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领导能力的人，能够让部属喜欢做他们原本不想做的事情。”
“领导统御的最高明办法就是带领部属去完成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此一来，这些为了和你一起“圆梦”的部属，就算你叫他去为你赴汤蹈火，他也会在所不惜。
一个乐队的指挥如果把指挥棒交给他人，节奏就会被打乱，合奏就会演砸，因为指挥棒是乐手们关注的焦点，是指挥家引导音乐走向的关键。
男人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将自己视做是一个“乐队指挥”，而职责所赋予我们的权力便是一根指挥棒。指挥棒拿不稳或被手下人侵夺，我们就不能稳定地操纵局面。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稳守权力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他施展领导才华的第一招就是把权臣手中过大的权力收归己有。
康熙八岁登基。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以“辅政大臣屡行陈奏”为由，经太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想拉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而且此时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
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特别是在以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已被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侍卫则完全由以上三旗负责，康熙仍处境困难。
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此举，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罪状，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也斩决。康熙“坚执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
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得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靠的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以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当时索额图改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遂“自请解任，效力左右”。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在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做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数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了大臣擅权。康熙还从鳌拜事件中吸取教训，严禁怀挟私仇者相互陷害。
康熙智除鳌拜，一方面除去了自己亲政的最大障碍，同时对其他权臣起了震慑作用。整个事件的处理非常周密、完满、妥贴，充分显示了青年康熙在政治上的成熟。
现代管理学中十分强调合理授权，其实要点全在“合理”二字，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不管朝廷管理机构如何变更，领导者的风格如何多样，没有一定的授权任何事都办不成，管理机构的运转便没有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授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核心权力是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的，这是个有方无圆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