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有幸荣升为新一任领导者时，履新之际有时难免会面临无威无望、不能服众的尴尬局面。当然解困的手段有很多，比如赏罚、表率等，但这都需要慢工夫，要想尽快奏效，接近核心人物不失为明智之举。
西晋灭亡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贵族和汉族地主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彼此混战，史称十六国时期。在南方则以建康为中心，出现了司马睿重建的东晋王朝。
东晋王朝的建立是和王导的谋划和支持分不开的。王导，字茂弘，琅玡临沂人。琅玡王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王导自少年时代就“有风鉴，识量清远”，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称赞他“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王导素与司马懿曾孙、琅玡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出镇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王导相随南渡，为安东司马，参与军谋。不久，他审时度势，向司马睿献策移镇建康。可是，司马睿素无重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加上昔日晋灭孙吴后，把江南大族当做“亡国之余”加以排斥，使得南方士族一直不满。因而司马睿刚到建康时，江南士族都不依附于他，已经上任月余，还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来拜访过他。司马睿为此十分忧虑。于是，王导便为他谋划，亲自导演了一幕“戏剧”。三月三上巳日，这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又称禊节或祓禊节。每逢此日，官民们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物，往往成群结队地来到水边祭祀、沐浴，认为这样可以祓除疾疫和不祥。当时，这是一项盛大的公共活动，男女青年们可以在春日的水塘边尽情地嬉戏；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往往借祓禊之名宴饮游乐，吟诗作赋。这一天，司马睿以观看官民欢度禊节为名，坐着华丽的轿子，排出威严的仪仗队列，由王导和他的从兄王敦（时任扬州刺史）以及北方来的众多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跟随，以炫耀司马睿的尊贵威严。当时，王导的名气很大，所以当江南士人看到司马睿有王导等人相随如同众星捧月一般都十分惊讶，就连江南望族纪瞻、顾荣“见其如此”，也“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见此状，便对司马睿提议道：“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贤俊。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于是，司马睿便让王导登门拜访顾荣、贺循这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招请他们出来做官。顾、贺看到司马睿得到像王导这样的北方大族的支持，认为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遂即答应了司马睿的聘请，出仕做官。在他二人的带动下，江南世族纷纷出来拥护司马睿。一时“吴（吴郡）会（会稽郡）风靡（随风而倒），百姓归心”。
这时，北方中原大乱，江东地区是当时较为安定的地方，中原士族大量南逃，“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王导又劝司马睿“收其贤俊，与之图事”，努力争取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采用王导建议，把这些人中有名望的百余人征召为属官，如刁协、庾亮、卞壶、王承等，时人称他们为“百六掾”。
司马睿在王导的策划下，得到了南方的和北方南迁的两部分士族的拥护。司马睿又听从王导劝导，以清静为政，抚绥江南士民，这样司马氏很快在江南站稳了脚根。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西晋愍帝投降的消息传至建康，王导又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
王导是东晋的实际创造者，又是联系南北世族的关键人物，因此元帝司马睿十分重视王导，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尊称其“仲父”，对王导极为倚重。在登基大典时，司马睿竟命王导升御床与他共坐，接受百官朝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王导再三推辞，并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方才作罢。但王氏获得了司马睿进一步的宠信。当时，王导位至宰辅，居中掌权；从兄王敦为大将军，居外掌兵。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王氏有其权，王氏与司马氏几乎是“平起平坐”，所以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王朝的建立就像一道屏障，较为有效地阻隔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入，有利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自东晋及其以后的南朝三百年间，南方经济日益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这点上，东晋的创建者王导的借力策略是功不可没的。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其意告诉我们——要达到某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拿下”其关键性作用的人或物。在管理下属这一方面同样如此，你想让这个团队听命于你，那么，首先就要“收服”团队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力的那个或几个人。害群之马，必欲除之而后快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害群之马不时地跳出来挑战领导者的权威。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自怨自艾，而应把这看做一种必然现象，当作对自己领导智慧的磨炼。在这里必须把握一个铁的原则不放松：害群之马跳出来一个就要清理一个，绝不能给他兴风作浪、借以做大的机会。
秦始皇嬴政在原则问题上有方无圆，对害群之马绝不姑息，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养料。
嫪毐是秦王嬴政的母后赵姬的面首，在太后的支持下，他的政治实力迅速上升，先是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山西太行山东南），与丞相吕不韦待遇一样，而后更是“事皆决于法”。
公元前238年4月，嬴政率领文武官员离开咸阳，前往雍城举行加冕大典。雍城在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兴建国都，以后历经295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这里都是秦国首都。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于咸阳。由于雍城在秦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凡举行祭祀祖先及各种盛典，均需来此进行。历代国君、后妃以及贵族死后也多归葬于此。
嬴政在雍城蕲年宫如愿地举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剑典礼。剑是古代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一般人是绝对禁止佩带的。秦国一直到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许官吏可以佩剑，但一般人仍不许佩带。国君也是在举行加冕礼之后方可佩剑，所以，嬴政不仅要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接手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将一把佩剑佩带在自己的腰上，以显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加冕典礼刚刚举行完毕，从首都咸阳传来消息，信阳侯因为嬴政派人调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惧，先发制人，用伪造的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地方部队）以及卫卒（宫廷卫队）、官骑（骑兵）等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
获知叛乱的消息后，嬴政在众大臣面前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报告，然后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调发军队，前往咸阳镇压。实际上，这是一场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乱，一切他都已经有所安排。
平叛的战斗并不激烈，叛军不堪一击，在强大的秦军面前一触即溃，被斩首数百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叛军人数不多。另外，从派去镇压平叛的将领也可以看出，年轻的嬴政根本就没有把嫪毐放在眼里。这两个人——昌平君和昌文君，他们既非名将，又无突出的政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昌平君还有点事迹，宋代裴马因的《史记集解》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而“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派去两个不知名的人便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反映出嬴政有别于众的用兵风格。
叛军被击败，秦王嬴政下令将嫪毐和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部枭首（斩首后将人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然后将尸体车裂。同时还“灭其宗”，将其家人满门抄斩。他们的舍人，最轻的处以鬼薪（为官府砍柴的刑罚），更多的人则被处以迁刑，共有四千多家被夺爵远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县）。
对于太后，则不能用杀戮的办法，毕竟她是嬴政的亲生母亲。尽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并非儒家的“专利”，不过太后确实让嬴政很难堪，心中难以饶恕，于是嬴政把太后迁出咸阳，令其往雍城居住。
收拾完，该来收拾吕不韦了。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接着又命令他离开咸阳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于吕不韦执政十几年，对秦国功劳很大，在各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吕不韦的人士众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得知吕不韦周围的情况后，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吕不韦会逃离秦国。那样的话，凭吕不韦现在的威信，联络各国反秦会给秦国带来危险的。思前想后，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师无名，且易激变；又不便将吕不韦抓回咸阳——抓来也无法处刑，要处刑早就处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最后，秦王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国封给您河南之地，食十万户；您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却号称仲父。带着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的心都快碎了。它不仅将其对异人、对秦国的功劳一笔勾销，而且暗含杀机。吕不韦知道嬴政的脾气，他不死，事不宁，迁徙到蜀地也是个受罪的命，干脆满足他算了。于是吕不韦饮毒酒自杀，成全了嬴政，时间是秦王嬴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碍嬴政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被彻底消灭。秦王嬴政在亲政后两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并且迅速确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尽管手段极其残暴不仁，但是秦国人、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秦国的武将们，看到了秦国统一的曙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处事果断、临阵不慌、能够对敌人无情打击且对统一战争怀有强烈的必胜信心的君主来领导他们消灭六国，结束历经上百年分裂混乱的统一战争，从而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这一点，秦王嬴政没有让他们失望。
害群之马的威力是巨大的，轻则制造小麻烦，重则引起大混乱，甚至动摇我们领导权的根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拖延迟疑、心慈手软的做法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方圆之道告诉我们：在不需要“圆”的时候，那就念好这个独一无二的“方”字经。对害群之马必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