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者也是各有不同，所以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固然要多加防范，但也不能一成不变，以一种方法对付所有不善之人。有心思的男人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喜欢实者以实对之，喜欢虚者则虚对之。因为他们知道，面对复杂的人性丝毫马虎不得，弄混了次序就会出大乱子。
清朝雍正帝是一个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的帝王，对手下的大臣，他采用特务政策，派人监视，防止他们欺骗自己。
有一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回到家中，与几位朋友相约，玩起一种叫做“叶子戏”的游戏。大伙兴高采烈，玩得十分痛快，玩了几局之后，忽然失去了一叶牌，众人都起身寻找，桌上桌下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次日上朝，雍正问王云锦退朝之后干些什么，王如实回答了玩“叶子戏”。雍正点头并赐一锦盒。王云锦跪下谢恩，高呼万岁，接过盒子。
“不要打开，回家再看吧。”雍正说。
王云锦心怀疑虑，回到家中，急忙打开盒子，不看则罢，一看吓了一身冷汗，盒子中放着一叶牌，拿出昨晚的牌一对，正是丢失的那叶牌。
“好险哪！”王云锦心中自叹，多亏今天讲了实话，否则脑袋可就搬家了。
雍正皇帝上台后，不仅尽诛兄弟、功臣，驭下也是极苛极严，大臣们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天威。他又为政极勤，见事极明，容不得臣下有半点不实之词。所以在这样的人手下“打工”，不实不行。
有喜欢实的，也就偏偏有喜欢虚的，此人不是旁人，正是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即位时，经过康熙、雍正70多年的锐意经营，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乾隆的不懈努力下，清朝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他开办博学鸿词科，优容知识分子，笼络读书人，又组织编纂了空前绝后的《四库全书》；武功方面也卓有成效，不断平定叛乱，安边固防。曾两次平定准噶尔，又经历了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两次廓尔喀战役以及缅甸、安南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事。他天资凝重，以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把整个国家整治得妥妥贴贴，社会秩序井然，统治基础稳固，就连他自己也声称是文治武功方面的古今第一人。乾隆曾志得意满地夸自己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在他自己总结治世成功经验时，以为在位期间共举两件大事，一是西师，二是南巡。前者指平定准噶尔和大小金川的叛乱，统一新疆，后者分量似乎超过前者，是乾隆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才干和政绩有极高的估价，另一方面是他喜怒哀乐等性情上的特点，因而影响了对反对意见的反映和态度。就性格而言，他比康熙、雍正更加敏感，自尊心和虚荣心更强。虽然在他即位之初曾实行了一些宽松的治政方针，那是因为要改变其父苛严政治所带来的紧张气氛，改变官僚人人自危、百姓人心惶惶的不安定环境，所以当他的一系列改弦更张的措施产生了实效，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朝廷内外的僵滞关系时，官民无不欢欣雀跃、颂声如雷。
那时的乾隆比较注意听取臣下不同意见，并且鼓励人们直言进谏、献计献策。即位之初，他就说：“论才德和年纪，我赶不上皇考（雍正帝），但是自从我即位以来已过半年，群臣中竟无人指出我的过失，难道说我所做的一切都能上合天理下协人情吗？今后务必请大家直言无隐。”乾隆还多次表示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一时间，委婉温和的规劝、直率尖锐的指责、苦口婆心的诱导纷纷出现，有些进谏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仍加以容忍，并对进言者颁以奖赏，专司监察弹奏的御史在这种环境中也显得非常活跃。但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日趋繁荣，面对稳固的基业和日盛的国力，他开始为自己的才干自豪不已，开始暴露出对进言者的厌烦情绪，认为他们的意见太琐碎、不屑一顾。同时，敏感的性格也使他越来越受不了臣下不留情面的指责。
自尊心受不住这等“不敬”的刺激。他的厌烦情绪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暴露得越发明显，对进言者日益缺乏耐心，经常寻找借口，挑剔反驳乃至斥辱进言者。他在上谕中责辱言官说：“因为我要广开言路，所以宽待言官，以收进言之益。不料这些人却见我不加谴责变得肆无忌惮。试问，近来进谏的大臣中，有几个真心诚意地提出了有益于国家政治的主张？我留心观察他们的用心，无不是在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即使提出建议，也不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考虑，无非想博取虚名，指望能得到我的赏识，有望升迁，多得养廉（指报酬）而已。”在他眼中，进言者全是追逐名利的不齿之徒。
更有甚者，为了阻止百官进谏，他还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整治进言者，其中不少是玩弄政治手腕，以计谋玩弄性情直率、直言无隐的人。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他召见太常寺卿陶正靖，希望他指出治政得失，并劝诱他说：“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尽管如实讲出，这才有益于我反省修身。”陶正靖不敢贸然直言，唯恐言多语失，触怒皇上。乾隆则摆出一副大度而坦城的姿态，鼓励他说：“我看你还是位骨鲠之臣，所以才向你询问政务得失，你姑且据实惠奏。”陶正靖于是上奏说：“现在的政治环境很好，只有工部尚书魏廷珍身负众望，本来没犯什么大错，却在近日被赶回原籍。在对他的态度上，皇上言辞峻厉，根本不像是优待老臣的样子。”乾隆听了话后和颜悦色地说：“你是我专门选用的大臣，将来还要升迁进用。”陶正靖连连叩头谢恩，高兴而去。谁知没过几天，乾隆就降下旨书，将陶正靖的进言驳斥了一通，指责他为魏廷珍辩护是营私之举，必须严加惩处。就这样，悲愤失望的陶正靖只有弃官回家，以课徒为生，不到两年就郁闷而死。
陶老先生本来熟知乾隆的为人，早存防范之心，可惜在乾隆“开明”外表的诱导下，防心不坚，还是中了暗算。这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对人，我们切不可大意，不要被故做的假象、假语所迷惑，要擦亮眼睛洞穿虚实，根据他的秉性采取合适的应对策略。否则，被人算计了，我们还一无所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