵》引《诗》曰“佞人如”；《列子》引《诗》曰“良工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似不类《三百篇》语气；《左氏》引“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有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又“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又“淑慎尔止，无载尔伪”，又“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又“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国语》云“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之则亡”，又“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为朗，狐狸而苍”，又“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又“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太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毂既破碎，乃大其辐。事以败矣，乃重太息”；《戴记》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又“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弓既平张，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跻其堂，乃节其行，既顺乃张”，又“相彼盍旦，尚犹患之”；《大戴礼》引“鱼在在藻，厥志在饵”； 《庄子》引“青青之麦，生于陵陂”；《尚书大传》引“舟张辟雍，倉鸟倉鸟相从，八风回回，凤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传》引“浩浩白水，鯈鯈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汉书》载“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数十处，其音响与《三百篇》何异。《史》称“古者诗三千余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当时删取之余，不为不多，如此类是已。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逸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5—297页。焦氏所列举的诗句中，或有后人伪托者，或有非真逸诗者，参看魏源《诗古微》关于“逸诗不尽为逸”的意见。不过他并未能够把散见在古书中的逸诗都找出来。如《墨子》中引《诗》凡十种，其有四种均不见载于今本《诗经》，罗根泽：《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而焦氏在此只列出了其中的一种，其遗漏之多，盖可知矣。若仅就焦氏举出篇名的逸诗和列出的有句无名之逸诗而言，合计达90多首，这毕竟还算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因为它已接近现存《诗经》篇数的三分之一了。再从现存《诗经》所收作品的时空覆盖面来看，不论孔子删诗说多么靠不住，但毕竟可推知当时流行的诗作绝不仅限于十五邦国。邵康节说：“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善恶明著存焉耳。”欧阳修也认为古诗三千之说并非夸张，他说：
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诗谱图》推之，有更十君取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据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引，见《四部丛刊续编》。
看来这里关于逸诗篇数的争论不可能获得一致的看法，书缺有间，若无新的考古发现作佐证，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吧。在此种情况下，合理的推测似乎只有借助于“礼失求诸野”的旁证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有统一组织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华夏周边少数民族史诗的工作全面展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的这项“抢救”工程，主要针对流传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和东北等省区的三大民族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抢救工程的重点在于民间抄本的搜罗汇集和民间艺人的口头讲唱的录音整理。相对而言，后一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效果。现代录音技术的应用对于文明人重新认识前文字阶段沿袭下来的“声教”制以及与之相应的艺人听说记忆能量，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例如，西藏于1984年10月向全区公布了一个《〈格萨尔王传〉录音抢救试行办法》，它的要点就是根据“择缺、择优”原则，对艺人演唱、录音、文字记录、整理等规定了具体付酬的办法。经过一年的试行，证明效果很好。他们在1984年之前，共录了磁带800多盘，其中500多盘是扎巴老人1979年被请到拉萨后录制。而在1985年一年内，他们共录制了9名艺人演唱的口头资料42部，计129盘磁带；已抄录成文字的有86万字；已整理的有120万字。王克勤：《三年来〈格萨尔〉工作概述》，《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
据综合统计，截至1985年底，对民间艺人演唱的《格萨尔王传》的录音已达2200盘磁带。每盘磁带抄录成文字约1万字，删除重叠部分之后，一部长达数百万言的世界第一长诗就这样由瞽矇文化所开创的“声教”传统保留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有音无字”的歌诗传统借助于现代录音技术所创制的一桩奇迹。如果说古希腊盲诗人荷马传唱的《伊利亚特》、《奥德修纪》和印度诗人蚁垤传唱的《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早已因文字记录而“僵死”，变成了固定的古典遗产，那么，《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至今却依然“活”在民间艺人的口耳之间，因而也是处在增删修饰和不断再创造中的生命体。同瞽矇传诗制在生理上或文化上的特征相对应，民间歌手们或为双目失明的盲者，或为目不识丁的文盲，这种对视觉文字符号的盲视保证了他们听觉记忆上的超常能量。英国学者包顿在《蒙古盲艺人的全套故事》一文中，着重分析了蒙古瞽盲艺人楚鲁图木·陶格陶勒演唱的史诗故事的笔录本。这是一位年仅24岁的蒙古西北部库苏古尔省孤儿，后来进了乌兰巴托的国家收容所。他先天失明，依靠出众的听觉记忆，从民间艺人那里听会了故事，便能复述出来。包顿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对于了解瞽矇艺术具有重要启发性的事实：“这就是他(指瞽盲陶格陶勒——引者注)先天瞽盲，并不了解颜色的性质，但在他的故事里，存在着诉诸视觉的描述；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承认色彩在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人们从故事里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说书人的瞽盲；在描写语汇上，它们与视力健全的艺人所讲述的是如此相似！这本身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实，但也使人考虑到新情况之下的更加一般的问题。”〔英〕C·R·包顿：《蒙古盲艺人的全套故事》，周发祥译，《民族文学译丛》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83年，第415页。包顿所揭示的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由瞽矇们传唱下来的《诗经》作品中有丰富的色彩描绘以及大量使用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意象。所有这些诉诸视觉美感的因素原来也是在盲诗人的“内视”和想像力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