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培养良好职业道德

○译文

孔子说：事奉君主，要认真办事而把领取傣禄的事放在后面。

工作与薪水，是人世间一个永恒而又十分现实的话题。工作与薪水，是服务与报酬的关系。工作是薪水的前提和基础，薪水是工作后所应得的回报，物质或精神的。人人都希望拥有优厚的待遇，但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呢？

很多人找工作时，能力还没有丝毫显露，就谈高薪水；我们工作时会常抱怨薪水低，付出与报酬不对等；是先有高薪后有努力，还是先有努力后有高薪？

孔子说：“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拿工资的事情暂时放在后面。”这才是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也是真正的对待“老板”之道。孔子这种强调敬业的观念，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必备的人生格言。

敬业，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着久远的传统。“敬业”早就在我国古代《礼记·学记》中以“敬业乐群”明确提出来了。宋朝朱熹说，“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在西方，企业管理者也非常重视员工敬业度。

所以，人首先要想着如何尽力把自己的份内之事干好，不能总想着报酬高低，否则不仅工作干不好，还会让老板心生反感。一个人的价值是在工作当中体现出来的，成绩还没有做出来就谈待遇，孔子是瞧不起这种人的。

能不能以满怀激情投入工作，能否以平常心对待工作后的报酬，决定了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生活中，常有人为月工资的低廉而整天抱怨、谩骂、批评，甚至牢骚满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没有丝毫感情，这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为了解决自身温饱和家庭生活，仅仅为薪水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工资背后的成长机会。

一个人如果总是为自己到底能拿多少工资而大伤脑筋的话，他又怎么能看到工资背后的成长机会呢？他又怎么能理会到从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对自己的未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呢？

有一位小和尚在寺院担任撞钟之职。按照寺院的规定，他每天必须在早上和黄昏各撞一次钟。开始时，小和尚撞钟还比较认真。但半年之后，小和尚觉得撞钟的工作太单调，很无聊。于是，他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一天，寺院的住持忽然宣布要将他调到后院劈柴挑水，不用他再撞钟了。小和尚觉得奇怪，就问住持：“难道我撞的钟不准时、不响亮？”住持告诉他：“你的钟撞得很响，但钟声空泛、疲软，因为你心中没有理解撞钟的意义。钟声不仅仅是寺里作息的准绳，更为重要的是唤醒沉迷众生。因此，钟声不仅要宏亮，还要圆润、浑厚、深沉、悠远。一个人心中无钟，即是无佛；如果不虔诚，怎能担当撞钟之职？”

小和尚听后，非常惭愧，此后，他潜心修炼，终成一代名僧。

小和尚为什么要被主持免除撞钟之职？因为他对工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因为没有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所以他撞出的钟声空泛、疲软。我们的生活中，真有许多这样不负责任的人，甚至还有一些连钟都不撞的和尚，这样的人是早晚会被“免除撞钟之职”的。

当今时代，竞争异常激烈。生活的第一需要也许只有先谈工作，把工作摆在第一位，才能为自己今后的进取积累足够厚的资本。每一个人都想有个好的工作岗位，都想有个称心如意的薪水报酬，但是，我们务必懂得，必须具备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水平和技能，否则，我们永远都解不开工作与薪水这个结，永远无法适应这种残酷的竞争。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有敬业心，心存畏惧，这个畏惧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态度，就是我能否将事情办好，时刻提醒自己。反观现代商业社会，信用缺失，员工先要求待遇再来讲发挥才能，做贡献，比较一下，我们比古人差太远了。今天，我们的企业上下要求绩效考核、监督、跟踪，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而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东芝集团创始人土光敏夫对他的员工说：“为了事业的人请留下，为了工资的人请走开。”任何人，如果只是为了获得薪水，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对得起那份薪水，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赢得同事的尊重和上司的赏识。

日本的一位女大学生野田圣子，利用假期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她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所分配到的工作是清洗厕所。当她第一天伸手进马桶刷洗时，差点当场呕吐。勉强撑过几日后，实在难以为继，遂决定辞职。但就在此关键时刻，野田圣子发现，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清洁工，居然在清洗工作完成后，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

野田圣子看得目瞪口呆，但老清洁工却自豪自在地表示，经他清理过的马桶，是干净得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下去的！

这个举动带给野田圣子很大的启发，令她了解到所谓敬业精神，就是任何工作不论性质如何，都有理想、境界，有更高的质量可以追寻；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高低贵贱如何，却在从事工作的人，能否把重点放在工作本身，去挖掘或创造其中的乐趣和积极性。

于是，此后，再进入厕所时，野田圣子不再引以为苦，却视为自我磨练与提升的道场，每清洗完马桶，也总扪心自问：“我可以从这里面舀一杯水喝下去吗？”

假期结束，当经理验收考核成果，野田圣子在所有人面前，从她清洗过的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个举动同样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尤让经理认为这名工读生是绝对必需延揽的人才！

毕业后，野田圣子果然顺利进入帝国饭店工作。而凭着这简直匪夷所思的敬业精神，３７岁以前，她是日本帝国饭店最出色的员工和晋升最快的人。

３７岁以后，野田圣子步入政坛，得到小泉首相赏识，成为日本内阁邮政大臣！

一个人如果抛开得失的计较，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加薪和升迁自然会到来。如果再进一步，会成为一个老板不可缺少的人才，必能受到重用，哪用得着担心吃饭问题呢？所以，忠诚敬业的人，能够主动承担责任而无需上司监督，这种人让老板十分放心，永远没有饭碗之忧。

不论是东方儒家文化，还是西方价值观，若有自信，并且真有能力，是不会先谈薪资的，因为他知道不要多长时间老板就会主动加薪，他需要人才呀！

薪资和努力是互为因果的，努力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薪资却操控在老板手里。所以要用好主动权，让老板不得不加薪，那是何等的潇洒！

鉴真（６８８—７６３），唐朝僧人，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

《 论 语 》 品 读

一个人心中无钟，即是无佛；如果不虔诚，怎能担当撞钟之职？

论 语

修身篇

修身篇

修身篇

修身篇

⊙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采用最好的领导策略

○译文

孔子说：用政策去引导百姓的思想，用刑法约束他们的言行，虽然可以使老百姓不再犯罪，但并没有培养起他们的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百姓的思想，使用礼制去规范百姓的言行，不仅会培养百姓的羞耻之心，还能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守规矩。

孔子这句话是讲管理之道的，他讲了两种领导策略和结果。领导者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不同的取舍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从而趋利避害，提高领导艺术。

“道之以政”，是用政策、法规等引导百姓的心，通过设置一些政策、法规、条文，来让百姓遵守，而不去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齐之以刑”是用刑法等规范百姓的言行，通过设置一些刑法，告诉百姓在言行上如果做了什么坏事，就要受到什么惩罚。这种领导策略的特点是用框框条条等来限制百姓言行，而没有教化百姓的内心、培养其取舍智慧的动机。

采用这种策略的领导对自己顺利领导一个团队的要求比较看重，因此设置了一些政策和刑法，这些政策和刑法是领导者对百姓的期望和要求，但是这样的领导者没有去深刻地、细致地去关心被领导者的实际情况，没有想到百姓也在追求安乐，百姓也是人，也和自己一样具有思想、取舍智慧等。这样的领导策略导致的后果就是“民免而无耻”，虽然不犯罪，但是却没有培养起羞耻心，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该做，那些不该做”。“免”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被动地不去做，“耻”是由于知道取舍而主动地不去做。

我们再来看“道之以德”，这是用道德等引导百姓的心，告诉百姓，一件事为什么能做，或者为什么不能做，做了会有什么后果。而“齐之以礼”是用礼节来规范百姓的言行，告诉百姓，什么样的言行会受到大众的认同。这种领导策略的特点是用智慧教育百姓的心，用礼节来规范百姓的行为。

两领导策略比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领导策略是仁慈的，对下属是尊重的，注重下属的心灵管理，是引导式教育，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重点放在训练下属的习惯上，而不在惩罚上。有什么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我们所得到的，正是我们所付出的。用什么方式去做，关系到你得的结果。

孔子弟子宓子贱到单父担任宰，宰是邑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县长。３年过去了，宓子贱当的怎么样？孔子不放心，派另一个学生巫马期去看他。

巫马期赶到这个县的边境时已经是傍晚了，看到一个老人家在打渔，奇怪的是他把鱼打上来之后又放回到河里去。巫马期于是问这位老人家为什么？老人家回答说，我刚才放回河里去的是小鱼，因为我们宓县长告诉大家，打渔只能打大鱼，小鱼还在生长，如果大鱼小鱼都捞光了明年就没有鱼吃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感动：一条边境小河，天快黑了，只有老人家一个人在这里打鱼，也没有人监督他，感觉这里的人都非常自觉。

巫马期跑回去报告孔子，宓子贱的德政真是到家了，老百姓都这么自觉自愿地遵守法令！孔子告诉他，宓子贱３年前要到单父当官，单父是在鲁国的边境，和别的国家交界，这个地方民风彪悍，有人说是土匪窝。孔子告诫宓子贱，你去到那里治理县政有两条路，一条是以暴治暴，但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治理长久；还有一条路是道德教化，让老百姓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学会做好人，做好事，才能得到真正的长治久安。宓子贱正是按照孔子“道德教化”的思路去做的，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儒家很强调道德教化，孔子三千弟子里有很多学生去从政，都按照孔子的思想去推行德政、德化。德政的作用，体现了儒家教化的力量。所以，现代的领导者，要学会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法来进行治理，运用人的仁爱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来发挥其内在的动力，以求达到组织的平衡与协调。

最后，要强调的是，管理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忽视了刑政、法制的治理作用。德治与法治应该是互补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品格修养

人际交往

领导艺术

亲情孝道

做事方略

做事方略

做事方略

论 语

心态性情

做事方略

做事方略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品格修养

心态性情

亲情孝道

人际交往

领导艺术

志向学业

做事方略

圆融变通

成熟篇

《论语》品读

成功篇

《论语》品读

修身篇

《论语》品读

养性篇

《论语》品读

家庭篇

《论语》品读

处世篇

《论语》品读

管理篇

《论语》品读

成长篇

《论语》品读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成功篇

做事方略

做事方略

品格修养

论 语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修身篇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品格修养

心态性情

论 语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养性篇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心态性情

论 语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亲情孝道

人际交往

论 语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

论 语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

管理篇

领导艺术

管理篇

领导艺术

成功篇

做事方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更精彩。很多人认为，机遇非常重要，个人努力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的。其实，人生可以设计，成功需要规划。

当今，许多青少年依赖父母，只知道去麦当劳、网吧，不知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或沉迷于物质享受追逐时髦，或迷茫空虚找不到人生的坐标，让大好的青春时光白白流逝……你准备怎么渡过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呢？你的人生规划又是什么呢？

孔子用简单的几句话勾勒了自己的一生，从中也大体显示了一个成功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少年时代发奋学习；三十岁左右成家立业；四十岁前后应该有坚定的信念；五十岁上下要明白世上的人情世故和必然趋势；六十岁时要对各种意见都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七十岁时对社会的规则运用自如，精神焕发地进入自由王国。

人生规划，对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至关重要。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从百岁老人到青年少年，都离不开人生规划。有无人生规划对于一个人一生事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极为重要。在生活中，成功者一般都有很好的人生规划。每个人都应该抓紧时间，早早建立自己的人生规划并付诸实践，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某著名公司的董事长林伟洲，在中学毕业时便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抱着这样的梦想，林伟洲开始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他为自己描绘出了职业生涯的蓝图，即大学去读企业管理专业，然后运用这些知识进入企业界。

蓝图是绘好了，但经过其父亲和老师的分析之后，林伟洲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应该进入工科班学习。这是因为，在创办企业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技术基础，而且工科学习不仅是知识技能的培育，还能帮助建立一套严谨务实的思维体系，训练逻辑推理能力，养成一种严谨踏实的工作习惯。在学习工科的同时，还可以选择学习企业管理的知识，这样能使知识结构达到最优化。

在大学期间，林伟洲在学习工科知识的同时，大量积累了企业管理、经济方面的知识，并参加了大量的实践，使自己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培养。在毕业之后，他已经具备了成为企业家的知识和素质。

但林伟洲毕业时，没有立即进入企业工作，而是进入一家研究院工作。于是，林伟洲开始了科学创造。在这一时期，林伟洲的努力有了成果，并申请了专利。但作为职务发明，林伟洲是不能带走该发明的。此时，林伟洲提出了辞职，与另一合伙人创办了公司。他又有几个发明申请专利，并运用到商业中，为自己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拳头产品。

这时，林伟洲发现自己的管理水平和知识已经有点与现实不大适合，于是，他边工作边考取在职的MBA学位，为其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就这样，林伟洲使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公司同步发展，成为一位出色而优秀的企业家。

林伟洲的职业生涯规划思路清晰、步骤合理，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兴趣、素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在父亲和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不断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有的人活得很盲目，从来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这种弱点使他们被永远地拒绝在成功的大门外。一个人只有先有计划和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才有成功的希望，才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像孔子这样，从十五岁到三十岁，直到七十岁，能够从小就有成功的人生规划，并且一步步达到理想中的目标，毕竟是少数。但如果起始或者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么顺利，存在各方面的难度，或者是时间已经迟了许多，是不是就能自暴自弃呢？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起点当然不一样，发展也不尽相同。人生下来没有完全平等的，机会也不公平。但只要你持之以恒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即使在时间上有所耽搁，即使困难重重，成功也终将属于你。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孔子也说过：早晨明白了大道，哪怕晚上去死，也是值得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成功的人生离不开规划及在正确规划指导下的持续奋斗。人生如大海航行，人生规划就是人生的基本航线。有了航线，我们就不会偏离目标，更不会迷失方向，就能更加顺利和快速地驶向成功的彼岸。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越早规划，越早成功。谁成为生活的迟到者，生活就会惩罚谁。

农山言志。孔子和弟子们言志，在谈论中，子路、子贡一武一文，前者欲行其勇，后者欲驰其辩。颜回则胸怀世界，心系天下。对于颜回的志向，孔子由衷地赞叹道：“美哉，德也！”

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耄耋，这些常用来指代年龄。

人要有志向，志向决定着一个人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志向的大小决定人生的高度。文天祥有一句名言：“男儿千年志，吾生未有涯。”志向，是成就这一切的关键！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感慨：“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里的孙仲谋就是孙权。孙权少年时期即有大志，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孙权未满20岁即继承父兄基业争雄江东，但他并不满足于占有东南半壁江山。尽管他对阵的是拥有“卧龙”诸葛孔明、五虎上将的刘备，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曹操，他也敢于去拼、敢于去夺。他始终牢记少年时的志向：“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这就是他贯彻一生的“志”，他追求的是“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最终使得一代枭雄曹操也不能不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诸葛亮也说：“志当存高远。”成大事者需先立大志，因为人的行动总是被意志、理想所决定和支配。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和动力。

战国末期，李斯从一介布衣崛起为大秦决定性人物，助秦王间六国、削重臣、夺军权、震宗室，何其辉煌。但改变了李斯一生，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却是一件偶然的小事，或者说应该是李斯不甘平庸的志向。

李斯青年时曾为郡中小吏，主管乡中文书事宜。常常在厕所中见到老鼠辛辛苦苦地觅食，但得到的仍是污秽不堪的可怜的一点点食物，饥寒交迫，且又常受人和狗的惊扰，惶惶不可终日。再看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人囤积的好粮谷，住的是“高屋大厦”，而且没有人和狗的干扰，饱食终日，无忧无虑。于是，李斯感叹说：“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李斯由此觉悟，这对他的一生取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后来，他投到当时大儒家荀卿名下，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看到楚王胸无大志，不足与之为谋；又看到六国日渐衰弱，无从建立号令天下之奇功。只有秦国，经历了秦孝公以来的六世，特别是秦昭王以后，已经奠定了雄踞七国之首、可对诸侯国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可望代替已名存实亡的周室而一统天下。于是，李斯对荀卿说：“秦王想吞并诸侯，一统天下，成就帝王大业，这是智谋之士奔走效力、建功成名的大好时机。处于卑贱的地位而不思有所作为去改变这种境遇的人与禽兽无异，人的耻辱莫大于卑贱，悲哀莫甚于穷困。我将西行入秦，为秦王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去世，太子子楚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当上丞相，被封为文信侯。秦王继位时年龄尚小，大权握在太后赵姬与丞相吕不韦手中。李斯投到吕不韦门下，一直勤勉谨慎，殚精竭虑，终于得到吕的青睐，被任为郎，从此参与政事。

后来，李斯有机会与秦王会面，得到秦王的赏识。他软硬兼施，远交近攻，以武力为后盾，用金钱开路、执“连横”妙计，劝诱六国中止同别国的“合纵”。不消几年，战果累累，李斯也被秦王称为“客卿”，进入秦国领导集团的核心。

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个人的发展方向，他会沿着志向指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努力。志向是成功的向导，是生命奇迹的源泉，志向远大的人最容易成功。

当年，秦始皇南巡，仪仗万千威风凛凛。年轻的刘邦和项羽见到后，分别发出了“大丈夫生当如此”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慨叹。刘、项二人后来果然成就了楚汉霸业。秦末，陈胜在田间歇息的时候怅然叹息：“苟富贵，勿相忘。”此话遭到了同伴的讥笑，陈胜却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陈胜成为抗击秦二世暴政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年轻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曾自比于管仲、乐毅，后来出山辅助刘氏，最终实现了三分天下匡复汉室的理想。

时势造英雄固然不假，但英雄年轻时肯定有超越常人的宏伟志向。伟大的目标造就伟大的人物，志向渺小的人注定会走平庸的人生之路。胸无大志，焉能铸造辉煌的人生？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强调的正是立志和守志的重要性。守志就是必须坚持对所立之志的一贯性和持久性，不可朝三暮四，一日三志，要持之以恒。守志虽然重要，但立志是守志的前提，是守志的基础。立下大志，不一定可以成大事，但成大事的人，肯定都立过大志。

人要有志向，不能庸庸碌碌、浑浑噩噩，让青春年华在琐屑而繁忙的生活中渐渐逝去，让意志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悄悄消磨。在这方面，让我们谨遵先贤们的警言：欲成大事，先立大志，立志守志，方能成大事！

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后人称之为“千古一帝”。当政的20年间，其为政之苛暴实非百姓所能忍受，但其政绩、政策对后世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出山前经常抱膝长吟《梁父吟》，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其志向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他在《诫外甥书》中说：“志当存高远。”

谚语说：“读书不知义，等于嚼树皮。读书不想，隔靴搔痒。”一个人只知道读书，从来不动脑子，不思考问题，也不发问，就会成为书呆子。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提倡多读书、多思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不希望大家只学习而不会思考，或者不想思考，做个书呆子，也不希望大家只会思考、只想思考，而不会学习，或者说是懒于学习，做个空想家。学是入书，思是出书；出入有道，学业可成。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考据学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乾隆年间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他出生于贫寒之家，幼读私塾，以过目不忘和善思好问著称。

有一次，老师教授《大学章句》。戴震愈听愈觉得可疑，于是向老师发问：“这话凭什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由曾子记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学生记下来的呢？”

老师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便抬出朱熹这一权威：“这是朱文公说的。”

戴震马上问：“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回答他说：“宋朝人。”

戴震追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回答：“周朝人。”

戴震又问：“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

老师说：“差不多两千年了。”

戴震问：“既然这样，朱文公怎么知道这些？”

老师无法回答，说：“你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

戴震不仅好问，而且能在提问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敢于怀疑先贤，怀疑课本，而不是一味地听从权威的解释，最终成长为清代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这也说明了“学而不思则罔”的重要性。

我国的一些学生到美国去念大学或研究生，学习总是格外地用功，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认真对笔记，考试前认真背笔记。考试的时候，老师讲了六个方面，我们的学生绝不会写五个或七个，保证将老师讲的内容全部还给老师。在中国，这样的卷子表明老师讲的内容学生全都掌握了，自然是满分。可在美国，最多只能得个B等，通常只能得C等。而一些学生只答了一两个方面，但有创见，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是从其他资料获取的，这样的卷子都能得A等。我们有些学生不理解，去询问老师：“我们六个方面都答出来了，为什么只能得C等，而他们只答了一两个方面，却得A等？”老师的回答也是值得回味的：“你们答了六个方面不错，可是这六点我都已经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呢？我讲了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他们只讲了一点或两点，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讲的六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到你们自己的答案。”这也说明，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提倡“学而思”，反对“学而不思”。

中国的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们通常问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作业做完了吗？”家长们关心的是学校既定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在以色列，当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家长们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在学校向老师提问题了吗？”如果孩子得意地说：“我今天向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没有回答出来！”那家长会像孩子一样喜形于色。可是，如果中国孩子对家长说他提了一个问题把老师难住了，绝大多数家长会感到尴尬和为难，甚至会斥责孩子：“你逞什么能！”这就打击了孩子们“学而思”的积极性，从而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

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证实了“学而不思则罔”，那“思而不学则殆”又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告诉我们，无论读书，还是做事，只一味地冒进急进，思考得不对，或者说是胡思乱想，成了“满脑子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结果往往会使人疑惑甚至危害一生。

读书学习，一不能读死书，二不能死读书。学思结合，方有成效。书是前人经验的总结，读书是汲取前人经验的过程，但不能囫囵吞枣。书籍和经验也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一味蛮干。

只读书而不思考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只空想而不读书是陷入玄虚的空想家。书呆子迂腐而无所作为，空想家浮躁不安而脱离实际，都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做书呆子，但也不能做空想家。只要按照孔子所提倡的，多学习，多思考，脚踏实地，草根也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先圣小像。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些都是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

戴震（1724—1777），字东源，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一生大半时间从教，他认为教育就是要通过内外条件结合的过程，帮助去“私”解“蔽”，救人之偏失。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儒学正统继承者，有“亚圣”之誉。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醒人们，读书时应该加以分析，不能盲目地迷信书本。

通才与专才，哪一个好？这种辩论在社会上从来没有间断过。事实上，通才也好，专才也罢，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

目前，社会出现“一专多能”型人才更利于发展的局面。所谓“一专多能人才”，是指具有一两门专业知识而又知识广博、基础扎实的人才。这种人才，在就业、创业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美国曾针对1311位科学家的论文、成果、晋级等方面作了5年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多是以“博学专才”取胜的。

在《论语·为政篇》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的话。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的才干，不能只局限于某个方面。所以，“君子不器”被放在《论语·为政》篇中。

孔子的话曾经引发后人广泛的争论。这里牵涉到博与专的问题，这个问题仔细考究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博与专不可能清楚地割裂开而让人选择。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因而更加需要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越来越需要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专”得起来。所以，一方面的确如孔子所说，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一种用场，装酱油就装酱油，装醋就装醋；或者如孔子听到达巷人的话后所说的那样，驾车就驾车，射箭就射箭，而是除了驾车射箭，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或者说没有一技之长，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寸步难行。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所挖苦的“样样懂，门门瘟”，恐怕连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就只有失业了。

相传有一种鼯鼠，具有五种本领，但会飞而飞不过屋顶，会攀而不能攀顶，会游而不能渡河，会挖穴而不能掩身，会走而不能比人快。这些本领有什么实用价值？

所以，更为理想的追求，实际上不是“博学而无所成名”，而是要既博学又要有所成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专多能”型人才。“由博返约”，精修一门，一专多能，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一切学科都应该知道一些，但有些学科应该知道其中的一切。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读书‘浏览’是重要的，但光‘浏览’不行，那会成为‘杂耍’，是不会有成就的。应该在‘浏览’的基础上，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增长的一门或几门。”

在这方面，列宁、竺可桢是极好的范例。

列宁从小就有广泛的读书兴趣和爱好，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但当他投身革命以后，便在博学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社会科学。由于列宁的刻苦学习和钻研，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终于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治学方法就是在主攻气象学的同时，跨越多门学科。他喜欢涉猎古代文化宝库，博览经、史、子、集，以及古人的游记、笔记、方志、日记、诗词等等，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探寻气象史的线索。正因为他有广泛的兴趣、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所以能取得独创性的成就，在83岁时还发表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博得国内外气象界的高度评价。

列宁、竺可桢等人的成功证明：世界上卓有贡献的巨人，大多是遵循一定的专业目标，博收兼蓄，才会有重大突破的。所以，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是人生的必由之路，也只有一专多能的人才，才能受到命运的青睐，才能更加接近成功之门。

射矍相圃。《孔子家语·观乡射》：“退而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孔子及其门徒必修的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孔子对技能有多么重视。

在古代，贵族士大夫是有特权的，他们可以选择先做官，一边做官一边提高自己的修养。平民百姓，必须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才有做官的可能。那么，“先进”与“后进”，孔子更赞同哪种观点呢？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这实际上就是“先进”与“后进”的区别。孔子的主张是先学习，提高修养后再去做官，而不大赞成先得了官位然后再去学习。

以我们今天的情形比拟，孔子的主张是先读书，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做到研究生，拿了高等文凭后才参加工作，分配到政府中去做公务员，然后慢慢升迁而坐上官位，担任领导人，而不大赞成先工作，提拔成干部，然后才去夜大或干部培训班进修学习拿文凭。

那时的孔子注重修养礼乐的实际内容，要求修身宜早不宜迟，倒不是看重文凭。只不过，文凭是你拥有修身经历的证明，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实际也是有所挂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干部制度把文凭作为提升的一道硬性指标，是不是也与圣人的思想渊源有关系呢？

礼乐是孔子时代一个人的必修课，是一个人文化知识水平高低的象征。先学习礼而后做官的人，犹如今天在某种专门学校学习结业后，具有某一级学业学历的文凭，或资格证书，再担任某种领导职务。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人，则如现代社会的现象：让没有读书学习过的人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找机会再进修提高。这两者的结局，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直到现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仍然是科学的。难道不学无术者能够当好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吗？所以，“读书做官论”在当今社会也仍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我们不能武断地批评读书为做官就是“官本位”思想，读书做官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看你想要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去做官。

因此，我们今天选用领导干部，除了看一个人良好的心理素质、政治思想和品德作风外，还要有知识、有文化、懂管理、会经营、具备经济头脑。试问，不读书学习的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吗？能做好领导工作吗？

时代在前进，科学技术在发展，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的二等兵可以当营长，今天未经军事学院培训的人，就连排长也当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院出来的高材生，在部队里升迁比较快的原因。他们所欠缺的，无非是实战的经验，最难搞定的理论知识他们早已滚瓜烂熟了。一个不具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指挥官，能带领用先进军事武器武装起来的现代化部队，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吗？所以，还是直接用从军事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比较好。

正在学习的青少年们，必须把自身的修养和学历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学业有成，才能获得成为公务员的资格，才有机会做一名领导者。国家之所以提倡“公务员考试”，就是要为政府机关选拔优秀的人员，不能“任人唯亲”，而要“任人唯贤”。

有志于走仕途的学子和正在当官的人，别忘了学习啊！人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奉献、不断进取的过程！

韦编三绝。孔子为读《易》而多次翻断了牛皮带子的简。后来，人们用“韦编三绝”来称赞刻苦读书的好学精神。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学而优则仕”就是出自子夏之口。

俗话说：“学海无涯。”即使是大学问家，掌握的知识恐怕也只能是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人更应该勇于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一来，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或不善，都可以为师。学习长处，学习有益经验；避免短处，避免走弯路。

《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昔仲尼，师项橐。”“仲尼”大家都知道是孔子的别称，而“项橐”是燕国的一个普通少年。这里有一个故事。

有一天，项橐见到孔子时说：“听说孔先生很有学问，特来求教。”

孔子笑着说：“请讲。”

项橐朝孔子拱拱手问：“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

孔子听后说：“你真是问得怪，江河湖海，什么水都有鱼；不管柴草灯烛，什么火都有烟；至于植物，没有叶不能成树；没有枝也难以开花。”

项橐一听格格直笑，晃着脑袋说：“不对。井水没有鱼，萤火没有烟，枯树没有叶，雪花没有枝。”

孔子叹道：“后生可畏啊！老夫愿拜你为师。”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

北宋名相晏殊一次出巡，途经江南，听说扬州大明寺有许多好诗，决定前往欣赏一番。他来到大明寺，叫随从依次给他念诵寺壁上的题诗。晏殊免却俗套，只凭诗论人。诗写得好，才进一步询问作者的姓名、籍贯、地位。结果，当地一个叫王淇的主簿小官脱颖而出。晏殊并不因为王淇的地位低而鄙弃他，他让人找来王淇，与之促膝而谈。晏殊之前曾无意中吟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直不曾对上好句子，此时王淇听闻，随口续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让晏殊刮目相看，惊叹不已。

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古代圣人讲的道理，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每个人都学习了古代圣人的道理。

孔子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没有固定的老师。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说过如何向人学习的道理：出生在我之前，他懂得的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当然要跟着他学；出生在我之后，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着他学。我是学道理啊，何必将他的年纪来与我比大小呢？因此，无论高贵还是卑贱，无论年长还是年少的，道理在哪里，老师就在哪里。

与人相处，发现别人的长处而能从内心真正发出行善、学习的意念，是很难做到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常把自己比做“沧海一粟”。当有人在牛顿面前赞誉他比前辈们更有远见时，牛顿却非常谦虚地回答：“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海之所以烟波连天、浩瀚壮阔，就在于广纳百川之细流，不拒山泉之涓滴。

一般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仔细观察身旁的人，你就会发现，无论多么出色的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看上去再乏味的人也必定会有一些长处。其实，我们的上司、同事、下属、客户、市场竞争对手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学习知识光明正大，没有什么可害臊、不好意思的。相反，那些不懂装懂、滥竽充数以及从不向他人求教而沾沾自喜的人，才是真正应该无地汗颜，内心惭愧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这就是说：看到别人的优点，就要设法使自己也具有同样的优点；看到别人的缺点，就要反省自己，看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缺点。这些都和“其不善者而改之”是同样的道理。

看到别人的问题，总比看到自己的问题容易，把过错怪罪在别人身上也比检讨自己容易。如果一味地用抱怨他人来代替反省，那就是对自己进步的最大耽误。能够反躬自省的人，一定不是庸俗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就在于他能够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能够找到自己的缺点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不断改正，自觉地加以克服，从反省中获取前进的力量，以追求完美的态度去做事，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夏朝时候，一个背叛的诸侯有扈氏率兵入侵，夏禹派他的儿子伯启抵抗，结果被打败了。他的部下很不服气，要求继续进攻，但伯启说：“不必了，我的兵比他多，地也比他大，却被他打败了，这一定是我的德行不如他，带兵方法不如他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力改正过来才是。”从此以后，伯启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粗茶淡饭，照顾百姓，任用有才干的人，尊敬有品德的人。过了一年，有扈氏知道了，不但不敢再来侵犯，反而自动投降了。

这就是反省的力量。

不自负、不自满、不武断、不固执，看到他人的长处，虚心学习，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虚心地检讨反省自己，马上改正有缺失的地方，这是一个人能够成才、成功的重要条件。

问礼老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曾问礼于老聃一事，老聃即老子。

学琴师襄。孔子学无常师，好学不厌。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

曾子（前505—前436），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论语·学而》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做人切忌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仲由，字子路，是孔子的学生，长期追随孔子，算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告诉子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自欺欺人。总之，人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列为人生最高的智慧。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讲了苏东坡批评程颐不懂装懂的故事。

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已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却不赞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程颐就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枢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征。于是，苏东坡当着全体官员的面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

求知最忌自欺欺人，不懂装懂。越有学问的人，见的世面越广，越认为自己懂得太少。而越无知的人，层次水平越低，越要炫耀自己的“学问”。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曾对很多问题都表示“不知道”。后来，他在为南航师生作学术报告时，面对同学们的提问又是三问三不知：

“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

“不知道。”

“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

“不知道。”

“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

“不知道。”

三问三不知！这让在场的所有同学感到震惊，但随即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也许，一些人在说“不知道”时往往被看成是孤陋寡闻和无知肤浅的表现，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却体现着一种做人的谦逊和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则语录讲的是孔子教育大家对学习所持的态度，当然也是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对待任何事物都要有谦虚、诚恳、老实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加以隐瞒，不去向别人请教，在别人面前仍然不懂装懂，那他就是“大无知”，太虚伪了。

人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生下来就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晓古通今的人，都必须在学习探索中不断充实自己。只有虚心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才能不断进步。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注意学习、加强学习，从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否则，不懂装懂、自欺欺人、自以为是，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最终贻害无穷。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

孔文子是卫国的一名大夫，去世之后得到“文”的谥号。这在当时是非常荣耀的，说明这个人很有才德。但《左传》上记载，他“私德有秽”，大概意思是说个人行为方面有所亏欠。子贡就有疑问了，孔文子为什么会得到“文”这么崇高的谥号啊？孔子着重从大义方面解释，聪慧好学，不耻下问，这就是他得到“文”的谥号的理由。

孔子提倡热爱学习，不耻下问，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懂不要紧，向人请教不就行了吗？可在向谁请教上，有些人也好“面子”。如果让他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请教问题，如领导向下属请教、教授向学生请教、城里人向乡下人请教，他就会觉得羞耻。但在孔子看来，不耻下问不仅不丢面子，而且还能体现君子的美德。

《荀子》里记载过这么一件事：

孔子带弟子到鲁昭公庙参观，见了一个青铜器皿。这物件尖底、小口、大腹，腹侧有耳，放在一木案子上，竟是倾斜欲倒的样子。孔子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便问弟子们，弟子们也都摇头。孔子便向守庙人请教。守庙人说：“这是宥坐之器，又称欹器，是先王置于座位之右，表示警戒自勉的。”

这一说，孔子恍然大悟，知道了这就是自己曾听说过的欹器。当它空着的时候，就如现在这样向一边倾斜，如果将水灌满它，它就会翻倒。只有既不空又不满时，它才能端端正正地立在那里。君王就是用它提醒自己记住“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的道理。于是，孔子请守庙人拿来水，当场演示，给弟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孔子正是由于不耻下问，才成就了他大学问家的美誉。

俗话说：“学问，学问，勤学好问。”其实，好的问题就是学问的一半。所以，中国人在学习过程中强调提倡“不耻下问”。有经验的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能不能提出问题来，反映学生是不是认真学了；提出问题的难易程度，可以判断学生学得是深是浅。

我国科学家茅以升在唐山工业专科学校教书时，一反中外教育史上传统的“教师出题，学生解答”的考试方法，别出心裁地采用“学生出题，由老师回答”的考试方法。实践证明，这种以考查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来判断学生学习好坏的方法，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只有善于学习，才能不断发现问题；只有不断发现问题，才能推动学习的深入。凡事多问必有益处，因为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揭示事物真相的开始。如果连问题都提不出来，问题也就无从解决了。我们无论处理什么疑难问题，都应该这样。世事复杂，对任何事都得多留几个心眼。凡事多问必多益，因为任何疑难问题都招架不住三个以上问号的敲打。只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题的症结必定会水落石出，也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得令人难以想象，就像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

某国首都的一座大厦年久，建筑物表面斑驳陆离，后来竟然出现裂痕。虽然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无法遏制。后来，专家调查发现：冲刷墙壁所含的清洁剂对建筑物有酸蚀作用，而该大厦墙壁每日被冲洗的次数，大大多于其他建筑，受酸蚀损害严重。

但是，为什么要每天冲洗呢？因为大厦每天被大量鸟粪弄脏。

为什么这栋大厦有那么多鸟粪？因为大厦周围聚集了特别多的燕子。

为什么燕子要聚在那里？因为大厦上有很多燕子爱吃的蜘蛛。

为什么这里的蜘蛛多？因为这里有很多蜘蛛爱吃的飞虫。

为什么这里飞虫多？因为飞虫在这里繁殖得特别快。

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尘埃最适宜飞虫繁殖。

为什么？尘埃本无特别，只是配合了从窗子照射进来的过于充足的阳光，形成了特别适宜飞虫繁殖的温床。

大量飞虫聚集在此，以超常的速度繁殖，于是给蜘蛛提供了大量的美餐，于是燕子飞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拉上窗帘，挡住过分充足的阳光。

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不耻下问”，向不如自己的人提问而不觉得羞耻，还要上问，向比自己优秀的人请教，还要多问、善问，问出技巧、问出水平、问出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吸收别人的优点，汲取知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为今后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孔子观器论道，讲述“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的道理。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清代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

过犹不及，中庸处世。善待他人即是善待自己，凡事不做绝，张弛之间更显力量和智慧。

人生当中最难把握的两个字就是“分寸”。分寸就是尺度，就是规矩。孔子说，他到70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这说明恪守分寸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把握好办事的尺度非常重要。

不吃得太多，是一种把握；不运动过量，是一种自知；不得意忘形，是一种稳重；不执迷不悟，是一种理性。这些都是有分寸的表现。做人做到恰如其分，是一种高境界；做事做到恰到好处，是一门大学问。

分寸是一种力量。生活中对分寸操持得很好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首先是一个征服并升华了自己的人，是一个悟性高与定力好的人，这并不容易。能够练好这种“自发功”的人是最有力量的，十之八九，他们都能战胜自己的贪婪、浅薄、盲动或狂妄。

清末曾国藩回湖南组建湘军，先后征战攻克众多重要城池，曾国藩因此被授封一等侯爵。可就在这时，曾国藩发现他的湘军总数已达30万之众，是一支谁也调不动、只听命令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曾国藩感觉到了功高震主的问题，于是开始自削兵权，从而解除了清廷的顾虑，使自己依然得到信任和重用。

历史上有不可尽数的人立下绝世功勋，却没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由于及时地把握好了自己作为一个将军大臣的分寸，故能全身而退。曾国藩能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全身而退，千古以来，唯有汉代张良能与其并驾齐驱。

漫漫人生，既是目的，更是过程。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在把握分寸之中见分晓。把握好了人生的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事物的变化有质变和量变两种，超过了度就会从正确走向错误。超出分寸一步，没准就会跌入错误之谷。

报载，某市旅游区一家商场在公告牌上贴有一张奖惩通报，白纸黑字地公布两名员工违反请假制度的具体情况，以及给予惩处的相关决定。无独有偶，还是这个市的另一个景点，有家商场前不久抓到一个妇人小偷，便强迫她挂上“我是小偷”的牌子，在商场门口示众半个多小时。

这都是丧失分寸的出格事。该内部处理的，就不能把人家的“隐私”公之于社会；该交给警方处理的，就不能超出企业管理范畴对他人挂牌示众。否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事实上，这已经打击了他人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人的人格，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

人生漫漫，时空迢迢。现实生活中，分寸不易把握，但需要把握的分寸又很多，许多人感慨：做事易，做人难；学做事一时，学做人一世。孔子说“过犹不及”，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人们说话办事如果达不到一定要求，那是不够标准；如果做过了头，则是超过了标准。超过标准与不够标准一样，都是偏差，都是毛病，一定要掌握好分寸的艺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双方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平等的。要想把自我的权利和尊严都照顾到，就必须说话有分寸，做事讲尺寸，言行进退有度。一个有分寸感的人，就是一个做事得体、说话微妙的人，在张弛之间透出一种力量感和智慧感。这样的人，在成功的路上必定会走得顺风顺水。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老是被人欺侮的软弱者，也会有发怒的一天，将那个比他厉害、比他强壮的人打得鼻青脸肿。一个患有严重“妻管严”的丈夫，在妻子的监视下不敢对自己的父母表示一点点孝心。可忍耐到了极限以后，有一天，他也会站起来反抗，对妻子咆哮一通，结果把妻子吓得不知所措。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观点：凡事都不可做得太过分，否则就会招致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在与人交往中，凡事不要把人逼得太紧而不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应尽量保持相对自由的空间，为日后的交往埋下伏笔。

所以，做事要掌握分寸，把持尺度，杜绝不顾分寸盲目乱干的行为。人生变故犹如流水，事盛则衰，物极必反，恰到好处则是不偏不倚的中和。

圆满的人生境界，要像击剑选手一样，有进有退。怎样进攻？何时退让？其中大有学问。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智能，才能真正体会“进退有道”的奥妙所在和无穷妙用。

读《论语》不能不体味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求仕、官禄、事君主、奉父母、待友朋诸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改良、历史人物之评判等领域。研究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对于正确把握孔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阳货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能左右季氏的决定，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公元前535年，孔子17岁，季氏大摆筵席宴请士人。刚办完母亲丧事、腰上还系着孝麻的孔子，为了证明自己士人的身份，戴孝前往参加季氏的宴会。令人很不愉快的是，当时阳货把守住宴会大门，看到孔子竟然也想参加宴会，便哼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可没宴请你呀！”孔子吃了个闭门羹，非常郁闷，但也没办法，只好回家去了。回家之后，孔子更加发奋学习，很快就成了学识渊博、闻名遐迩的名人。在大家都开始敬重他的时候，阳货又厚着脸皮跑过来巴结。

孔子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于是，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根据当时的礼节，大夫送东西给士人，如果士人没有亲自在家领受，就得回拜还礼。孔子也很聪明，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回拜，这样既守了“礼”，也没得罪阳货。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俩不巧在路上碰到了。阳货自问自答，要孔子出来做官，其实就是想要利用孔子的名望。孔子如果当面拒绝了，肯定是给阳货难堪，或许还要面临杀身之祸。于是，孔子就敷衍了他一句：“好吧，我准备做官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孔子并没有做阳货的官，而是早早离开鲁国了。

在这件事上，孔子给我们一个启发：有原则，还要灵活，这正是变通之术。同时，也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通权达变的思想。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不知变通，刻板地死守原则，就会把原则变成僵化的教条。正如孟子对孔子的赞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从速则速。”只有“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孔子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圣人。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规定怎么干，也没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合理恰当，就可以干。”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采取一种灵活洒脱的态度。只要不违背大原则，过去一点过来一点，先一点后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无关宏旨，不伤大雅，也就无可无不可了。这也是“有原则，还要灵活”变通之术的具体表现。

孔子一生遭遇险境与侮辱，却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并化解侮辱为动力。归根到底，还在于他不死要面子、不死板，是一个极懂得变通的人。

有一次，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１０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喝不上。学生子路偷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管肉的来路不明，拿起来就吃；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来换了酒，孔子也不问酒是怎么搞来的，端起来就喝。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子路便问：“先生为啥现在与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义呀！”

还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云游于郑，被反对儒学的一个权贵抓住，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郑地，并且保证再也不传授儒学，不然就杀头。弟子都很为难，只见孔子毫不含糊地当场保证，而后立刻上路。但当他们一离开郑，就马上着手进行讲学事宜。弟子很不了解地问老师：“老师不是教我们讲诚实信用吗？既然已经保证了不再讲，为什么学还——”孔子哑然笑了：“请问儒学有没有错？没有，那么郑人的要求就是无理的，对无理之人就应该用无理的办法，那与无理之人约定就不必认真了。”

孔子讲授儒家学说，不是拘囿于死板的说教，而是灵活运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以诚信为本，讲究君子之风。但是，不该讲、无条件讲的时候他决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可谓达到了高度民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绝佳统一。所以，他是闪耀两千多年的圣人。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变通，并运用变通智慧摆脱了各种不利局面，取得了种种成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如果一味地刚直，一味地守信，一味地嫉恶如仇，不仅待不好人、处不好事，自己也将受到伤害。所以，有时候来一点须臾周旋，应付应付也未必就是老于世故、圆滑取巧。关键是要看你对什么人，处什么事。如果毫无原则地一律须臾周旋，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我们运用须臾周旋的智谋去对付邪恶者，并保全自己，那可就是令人赞赏的事了。

变通之法就像古语所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处理各种事物时都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甚至逢大势不践小诺，处大事不拘小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灵，灵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

现实世界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如果一个人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势必会落伍，甚而处处碰壁。反之，一个人能够识时务，当随就随，遇事善于灵活变通，择势而为，他必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只有善于变通、勇于择势而为，才能更好地适应于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对人们智商要求越来越高的伟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需要。

拜胙遇途。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

孔子年轻时曾经受教于老子，当时老子曾对他讲：“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君子品德高尚，而容貌却显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诫他，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将欲望或精力不加节制地滥用，是毫无益处的。这是中国人的法则，我们应该学会运用。

春秋时代卫国的大夫宁俞，谥号武，尊称为宁武子。宁武子历经卫文公、卫成公两朝，两个朝代一个政治清明、一个政治混乱，而宁武子都能安然地做卫国大臣。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太平时节，便显得很聪明；在国家昏暗时节，便表现得很愚笨。孔子叹道，宁武子的聪明，别人赶得上；宁武子的愚笨，别人就赶不上了。

我们常用“愚不可及”来批评、挖苦蠢人蠢事，可读了《论语》这段话，才知“愚不可及”其实是语带褒义的。孔子这里说的宁武子的“愚”，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聪明，是大智若愚。个人聪明能干，在环境好的情况下，可以尽力发挥。可在环境恶劣时，如果聪明过分显露，就可能招来嫉恨、打击。这时，把聪明掩藏起来，表现得碌碌无能，就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从而减少外界的阻力，不露声色地做些踏踏实实的事。这是智者的处世策略，没有一定的修养是难以做到的。

身处不利环境，以“愚”处之，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也有许多人不懂得这一处世方法，不看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一味耍弄聪明，结果惹祸上身。

曹操手下的秘书杨修非常聪明，但不懂得该收敛时须收敛。特别是在曹操这样一个嫉妒心、猜疑心极强的上司手下做事，更需要“守之以愚”。但杨修却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

有一次，有人送来一盒酥，也就是奶酪。曹操接下后，便在盒盖上写下“一盒酥”３个字，放在桌上。杨修见了，便取过勺子，自己吃了一口，又让别人吃。曹操问杨修，怎么敢动我的奶酪？杨修说：“盒子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岂敢违背丞相的命令？”曹操夸杨修聪明，心里却添了几分厌恶。

又有一次，曹操视察一个新建的花园，什么也没说，提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活”字，就走了。旁人都不晓得曹操是什么意思，也许有人晓得，却装傻不说。杨修却卖开聪明，说：“门内添‘活’字，是‘阔’字。丞相是嫌园门太宽了。”于是，重造花园门。曹操再去，见门改了，便问是谁猜出了自己的字谜。左右说，是杨修。曹操嘴上夸了几句，心底里却很不舒服。

这样的事后来发生多了，使得曹操越来越不能容忍。有一次在外征战，形势不利，曹操想退兵，又心不甘，硬挺着。这时，执勤官来请示今晚军中口令是什么。曹操正在吃鸡，便随口说道：“就定鸡肋。”口令传下去，杨修便开始整理行装。旁边的人很奇怪，说，又没下达撤退的命令，你为何收拾行装？杨修说：“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公正在犹豫，我看是要撤退了。早作准备，免得到时慌乱。”杨修这一说，其他人也开始作准备了。这事让曹操知道了，便再也不能容忍小小主簿竟比自己还聪明，便以惑乱军心罪，将杨修杀了。

杨修实在是表现得聪明过头了。他在妒忌心极强的曹操面前显示自己的高明，结果把命也送了。孔子说，宁武子“其愚不可及也”，杨修类的聪明人也应当学学宁武子的“愚”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恶劣的环境里表现“愚”，不是向环境屈服，不是真的浑浑噩噩，更不是改变自己的信念和操守，而是以退为进、以愚守智，不去做无谓的牺牲，不去授敌以柄，是麻痹敌手，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如果想着自己反正是完了，从此混日子，苟且偷生，那就真是太愚了！没有信念和操守的支撑，就可能真愚下去。没有大智慧，也就不会韬光养晦，就可能因不能忍辱负重而遭到恶劣环境的重压，直至被摧垮。

在恶劣环境里，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恶势力时，“愚”可以作为一种保护自己、与敌斗争的有效手段。这时的“愚”，其实是装愚，是聪明的表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平日处世做人时，也不妨“愚”一点。这个“愚”，是相对于为名利而工于心计、动歪脑子占小便宜以及好炫耀卖弄一类的“聪明”而言的。

为人处世，难得糊涂。人的弱点，就是在为个人的谋划上太聪明，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如“愚”一点，糊涂一点，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去总想走歪门邪道，不为名利地位操心劳神，吃点亏也无妨。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减少许多烦恼，拥有一个踏实快乐的人生。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的话，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在《论语》二十篇中，《颜渊》、《卫灵公》主要讲述了孔子对“仁”和“恕”的解释。在《论语·颜渊》里，当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仲弓推荐。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孔子作为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推荐给他的高材生子贡。

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心”，又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实际上正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问题在于，世道人心，每每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人恰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想让别人去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巴不得卖给别人。相反，自己想做的事，自己钟爱的东西，就不那么愿意与别人分享了。所以，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不欲，千方百计施于人”、“己所欲，勿施于人”。之所以会如此，基本原因在于凡事都很少为他人着想，而是处处为自己着想，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

其实，我们还看到，在《论语·公冶长》篇里，子贡自己曾经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意思是：我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自己。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孔子就说：“子贡啊，这不是你做得了的。”可这里又要子贡终身这样做。这一方面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重要，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确很难做到，就连孔子的高足之一子贡也如此。

下面来看两个小故事，试着从中体悟点道理。

三国时，吕布当初同刘备很要好，后来发生了矛盾。吕布就让名士袁涣写信去骂刘备，袁涣不屑于干这种差事。吕布几次要求他都没有用，便用刀架在袁涣的脖子上说，再不写就杀了他。袁涣坦然而笑道：“我只听说以德羞人的，没有听说以辱骂折磨人的。如果说刘备是君子，就不会由于将军的辱骂而感到羞耻；如果他是小人，就一定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报你，辱骂就会落到你头上。而且，我说不准哪一天也会为刘备效力，也会像今天给将军效力一样。假若我一离开将军，就来辱骂你，行不行呢？”吕布听了这一通话后，想想就罢休了。

以上说的是吕布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而碰壁。下面说的故事的主角虽然只是一个县令，却是深深领悟这8字真言，活学活用。

战国时，梁国与楚国交界，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楚亭的亭卒懒惰，对瓜事很少过问，瓜秧又瘦又弱，与对面瓜田的长势简直不能相比。楚人死要面子，在一个无月之夜，偷跑过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梁亭的人第二天发现后，气愤难平，报告县令宋就说，我们也过去把他们的瓜秧扯断好了。宋就听了以后，对梁亭的人说：“楚亭的人这样做当然是很卑鄙的。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为什么再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而且，你们这样做，一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

梁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梁亭的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非常惭愧又非常敬佩，于是把这事报告给楚王。楚王听说后，也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梁王，既以示自责，也以示酬谢。结果，这一对敌国成了友邻。

吕布虽然勇猛善战，号称“三国武将第一人”，但他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甚至还不如一个小小的县令，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果。这就是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惨痛教训。

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基本态度，它讲的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我们都不喜欢朋友利用我们，那我们也不要去利用朋友；我们都讨厌别人说谎，那我们也不要说谎；我们不喜欢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不要妄自批评人家；我们不喜欢朋友看轻我们，我们也不要看轻朋友……可是，在这样一个普遍价值观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才是造成人与人产生摩擦的真正原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恕之道推及他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可以使人拥有宽广的胸怀，容忍别人的过失。同时，也可以不因别人合理的指责自己而迁怒别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与人和睦相处，才不致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场合，表错情、会错意，用心对待每个人，用心了解每位朋友的想法和喜好，才能避免犯错，赢得真诚友谊。

匡人解围。孔子过匡邑，遭到匡地人的围困，最终得以化解。他一生遭遇很多险境，都灵活变通地化解了。

连环计。王允和貂蝉共同定下连环计，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杨修（175—219），字德祖，做曹操主簿，因炫耀才华而被曹操杀害。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三国时河内温县（今河南禹县）人。多谋略，善权变。他多次装病，韬光养晦，奇诛曹爽，则显示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非凡韬略。

公元前484年，鲁国与齐国打仗。鲁国右翼军败退的时候，孟之反在最后掩护败退的鲁军。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宣扬他提出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学说，认为这是人的美德之一。

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哪一个敢走在最后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胆小的也先跑了，怕后面有鬼。打败仗比这还可怕。孟之反则不同，叫前方败下来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个人挡在后面。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进到自己的城门时，他才赶紧用鞭子，抽在马屁股上，超到队伍的前面去，然后，告诉大家说：不是我胆子大，敢在你们背后挡住敌人，实在是这匹马跑不动，真要命啊！其实，如此低调，绝对不会抵消孟之反的英雄形象。

孔子认为，像孟之反修养到这种程度，真是了不起。历史上每一战役下来，争功争得很厉害，同事往往因此变成仇人、冤家。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由诸将争功所致，刚刚有了点成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争功夺利，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多少有才有识、有勇有谋的太平军将士官员，不是死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却是死在昔日战友的屠刀之下。当时，鲁国国内的人事问题太复杂。但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之间彼此的嫉妒。

《论语》把这一段编入其中，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又太窝囊，遭人贬斥。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同样情形。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孔子就称赞他“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以免损及国家。古人说：“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这种人即使为国家君王立下大功，也不自居其成，不居功是一种不平凡的智慧。

除了孟之反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

从前，楚国将军子发率军攻打下蔡。他得胜归来，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赏赐给他土地百顷和最高的爵位。子发却坚决不接受。

楚宣王十分奇怪，问道：“将军为什么不接受寡人的赏赐，难道是嫌寡人的赏赐太轻了吗？”

子发说：“大王，您的赏赐太厚重了。”

楚宣王问：“难道你的功劳不值得这样的赏赐吗？”

子发说：“臣自知功劳太小，不足以接受如此赏赐。”

楚宣王说：“将军连年率军东征西战，屡战屡胜，为我们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功劳还不够高吗？”

子发说：“治理国家，树立国威，让各诸侯不得不重视我国，这是君主您的功劳；行军打仗，发号施令，我们军队还没有到达，敌人就望风而逃，这都是将领们的功劳；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战胜敌人，这是士兵们的功劳。楚国军队屡战屡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大家的支持，我又怎么能率领军队屡战屡胜呢？利用大家的功劳为我个人谋取功名富贵，这不是仁人之道。”

楚宣王说：“好啊！”

后来，庄子的弟子听说了这件事，问：“楚宣王用最高的爵位赏赐子发，子发为何不接受呢？”

庄子说：“大功告成而不居，正是因为不居功，才能确保功业永存。这才是为臣之道，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故事给我们人生的启示：

正因为一个人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劳才无法从他身上拿走。如果你居功，那么，你的功就可以被驳倒。如果你不居功，你的功劳根本没有提出过，怎么可能被驳倒呢？如果你想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物，你就可能被证明为无足轻重的人物。肯定要这样证明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成为重要人物，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功劳的竞争者。但是，如果你不居功，保持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你的无足轻重里面，你就变成了重要人物，没有人能够驳倒你，没有人能够跟你竞争。

但是，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获得成功、没有为实现任何野心而奋斗的人，会突然发现一切都被实现了。这是因为，一个没有什么要求的人的内心是空的，命运之神会不断地往这个空里倾注它的秘密和财富。如果你真正保持没有任何要求的话，不要求任何荣誉、声望、名分、成功，多找找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结果，自然会有成功、会有胜利，整个存在都倒进你的空里。这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效果。效果是在你欲望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在你想也没有想过它、没有欲望的时候产生的。

因此，我们说，一个人不居功，那个功劳无法从他的身边拿去，并且他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至少他不会损失什么。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秦末著名军事家，中华史上的“战神”，人称西楚霸王。与刘邦争雄，战败自刎于乌江。

孔子主张追求富贵要走正道。做正当的事，即使贫困，也感到快乐。

韩信（？—前196），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战略家，汉初三杰之一，被吕后采用萧何计谋杀害。

中国人自古就有“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立”等警句。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己的尊重。一个守信用的民族，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守信用的国家，才能为国际所信赖。孔子很早就把诚信提到了“民无信不立”的高度。

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家思想就是孔子通过曾子传给孔子嫡孙子思，再传给孟子而形成孔孟之道的。所以，曾子被儒家尊为“宗圣”。

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小儿子哭闹着要跟着去。曾妻戏哄儿子说：“好乖乖，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炒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便答应不随母亲去了。

曾子的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旁边还放着一把雪亮的尖刀，正准备杀猪呢！曾子的妻子一见慌了，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是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呀！你怎么当真了？”

曾子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只会学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训。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了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骗别人。再说，今天你要这样欺骗孩子，孩子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以后你再讲什么话，他就不会相信了，对孩子进行教育也就困难了。你说，这猪该不该杀呀？”

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玩笑，更不该欺骗孩子。既然答应杀猪给孩子吃肉，就该说到做到，取信于孩子。于是，她和丈夫一起动手磨刀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儿子一边吃肉，一边向父母投去了信任和感激的目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对谁，都要说话算数、一言九鼎，即使是对自己的孩子。

“信”是儒家传统伦理准则之一。孔子认为，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点。在《论语》书中，信的含义有两种：一是信任，即取得别人的信任；二是对人讲信用。孔子将“信用”看得很重要。孔子说这话是有感而发的，想必是看到许多言而无信的人最终无法立足于社会，才从反面教材中总结出了这句训言，以警醒大家。但不守信用的人实在是太普遍了，即使是孔子的弟子中也有这样的人。

孔子的弟子公冶长能够听懂鸟语。一天，一只鹞鹰落在他窗口鸣叫，他听懂了鹞鹰在说：“公冶长公冶长，南边有死獐，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公冶长跟着鹞鹰去，果然发现了獐，但他却独吞了獐。过几天，鹞鹰又来告诉公冶长死獐的消息，公冶长拔腿就出了门，不久就看见前面一堆人，中间隐隐约约躺着什么。公冶长唯恐被人抢去死獐，急呼：“诸公休得动手！那是我打死的！”众人立即闪开。这下公冶长傻眼了：地上躺着的，是一个死人。公冶长急忙申辩，但无济于事，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扭送到公堂。

同样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留给人们的是诚实守信，妇孺无欺的美名；而公冶长呢，言而无信，不仅遭受鹞鹰的捉弄，还引来了官司。这么一比较，说明的是：守信用的人得到了好处。但现在很多人，都被背信弃义所带来的那一点蝇头小利蒙昏了头，好像“不骗白不骗”似的。殊不知，信誉是无价之宝。经济的损失，将来可以赚回来；而信誉的损失，就难以弥补了。现代商业时代越来越讲究信用，没有信用的商家，是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得到一席容身之地的，更别提发展了。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当年我修皮鞋的时候，就是靠一针一线扎扎实实的技术在当地立足的。集资5万元办厂时，我把厂名取为‘求精’，也是想通过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多少年来，正泰正是靠认真和诚信在社会上打造了一片天地。信用就是金钱！”

有一次，企业有一批货物出口希腊。在运输过程中，一只货箱出现了破损，重新装配时，偶然发现有一件产品不合格。南存辉得知后，毅然要求全部开箱检查。由于开船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不及时交付，将要付出巨额损失费。有人建议不要大动干戈，因为外商是老客户了，不会因为一两件产品不合格而退货。这个建议被南存辉断然拒绝。结果，所有的货物被开箱检查，确认合格。为了不影响交货，这批货物由海运改为空运。仅此一项，企业的运费就多花了80万元。但通过这一件事，却树立了正泰集团的品牌形象。

当今社会，以信誉吸引顾客成为许多企业共同使用的招数。诚信经营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力、树立企业品牌的有效武器，也是商家增值财富的一种长期、根本的经营理念。

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经商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曾参（前505—前436），字子舆，门人尊称为曾子，孔子晚年重要弟子之一。

孔子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一心要以仁义之道来整治国家，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为此，他曾经广泛游历诸国，希望有君王能够采纳他的思想主张，行礼治，尽仁道，明伦常。可当时诸侯之间连年攻战，人人自危，奸谋权术横行，勇力军法并重。各个诸侯国王急功近利，欲图自保或者称霸天下，孔子的一整套根治社会弊端的慢功夫自然难以见用于世。

不是孔子的思想理论不好，而是由于道德教化、人心转变往往见效很慢。在当时纷繁动荡而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这些主张难以具体实行。因此，孔子周游了一大圈之后，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怀才不遇，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甚至因此不断遭到别人的讥讽和嘲弄。所以，孔子才会发出世上没有懂他的人的感叹。

不过，孔子之所以是孔子、是圣人，不同于常人就在于他虽然一生抑郁不得志，但却能够通达事理，用他的话讲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事情做得不顺利，既不埋怨上天，也不迁怒旁人，这是需要相当的修养功夫才能做到的。

一般修养不够的人在做事不顺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有三种方式：一是迁怒旁人，俗话讲就是找一只替罪羊，这就是“尤人”；二是自责于己，否定自己的做法，不再坚持既有的原则；三是当找不到原因又想不通时，干脆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上天，这就是怨天了。

孔子的做法不同于以上三者。他虽然一生遭遇挫折，抱负难以实现，但并不灰心丧气，也不轻易否定自己，而是博学深思以考人情事理，知人生之应当，而后向上通达于天命。也就是说，孔子是明了时势有顺逆、人生际遇有畅达与隐藏，不可一味强求这个道理的。由此他认为，人应该为人之应当所为，既无须苟全易节，也不应怨天尤人。

如此一来，便与天道运行相契合，无所不通了。这才是智者达人所为。所以，孔子感叹只有老天才是他的知音。这表明孔子对人生遭遇进退的理解已经与天道自然运行相贯通了，故而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仍然无怨无悔。

孔子的这种人生境界，对于现代人摆脱事业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和困惑应该说很有启发。现代人遇到问题习惯于在抱怨中来平衡自己的心理，“怨天尤人”已经是很正常的了。因此，往往以无休止的争吵和感情的相互伤害来结束，甚至于干脆进入无端的发泄状态。所以，体会孔子这种豁达的人生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在下面这个故事中，同样的起点，但一个是“怨天尤人”，而另一个是努力学习，适应环境。两者的结局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阿理从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一个出版公司工作，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一开始，上司只分配他校对文稿，这也是有意锻炼他的耐心与毅力。可是，他却心生抱怨，终日怨天尤人，提不起兴趣来，对工作毫不认真，经他手校对的文稿错误百出。上司认为，连文稿都校对不好，还能干什么重要的工作呢？

他的一个朋友，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政策理论研究机构工作，一开始上司让她搞内部刊物的排版、校对工作，干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熟悉她的人都觉得是浪费人才，可他这位朋友每天却抱着极大的热情去工作。她认为，搞排版也是需要学问的，甚至校对文稿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时，为了赶刊物出版时间，她连休息日都搭进去。她不但把自己负责的事情搞好，还主动分担一些理论研究工作，文章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她的才能与品行很快得到上司的赏识，工作不到两年，就已经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并被提升为该刊物的实际负责人。

所以，怨天尤人有百害而无一益。只要你有真才实学，终究是会得到赏识的。金子和黄铜放在一起，终究是会发出光彩的。

下面这个农民企业家的故事也很让人感慨。

他是一个农民，初中没毕业，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只得辍学回家帮父亲耕地。他19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

他听说养鸡能赚钱，就向亲戚借了一笔钱养鸡。一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病死了。他背负下巨额债务，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忧郁而死。后来，他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但都没有赚到钱。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因为他太穷了。

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了一辆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发生了一场事故。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那辆拖拉机也支离破碎，他只能拆开它当做废铁卖。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这辈子算是完了。

后来，他却成了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资产过亿元。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他回答：“我怨天尤人，有什么用啊！除了我自己，还有谁能救我啊。”

想有所作为的人们，请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徒劳无益地耗费在怨天尤人上。放眼未来，机会在向我们招手。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才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风雨过后，一定会出现美丽的彩虹。

子西阻封。孔子36岁适齐，深得齐景公器重，景公欲封以尼溪。齐相晏婴阻止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民也。”于是，景公对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这是孔子生涯中遇到的诸多挫折之一。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先生的乐观精神由此可见。

凡事三思而后行，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但有时也要因时因事而灵活通便。谨慎是必要的，把握机会也很重要。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山间丛林中，一只狼前来觅食。茂密的松林遮蔽了狼的视线，它不知道此时猎人布置的陷阱就在附近。这时，狼看到前方似有猎物出现，于是奋力追赶。忽然，狼的脚掌被一个铁圈钩住了。狼想挣脱束缚，但铁圈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原地。这时，手拿猎枪的猎人出现了，他一步步向狼逼近，狼似乎感觉到了死亡的预兆。眼看着猎人就要端起猎枪，狼不再犹豫，它用尽全身的力气，咬断了自己的脚掌，猛地挣脱了铁链，终于逃离了这个危机四伏的地带。

如果狼迟点决断的话，估计就要丧命于猎人之手了。可如果狼早早就把脚掌咬断的话，万一猎人不来，或者有其他的逃生机会，那牺牲岂不是太大了。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过早，也不能太晚，时机的把握最重要。一旦失去良机，就无法再挽回了。最终你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就是你的生命。

孔子的思想和我们的故事主旨是相同的。在孔子的思想中，他并不表扬季文子的三思而行。相反，他认为凡事仔细考虑两次就够了，三思而行可能会贻误时机。为什么孔子会反对季文子的做法呢？从当时的资料看，季文子做事过于谨慎，顾虑太多，常会发生各种弊病。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话不无道理。

凡事不想一想就行动叫做莽撞，往往会导致后患。但想得太多，瞻前顾后，则容易陷入犹豫不决的狐疑之中，导致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遇事既要想清楚，有所思考而后行动，又不要优柔寡断。历史上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因为优柔寡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秦朝末年，刘邦攻打关中，占领了咸阳。但是，刘邦没想到项羽很快就出现在关中。当他听说项羽准备攻来时，十分惊讶，心想：目前的状态怎么也打不赢项羽。于是，他就请项羽的叔父项伯居中调解，约好时间亲自去向项羽道歉。

鸿门宴上，范增屡次使眼色示意项羽杀沛公，又举所佩带的玉示意项羽，连做三次，但项羽始终默然，毫无反应。范增看情形不对，便起身来到外面，对项庄说：“项羽为人心肠太软，不忍亲自下手。你进帐去，上前向沛公敬酒。敬完酒，便请求在座前舞剑，然后趁舞剑之便，在沛公的座上杀了他。如果失败的话，你们这些人都将会被他杀尽九族。”

项庄于是入帐向刘邦敬酒。敬完酒，他向项羽说：“君主和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请准许卑将表演剑舞，以娱乐嘉宾。”项羽说：“好！”项庄于是拔剑起舞。项伯看出项庄的用意，也拔剑起舞。在二人同时舞剑的时候，项伯不断用身体掩护沛公，项庄没有机会刺杀沛公。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有勇无谋，鸿门宴上坐失良机，让刘邦逃脱。结果，刘邦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逼得项羽乌江自刎，从而顺利地建立了西汉政权。

项羽的失败在于政治上的幼稚，缺少谋略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断，所以一败涂地。但项羽重情重义，虽然失败，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从此说起。刘邦是成功者，但不是英雄；项羽是英雄，但不是成功者。

项羽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当然，过于乐观、盲目跟风，连考虑都不考虑就去做，也是行不通的。

但问题在于，谁也很难考虑得百分之百地周密，“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是常有的。有时时间紧迫，也不容你研究研究再研究。我们只能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做到考虑周全。有时，还要有一定的当机立断的冒险精神。而这一点，在今天这个讲究效率、讲究抓住机遇的时代，尤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王安电脑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计算机公司之一，公司创始人是华人王安博士。王安在哈佛求学期间，曾经在实验室进行有关计算机存储问题的研究。哈佛大学有一条既定方针：当技术一旦发展成熟到商业应用的程度，就会强行停止该项技术的研究。就在王安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离哈佛停止该项技术研究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王安对计算机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本希望将来能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可哈佛却要断送他的美好前程，令他非常懊恼。于是，他想到了去申请专利，但这样会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他工作上的最佳搭档艾肯博士一再声称，计算机不受任何专利限制。一旦自己去申请专利，必然会招致艾肯的猜忌，甚至会因此反目成仇。

王安犹豫了。可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还是果断地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说干就干。1949年10月21日，王安正式向专利局提出了“脉冲转移控制器”的专利申请。这件事传到哈佛实验室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指责他是叛徒，还有一部分人为他担心，害怕他遭受艾肯的谴责和惩罚。

但王安毫无惧色，他不再为决定后悔，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谋出路。出乎意料的是，艾肯对待这件事很冷静，没有暴跳如雷。他只对王安耸了耸肩，摊了摊手，一切就都过去了。至此，王安终于凭借果断为自己开创了一个庞大的电脑帝国。

长久迟疑不决的人，常常找不到最好的答案。获得成功的最有力的办法，是迅速作出该怎么做一件事的决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不决，以免我们的决定受到影响。有的时候，犹豫就意味着失去。

实际上，一个人如果总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或者总在毫无意义地思考自己的选择，一旦有了新的情况就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这样的人成就不了任何事！消极的人没有必胜的信念，也不会有人信任他们。自信积极的人则不同，他们将是世界的主宰者。

季文子（？—前568） 春秋时鲁国正卿，谥曰文子。季文子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著名的外交家。一生俭朴，以节俭为立身之本。

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个有理想、有道德，主张“克己复礼”、“以仁治国”的圣人。但圣人也要吃饭，也要喝水，也要生活。孔子一直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住所，周游各国“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这位“圣人”虽拥有远大的志向，但同时也很清贫。

可以这么说，孔子的志向和他的清贫是成正比的。那么，是不是越有理想，就应该越清贫呢？是不是越清贫，就能越有理想呢？孔子对于金钱或者说是对于财富观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孔子看来，贫穷不是理想的社会，他希望人民富裕。借用继承其思想的孟子的话就是：往上说赚的钱足够孝顺父母，往下说赚的钱足够养活妻儿，在好的年景能一年都吃饱饭，在不好的年景也起码不会死。问题在于，致富要走正道，要合于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用正当手段致富”。如果靠投机钻营、坑蒙拐骗来“致富”，那孔子是绝对不干的。如果是那样，孔子宁可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孔子认为，这种穷困生活中也有快乐。行不义之事而得来的富贵，在他看来，就好比天上的浮云。

孔子的弟子冉有后来被孔子号召其他弟子 “鸣鼓而攻之”，原因就在于他帮助鲁国大贵族季氏搜刮民财。本来，冉有做生意就有钱。但他不知足，有钱了还要更有钱。不知足就用正经手段再赚啊，他却采取“捞偏门”的不光彩手段，为自己捞取富贵，这不正是“不义而富且贵”？孔子自然是深恶痛绝的。

孔子不反对人们致富，认为这是人的正常要求。但他一是反对求“多”，如季氏富了还要更富，贪得无厌；二是反对以不义手段求富。在《论语·里仁》篇里，孔子明确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发财做官，是人人所想要的。但是，如果是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君子是不接受的。

让我们看看，君子是怎么处理送上门的金钱的。

东汉杨震是当时名闻天下的大学者，有“关西孔子”之美誉。杨震客居异乡二十多年，一直是靠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州郡闻其名，屡召不出。直到50岁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应聘到州里任职，为官以廉能著称。杨震入仕之前家境窘迫，长期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除了教授学生之外，还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亲自耕耘，维持生计。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但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从荆州调到山东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路经昌邑县（今山东金乡西北）时，昌邑县令王密特来参见。

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举荐的秀才，他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趁夜深人稀，怀揣10斤黄金呈献杨震。杨震批评他说：“作为老相识，我比较了解你，你怎么会不了解我呢？”

王密以为他假意推辞，便说：“夜里不会有人知道这种事情，请大人放心收下吧。”

“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呢？快给我收起来！”杨震严肃地训斥了他。王密惭愧地收起金子，拜辞而回。

杨震是很有钱吗？不是，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靠教书、种地生活。这说明他收入微薄，他是很需要钱的。王密送他黄金，以报知遇之恩，从道理上讲，杨震是完全可以收下的。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又不是行贿。况且，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这收人财物的事也不会被传出去。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杨震认为，王密送金这种行为，是与他平常遵守的“仁义之道”相悖的。虽然我缺钱花，但不能违背了“仁道”，于是坚持推辞了。真正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原则——“取之有道”。

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在世道清明的社会，一个人不能富裕，仍然贫贱，是一种耻辱。在政治黑暗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甘贫贱，钻营富贵，也是一种耻辱。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作为贫寒的读书人，除非攀缘权贵，钻营豪门，剥削百姓，或混个官当当，很难靠诚实和劳动致富。孔子是绝不会折损自己的人格去为五斗米折腰的。因此，他能够安贫乐道。

和孔子形成对照的，是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就是冉有，投靠季氏盘剥人民来谋取自身富贵；另一个就是大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后来也为富贵投靠到齐国田常门下作乱。这两个人都受到孔子的唾弃。

今天，许多人都在努力致富，甚至是挣大钱、发大财，这无可厚非。但我们在挣钱、赚钱时，不能不提醒自己，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去赚昧心钱、黑心钱。像一些人造假酒、假药、假账等，钱是赚到手了，可伤天害理，最后自己也倒霉，甚至于触犯了法律，落得个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这不是害人又害己吗！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迷失的世界，在追逐名利的时候，千万别迷失了原本善良的自己。

生活中，有的人为赚钱而昏了头，不择手段。对这些人，孔子早就提出过警告：“放于利而行，多怨。”单纯基于赚钱牟利的欲望去行动，必然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孔子所反对的就是“放于利而行”，就是将追求“利”的程度无限扩大化，以至于用“利”来衡量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因为这恰恰违反了他一直追求的“义”。如果人们都“放于利而行”，由于物质等很难满足人的无穷欲望，这势必引起人们之间的争夺。得到满足的人会高兴，得不到满足的人就会有怨恨。发展到最后，就不再是争夺了，而会成为争战。

当人的行为只是出于赚钱的角度，肯定会招致很多怨恨；当行为已经违反了公众的道德准则，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公众的蔑视；当行为更进一步，触犯国家法律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我们应该从小处、小事就杜绝有可能犯法的行为，不能干那种为了赚钱六亲不认、礼义廉耻不顾的事。这种事影响不好，为以后的触犯法律埋下祸根。一旦失去控制，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更逃不掉法律的制裁。

如何做事、赚钱两不误，还能博得大家的好感呢？其实很简单，做生意要想挣大钱，必须有大德。在商业生涯中，牢记“最重要的是人品”这句箴言。但凡事业有成的知名企业家，他们做生意往往都不是只从利益角度出发，而会兼顾诸多方面。他们可以为了诚信、道义，放弃自己的利益。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主持人问：“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仍能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如果生意跑来找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击败置地购得中区新地王，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继续合作。”追随李嘉诚２０多年的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善待他人，照顾到对方利益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正如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有人说，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每一个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所以说，想成大事，就不能只顾着赚钱。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嘉诚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不管是为了诚信，为了道义，还是为了照顾伙伴，总之，在他们的利益取舍之间，时时可以看见孔子的思想智慧闪耀的光芒。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商场虽然存在竞争，但还是要“以和为贵”。

做生意，就是做人。想把生意做大做好，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做孔子所提倡的“仁”人。崇尚仁道，不去计较眼前的得失，就能有所得。如果忽视了仁道，抛弃了仁道，违背了仁道，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也许暂时占得一点蝇头小利，但最终还是会“偷鸡不成蚀把米”，甚至触犯国家法律。

子贡辞行。子贡当信阳宰，向老师孔子辞行。子贡精通经济，善做生意，他将仁爱、贤智、济世、巧辞融为一体，运用于儒商易货之中，成为一代当之无愧的儒商宗师鼻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8个大字。

我们常说的“欲速则不达”这个成语，来自《论语》中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在做事情时需要把握节奏和平衡，做事并非越快越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汽车以合理的速度行驶时，它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它是平稳安全的。当速度提高以后，虽然看上去短时间内效率提高了，但它出事故的几率也会随着提高。《吕氏春秋》里说，圣人在时机不成熟时，要等待时机。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缓慢和迟延，实际上是最快的。

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欲速则不达，慢了反倒快。孔子是在给弟子子夏讲为政之道时讲这个道理的。

孔子指出的那两点，对所有为政做官者都具有深刻的警戒作用。尤其对于现代一些人而言，就更加发人深省了。

历史上，有些政者本来心地不错，也是一心为公，可是，心思太急，“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结果反而走了很多弯路，有的官员甚至为此丢了性命。商鞅的变法思想没有问题，也的确是秦国富强所需要的。问题是秦国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而商鞅变法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在君王的支持下强制推行变法，自然遇到很大的阻力，最后爆发了宫廷政变，连商鞅本人也被复仇的贵族杀死了。这就叫欲速则不达。

同样，王安石变法也面临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性子太急，在变法内容不完善、改革官员不到位、政治斗争背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强行变法，最后终于在内外交困中以失败告终。

所以，孔子告诫说：为政者要注意审时度势，切忌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现代许多为政当官者上台伊始，便想着如何大干一番，博个政绩彪炳，以便继续提升或青史留名。由于存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投资小、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的项目上马，尽管这些项目往往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还有的选择风险大却又效益丰厚的途径，临时钻一下政策或法律的空子，却全然不顾这样的的后果。譬如，一些官僚过去可以凭借关系向国家银行借贷巨款，来投资建设。一时间，任期内热闹非凡，声名鹊起，却给未来留下一个巨大的包袱。而那时，他自己早已拍屁股高升走人了。这种为政者便不是什么审时度势的问题了，而是心术不正，为祸一方。

又比如经营，企业的业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相对来说，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提高的速度就要慢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知识、经验、人才，以及文化逐渐积累的过程。当业务发展速度过快的时候，管理如果跟不上，就可能会出现管理失控，企业就会出问题。

复星集团的老总郭广昌曾经说过：“快与慢不是外界可以评判的，快慢的标准在于自身对平衡感的把握。”节奏和平衡是郭广昌此番谈话中最频繁提及的两个词汇。郭广昌曾经热衷自行车运动，他在大学里的两件“成名之作”都和自行车密切相连：第一件是在1987年暑期，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骑自行车沿大运河考察到了北京；第二件是在1988年暑假，他组织十几个同学搞了个“黄金海岸3000里”活动，骑车沿海考察，到了海南。 “企业的经营和骑自行车很相似。自行车比赛有两种，一种是比快，一种是比慢。速度快了有危险，速度慢了也会摔跤。所以，一方面不能太快，另一方面认为越慢风险越小也是片面的。”既然速度不会被放弃，那么区别其实只是侧重各有不同。2004年，郭广昌曾经说过：“除了四大主业之外，我们都选择淡出。根据上半年的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的情况，我们调整了发展节奏，以使集团发展更加平衡。今后，复星将会更加看重对主业的发展，对进入新的行业会更加谨慎。”

节奏是音乐的灵魂，没有节奏的音乐是一堆破烂的音符；节奏是诗的灵魂，没有节奏的诗是一洼肮脏的积水。做事情只有处理好速度与安全的关系，做到张弛有度，才能避免失败。俗语说：“心急嫁不到好汉子，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话虽粗俗了点，但的确是这个理。西谚说：“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道理也是如此。

上面说了“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的道理，下面我们来看看，“小利不舍，大事不成”的故事。在小与大这一对最简单的矛盾里，包含着最复杂的辩证法。

有的人视小为大，有的人视大为小，而小与大之间又常可以互相转化。悟得小大之中的真味，也就能在社会上立地成佛了。

李嘉诚曾经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职务报酬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李嘉诚20 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李嘉诚其实是小利不取，大利不放。李嘉诚每年放弃上千万元的职务薪金，却获得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股值大增，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就这样，李嘉诚每次想办大事，总会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支持。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职务薪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价值。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唯李嘉诚一类的商界超人，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是其中最聪明的人。一些人的目光只会停留在眼前利益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只求自己独吞。恰好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李嘉诚正好相反，他舍弃了小利而赢得了大利。

在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小利不舍”的贪婪往往让人失去更多，而不是得到更多。沙漠是由一粒粒细沙堆成的，财富是由一枚枚硬币积累的。深悟商道的人最懂得如何掌握这些不起眼的财富，也最懂得“舍得”的道理——“舍得舍得，不舍不得”。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一辈子不犯错。列宁也说过：“只有死人才不会犯错误。”我们受认识能力所限，加上性格上的弱点，难免时不时会做些傻事、蠢事、错事。有的造成的过失可能较轻，但有的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那么，在犯错之后，如何才能弥补呢？孔子说：“过则无惮改。”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他认为，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勇于面对和改正错误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完美品德。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拥有“过则改之”的美德。

孔子在陈国时，一次陈国大夫陈思败问孔子鲁昭公懂不懂“礼”。孔子回答说：“他（鲁昭公）懂礼。”陈思败没再说什么。等孔子出去以后，陈思败便对孔子的弟子巫马期说：“君子应该是不偏袒任何人的，可孔子为什么要偏袒鲁昭公呢？鲁昭公违反同姓不婚的礼制，从与鲁国同姓的吴国娶了位夫人。如果鲁昭公这也叫懂礼，那谁不懂礼呢？”

巫马期把陈思败的意思转告给孔子。孔子说道：“我真幸运，假如有错误，人家一定给指出来。”

像孔子这样的“圣人”都难保不犯错，更别提我们普通人了。但是，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过则勿惮改”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是孔夫子，杰出的历史名人中，有许多都具备“有过则改之”、“察纳良言”的优秀品德。

唐朝开国不久，唐太宗决定把洛阳破败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当时国基未稳，百业待兴，唐太宗急于去修建个人享用的行宫确实不是时候。

这时，有一个小官张玄素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在奏章中尖刻地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唐太宗接到奏折，立即下令召见张玄素。朝堂上，满朝文武都替他捏着一把冷汗，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唐太宗拿着奏折问张玄素：“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

张玄素听了，毫不畏惧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哈哈大笑。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

他立即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同时宣布收回成命，停止重修乾元殿工程，并大大表扬了张玄素一番，赏给他500匹绢。

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君子的过失好比日食和月食。错误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每个人都仰望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并取得贞观之治的佳绩，与他善纳谏言有很大的关系。他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伟大的人也会犯错误，但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不掩饰错误，而且勇于改正错误。这不但不会损坏他的形象，反而更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孔子、唐太宗就是这样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现实中为什么会有人往往知错而不改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与维护自己的所谓面子有关；二是怕担责任。其实，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的人是愚蠢的人，他们会因为固执错误而真正丢了面子，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为逃避责任而避重就轻，诿过于他人，只会表现出自己的怯懦、自私和不诚实。

人生决不会由于承认和改正错误而黯然失色，却有可能因为掩饰和固守错误而损失惨重。一个人有了缺点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正视、敢于改正，重新确立好志向，一样可以成为有用之才。

宋朝王安石说：“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古语说：“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一个“忍”字，被许多人奉为处世成事的良方。

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唐高宗问他成功的秘诀，张公艺挥毫写了一百个“忍”字。生活中也的确是如此。有的人由于不能忍，而招致了不幸；而有的人由于能忍，而成就了大事。

《孙子兵法》也曾经指出：“主不可以怒以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国君不可以因一时的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因为一个人愤怒过后可以转变为高兴，怨愤过后可以转变为喜悦，但国家灭亡了就再也难以恢复了，人死了就再也无法变活了。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为转移，合于利则动，不利则止，这才是理智的行为。

忍，是一种等待，为图大业等待时机成熟，忍之有道。这种忍，不是性格软弱，忍气吞声、含泪度日之举，而是高明人的一种谋略，是为人处世的上上之策。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也是讲“忍”的。忍，包括对人对己两方面。对人采取宽容、忍让态度，对己则采取克己的态度。《论语》中直接提到“忍”的地方不多，“忍”主要包含在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恕”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而要做到“恕”，就要“克己”，这就是忍。

勾践忍不得会稽之耻，怎么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受不得胯下之辱，哪能做得了淮阴侯？这都是“忍小事，而成大事”。所谓“小事”，只是相对而言的，再大的事，只要是个人的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只能是“小事”。或者说，所谓“小事”，都是跟“大谋”相比的，只要比不上“大谋”的，就可以称之为“小事”。

但孔子讲“忍”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原则的忍让迁就。《论语·八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鲁国的季氏按名分是卿大夫，却享用只有天子才能用的“八佾舞”。这在孔子看来，是严重的僭越行为，因而愤怒地说：“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呢。”而当自己的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横征暴敛时，孔子大怒：“冉求不是我的弟子，你们（指其他弟子）可以敲着鼓声讨伐他！”

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忍呢？

第一种情况是在与恶势力作斗争时，如果自己力量弱小，处于不利境地，这时要忍。忍的目的不是屈服于恶势力，而是暂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等待时机再战而胜之。

第二种情况，是在遇到小人的诬蔑诽谤或者纠缠时，隐忍不发，不与小人正面冲突。这样做，也是为了不乱大谋，不使自己陷入无聊的争斗，以免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

第三种情况，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长远利益，需要自己忍，忍受他人的误解，忍受暂时的困境。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经验和教训的概括。对于今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权力在握、有身份的人来说，对于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隐忍、妥协并不意味着胆小。既要战胜自我，消除复仇的心理，又要战胜别人。不顾世俗的猜疑歧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一番话，对“忍”做了很好的解释。孔子说：“君子处世，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屈节是因为有所期待，求伸是要把握时机。虽忍耐受屈，但决不以毁坏节操为代价。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尺蠖屈身，是为了前进；龙蛇蛰伏，是为了飞腾。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当忍则忍。但如果忍的结果是背离了目的，那就不能“忍气吞声”下去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做到能忍、会忍，忍得合乎道义，一是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审时度势；二是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很强的自制力。说实在的，有时一事当前，要忍得住怒火，还真不那么容易。曾国藩说到自己的“忍”功，那是“打掉门牙和血吞”。宋朝人程颐说得好：“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孔子就是这样的既深明大义，又识量过人的“能忍者”。

忍耐需要修养，忍辱需要度量，而忍辱负重则是一种境界。司马迁如果不能忍受宫刑之侮，怎么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而流芳千古，成为人人敬仰的史学家，后人尊称的“太史公”？

今天，我们读孔子的教诲，学会在该忍的时候忍，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处，也有助于我们以良好的心态发展自己的事业，使我们免受无谓的损失。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是以勇气著称的。孔子多次说，子路“勇贤于丘”，“好勇过我”，甚至说：“如果我的主张不能推行，我就乘木筏到海外去，闯一番事业。能跟随我的，大概就是子路吧。”

但同时，孔子也一再告诫子路要“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就是说，要成就大事业，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把握一个“怯”字。“怯”是什么？就是胆小。难道孔子认为胆小比勇敢更可取，更能成事吗？

是的，孔子就是这样认为的。子路很有自知之明，他说：“老师，如果派您带兵打仗，您带哪一个？”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了，他骂子路，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像发了疯似的，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也想跳，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而且一鼓作气，看起来蛮英勇，死了都不后悔，这种做法是白白送死。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做事准则，一是“临事而惧”，一是“好谋而成”。先说“临事而惧”。

惧，就是恐惧，胆小，常被人诟病。其实，恐惧为一种心理反应，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能。遇到危险，面对自己尚不了解的情况，不是贸然行事，而是心存恐惧，小心应对，这是谨慎的表现，是聪明人的做法，可以避免无谓的牺牲，正所谓“惧而多思”。

一位老板打算雇用一名私人司机，有三个人来应聘。老板出了道考题：“如果汽车开近了悬崖，你们能够在多远距离刹住车？”

第一位司机答：“我可以在距悬崖10公分处刹住车。”

第二位司机回答：“我可以在5公分处刹住车。”

第三位司机回答：“我将在距悬崖尽可能远的地方刹住车。”

假如你是那位老板，你会雇用哪一位？

古人有句话：无知者无畏。就这句话来讲，如果“无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这种“无畏”不过是一种鲁莽行事，蛮干傻干，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你做投资、买股票或办公司，你无所畏惧，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一点也不恐惧，也没有止损的计划，你就很可能血本无归，一败涂地。

当然，孔子讲“临事而惧”，并不是一味怕事，而是一事当前，首先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考虑可不可行。如果可行，还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怎么解决困难，并做好最坏的打算。而事情一旦开始做了，就要“往最好处努力”。这时，也不能徒逞勇力，能智取是最好的。这就是孔子说的“好谋而成”。

“好谋”，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而这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小搏大者的法宝。孔子不赞成那种赤手空拳与老虎死拼硬斗的“勇”，他曾经称赞过卞庄的“勇”。

卞庄曾战胜过老虎，而且是两只。他是怎么战胜的呢？卞庄看见两只老虎正在吃一头牛，便拿着剑，想冲上去杀虎。但旁边有个人给他支招：“两只虎正在吃牛，见好吃的必然相争，急则必撕咬，撕咬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时，你再下手刺杀老虎，肯定是一举两得。”卞庄依计行事，坐山观虎斗。果然，小虎死，大虎伤。卞庄毫不费力就刺死了伤虎，两虎俱得。

从司机、卞庄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好谋以成”的力量。同时，“好谋以成”的产生，离不开“临事而惧”的慎重。只有慎重小心，权衡利弊，才能不鲁莽行事，才能靠智慧，而不是单靠蛮勇取胜。孔子讲“临事而惧”，并不是要你一味恐惧退缩，把该干的事都吓忘了，而是说开始时就怕会失败，所以要考虑周详，不自作聪明；到事情终于来了，则“好谋以成”，把勇气和谨慎结合起来，各方面都设想周到，以促其成功。孔子提倡的是一种沉静之勇、明智之勇。

孔子多次告诫子路“勇力抚世，守之以怯”，但子路并未真正领会孔子的话。孔子曾预言子路将因逞勇而“不得其死”，果然不幸而言中。子路后来在卫国任职，遇上卫国宫廷内乱。孔子的另一弟子高柴也在卫国做官，他不做无谓牺牲，设法脱身而逃。而子路却不顾敌众我寡，恃勇与乱兵搏斗，最后被剁成了肉酱，让孔子大为伤心。

子路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大家都应该按照孔子的教诲去做。

子路，即仲由，个性率直、天真，而且好勇，可惜有点缺心眼，往往不肯事先好好谋划，就急着要行动。卫灵公逝世，卫庄公自立为君，子路欲替天行道而诛之，终究寡不敌众，在卫国东门被侍卫砍作肉酱。孔子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孔子作为儒门的师祖，讲了不少学习方法，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默而识之”。讲学习态度的也有很多，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几千年来，这些学习方法与学习态度一直在指导人们的学习、立业和交际。

对于古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莫过于通过读书博取功名。所以，读书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呢？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习的热爱。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学习环境下学习效果不一样，自身的素质固然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态度或感觉。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一门科目产生兴趣之后，自然会学得比别人好。

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要讲学习的三个层次，以知之者突出好之者，再紧承好之者突出乐之者。这就如同数学中的逻辑推导，层层推进，使说理更加透彻，令人信服。

孔子说的，是在进学、修身、入仕等方面存在的三层不同的境界，一层更比一层高。第一层是知道。这一境界偏重于理性，对象外在于己，你是你，我是我，往往失之交臂，不能把握自如。第二层是喜好。这一境界触及情感，发生兴趣。就像一位熟识的友人，又如他乡遇故知，油然而生亲切之感，但依然是外在于我，相交虽融融，物我两相知。第三层是乐在其中。这种境界用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词语来形容就是陶醉。陶醉于其中，以它为赏心乐事，就像亲爱人一样，达到物我两忘、合二而一的境界。这是一种人生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有了这种状态，身心都会感到很快慰、很自由。如果以这种状态投入工作，那么，工作就是一道乐趣的源泉，工作效率也会大为提高。如果以这种状态创业，成功将指日可待。

孔子的这个观点恰恰揭示了一个人生真谛，那就是：做自己能够乐在其中的事情最容易成功。正由于孔子对自己最喜欢的治学和办学之事乐在其中，才成就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自幼酷爱医学、读书与观察大自然的景物，欣赏天地之间的造化。正是这种天然的兴趣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他曾数度参加科举，最终在22岁乡试落第之后放弃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并向父亲表明心志：“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父亲看到儿子在医学方面的志向坚定而远大，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很有名望的医生。后来，他又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编写完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

人们常用“醉心”一词来形容某人因对某一事物的爱好而一心专注。“醉心”就是孔子说的第三层境界，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合二而一的境界。成功绝非仅是靠拼命努力就能获得，它需要与你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如果你能够达到“乐在其中”的境地，你就会比平常人拥有更多的成功的机会。如果你只是随便选了一个行业、一个工作，那么，即使你再努力，也未必能出头。如果你对某个领域充满激情，你就有可能在该领域中发挥自己所有的潜力，甚至为之废寝忘食。这时候，你已经是为了“乐在其中”而学习了。

发明家爱迪生说：“能够乐在其中而奋斗不止的人更易于成功。”如何才能找到自己能够“乐在其中”的兴趣爱好呢？首先，要客观地评估和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不要把社会、家人或朋友认可和看重的事当成自己的爱好；不要以为有趣的事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要亲身体验它并用自己的头脑作出判断；不要以为有兴趣的事情就可以成为自己的职业，但你可以尽量寻找天赋和兴趣的最佳结合点。

最好的寻找兴趣点的方法是开拓自己的视野，接触众多的领域。而大学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接触并尝试众多领域的独一无二的场所。因此，大学生应当更好地把握在校时间，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通过使用图书馆资源、旁听课程、搜索网络、听讲座、打工、参加社团活动、与朋友交流、使用电子邮件和电子论坛等不同方式接触更多的领域、更多的工作类型和更多的专家学者。如果你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就可以去尝试转系，尝试课外学习、选修或旁听相关课程；你也可以去找一些打工或假期实习的机会，进一步理解相关行业的工作性质；或者，努力去考自己感兴趣专业的研究生，重新进行一次专业选择。

有乐在其中的精神，才能真正成就事业。世上最幸福的人莫过于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工作、乐在其中的人。工作对他来说不是苦役，而是快乐的源泉。在他心目中，几乎没有“工作”这个概念，因为工作意味着要完成一些硬性规定的任务。他时刻都在享受着创造的自由和快感，享受着审美的喜悦和激情，毫无刻板、约束和勉强之感，岂有“工作”的意识呢？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会被更盛大、更神圣的概念所智换：事业和使命！

把爱好当工作的人，他的幸福还在于：如果他能取得成果的话，他可以享受成果；如果他不能取得成功的话，他可以享受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已是对他莫大的慰劳，取得成果只是他另外的收获。

退修诗书。孔子47岁退修诗书礼乐，学《易》，自称数年之后，可以无大过。

大夫是朝廷官员，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孔子是用这句话来说明推行仁的方法，要先交往大夫中的贤者、士人中的仁者。

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奔走列国，为的就是推行自己仁的主张，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最有力量帮助自己推行仁的，是掌权的人和有地位的人。孔子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若想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改善他的工具。为了更好地推进自己仁的事业，需要寻找“利器”相助。借用一句老话，就是寻求“贵人”的相助。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曲解孔子。孔子特立独行，怎么会有这样“庸俗”的观点呢？庸俗吗？不，这正是孔子务实精神的体现，也是孔子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孔子一生磨难颇多，但也多次得到“贵人”的相助，做成了一些原本困难的事情。

孔子年轻时，对周礼十分仰慕，非常想到周朝的都城洛阳观礼。可苦于财力，一直去不了。这时，有一个叫南宫敬叔的世家子弟，也是朝廷大夫，在鲁君面前请求“与孔子一道去观周礼”。鲁君便特批给一辆车、两匹马、一个童仆，使孔子得以完成夙愿。孔子观周礼后回到鲁国，声望大增，四方各国前来向孔子求师学礼的人不断增加。

为了这件事，孔子十分感谢南宫敬叔之助，说：自从南宫敬叔使我有车去观礼，我的“道”走得更快了。这个“道”，既指道路，又指学问事业，语带双关。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有大夫高昭子引荐。在卫国，有大夫颜浊邹接待并引荐，使孔子很快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在陈国，孔子得到大夫司城贞子相助……孔子在外十几年，在卫国居住时间最长，一直得到卫国老资格的大夫蘧伯玉的帮助。

孔子为什么能够得到南宫敬叔的相助呢？这是因为孔子早就以他的好学知礼博得了南宫敬叔父亲、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好感。孟僖子临终时，特地嘱咐儿子去拜孔子为师学礼。当南宫敬叔知道孔子想观周礼而困于财的情况后，便伸出援手。如果孔子不学无术，人品差劲，他就是托门子、找关系、请客送礼，南宫敬叔也不会搭理他。

有这些“贵人”相助，才使孔子有机会向各国君主直接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才能在十几年的奔波中，虽然困难重重，却始终能坚持下来。正是从亲身的体会中，孔子告诉子贡，如要“为仁”成功，就需要结交贤大夫和有仁德的士人。也就是说，要有“贵人”相助。

古人云：智者当借力而行，慧者当运力而动。有“贵人”相助，可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大大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30岁时，虽然极富才学，但名气不足。于是，他向韩朝宗即韩荆州投书，自我推荐，希望得到韩荆州的鼎力相助。李白在这篇著名的《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来，他果然得到了韩荆州的赏识，从此名声大振。

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诗文虽好，但没有出路，没有人保荐，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问他：你住在长安啊？长安居大不易！他对白居易讲这话，包含有教训的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资格住在长安。于是，保荐白居易参加考试。

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商界、政界，还是演艺界，由于有“贵人”相助而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电影明星巩俐、章子怡一举成名，事业有成，固然有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与张艺谋这位世界级大导演的相助也是分不开的。

应该承认，一个人能不能得到“贵人”相助，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能不能得遇“贵人”，与你自身的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每到一国，都能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有人问子贡，孔子是怎么了解到的？子贡回答，孔子是靠“温、良、恭、俭、让”了解到的。就是说，由于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所以常能得到别人的主动帮助。孔子周游列国，得到许多“贵人”相助，这也是与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密不可分的。

其实，人这一生中，有许多与“贵人”相遇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具备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就会与“贵人”失之交臂。反之，我们就非常有可能得到“贵人”相助，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主动的、慷慨的相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要获得成功和幸福吗？那么，先磨砺你的品德吧。生活不会亏待你，慷慨的“贵人”自会来助你。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唐代大诗人，与李白、杜甫齐名。

我们从小就学过很多珍惜时间的诗句，比如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等等。这些都是劝大家抓紧时间，不要虚掷青春的。父母也经常教育我们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孔子作为“先贤”所说的这句话，一方面感叹时光易逝，往事难再；另一方面以水为喻，勉励我们进德修业，都应该像那永不止息的河水一样，孜孜不倦，不舍昼夜。受孔子的思想影响，在中国古代，珍惜时间，克难奋进的故事很多。

晋朝的车胤，本是富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变得一贫如洗。可是，他在逆境中却能抓紧时间读书，自强不息。车胤年轻时就很懂事，也能吃苦耐劳。他因为白天要帮家人干活，就想利用漫漫长夜多读些书，充实自己。然而，他的家境清贫，根本没有闲钱买油点灯。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呢？最初，他只得在夜间背诵书本内容，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看见几只萤火虫在飞舞，点点萤光在黑夜中闪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一个用白夏布缝制的小袋子里。白夏布很薄，可以透出萤火虫的光。他把这个布袋子吊起来，就成了一盏“照明灯”。

车胤不断苦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后来还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官员。那时候，每逢举办什么集会或庆祝活动，如果车胤没有到场，大家就会觉得扫兴。

历数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树者，无一不惜时如金。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他说：“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24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劳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

鲁迅12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帮助妈妈多做了一点事，结果上学迟到了。严厉的寿镜吾老师狠狠地责备了鲁迅一顿。鲁迅挨了训以后，并不埋怨老师和家庭，反而诚恳接受批评，决心再也不会因为做家务而迟到了。于是，他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下角方方正正地刻了一个“早”字，用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发奋读书。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

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不仅喜欢写作，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非常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他说：“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生命。倘若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好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成功的人因为懂得珍惜每分每秒，所以成就辉煌；失败的人因为消磨时间，在他们眼里时间是漫长和无谓的，而当他们回过头之后，才发现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一切都已经迟了。

一个会管理时间的人，总能泰然自若地待人处事，将应处理的事、应完成的事在自己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非常有效率。一个不会管理时间的人，他生命中的许多时光处在一种浪费状态中，并随时可能会浪费他人的时间。

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有限的人生。一天的时间如果不好好规划一下，就会白白浪费掉，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证明，成功与失败的界限在于怎样分配时间，怎样安排时间。

你也许会对社会上那些著名的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感到怀疑：他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却还能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们不但能够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休闲娱乐，并且还有时间带全家出国旅游。难道他们的一天不是24小时吗？正确的答案是：他们比别人更善于规划时间。

珍惜时间，树立目标，这是我们一生中都应遵守的准则。只有把这两项作为座右铭，时时刻刻牢记在心，才能使我们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的光彩。

在川观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孔子感慨人生世事变幻之快，亦有惜时之意在其中。

人生处世需要克服四种心理问题——凭空臆测，绝对肯定，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四种问题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孔子竟然可以绝对不犯，真令人敬而仰之。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如果不能及时地认识并克服这几个问题，那么，落得孤家寡人、山穷水尽的下场就是自然的了，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身首异处也不足为奇。总的说来，这四种心理阴影都是人生境界不通达的表现，都没有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从而陷入相互间的隔阂乃至发生冲突。

凭空臆测，也叫任意猜疑，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多疑病。三国时期的曹操就是此类的代表人物，人皆称之“一代奸雄”。他经常犯“多疑”的毛病，曾经因为多疑，杀过朋友，杀过同事，杀过下属。

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改装逃走，至中牟县被擒。公堂上，曹用言语打动县令陈官，使陈弃官一同逃走。行至成皋，遇曹父之故友吕伯奢，盛邀曹、陈至庄中款待。曹闻得磨刀霍霍，误以为吕存心加害，便杀死吕氏全家，焚庄逃走。我们熟知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即出自此事。

我们常讲谣言害死人，一点也不错。谣言一方面是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用来害人的，另一方面还来自于自己的随意猜测和误解。如果你对手下很信任，从不怀疑，那么，别人说什么谣言也不重要，反而能坚定你用人的信心。但如果你本身就摇摆不定，对人持怀疑之心，那么，谣言的出现不是正中你下怀吗？

中国有句古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实在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真正英雄人物的成功，是不可能建立在患得患失、防人疑人、不重用他人的基础上的。正如古话所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不要全盘肯定，就是要人做事不可死板教条，不通权变。做事有规律可循当然最好，但不是所有的规律都适用于全世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瞬息万变、百般流转的大千世界，如果还是死板教条一根筋，不通权变，不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话，必然陷入人生存困境，处处碰壁。

赵括和马谡头脑聪慧，能把先人传下的兵法阵式背个滚瓜烂熟，但在行动上却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灵活运用，依势而治。结果，一个是长平战败，20万将士被坑杀；一个是失守街亭，毁了西蜀，自己也弄得身首异处。

所以说，“教条主义”要不得，不懂得变通的人，只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还有些人固执己见，只喜欢听好话，喜欢那些俯首帖耳的人。这就很可怕了。因为一味生活在自己想象的小圈子里，一味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知进退，必然将自己与外在的世界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样的后果很难想象。对自己而言，成就的是狂妄无知、自高自大；对国家而言，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成就的往往是暴君、贪官污吏。

最后，我们谈一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孔子反对的是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自尊自大、自以为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的行为和思想。一个人如果始终以自己为中心的话，那就很难理解和尊重别人，体察万物自然，那就必然会犯前面三者的错误。在如此急功近利的情绪下，人们往往会不择手段。于是，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类的把戏便会层出不穷了。因此，孔子强调不要太自我化的问题，就是说要克服以自我中心的思想，防止由此造成的自私狭隘、偏激固执等错误倾向。

不凭空臆测，全盘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对照一下你自己，这“四毋”，做到哪些呢？我们要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基本上就能避免重犯人生中的大错了，也就能不断进步乃至成功了。

曹操。《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塑造为多疑、奸诈的形象，故人们称之为奸雄。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杭州岳王庙秦桧夫妇铁铸跪像。

孔子对“君子”的理解有很多，这句话说的是“君子”的气质。“君子”就要表里如一，既要朴实，不要虚伪，又要有礼貌，不要粗野。就是俗话说的“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君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如璞中美玉，假以时日，将成非凡大器。但是，璞玉如何成雕石，关键还在于开发。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个开发者就是良师。对青年毛泽东，塑造的良师主要有三位：杨昌济、徐特立和袁吉六。杨昌济给青年毛泽东做人生规划时，曾引用孔子的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

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人格塑造恰恰可作为杨昌济话语的注脚：国文老师袁吉六从学问行为上扭转了毛泽东文风的轻飘之感，为他日后写理论文章、作诗词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使毛泽东张扬的个性避免了“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实习主任徐特立则从别开生面的第一堂小学教育观摩课开始，就把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拉向社会，引入学习的另一个境界，避免“知识成了死知识、学问成为伪学问”；杨昌济则兼二者之长，全面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杨昌济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毛泽东嗜书如命，饥寒可以不顾，书不能不读，赢得杨昌济的赏识，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昌济家里问学时，杨昌济以“修学储能”４字为毛泽东做了人生规划。刚刚步入一师的毛泽东，理想有余、学问不足，这时他偏执于梁启超式文风、而不知道韩（愈）柳（宗元）风骨，这也是热血青年们很容易步入的一个误区，它制约一个人发展的后劲。所以，杨昌济告诫他，不要过早地框死自己修学储能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极端现象很有意思。一种极端是：一些人将自然率真理解为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不加节制，任性胡为。在此前提下，盲目自负、狭隘的自私偏见以及野蛮的暴力宣泄和肮脏的下流粗话，渐渐竟也成了时尚。许多年轻人对此甚至达到了泰然处之的境地。他们嘲笑那些懂礼貌、讲道德的同辈，说他们“虚伪”、“文绉绉”、“掉书袋，卖弄学问”，自己呢，对“三字经”、“国骂”，还有些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外国脏字，“运用自如”，一句话不带3个脏字，好像就跟没说似的。唯其如此，才能让别人感觉他们直爽、豪迈似的。

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人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表现的狂欲和发泄欲之中，偏偏又要自我标榜地把这曲解为所谓的真诚率直。殊不知讲真诚率直也是要有本钱的，那就是要有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没有文化教养内涵的自我表现即便是真实而诚恳的，也很容易沦落为野蛮、肤浅和偏执，根本谈不上真诚、淳朴和率直。

另一种极端是：有些人过于讲究文化修饰，乃至虚伪做作。这实在让人万分的不舒服。比如一些所谓的歌星，其真正的歌未必唱得好，却总是要在台上扭捏作态，弄出许多额外的花样，或者自作多情般地呈现痛苦状，或者冷漠摆酷，再或者神经质般地热情似火，不弄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绝不罢手。这种人，正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够，才用其“出格”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做得好不好，无所谓，起码你把注意力投向我了，这就成了。

像报纸经常炒作的“明星走光”事件，明星们明明可以避免“走光”的，却偏要抓住机会“暴露一下”，没有机会，哪怕创造机会也要“春光乍泄”。其实，各种炒作无非是为了吸引记者和观众的注意，以便为自己新出的唱片做宣传，如此而已。

不仅仅只有文艺界如此，学术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许多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和报告在各种场合和刊物上肆意泛滥。毫无疑问，他们都戕害了为人的基本诚信准则。凡此种种都显示：这多半出自于一些人对文化教养的偏执认识，只重视外在仪式的包装，却没有内在真实诚信的展露。其结果必然导致种种丑恶现象的产生，如前一段时候出现的学术界论文集体造假事件。

真诚淳朴和文化教养是做人的必备要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既要有文化教养的培养以避免幼稚无知、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又要坚持诚信质朴的良好品格以避免虚伪做作，由此他才能充满人性的善良和灵性的清澈。试问这个世界上谁愿意和一个无知的傻子或者自大的疯子，抑或巧妙伪装的骗子相处呢？

君子如竹。竹是高雅、纯洁、虚心、有节的象征。

有人总觉得自己有才干，狂一点儿，傲一点儿，对人不好一点儿，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古人说过，大丈夫成大事不拘小节。我既然有才，肯定能成大事，跟那些谦虚谨慎的人，理所应当有所区别，不然怎么体现我与众不同啊！你们跟随我或者想重用我，就得忍受我的脾气，迁就我，谁让我有本事呢？

孔子的看法跟这种人恰恰相反。孔子说，你再有才能，再完美，只要自己骄傲，对别人吝啬，也不值一看了。有才能却骄傲，不足取；有才能却吝啬，也不足取。

想当年，项羽武艺何等了得，却 “骄且吝”，要给部下封官了，官印拿在手里，左摸右摸，都快把棱角摸秃了，还舍不得给部下。难怪打不过刘邦——人才都跑刘邦那里去了。为什么？刘邦大方！韩信要做“假齐王”，刘邦说：“大丈夫干嘛做假王，要做就做真的！”于是，封韩信为真齐王。当然，刘邦的大方也是别人提醒的。不过，刘邦知错就改，说明他不那么骄傲。所以，楚汉相争，最后是刘邦的“汉”胜利了。

曾子曾经说过：“自己才能高，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学识丰富，却向学识不多的人请教。有才能，却像没有才能的样子；学识很充实，却像学识空虚的样子。别人触犯自己，自己并不与之对抗。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这样做了。”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做个谦虚的人，对自己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三国人物当中，曹操最强的对手是刘备。从个人能力上来观察，刘备确实是没有多大能耐，曹操参战的获胜率为八成，而刘备只有两成，可以说是败多胜少。结果，曹操顺利地扩充势力，而刘备却时沉时浮，举兵20年后仍无建树。为什么最终刘备能成为曹操最强的对手与之抗衡多年呢？

根本原因在于刘备拥有一种弥补个人能力不足的秘密武器——“谦德”。刘备聘请诸葛亮为军师时，不惜三次亲自到诸葛亮的茅屋去请他。当时，两个人地位相差悬殊，刘备虽然在争霸的过程中不太顺利，但也颇有名望。刘备特地三次造访孔明，以崇敬的态度请求孔明做他的军师。在孔明应允之后，又马上将全部作战计划等国家大事都委任于他。这实在是最彻底的谦虚态度以及深切的信赖。

临终前，刘备曾经留给幼主刘禅一封遗书来训诫他，其中有“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名句。“贤”指聪明，“德”指仁德，“德”可谓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所在。如果在位者缺少贤德，便无法推动臣下。刘备又说：“你的父亲是一个缺乏贤德的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刘备认为自己没有德，实际上是他的自谦。

到了晚年，刘备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成就与其说是刘备自己的才智所获得的，不如说是来自部下们的奋斗更为恰当。像孔明、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甚至可以为了刘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他们之所以忠心耿耿，完全是因为刘备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尤其是谦德。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文化的象征。你表现谦虚的时候，不仅体现了自身的高素质，也展示了国人的内涵。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化先驱之一蔡元培先生曾有过这样一件轶事：

有一次，伦敦举行中国名画展，组委会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监督选取博物院的名画，蔡先生与林语堂都参与其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认是中国通，在巡行观览时滔滔不绝，不能自已。

为了表示自己的内行，伯希和向蔡先生说：“这张宋画绢色不错，那张徽宗鹅无疑是真品。”。林语堂不表示赞同和反对意见，只是客气地低声说：“是的，是的。”一脸平淡冷静的样子。

后来，伯希和若有所悟，闭口不言，面有惧色，大概从蔡元培的表情和举止上他担心自己说错了什么，出了丑自己还不知道呢！林语堂后来在谈到蔡元培先生时，还就伯希和一事感叹说：“这是以中国人的涵养来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谦受益，满招损。勿以己之长而比人之短，勿以己之短而妒人之能。须知五岳之外，别有他山之尊。我们应该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学习态度。只有这样，人生之旅才能受益无穷。

讲奢侈排场的人常希望胜过别人，因而常有大款斗富的故事。而过分节俭，便事事不愿与人互通有无，容易陷入固陋。两者均不可取，但比较起来，宁可简陋。

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符合礼的要求。孔子提倡的礼仪，是发自内心肺腑的懂礼讲礼，要发扬的是勤俭节约的精神，反对的是铺张浪费的陋习。

宋人罗大经对俭的研究似乎更加细微、更加精到。他认为，俭的益处有四条：一是养德；二是养寿；三是养神；四是养气。宋人范纯仁也说过，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俭是一种人生观念，它涉及人的幸福观和苦乐观。俭的本身需要约束，需要克制。所以，俭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的。但是，有了约束，有了克制，人就降低了奢望，抑制了贪欲，减少了烦恼，因而俭的结果往往又是幸福的、快乐的。

俭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是对浮华浪费行为的一种有效而有益的约束。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出了勤俭的好处和奢侈的恶果：“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由此可见，提倡勤俭对于家庭幸福和国家安宁关系重大，因为家庭和国家都需要德的维系，而在各种道德修养中，俭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节俭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最大限度地享用生活。热爱节俭是一切美德的根本。

古今中外立大业、成伟名者，大多都是节俭朴素之人。诸葛亮自隐于山中，居茅庐，穿布衣，粗茶淡饭，苦读勤思，养成高尚品德，造就雄才大略。他的名言“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不但是他本人的座右铭，还鼓励人们修身养性，完善人格。被公认为治家高手的曾国藩对俭更是宠爱有加。《曾文正公家训》有言：“居家之道维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侈为要义。”曾氏家族经久不衰，其后代出了不少专家学者，与曾国藩以“俭”为中心的家教有直接关系。

古人论节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节俭是大德而并非小节。节俭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本来如同大象。若是把它视作蚂蚁，显然是低估和小看了它的作用和能量。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离不开节俭，除非你不要生存、不想发展。因为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节俭就意味着人类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发展是建立在拥有足够的能源基础之上的，资源枯竭便意味着停滞不前。

真正靠劳动致富的人是很少挥金如土、奢侈淫逸的。李嘉诚是世人皆知的华人首富，而他至今仍住在30年前的老房子里。他担任公司总裁，可对自己的年薪的发放却严格限制。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不仅自己克勤克俭，而且严格限制子女的零花钱，每项花费都要有详细的记录，花一块钱也得有所交代。因为他们深知：“一粥一饭，常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创业维艰。”

即使再有钱，也不能挥霍无度。瑞士是世界首富之国，但瑞士人的节俭却是出了名的，有时显得近乎“抠门”。欧洲有一句谚语，大意是说瑞士人有两个钱袋，装钱少的钱袋是准备请客的。即使是为自己购物，他们那种认真、耐心、掏钱时的谨慎，也使人叹为观止。比如，选购一张价格低廉的普通中国画，常常是戴上眼镜，又摘了眼镜看，放远了看，又拿近了看，仔细端详，反复比较，就是这样的功夫花过，有时也还是终于搁下不买了。这似乎也为瑞士民族平和、娴雅的气度做了一个注释。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相比以前只能满足“温饱”的生活，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了。但日子仅仅是好过了几年，许多人就把当年的苦日子忘了，把中国悠久的传统美德——勤俭忘了。奢侈浪费、攀比斗富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的思想。

在此，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生活优越更需要俭朴，更需要养成勤俭的习惯。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勤俭节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才能早日使中国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节俭，省下的不单单是钱，而是资源，是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曾国藩手迹。

人们经常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来自孔子说的这句原文，而“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作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生中，生死问题总是无法逃避的—— “自古艰难唯一死”。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这一步，那他也就获得了一种对于生活本身的超越性理解，也就算是真正想开了，变得从容而不是患得患失了。他会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细细体会生活的乐趣。这是一种打开的贯通了的人生智慧和人生境界。

孔子始终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实现仁者的境界，即爱人、爱物。人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当一个人真正能够理解、尊重、诚爱他人，善待万物的时候，他就真正实现了一个人的人性，承担了他的人生使命。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价值和责任。

孔子反复强调人要有仁德、有人性，才好做人。就人而言，人的意义就在于人的活法——人生使命的完成，道德修养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寿命长短、饭量大小、收入多少、服装新潮与否。为人即便是死，也要成就自己的人生使命，维护仁道，这就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历史上，有许多名臣名将、仁人志士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仁道而不畏生死！就他们自身而言，虽然结局各有不同，却都完成了人生使命，成就了仁道。这是他们作为人的意义所在。

岳飞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传说其母曾在他的背上刺“精忠报国”4个字，让他铭记国仇家恨。

1124年，21岁的岳飞从军，为宗泽部下，屡建战功，曾经以寡敌众，以800岳家军大破15000金兵，声名大噪。

1126年，发生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开封，北宋灭亡。1134年 ，岳飞首次伐金，收复襄阳、信阳等6郡。1136年岳飞率军再次北伐，占伊阳、洛阳，后因孤军作战而被迫撤回鄂州。岳飞在这次北伐中壮志未酬，写下千古名篇《满江红》。

1140年春，金兀术南侵，岳飞出兵大破金兵，收复郑州、洛阳，兵临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南20公里），直迫金国首府汴京。岳家军士气高昂，高喊“直捣黄龙”。主和派秦桧向宋高宗献计，连发12道金牌召回岳飞。岳飞退兵前，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结果，岳飞的北伐因为政治原因而失败。之后，岳飞父子被秦桧以谋反罪名予以逮捕审讯。由于找不到证据，最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142年除夕之夜，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杀害了岳飞。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指导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不愧是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

在现代社会，自然不用像古代，动不动就得用自己宝贵的性命，来捍卫真理。但当出现危险的时候，你能不能依据你平常的素质修养，见义勇为呢？

真正的志士仁人，为了“仁义之道”，会有“虽千万矣，我独往”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所维护的，是天地之正气、人间之正道，他们才是真正无怨无悔的“英雄”。

人总是要生活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怎么样，而在于怎样活着。学会做人，是人生的第一堂必修课。做人得仁，仁者爱人。人生在世，总要有所收获才会安然离世吧。唯有这样做，你的人生才是最值得回味的人生，永远如春日般美妙的人生。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品学兼优，勤奋好问，谦虚谨慎，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说。即使身处穷困之境，也能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以德行著称，经常得到孔子的夸赞。但不幸的是，他短命而亡。颜回死时，孔子悲恸欲绝，说“天亡我”。

颜回有很多优点。在这里，孔子称赞了其中的两个，就是“不迁怒，不贰过”。所谓不迁怒，就是：自己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什么烦恼和愤怒，不发泄到别人身上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拿别人做自己的出气筒。

一位经理早上起床，发现上班时间快到了，便急急忙忙开车去公司。他急于赶时间，结果闯了红灯，被警察开了罚单。这样，他不想迟到也不可能了，他非常生气。到了办公室，刚好看到桌上有一封信，原来是他昨天下班时交代秘书寄出的，而秘书居然还没寄。他便把秘书叫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秘书受了气，把手下一名员工叫来，叫他赶快去寄信。员工动作稍慢了一些，秘书就一顿狠批。这名员工被骂得心情恶劣，恰好见到清洁工在楼道干活，就借题发挥，骂清洁工挡他的道。清洁工憋了一肚子闷气，下班回到家，见儿子不做功课而在玩游戏，便把儿子狠训了一顿。儿子回屋去做功课，看见家里养的猫，便没好气地踢了猫一脚。猫委屈地跑远了。

你看，这个故事里，从经理到小孩，都不能做到“不迁怒”，都拿比自己弱的对象出气。这样做，自己可能心里稍稍好受一些，可却伤害了别人。别人慑于他们的权势身份，当面可能不会反抗，但心里对他们肯定不会有好看法。

迁怒是一个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无修养的人。孔子提醒我们：“忿思难。”（《论语·季氏篇》）当你要发怒时，一定要先想想它会带来什么祸患。既“不迁怒”，又“忿思难”。常记着孔子的这两句话，我们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地处理好各种复杂的人际纠葛和麻烦的事情。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事业的成功，也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

“不迁怒”说完了，再说说“不贰过”。

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就是“贰过”。比如酗酒的人，酒醒后赌咒发誓再也不酗酒了。可下次见到酒，又是酩酊大醉。再如抽烟的人，一再说戒烟，可就是戒不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自嘲的：“戒烟有什么难？我都戒了一千次了。”

有个人脾气非常暴躁、易怒，经常爱与人争执，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有一天，这人到大德寺游玩，碰巧听到一位禅师正在说法。听完后，他受益匪浅，愿痛改前非。于是，他对禅师说：“师父！我以后再也不跟人打架、发生口角了，免得人见人厌，就算是受人唾面，我也只会忍耐地拭去，默默地承受！”

禅师说：“何必呢，就让唾沫自干吧，不要去拂拭。”

“那怎么可能？为什么要这样忍受？”

“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你就把它当做蚊虫之类停在脸上，不值得与它打架或者骂它。虽受唾沫，但并不是什么侮辱，微笑地接受吧！”禅师说。

“如果对方不是吐唾沫，而是用拳头打过来时，那怎么办？”

“一样呀！不要太在意，这只不过是一拳而已。”

这人听了，觉得禅师说得太没道理，终于忍耐不住，忽然举起拳头向其头上打去，并问：“和尚，现在怎么样？”

禅师非常关切地说：“我的头硬得像石头，没什么感觉；倒是你的手，大概打痛了吧？”这人哑然，无话可说。

事实上，一个人要能做到“不贰过”，的确不容易，尤其是习惯成自然后。所以，孔子特别赞扬颜回“不贰过”的修养。为什么一般人难以做到“不贰过”呢？分析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我们常常口头上承认自己某事做错了，或有某种毛病，但心里并不以为自己错，或认为自己的过失并不像别人指出的那么严重。

第二是我们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也试图不再重犯。但我们没有深刻地总结教训，没有查找我们会犯错的原因。

第三是我们缺乏改正的勇气和毅力。过失的产生，源于我们自身的弱点，例如怯懦、贪婪、骄傲、褊狭、好逸恶劳、虚荣等。我们要纠正自己的过失，就是向自己开战。这不但困难，也会有痛苦。这时，特别需要的就是勇气和毅力，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非得把错误、毛病、坏习惯纠正过来不可。

“不迁怒，不贰过”，需要你有优秀的道德修养，谦虚做人，有坚韧的勇气和毅力，勇于承认错误，面对错误，改正错误。只有这样，你的个人素质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戴。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春秋末鲁国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佛语有云：君子能忍，必成大器。与其说是别人让你痛苦，不如说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孔子一生中备受冷遇，历经劫难，但却活到73岁。在古代，人类受医药诸方面的限制，无法战胜疾病，再加上物质条件落后，故“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么，孔子是怎样在逆境中得享古稀之龄的呢？

孔子非常注意心理上的健康，他说，君子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

在孔子看来，少年正是生机勃勃的时候，一切刚刚开始，离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外表虽然已经像大人，但肢体骨骼还未真正长成，血气轻浮，不够牢固。此时，正要注意加强营养、巩固身体。然而，这个时候的青年由于自制能力较差，意气用事，做事全凭冲动，容易受到外在的诱惑而伤害自己。

时下逐年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在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的同时，也制造了太多的诱惑，如各种仿真的游戏玩具、随处可见的三级网站、赌博娱乐、色情加暴力的影视轰炸。这些即便是成年人都难以抵挡，更何况自控能力还比较弱的青少年了！

一个14岁的少年，从小性格比较内向，尤其是上初中后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他平时喜欢上网，看黄色录像，经常浏览色情网站，不知不觉沉溺其中。

2007年5月14日中午11点多钟，少年看过色情网站之后，便产生了想与异性亲密的冲动。他骑自行车路过油菜地，正好遇见往学校去的10岁小女孩。此时正值中午时分，田野上已经没有劳作的人。少年顿时产生了一种邪恶的冲动，便上前用双手扼住小女孩的颈部，将她摔倒在地。小女孩吓得叫起来。少年心里一阵紧张，不顾小女孩的反抗，用力卡她的脖子，直到她失去反应。

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面对庄严的法庭、悲痛欲绝的被害人家属，少年低下了头，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但此时此刻，悔之晚矣，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太早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而同样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年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早早地戒绝色欲，或者家长起到监护人的责任，想必结局也不会如此悲惨。

青年戒色，不仅仅是说“不要因为禁不住色诱而犯罪”，也有“节欲”的含义。现在的青少年生理成熟远远早于心理成熟，很多人都有难以把握的事情，令他们无法理智地思考和控制。越是父母应该监督的事，越背着父母——父母知道了，肯定完蛋了。古时“医圣”孙思邈就曾经说过：少时纵欲虽获得一时快意，但因为精髓竭绝，终会成短命鬼。

事实也证明，这些告诫与现代医学的观点基本相同，并非危言耸听。人在少年时期，身体正处于迅速生长发育的阶段且刚刚具备生殖能力，此时，机体中的各个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并缺乏自控能力。在此时期过早地介入性生活，非但不利于身体的生长发育，而且对一生的健康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明朝皇帝朱载因少时纵情施欲，36岁就死了。清代皇帝同治，年纪轻轻之时就对众多宫室贵嫔感到不满足，竟微服私下与妓女行乐，也过早去世了。男女之间如果过分地贪欲，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身体就毁掉了。有许多中老年人的病，就因为少年时的不知自控，没有“戒之在色”而种下病因。所以，少时纵欲有悖于养生法则，无疑是应该戒绝的。

孔子认为，人到中年要戒斗，就是不要逞强好胜、好勇斗狠。人到中年，身强体健，精力充沛，总想着大有作为，大干一场，及早建立一番功业。但是，孔子告诫中年人，身体好固然可以想着去建功立业，但不要一味地好勇斗狠。这话很有深意。人在身体健壮的时候，通常对自己都很有信心，遇到不顺的事情不愿低头，往往容易与人争执，甚至因小失大，更有甚者送了性命。

据报载，有个姓解的人，一直靠在北京协和医院倒号为生，每个仅14元的号转手就卖出几百元，有时甚至高达两三千元。由于他经常加塞，引起一个同行的不满，他便对那同行拳打脚踢。另一个姓冷的号贩子出来打抱不平，他的火一下蹿了出来，拿出事先藏在水泥板下的尖刀，按住冷某猛刺其背部和胳膊。被刺几刀后，冷某跪在地上求饶。解某仍觉得不解气，又疯狂地扎了下去，被扎11刀的冷某当晚因抢救无效死亡。

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这无谓的意气之争，搭进去两条人命。冷某无辜惨死固然可悲，造成这一悲剧的解某也逃不过法律的严罚。

人到中年对钱财的需要是最多的。同时，人到中年的精力和智力也是最充沛的，争斗最激烈，也最容易出问题。千万别“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孔子让中年人戒“斗”。

人进入老年时期，开始气血两亏，身体不济，死亡的临近使他们对生命充满依恋。在这种内心恐慌的促使下，往往会拼命地试图抓住所能拥有的一切。对生命的贪恋造成了行为上的南辕北辙——精力和体力都被这种贪恋消耗掉，更快地走向死亡的不归路。所以，孔子强调老人要戒贪。许多大半生都很成功的老人晚节不保，原因就在于此。

有的老人贪钱，而有的老人贪的是权。晚清的李宝嘉写了一本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描写一个做官的人做上了瘾，临死时躺在家里床上，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还做官，还要过官瘾。于是，两个副官站在房门口，拿出旧名册，一个副官念道：“某某大员驾到。”另一个副官念道：“老爷欠安，挡驾！”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像《官场现形记》中描写的这一类官迷。他们离了官位，就活不下去了。在位的时候，下属前呼后拥，百般奉迎，自己威风凛凛，生龙活虎。退休下来以后，“人走茶凉”，门前冷落车马稀，大家也不再把他高看一等，在家就闲得发愁、发烦、发慌，甚至因此憋出了病、憋没了命。

还有些人，已经很有钱了，却还是拼了老命去赚更多的钱。别人想不通，问他为什么这么“要钱不要命”。他回答：“正因为年纪大了，才拼命赚钱。如果再不赚，就没多少机会了，我要给儿孙留够1000万。”

这些老年人，不管是贪钱、贪权、贪名……都是太过看重自己曾经或者已经得到的东西。舍不掉，放不下，忘不了，不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看了这些人的表现，越发觉得“老年戒贪”的修养太重要了，岂止是为名为利而已。人生能把这些道理看得开，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自在舒服。否则，到了晚景，辛苦一生，却连自己的后事都没安排好，也太痛苦了。

孔子讲的“三戒”如同人生三个关隘，闯过去便是踏平坎坷成大道，闯不过去便是拿到了一张不合格的人生答卷，轻则半生虚度，重则一生荒废。无论人处于什么阶段，这“三戒”的内容都应当牢记心中，以“礼”约束，用理性的缰绳去约束情感和欲望的野马，达到中和调适，便能顺利闯过人生的这几个关口。

昼息鼓琴。快乐在于心态，孔子是一个乐观的人。

最幸福的似乎是那些并无特别原因而快乐的人，他们仅仅因为快乐而快乐。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事，都不是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但如果仅仅因为没有能令你欣喜若狂的事情发生，就抱着一种不快乐、不开心的态度生活，那只能说你做人太悲观了。

乐观主义者看世界，是由无数道门组成的；悲观主义者看世界，是由无数道墙组成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同样都是苍茫百年，为什么不快乐地生活呢？我们要过的，是“寻找快乐，享受快乐”的生活。其实，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心态。所以说，“心态决定人生”。

孔子心态快乐，他能从简单的学习中寻找快乐、享受快乐，能从各个方面来寻找快乐、享受快乐。心态快乐，人生自然快乐。

清人金圣叹能从平淡生活中找出那么多“不亦快哉”的乐事，也是因心态快乐。比如：还债毕，不亦快哉！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上街见两个酸秀才争吵，让人烦恼，这时来一壮夫，振威一喝，争吵立解——不亦快哉！

生活中有快乐，那我们就享受快乐；生活中没有快乐，那我们就寻找快乐。

曾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

一个穷人在河边钓鱼。这时，过来一位富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做点儿更有意义的事呢？”

穷人问：“做什么事？”

富人说：“比如去设法贷款买条渔船，出海捕鱼……”

“那又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赚到钱，还清贷款，还能买一条更大的船，捕更多的鱼……”

“那又能怎样呢？”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取得更大的成功，你就有能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做什么事呢？”穷人问。

“比如，你就可以悠闲地到河边钓鱼，享受人生的乐趣。”

穷人说：“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呢？不是正在钓鱼吗？”

我们并不是不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心中那个远大而宏伟的目标去奋斗、去拼搏，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抱着乐观的生活态度，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到快乐、认识到快乐，从而享受到快乐。其实，只要敞开你的心扉，快乐就在你眼前。

有一个国王，常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为将来的前途而担忧，整日郁郁寡欢。于是，他派大臣四处寻找一个快乐的人，并想办法把这个快乐的人带回王宫。这位大臣四处寻找了好几年。有一天，他走进一个贫穷的村落时，听到一个快乐的人在放声歌唱。寻着歌声，他找到了正在田间犁地的农夫。大臣问农夫：“你快乐吗？”

农夫回答：“我没有一天不快乐。”

大臣喜出望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农夫。农夫不禁大笑起来：“我曾因为没有鞋子而沮丧，直到我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没有脚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为低工资而懊恼、忧郁，猛然发现邻居大嫂已经下岗失业，马上又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工作可以做。虽然工资低一些，但起码没有下岗失业，于是，心情转眼就好了起来。

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快乐就是如此简单。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如果我们有着快乐的思想，我们就会快乐；如果我们有着凄惨的思想，我们就会凄惨。每个人都有可能承受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可天下释解压力的灵丹妙药并不特别为那些不寻常的人生产，恰恰就在常人那里：快乐一把，及时调整心态。

有一个成语叫“华而不实”，本意是说只开花不结果实，后来用来比喻虚有其表。华同“花”。这个成语是由孔子的“秀而不实”演变而来的。秀，就是吐穗扬花。

孔子满腹道德学问，一腔热血忠心，生平却是一直郁郁不得志。走上层路线，很少有人欣赏他，甚至有些握权者欲除之而后快，连贩夫走卒、农民柴夫都看不起他，对他冷嘲热讽。最困难的时候，差点儿被饿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跟随他的众多弟子，少有品性优良得他夸赞能有善终的。那些得志一时的往往违背他的“仁”道大义，为他所不喜。

人们常说，生命是一个过程，生活是一个经历。你“尽”了“人事”，作出了你的努力，那你的这个过程、这个经历就是无悔的。至于努力的结果是否成功，就不妨看淡一点，不必耿耿于怀。 “尽人事”是积极的人生，“听天命”是一颗平和的心。

诸葛亮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他始终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入世，这种既能尽力去奋斗不息，又能安时顺世、乐天知命的德行，确实令人钦佩，更是我们处世行事的风范。

下面这个苹果树的故事和孔子的“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的意思很贴近，都是借物喻人，抒发自己的心志。

我老家的院子里曾经有一株苹果树，那是很多年前父亲种下的。我还记得那株苹果树第一次开花时，我们一家人都很兴奋，没事就在树下转转，不时仰望枝叶间盛开的雪白花瓣，好像那不是花，而是一个个又香又甜的苹果。

那时我还小，以为果树只要开了花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结果。在家里，我比谁都在意那株苹果树，每天都要仔细地看上好几回。然而我的在意并未换回期待的回报，雪白的苹果花有的残了，有的落了，夏天还没完，原本满树的苹果花竟然落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碧绿的叶子仍在枝头茂盛着。

没有人知道我有多难受。因此，我几乎是带着哭腔去问父亲，为什么那么多的苹果花竟然结不出苹果，哪怕是一个也好啊。父亲却呵呵笑起来，说，傻小子啊，南方种苹果树本来图的就是热闹啊。

从此，我对院里的苹果树没了好印象。每当我见到父亲用欢喜的眼神看着苹果树时，我还会对父亲冷嘲热讽：一棵不结苹果的苹果树，有什么看头呢！父亲却并不理会我的奚落，仍然关注那株不结果的苹果树。每年苹果花开时，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替苹果花操心。风起了，担心风刮落了苹果花；雨来了，又担心雨打坏了花里的蕊。我真是替父亲不值。

有一年，苹果花开得格外茂盛。有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父亲几次把头探到门外，嘴里还喃喃自语：“哎，这么猛的雨，苹果花受罪了！”似乎有谁给他一块大雨布，父亲还真会扯过去给苹果树盖上。

我终于憋不住了，又开始对父亲冷嘲热讽起来。原以为，这次父亲会跟以往一样，对我的讥讽沉默以对。但是，父亲突然扭头看着我，似乎沉思了一阵，缓了缓，说：“你已读中学了，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花能不能结果，不能由花说了算。花开了，也许结不出果，但是如果先不把花开好，就肯定结不出果来。”

现在，我早已长大成人。老家的院子已不复存在，那株苹果树也因院子的拆迁而被砍掉了。但是，我始终牢记着那个雨夜父亲对我说的话，提醒自己无论身陷何处，都记得做一株开花的苹果树——因为，只有先把花开好了，才有结出果实的可能。

俗话说：“好运只青睐有所准备的人。”想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有所收获，勤奋和坚持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现在的我们，无法掌控命运，只能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做好，一切准备好了，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等着幸运女神到家门口了，你才开始作准备，怎么可能成功呢？

尽人事，听天命。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外因条件、外在环境是第二位的，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子路是孔子的门生，擅长政事，长年跟随在孔子身边。他问关于鬼神与生死的问题，孔子没直接回答他，而是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转折，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人都没侍奉好，怎么侍奉鬼神？生都弄不明白，怎么弄清楚死？其实，意思就是说，人要脚踏实地，先做好眼前的事。

做事要脚踏实地，就得一步一步地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可急于求成，因为循序渐进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成功的诀窍体现在一个“度”上，不可操之过急或过缓，要掌握求稳渐进的奥妙。做事要求稳妥和周全，稳扎稳打，一步接一步地有序进行。急于求成，就可能会功败垂成。

在中国企业群雄榜上，三株公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保健品帝国。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前无古人的行销模式，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市场上进行了一场充满东方特征的、伟大的市场试验，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1996年，三株集团宣布完成销售额80亿元。自此之后，三株公司便患上了一种十分典型的“综合紊乱症”，表现为企业与政府、与传媒、与市场以及内部管理的种种不协调。三株公司与相当部分传媒的关系，是通过高额的广告投放来维系的。如果市场发生波动，广告款项一旦出现拖欠，一些传媒立即“翻脸不认人”。而在市场方面，由于十多万人、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指挥部在前线作战，种种夸大功效、无中生有、诋毁对手的事件频频发生，总部到最后已疲于奔命而无可奈何。

仅在1997年上半年，三株公司就因“虚假广告”等原因遭到起诉10余起。总裁吴炳新曾明文要求各地“带疗效的广告宣传倒给钱也不能干，我们这样做，等于给别人送炮弹来打我们”。可是，尽管三令五申，却已经无法改变近乎失控的市场局面。

在内部管理上，恐龙结构所带来的弊端尤为突出。到1997年，三株公司在地区一级的子公司多达300多家，县级办事处2210个，乡镇一级的工作站则膨胀到13500个，直接吸纳就业人员15万以上。看上去，三株公司的营销队伍浩浩荡荡，实际上却是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在下属机构甚至出现一部电话3个人管的怪现象。

三株公司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种种类似“国企病”的症状。为了统一协调全国市场，总部设计了十多种报表，以便及时掌握各个环节的动态。但一个基层办事处，哪来那么多变化需要填？上面要报，下面就造假。在一次总结会上，总裁吴炳新气愤地说：“现在有一种恶劣现象，临时工哄执行经理，执行经理哄经理，经理哄地区经理，最后哄到总部来了。”

1997年，三株公司的全国销售额出现大幅度滑坡，比上年锐减10个亿。总裁吴炳新在年终大会上做了一个他称之为“刮骨疗毒”的报告，痛陈三株公司“15大失误”。

1998年初，三株集团“吃死人”的新闻曝光后，三株“帝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三株集团的综合性、多方位的紊乱并发，与其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三株公司急于求成、铺天盖地式地撒广告，造成巨大的浪费，并滋生了腐败。同时，广告的虚假性也给社会带来危害，让自己的品牌形象迅速坍塌。种种原因使三株公司走向“自焚”，悬崖勒马为时已晚。

不理智地扩张，貌似强大，实在脆弱不堪一击。做事应当有条不紊地稳健运作，脚踏实地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像三株这种没有打好基础就想盖冲天大楼的行为，当然会招致失败。

不仅仅是商业经营需要先做好眼前事，打好基础，我们做事也一样，要务实一些，最好找现成的做，把现在的做好了。再好的事情，条件没成熟前都要少做。不务实的人以为真能“空手套白狼”，结果只能是自己被狼吃了。同样的道理，狂妄的人张牙舞爪，最后必无大成，因为他把精力都耗在那些外在的东西上了。人只有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务实不虚，才能从低飞高。

一位年轻人想考入一所著名的经济管理学院。在填写申请表时，主考官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你是一位领袖人物吗？”年轻人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个性、能力还不适合于对别人发号施令，于是，他很诚实地回答：“我不是。”然后，交回表格。

同去的同学都回答“是”，理由是受到拿破仑一句名言的影响：“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位年轻人想，只有自己填上“我不是”，看来是不可能被录取了。张榜之日，出乎他的意料，他第一个榜上有名！

学院的复函写道：“我们审查过所有的申请表格之后发现，有1200个领袖，我们当即决定首先录取你，我们这1200位领袖至少需要一个跟随者！”

一个人有远大理想，想成就大的事业，是一件好事。从士兵到元帅，需要你一步步去努力，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元帅。元帅都是身经百战，从士兵做起，一级一级晋升上去的。同样，如果你在企业上班，你要想成为部门经理，就必须从职员做起，一点点地熟悉你所从事的事业，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曾国藩在《致吴竹如》中说：“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意思是既要心怀大志，又要脚踏实地。

太多太多的“能人”一生沉沦下去，就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不平，以致没有时间或心情去干眼前的“小事”、“琐碎事”，使自己的才华无法展示出来。很多“能人”在得到梦寐以求的职位或工作之后，很快就从新职位上摔了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惦记着“机会如何来临”，而没有想到机会如果来临应该怎么办，好比心里一天到晚想着当元帅，根本没有想到真正当上元帅怎么办，更谈不上实际去准备了。尽量做好眼前的工作，这才是每一个梦想成功的人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所以说，无论是做人处世，还是经商治国，都要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最简单的事做起。先做好眼前事，是成事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菜根谭》里有一句格言：“万事皆缘，随遇而安。”我们生在人世间，必须学会接受现实，虽然现实有时候很残酷。只有学会随缘一世，才能活得自在。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

这位运粮官真正能做到“随遇而安”。所以，做人要拥有一颗平常心。孔子的这句“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包含着很深刻的人生哲理——随遇而安。“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全身心地适应、融入不同的环境，以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不受外部的影响。在学习的时候，发奋用功，能忘了吃饭，自然会取得好的成绩；在享受快乐的时候，能全心全意，不受外部的干扰，自然会忘记忧愁和时间。这就是“随遇而安”的境界。

显而易见，孔子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旷达之人，其“随遇而安”的可贵精神和风范很值得我们效仿。许多人都有这种愿望：有生之年，顺顺利利地度过每一天。可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它常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一击，把我们伤得好深、好痛，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这就要求我们学会自我调节，学会适应环境，学会随遇而安，化解一切不幸和痛苦。

世事难料，人生变幻。也许你苦心经营的事业会被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毁于一旦；也许你正精心安排着你的前程，精心设计着你未来美好的蓝图，一场大病却彻底重写你的人生；也许你本来就体质虚弱，你想实现壮志雄心，却是力不从心；也许你激情满怀，理性不足，盲目投资，结果不仅惨败，不经意间还花去你十年青春……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更需要有“随遇而安”的健康、坚强的心态。

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被一只狂怒的野兽追赶。旅行者为了逃生，跳到一口无水的井中，然而，他看见井底有一条龙，张着血盆大口想吞噬他。这个不幸的人不敢爬出井口，否则会被狂怒的野兽吃掉；他也不敢跳入井底，否则会被巨龙吞噬。他抓住井缝里生长出来的野灌木枝条，死死不放。他的手越来越无力，他感到不久就会向危险投降，那危险正在井口和井底两头等着他。他仍然死死地抓住灌木。忽然，两只老鼠绕着他抓住的灌木主枝画了一个均匀的圆圈，然后开始啃噬。灌木随时都会断裂震掉，他随时都会落入龙的巨口。旅行者目睹着这一切，深知必死无疑。在他死死抓住灌木的时候，却看见灌木的树叶上挂着几滴蜜汁，他便把舌头伸过去，舔舐着最后的快乐。

旅行者马上要死了，还敢去舔舐蜜汁。我们尚且还有众多的选择和后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往好处想，一点点地适应呢！人生于世本来就渺小脆弱，可还是经常自我膨胀，缺乏清醒的自我定位，往往造就太多的遗憾，挫败在所难免。面对失败挫折，你得学会随遇而安。随遇而安是对挫败者的一剂良药，是人生的另一种坦荡，是一种成熟后的胸怀。

随遇而安是人生拼搏的另一种境界，不是消极的承受，也决非放弃应有的追求。水看似柔弱，面对高山阻挡，巨石拦路，溪边鲜花小草柔情的挽留，终不改归海的初衷。只有随遇而安，才能卸下捆绑于心的精神枷锁，才能轻装上阵。随遇而安是无为而有为，是无欲而有欲，是成熟的一种标志，是成功者的一种素养。

现代人常常情绪紧张、焦虑、恐惧，导致心理上的极度不安，进而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为人当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则能健康、幸福。随遇而安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够安定下来，并重新学习研究，取得新的成绩。一般说来，不做亏心事的人，心地光明磊落的人，不受无功之禄、不贪无功之赏的人，实事求是不图虚名的人，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人，是最能做到“随遇而安”的。

什么样的人做不到“随遇而安”？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因为严于律己而“随遇不能安”，总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少，得到的荣誉多，因而能化“随遇不能安”为动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以求心安。另一类人，面对来去匆匆的生命，却不屑于用心经营，这个看不惯，那个不满意，盲目攀比，比物不比德、比上不比下，就只能比发牢骚比抱怨、比烦恼。这种人很难真正心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身心疲惫，活得很累。

在当今这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攀比，在徒劳的垂死挣扎，在摈弃逆来顺受的懦性的同时，也失去了随遇而安的平静。在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我们真的需要一点随遇而安的心态。谁说跟命运抗争就一定会赢呢，或许命运本身就是对的！所以，我们也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或许，这样的心境反而能让我们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宰予，字子我。有一次，他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为什么要批评宰予呢？因为宰予回答鲁哀公的问题不对。周代用栗木做土地神的牌位，使民战栗，效果是不好的。就是说，这是周人做得不妥当的一件事。但这已经既成事实，后人再说三道四，也改变不了历史。在孔子看来，鲁哀公问社，宰予应“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孔子所表达的无非是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宽容待人，不要揪着别人的错处不放。应着眼于现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要去纠缠前人的对错。另一层含义就是凡事不悔，已经过去的事不必老说，你纠缠过去，对今天并无用处。

宽容，既是一种处世方法，也是一种高尚情操。平白无故地被人辱骂，当然很不乐意。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张口就骂的人，一般都没有修养、没有风度，有什么必要与他们一般见识、争论不休呢？不要把别人带来的伤害深深地留在你的记忆中，继续侵蚀你的心。

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就会丧失愉悦的心情，而且更会损害健康，最后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怨恨只是一种无能之举。假如别人伤害了自己，千万不要只会怨恨。关键是要学会宽容，并避免被别人再次伤害。

有一句名言说：“生气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老是念念不忘别人的坏处，实际上最受伤害的就是自己的心灵，搞得自己痛苦不堪，何苦呢？这种人，轻则自我折磨，重则就可能导致疯狂的报复了。既往不咎，才可甩掉沉重的包袱而大踏步地前进。所以，人要学会忘记旧恶，用宽容之心赢他人之图报。

唐朝的李靖曾任隋炀帝的郡丞，发现李渊有图谋天下之意，亲自向隋炀帝检举揭发。李渊灭隋后要杀李靖，李世民反对，再三强求保他一命。后来，李靖驰骋疆场，征战不疲，安邦定国，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还有魏征，曾鼓动太子李建成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同样不计旧怨，量才重用，使魏征觉得“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也为唐王朝立下了丰功伟绩。

宋代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态度，应当说也有那么一点“恶”行。他当宰相那阵子，因为苏东坡与他政见不同，便借故将苏东坡降职减薪，贬官到黄州，搞得他好不凄惨。然而，苏东坡胸怀大度，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更不念旧恶。王安石从宰相位子上垮台后，两人关系反倒好了起来。他不断写信给隐居金陵的王安石，或共叙友情，或讨论学问，十分投机。

相传唐朝宰相陆贽有职有权时曾偏听偏信，认为太常博士李吉甫结伙营私，便把他贬到明州做长史。不久，陆贽被罢相，贬到明州附近的忠州当别驾。后任的宰相明知李陆两人有点私怨，便玩弄权术，特意提拔李吉甫为忠州刺史，让他去当陆贽的顶头上司，意在借刀杀人。不想李吉甫不记旧怨，上任伊始便特意与陆贽饮酒结欢，使那位现任宰相借刀杀人的阴谋成了泡影。对此，陆贽深受感动，便积极出点子，协助李吉甫把忠州治理得一天比一天好。李吉甫不图报复，宽待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

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将心比心，谁没有过错呢？当我们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时，是多么渴望得到对方的谅解啊！古人古事，脍炙人口；以古为镜，可以净心灵、辨是非、明前途。

宽容是一种雅量、文明和胸怀，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宽容别人等于宽容自己，宽容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的美丽。宽容还是制止报复的良方，善于宽容的人不会被世上不平之事所摆弄。即使受他人的伤害，也决不去冤冤相报，而是时时提醒自己：“邪恶到我为止。”

心胸太狭窄绝对是坏事，报复心太强烈只能害自己，会影响交际和事业。宽容别人不仅是自己的一种美德，更是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秘诀。切记，愤怒是毒药，宽容是良药。

鲁迅的作品《祝福》里的那个祥林嫂，在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后，就陷入深深的自责，逢人就要把自己的不幸诉说一遍，责怪自己那天不应该让阿毛在门口剥毛豆：“我怎么就没想到会有狼呢？”祥林嫂的遭遇的确让人同情，可她总说，周围的人也不免听烦了，后来都躲着她……“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教导我们的，是一种明智的、务实的也是豁达的人生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就能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幸、已有的失败，就能走出昨天的阴影，开创新的生活，而不是陷入沮丧、懊悔、自责之中不能自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必要的。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今天，而不是陷入昨天，陷在历史的纠葛中走不出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宽容待人，凡事不悔，如此而已。

谢安（320—385），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为人很有雅量。

追求快乐是人之本性。人要得到快乐，关键要有一种乐观的心态。知足常乐正是当代人的根本需求，能使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之间达到平衡。知足是一种智慧，常乐是一种境界。

美国开发初期，地广人稀，地价便宜，土地的出售以一人一天所跑的范围为准。于是，有一个人付了钱之后就开始拼命跑，从早晨到中午、到黄昏，此人也不休息，唯恐少圈了地。结果，他倒是圈了好大一块地，而自己却因奔跑过度，累死了。卖主只好将他草草就地埋葬。此人最终占的不过一棺之地。

一个人，再怎么有钱、有权、有名气，到了生命的尽头，也只不过是需要“一棺之地”安葬罢了。“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孔子也提倡人们 “知足常乐”，警戒人们不要“不知足而常怨”。

知足常乐是一种适可而止的精神，但不是安于现状，不是不思进取。理性的进取应该以知足常乐的心态为基础。没有适可而止的精神和知足常乐的心态，人们往往会采用不符合伦理的手段，达到人们欲望的短暂满足，由此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良的社会效应。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能病态地沉溺于欲望的满足，而知足则是一种心理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节制和坦荡。人如果只为满足欲望而活着，那就永远也满足不了。满足了一种欲望，就有十种欲望受到压制，又有百种欲望随之产生。它们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定会使人常不乐或者乐不常。

知足常乐是一句古训，也是人生的真谛。诸葛亮“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做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他们的言行蕴含着知足者的宽广情怀，尽显常乐者的怡然自得。

唐伯虎曾经写过一首《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唐伯虎一代才子以文名天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花落水流，一片自然。将车马权贵视若尘土，将酒盏花枝分者奉为天人，自有傲骨。疯癫也好，痴狂也罢，花间独坐自饮自斟，自有风流。像陶渊明、唐伯虎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使我们很受启迪。

世人生活在万丈红尘中，求名、求利、求婚姻，求的事太多了。怎么能知足呢？房子还不够大呢，官还太小呢，车子是便宜车，存款才十几万，烦心事多了。很多时候，为事业、为爱情、为家庭，我们不能不拼了老命去干活、去赚钱、去操劳。根本不可能知足，也不敢知足。可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于是，觉得生活像根鞭子，而自己却像只陀螺，一直旋转到形神俱疲。这时候，难免心生感慨。

其实，赚一千，有一千的活法；赚一万，有一万的活法。穷人自有穷人的乐趣，没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我赚钱少，就少花，青菜稀饭依然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我赚钱多，就多花，但就算是天天鱼翅龙虾，也不一定能快乐。所以说，决定你是否快乐的因素，物质条件算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心态。只要你有“知足”的好心态，就能“常乐”。但是，如果你只有“不知足”的不良心态，那么一辈子都得辛劳，都得“常怨”了。

以平常心、宁静心面对周围的一切，真诚、善良地为人、处事，自能赢得人生的至乐。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闲对青山隐绿丛，春波抱日半江红。长竿漫置听莺啭，俗事随钩没水中。

知足常乐，不知足常怨。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

凡是尽力而为，争取不到不强求，顺其自然。

太多的“能人”一生沉沦，就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不平。

魏征（580—643），唐初宰相，以敢于向皇帝直率进谏而著称。

生活中，我们常会和父母意见不一致，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都会出现差异，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是，矛盾产生了，代沟也就产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顺父母呢？

孔子认为，当我们与父母意见不同时，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但不要固执己见。父母听你的劝告最好，不听也不必较真。父母说让你干什么你能干就去干，不能干也别直接就推辞，免得伤了老人家的心。

作为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而理解与宽容则是尽孝的一贯精神。一个不能理解父母，只是固执己见的人，是难以真正对父母尽孝的。他和父母生活在两个相互隔绝的心灵世界中，这是很尴尬、很悲哀的一件事。要想真正理解父母，还在于善于接受父母的意见，实现他们的心愿。至于这么做是否经济，已是次要的了，别忘了。孝的根本就在于取悦父母。我们在父母身心愉悦的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心灵的满足。孝的意义由此得以体现出来。

其实，家庭中的许多争吵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员之间的冷漠，都是由缺乏相互间的理解、固执自我所造成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相互伤害。所以，孝顺父母一定要走进父母的内心世界，学会理解他们的想法。

孝顺，孝顺，顺从有时便是孝。所以，孔子讲“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当然，前提在于不违背“仁”与“礼”的标准——盲目顺从有时会让子女的生活蒙上阴影，这也肯定不是父母所期望的。即便是父母有错，为人子女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同父母适当争辩，而不应与父母斗气。

燕文跟母亲吵架了，她一气之下，冲出家门，走进茫茫的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她发现走得匆忙，竟然一分钱都没带，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夜色渐深，燕文饥肠辘辘。忽然，她看到一个小小的馄饨摊，一位老婆婆在摊前忙碌着。

馄饨的香气扑鼻而来。老婆婆早已注意到这个一脸忧伤的女孩子，她热情地招呼：“小姑娘，吃碗馄饨吧！”燕文转过身，尴尬地摇摇头，说：“我忘记带钱了……”老婆婆笑了笑：“没关系，我请你吃。”

片刻之后，老婆婆端来一碗馄饨和一碟小菜。燕文吃了几口，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小姑娘，怎么了？”老婆婆关切地问。燕文心头感到一股暖流，边哭边把她的委屈讲了一遍，言辞之中有许多责怪母亲的话。

老婆婆听了，摇摇头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只是煮了一碗馄饨给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你妈给你煮了十多年的馄饨，从小到大照顾你，你怎么不感激她呢？为什么还要跟她吵架呢？”燕文听了这话愣住了，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儿时母亲疼爱自己的画面。馄饨吃完，她谢别老人，朝家走去。走到自家胡同口时，她看到妈妈正焦急地左右张望……《康熙大帝》里有一个情节：皇十四子顶撞了父亲，老康熙气得急火攻心，拔剑要砍杀这个忤逆的儿子。这时候，大臣张廷玉抱住了康熙，对皇十四子喊道：“你还不快跑？”皇十四子听了，一溜烟赶紧跑了……“跑”，在这个时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至孝。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下，还有别的选择比“跑”更具有智慧、更符合人情的吗？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跑”能够让父亲避免犯更大的错误，也显示出一种退让之道的大智慧，更是“孝”的真谛。

有一次，曾参的父亲觉得他有过失，就拿着手上的杖打他的头。结果一打，大概是打中要害，曾参就昏迷了。

孔子针对这一件事情说，这是曾子的错。为什么不跑呢？你昏迷了，万一你死了，你不是害父亲背上杀人罪名吗？

现在，一些在“糖罐”中成长的孩子，却忘了自己“糖罐”是从何而来，更忘了父母也会有年迈需要照顾的一天，似乎自己得到一切都天经地义，一切都应让父母来照料。

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其他美德的基础，所谓“百善孝为先”，“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不孝父母，禽兽不如”。在赡养父母这个问题上，多想想当初父母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成人的，再想想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怎么对待你。要牢记孔子说的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卧冰求鲤。西晋孝子王祥，生母早丧，常受继母朱氏虐待。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病愈。

舜。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瞎子，且生性固执，不懂礼仪，后母刁顽，常作恶言，并唆使舜父杀舜。但是，舜仍然对父母很孝顺。

在《论语》里面，有很多关于亲情的具体而入微的论述，因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亲情、讲孝道的人。

孔子3岁丧父，因其母非明媒正娶，族人葬其父时，不让孔子母亲参加。孔子后随母迁居曲阜。孔子20多岁时，母亲逝世。依照当时的礼俗，夫妇死后应葬在一起。但孔子不知父亲葬在何处，便将母亲棺柩有意停放在“五父”这个地方的交叉路口，以引起人们注意，自己好打听父亲的葬处。后来，从一位拉车人母亲的口中知道了父亲的葬处，才将母亲棺柩移过去，将父母合葬一起。

按古时的风俗，葬人不能堆土起坟。孔子却破例在父母合葬处堆了高坟。他说：“我孔丘命运不定，是四处漂泊之人，不可以不在父母葬处做个标志。”合葬后，孔子回到家中，听后来的家仆说，暴雨倾盆，坟塌了。孔子不禁泪流满面，叹道：“我听说，古代是不修坟的啊！”……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于父母的年龄，子女不能不知道。父母又增了一岁，子女应当既感到喜悦又心怀惧怕。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让大家反省一下：你是否还记得父母的生日呢？你尽到孝了吗？

《韩诗外传》记载了一个劝人及时尽孝的故事。

孔子到齐国去，途中听到有人哭泣，那声音非常悲哀。孔子对他的家仆说：这哭声悲哀是悲哀，但却不是丧亲的人的悲哀。驱车上前，刚走了一段，看到一个和常人不一样的人，那人抱着镰刀，带着生绢（表示守孝），哭的声音并不悲哀。

孔子下车，追上他问：“您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丘吾子。”孔子问：“你现在不是为了丧亲的原因，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呢？”丘吾子说：“我失去了三样东西，自己发现得太晚了，后悔哪里还来得及。”

孔子说：“您失去的三样东西，可以告诉我吗？希望您能告诉我，不要隐瞒。”

丘吾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很爱学习，周游天下。后来回来了，失去了我的双亲，这是第一失。我长期辅佐齐君，但他骄傲奢侈，失去了很多人才。我为臣的节气没有实现，这是第二失。我平生的至交好友， 现在都分离而且断绝了联络， 这是第三失。树想要停下来但风却不停， 儿子想服侍父母但父母却已去世。不再回来的是时间， 不可再见的是双亲。请让我现在和您告别， 就去投水而死吧。”于是，站立不动，枯槁而死。

孔子说：“大家记住此事， 这足以作为戒律。”从那以后，孔子的弟子中辞学回家服侍父母的人达到三成。

每个人都熟记自己的生日。除了自己的以外，日常生活中，肯定还记着朋友、同学、老师、上司等其他人的生日，以便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去及时地为他们送去祝福。可见，过生日已渐渐成为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我们中有许多人却不大能说得清或记得住自己父母的年龄与生日。有人说：人是一种习惯于忘恩负义的动物。这话虽然有些刻薄，却也算得上是有感而发了。

比尔·盖茨一次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的采访，记者提了三个问题请他回答。其中有一个是：“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令记者吃惊的是，比尔·盖茨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孝敬”。

其实，我们的许多遗憾与悔恨往往就源于自己对已有生活的冷漠。相反，我们对自己未曾得到的东西则总是充满渴望和关注，并且孜孜以求。“得到太容易，所以不知道珍惜。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它使我们在不断追求外在新事物的同时，又不断失去自身所拥有的更宝贵的东西。试想一下，这世上可有比父母之爱更无私伟大的情感吗？

也许，只有在遇到亲人突然变故时，比如生了重病、故去，我们才突然感觉到亲情的弥足珍贵，对我们曾经因忙碌淡忘的亲情而深深地自责。

有一个成功人士，正当他功成名就时，她的母亲却去世了。母亲临终时，他因为一笔生意在外地，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这个成功人士的悲痛心情，我们不难想象。自己的事业是成功了，可最亲爱的母亲却不能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自己每天忙于事业，从一地到另一地，飞来飞去，可极少有时间陪陪孤独的母亲，同她唠唠家常，也为她梳梳头……这时，再多的财富，也无法弥补这亲情的失落了……父母每年都给你过生日，但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现在认识到自己以前的不足之处，幡然醒悟，还是来得及的。记住：对谁不好，也不能对自己的父母不好；谁跟你再亲，也不如父母跟你亲。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不抓紧时间尽孝，留给你的，除了悔恨和自责，还能有什么呢？

亲尝汤药。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3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在《论语》中有许多话，今天看起来仍然回味悠长，意韵深远。孔子与子游的这番对话，对许多现代家庭而言，具有相当的警醒作用。

对于尽孝而言，为父母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以使父母衣食无忧，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乱、动荡曾经导致老百姓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甚至易子而食。在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前提下，哪里还谈得上奉养老人呢？当然，也有孝心迫切，乃至采取非常手段的。

唐代一个官员在审理一起盗窃案的时候，罪犯供认因自身能力有限，又年关将近，只好偷点东西，以表孝心。那位官员深受感动，就把这名罪犯放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就业困难而导致物质贫乏，进而难以奉养老人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可见，成人立业、尽心行孝并不容易。

那么，尽孝是否就只是向父母提供衣食呢？当然不是。当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社会上就曾经流行过这种观点。孔子对此很不满，并由此说了以上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孔子认为，如果尽孝只是向父母提供一些衣食，仅保证他们不挨饿受冻的话，那么，这种赡养与养牛养马、养猫养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由此看出，孔子所说的尽孝并不是仅仅是满足父母衣食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要有一颗切实“恭敬”的心。孝顺父母，最基本的在于衣食，而最重要的则在于恭敬之心。二者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曾子父子两代人的不同行孝做法中获得一些启示。

曾子的父亲是曾■，父子二人皆是孔子的弟子。曾■年纪大了，曾子便奉养他，每顿饭都是有酒有肉。将要撤桌时，曾子一定会询问父亲剩下的饭菜如何处理。如果父亲问是否还有剩余的酒肉，则曾子一定回答说“有”，以免父亲失望。由此可见，曾子侍奉父亲是尽心又尽力。

不过，轮到曾子的儿子曾元来侍奉曾子的时候，情形又有了变化。曾元侍奉曾子也是每餐必定提供酒肉，不过曾元不再询问曾子每餐剩余的东西如何处理。曾子问是否有剩余酒肉时，曾元则不理会老父感受如何而直接回答说“没有”。其目的在于留下以后慢慢享用。曾元侍奉父亲仅仅是满足衣食方面的需求，却不真正具有恭敬关爱之心。

从孔子的角度来看，曾元的做法算不上是尽孝。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的物质、金钱是买不来真正的孝心的。

现代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愈来愈崇尚金钱与物质，有些人甚至以为它们无所不能。殊不知，金钱和物质是换不来一个人的亲情与孝心的。孝不仅仅是形式，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是一种爱的心情。

曾有一则公益广告将此意抒发得淋漓尽致：一位年迈的母亲在中秋佳节之时满心欢喜，精心准备了饭菜，最终却只等来儿女们的电话，顿时神情落寞。充裕的物质生活只是表面的形式，老人甘愿每天粗茶淡饭，只盼望着儿女能够常回家陪伴。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一首歌《常回家看看》，怕是所有父母的心声吧。

儿子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要母亲随他进城，母亲执意不肯离开清静的乡下，说过不惯都市的生活。儿子没有勉强母亲，说好以后每个月寄300元生活费。这个村子十分偏僻，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近年来，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邮递员在村里出现的日子便是留守老人的节日。每次邮递员一进村就被一群大妈、大婶和老奶奶围住，争先恐后地问有没有自家的信件，然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或传递自己的喜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这天，邮递员交给母亲一张汇款单，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是儿子寄来的。这张3600元的高额汇款单在大妈大婶们手里传来传去，每个人都是一脸的羡慕。

过了几个月，儿子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只短短几句，说他不该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寄回来，明年寄钱一定要按月寄，一月寄一次。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儿子由于工作缠身，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想法不能实现，本想按照母亲的嘱咐每月寄一次生活费，又担心因为忙而忘了误事，便又到邮局一次性给母亲汇去3600元。

几天后，儿子收到一张3300元的汇款单，是母亲汇来的。儿子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又一次在信中嘱咐说，要寄就按月给她寄，否则她一分也不要，反正自己的钱够花了。儿子对母亲的固执十分不理解，但还是按她的叮嘱做了。后来，他无意间遇到一个来城市打工的老乡，顺便问起了母亲的近况。老乡说，你母亲虽然一个人生活，但很快乐，尤其是邮递员进村的日子，你母亲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收到你的汇款，她要高兴好几天哩。儿子听着听着已泪流满面，他此刻才明白，母亲坚持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的心不在钱上，而在儿子身上。

孝不仅仅在于提供父母衣食，更重要的是出自内心的“爱”和“敬”。空巢老人缺的不仅仅是钱，他们更希望得到女子的关心。

扇枕温衾。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9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他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他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作为父母，当他们决定养育一个孩子时，就已经下了作出重大牺牲的决心，无论孩子有什么先天疾病，或者是后天缺陷，都可以包容，因为孩子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血脉。但当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到了应该自谋出路的年龄，是不是还应该再赖在家里，再由父母养活呢？

找工作，独立生活，计划开支，甚至交朋友，买房子成家，这都应该是成年子女完全自理的事情。如果还让老人家操心，替你张罗，替你出钱、出力的话，就太过分了。为人子女，应该心里明白，哪些事可以让父母为你操操心，哪些事应该独立解决，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了。

孔子和孟武伯之间关于孝道的对话也涉及这一点。子女生病了，父母免不了要担忧，但在其他方面就不要让他们操心了。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孝。但当今社会，往往有人做不到这一点。不仅不以此为耻，反而是无动于衷，漠然视之。

有一谜语打一类人群，谜面是“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亲，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谜底是：啃老族。

“啃老族”在我国是个新名词，却是个舶来品。它的前身叫“袋鼠族”。最早见于法国的《快报》，是指大学或其他学历毕业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水少等为理由，仍依赖父母的那些年轻人。

在中国，“啃老族”是个新群体，且不断壮大增加，由此带来很多不和谐的社会问题。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中国有高达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这些早该自立却因种种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体称为“啃老族”。

25岁的北京青年李晓斌是独生子女，5年前从部队退役后当起了保安。但他很快就觉得这份工作收入低、没有前途，于是就辞职回家。李晓斌后来又找过几份工作，也都不满意，便逐渐对找工作失去信心，甚至产生恐惧。如今，他已经在家闲了2年，无论父母如何相劝，都不愿再找工作。整天在外闲逛、玩电子游戏，没钱就找父母要。

李晓斌的父母虽然都有工作，养活儿子问题不大。但眼看着老两口离退休已经不远，儿子却不愿工作，也没有工作技能，老两口担心：他们退休后，家庭收入将大幅减少，而儿子还要娶妻生子，老夫妻的晚年生活会是什么光景？

这样的“啃老族”，这样的孩子，带给父母，除了忧虑、担心和经济、精神压力外，还能有什么呢？本来父母们领的工资或者退休金仅够他们自己生活，你不仅不向家里交生活费，反而伸手向父母要，他们的生活质量能不下降吗？他们心里能不为你担忧吗？如果这都不算不孝，那到底怎样才算不孝呢？

从前，有一棵巨大的苹果树。一个小男孩每天都在树下玩耍。

一天，男孩来到树下，注视着树说：“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再也不会在树下玩了。”男孩说完就离开了，很久都没有回来。树很伤心。

一天，男孩回来了，树很激动。树说：“来和我玩吧！”“我没有时间玩，我得工作养家糊口。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助我吗？”“对不起，我没有房子，但是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拿去盖你的房子。”男孩把所有的树枝都砍下来，高兴地离开了。看到男孩那么高兴，树非常欣慰。但是，男孩从此很久都没回来。树再一次孤独、伤心起来。

一个炎热的夏日，男孩终于回来了，树很欣喜。树说：“来和我玩吧！”“我过得不快乐，我也一天天变老了，我想去航海放松一下。你能给我一条船吗？”“用我的树干造你的船吧，你就能快乐地航行到遥远的地方。”男孩把树干砍下来，做成了一条船。他去航海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露面。

最后，过了很多年，男孩终于回来了。“对不起，孩子，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了……除了我正在死去的树根。”树含着泪说。

“我现在不再需要什么了，只想找个地方休息。过了这么些年，我累了。”男孩回答道。“太好了，老树根正是休息时最好的倚靠。来吧，坐在我身边，休息一下吧。”男孩坐下了，树很高兴，含着泪微笑着……这是每个人的故事，树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却从未有所抱怨，给予子女的都是一种完整、无私的爱。相信“啃老族”看完这个故事，一定都会有所感触，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吧！

涤亲溺器。北宋黄庭坚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他都亲自为母亲洗涤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孔子对人情冷暖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与子夏谈论孝道时，告诫子夏不要以为替父母做点事或者弄点美味就算尽孝了。用现代话讲，就是别以为我们每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花钱雇个保姆来照顾老人，或者节假日送给老人一堆东西就算孝敬了。尽孝远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怎样才算是真正孝敬老人呢？孔子说的“色难”又是什么意思呢？孔子的意思是说，能够一贯真诚地、和颜悦色地侍奉老人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做到的。

为什么真诚、和颜悦色地侍奉老人最重要呢？因为对人来说，其生活幸福与否往往最终取决于他的精神感受，而不取决于他的物质感受。我们细心体会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些没钱的人往往会憧憬好的物质享受，而一些有钱的人对于物质刺激往往渐趋麻痹。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都因为局限于物质享受而普遍缺乏幸福感。物质享受带给我们的感官刺激犹如黄梁一梦，总是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患得患失的两难困境。而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善于观察，我们又总可以看到，一些人无论物质贫穷与富足，整天都是乐呵呵地在享受生活。

由此可见，精神问题是关乎人生幸福的一个大问题。只有那些精神富足的人才会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和颜悦色地待人自然能够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悦。这远比那些物质刺激有效、持久得多。对父母尽孝尤其应该如此。孔子甚至认为，这比为父母干活或提供美食更重要，因为它带给父母的是心灵上的巨大安慰与舒畅。

陈毅投身革命后，虽然长年战乱、远离家乡，但总是千方百计寄回家书，让父母知道自己的近况，向父母请安问好。新中国成立后，父母没有同陈毅一起居住。陈毅除了每月给父母寄上足够的生活费外，仍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笔给父母写信，聊叙家事，宽慰老人。

1962年，身居要职的陈毅已62岁。这年春天，他途经成都。当时，他的老母亲已年过八旬，重病在身，住在成都陈毅的弟弟家中。陈毅与妻子张茜前去看望。老人病重，有时小便失禁。陈毅刚到母亲房中，恰遇母亲换下一条被尿濡湿的裤子。母亲担心儿子见到污浊之物，便不停挥手、使眼色，要身边照顾她的保姆将裤子藏起来。

保姆慌忙中将裤子扔到了床下。陈毅拉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道：“娘，您把啥子东西扔到床下了？”母亲连连摇头说：“没啥子，不关你的事。快坐下，跟娘聊聊天！”陈毅笑了笑，对母亲说：“娘，您怎么对我也保起密来了？”说着，弯下身去，要看个究竟。母亲见瞒不住，只好坦白真相。

陈毅听罢，眼圈红了，动情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我没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这裤子应该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干什么？”说着，他一手拿过裤子，并对保姆说：“我母亲的病如此沉重，平时不知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今天，就让我去洗吧！”

保姆怎么也不让，母亲也赶紧阻拦。陈毅诚恳地说：“娘，我不是说着玩的，您就允了吧。小时候，您不知给我洗过多少尿裤屎裤啊，儿子再怎么做也难报答养育之恩。”接着，他又对妻子笑道：“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婆媳亲，全家和’，你这个长年不能照顾婆婆的媳妇也该尽点孝道。今天，我们俩一起来洗这条裤子好不好？”

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虽然重要，但真正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有句古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天两天还好说，一月两月忍忍也过了，如果是一年两年呢？想想就觉得困难重重了吧。如果父母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即便儿女心中再孝顺，有时也难免流露厌烦的神色。此时，父母心中的滋味恐怕难以陈述：一方面，因为给儿女的生活和事业带来极大的拖累而心中难过；另一方面，便是对儿女隐隐的失望。

一些现代人在社会和自身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往往疲惫不堪，且充满种种铜臭的味道。他们的情感世界逐渐变得功利和麻木，结果往往把别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于是，亲情往往被物质与金钱取缔，善良与真爱的笑容被埋没。由此来看，孔子说和颜悦色难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和颜悦色对待父母，心中孝，态度敬，不要对父母感到厌烦。很多人虽然表面上做得还不错，但容易不自觉地抱着一种“我做得已经不错了”的心理，无形中给父母以不好看的脸色，以“孝”来折磨老人的心灵，增添老人的负疚感。这种做法，往轻了说是一种不纯的孝，往重了说也是一种“恶”。

有人问王阳明：孝，是不是一定要讲求冬则温、夏则凉？他回答：一个人只要有颗诚孝的心，冬天自然思量父母的寒，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自然就会去想办法。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发自内心的诚孝之心。至于如何做，要看具体的家庭、具体的社会时代，这个就不能要求一致了。所以，古人说“论心不论事，论事无孝子”，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这句话——“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是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个人修养的。以自己的孩子为例，要爱护，却不能溺爱，太宠爱就会害了他，要使他知道人生的艰难困苦。

《兰州晚报》载：兰州的周女士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每月准时把穿脏的衣服打包寄回来，要母亲洗干净了再寄回去。周女士这位宝贝儿子连衣服都不能洗，还要千里迢迢将脏衣服寄回家，让母亲代劳，这样的书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有位农场主让自己的孩子利用闲暇时间在农场干活，播种、除草、施肥、捉虫。一位朋友看到这一场景，就对农场主说：“何必让孩子这么辛苦呢？不必如此精细，庄稼一样会长得很好的。”农场主笑了笑：“我不是在培植庄稼，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

舐犊情深是为人父母的本性。怎么才能给孩子真正的爱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许多家长看不透、看不穿，反而陷入“溺爱”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只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看看孔子说的话，就晓得正确答案了。

培养孩子得让他吃点苦头。一分一厘，当思来之不易；只有懂得做人做事的艰辛，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小时候依赖父母，但早晚要去独立生活。如果没有一定的技能，就难以迈开自立的第一步。美国许多大富豪也是鼓励自己的孩子要自立，而不是依靠遗产生活。美国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广告：父母举着装有铁锤、锯子、螺丝刀的工具箱说：“给孩子工具箱，而不是百万遗产。”

中国的名人一样对自己的孩子严格要求，毫不溺爱姑息。清朝著名画家郑板桥，虽是晚年得子，却不溺爱，事事从严要求。临终前，他提出要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当儿子做好馒头端到桌上，他却已咽气。

冯玉祥将军对子女说：“作为你们，要紧的是学本事、学能耐。要先自己能站立得定，然后才能尽力去帮助别人。”他要求男孩也必须学会织毛衣、简单学裁剪和踏缝纫机。寒暑假时，他把孩子们送到林场去学伐木，或送到奶牛场去学挤牛奶。

很多年前，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叫做《狐狸的故事》。当那些小狐狸还在老狐狸身边撒娇的时候，那些身为父母的老狐狸却无情地把它们从家中赶走。据说它们的这种习性，叫做“清窝”。那些被老狐狸咬伤并被赶走的小狐狸眼中充满着忧伤和委屈，而老狐狸则是义无反顾般地坚决和果断。

后来，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作为一只小狐狸，如果你在幼年跨向成年的转折关头没被清过窝，也就没经历过被驱逐出家的痛苦，也就没有浪迹天涯的冒险，也就不会有用生命做抵押的开拓，也就不具备独立生活的生存能力。没被清过窝的狐狸，就像没淬过火的刀、没开过口的剑，永远也长不大，永远是个废物。

据说小鹰们长到一定程度以后，父母会选择一天让那些小鹰们在悬崖峭壁上一字排开，然后一个个地推下去。会飞的适者生存，不会飞的物竞天择，纵然摔向谷底粉身碎骨，威严的老鹰父母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狐狸和鹰的教子方式，是靠本能中的天性来实现它对下一代的爱的。尽管有些残酷，但这就是动物为了族类持续生存的天然法则。就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溺爱”和“爱”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真正的爱，是磨炼，是放手，是给予孩子更多的空间。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去生存，你就将被社会无情地淘汰。如果孩子在父母身边永远有所依靠，有朝一日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将无所适从。教育孩子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独立的意志品格，不能娇生惯养，因为溺爱会生害。孩子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今后立足于社会的本领，才能在离开父母的庇护后成为独立的个体，展翅高飞。

溺爱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会造成孩子孤傲而脆弱的不良性格，造成贪图物质追求的不满足感，造成对人缺乏爱心、唯独只有自己的自私冷漠心理，造成对事情缺乏是非观念、单凭个人好恶行事的处世原则，造成对生活缺乏自强、自立、自信的思想意识。

李嘉诚在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只有八九岁时，就让他们参加董事会，让孩子们列席旁听，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两人耳濡目染，慢慢领会了父亲以诚信取胜的生意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为他们此后在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两人都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们向父亲表示想要在他的公司里任职，干一番事业。

不料，李嘉诚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对兄弟俩说：“我的公司不需要你们！江山要靠自己打拼得来，要以实践证明你们是否适合到我公司来任职。”于是，兄弟俩去了加拿大，一个搞地产开发，一个搞投资银行。他们凭着从小养成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公司和银行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加拿大商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爱他，要让他懂得生活的辛劳，已经能够忠诚对事，也需要对其进行教诲。忧劳举国，逸豫亡身。根基不稳的植物在外界的压力下不易存活，而夹缝中的小树却能傲立风霜而不倒。

慧能（638—713），又作惠能，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

管仲（前723—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鲍之交历来为后世称颂。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而寒于水。”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后代一定会超过前人。这种今胜于昔的观念是正确的，“后生可畏”说明孔子的思想并非守旧。

孔子之所以会发出“后生可畏”这样的慨叹，可能跟他曾经在“后生”面前碰过不少“钉子”有关。那么，他究竟碰过那些“钉子”呢？

孔子在游历的时候，碰见三个小孩，有两个正在玩耍，另一个小孩却站在旁边。孔子觉得奇怪，就问站着的小孩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

小孩很认真地回答：“激烈的打闹能害人的性命，拉拉扯扯的玩耍也会伤人的身体。再退一步说，撕破了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和他们玩。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过了一会儿，小孩用泥土堆成一座城堡，自己坐在里面，好久不出来，也不给准备动身的孔子让路。孔子忍不住又问：“你坐在里面，为什么不避让车子？”“我只听说车子要绕城走，没有听说过城堡还要避车子的！”孩子说。

孔子非常惊讶，觉得这么小的孩子，竟如此会说话，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赞叹地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懂得的事理真不少呀！”小孩却回答说：“我听人说，鱼生下来，三天就会游泳；兔生下来，三天就能在地里跑；马生下来，三天就可跟着母马行走。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大小可言呢？”孔子不由感叹地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少年人实在了不起呀！”

孔子到东方去游学，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孔子询问他们争论的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个盘盂了，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热而远的时候凉吗？”

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的事情多呢？”孔子顿时无言以对，再次领教了后生的可畏。

对于后生可畏的道理和现象，不但使中国儒家宗师深有感触，而且也使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代大师感到惊异万分。

中国禅宗自一祖达摩开始，传到弘忍大师，已经是第五代禅宗。这天，弘忍大师命众弟子在墙上写偈语，希望能找到第六代传人。最热门的继任人是大师兄神秀，他在墙上写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自以为会得衣钵真传。

这时，厨房里一个带发修行的小伙夫看到外面这么热闹，也去凑一下。但他是文盲，就请老居士把大师兄的作品念给他听。小伙夫听后直摇头，心想大师兄并未开悟呵！就说：“我也有一首偈颂，请居士帮我写到墙壁上。”老居士睁大眼睛，带着轻视的态度，瞧瞧小伙夫说：“你一个字也不认识，你怎么会作偈？这事情太稀奇了。”

小伙夫不想说话，不说就没有人帮他写，只好说了：“你想学最上乘的菩提觉道，就不应该轻慢初学佛法的人。”于是，由老居士代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大师过来检查作业，顿时惊讶得半晌无语，同时内心也充满无以名状的惊喜——此人悟性极高，足以胜任接班重任。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小伙夫所作，于是暗示小伙夫半夜来见。此伙夫，就是后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半夜，慧能去见五祖弘忍大师，大师将袈裟亲手传给他，并为他说《金刚经》，顿即开悟。后来，他终成一代宗师，对中国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很多杰出的人在青年时就已成为传奇人物。三国时期，周瑜18岁就做了三军统帅；霍去病年纪轻轻，就为大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唐朝才子王勃15岁时，就被授朝散郎之职；周恩来为寻救国道路，16岁时西渡法国，东渡日本求学。

年轻人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年龄资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纵观历史长河，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后人之所以能超越前人，一方面是因为前人所积累的经验总是受历史、地理、时间等因素强烈制约的。也就是说，到了一定时候，他们的许多经验过时落伍，甚至蜕化变质成生活发展前进的阻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先贤前辈们所创造的辉煌文化哺育了后人，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前人的基点为自己开拓创新的起点，必然会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作为年长者，不能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如自己就小看他们。

孔子讲后生可畏，这种以发展眼光看人的观点，非常有价值。记得以前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趁你还年轻》，歌词大意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想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怎样的人。只是这样的优势和潜力并不永远存在，如果不努力，到了四五十岁还一事无成，也就只能将所有的理想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敬畏的了。或许，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原因所在吧。作为老年人，不要轻视年轻人。作为年轻人，更应该珍视自己的大好年华，不要虚度了。

当然，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四五十岁这个界线也许可以适当推迟一点，大器晚成者也不是没有。所以，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了在年轻时有所成就的机会，也不要自暴自弃，仍然应该继续努力。尽管中老年人起步比年轻人晚，精力也不如年轻人充沛，但只要努力，仍然有希望有所成就。只要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因为在努力的过程中，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快乐——奋斗的快乐和追求的快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益友，不交损友。交友之道在于待人以诚、感人以德、交人以善。

陈平（？—前178），春末汉初谋略家、政治家，辅佐汉王刘邦一匡天，官场谋略老道，远在三杰之上。

袁绍（153—202），字本初，东汉末年群雄之一，不善于采纳谋士建议，被曹操击败，郁闷而死。

庞统（179—214），字士元，东汉末年刘备的重要谋士，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

人是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患难与共的手足之情、相濡以沫的同窗之情、舐犊情深的母子之情、生生不息的赤子之情，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孔子的朋友因为得病死了，不知道是他根本没有亲戚，还是亲戚们都不愿意管，总之，他的后事没有着落。在这紧要关头，孔子说话了：丧事由我负责吧。众所周知，办丧事要花很多钱，尤其是在古代，而且孔子也没富裕过。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孔子的朋友送给孔子东西，哪怕是像车马这样的贵重礼物，孔子接受了，但却不回拜。

这说明了什么呢？简单一句话：平常不言谢，患难见真情。平常你送我再重的礼物，我铭刻在心，却没必要假惺惺去回拜致谢，因为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君子大恩不言谢”。但作为我的朋友，当你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即使再困难，倾家荡产，也会对你伸出援助之手。正如孔子说的：“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不凋落的。”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经典的小故事，体味其中的深意吧！

两个男人结伴穿越森林，突然，一只大熊从丛林中跳出来。其中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爬上了一棵树，另一个因无力同这头熊搏斗，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像是死了似的。

那头熊只在他头上嗅了一嗅，便像对他是死的感到不满似地走开了。爬到树上的那个男人从树上跳下来问：“那头熊好像在你耳边说了什么，它告诉你什么来着？”

躺在地上的男人回答道：“它说，和一个在危险时刻抛弃朋友的人做伴是愚蠢的。”

这个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这一点无须怀疑。如果一个人身处困境，他的朋友都来雪中送炭，那他的朋友都是可以信赖的。但当一个人遭遇难处，他的朋友却如鸟兽散，那朋友之间的友情当然是不牢固的。人比动物更会伪装自己，把自己的心藏得严严实实，不轻易流露出来。只有在危难之时，才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真面孔。

东晋大将军王敦因谋反被杀，他的儿子王应想去投奔江州刺史王彬，王应的父亲王含想去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含问王应：“大将军以前和王彬关系怎么样？你竟然想去归附他？”王应说：“这正是应当去的原因。王彬在人家强盛时，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到了看见人家有难时，就一定会产生怜悯之情。荆州刺史王舒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我看投奔他没用。”

王含不听从儿子的意见，于是两人就一起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长江。当初王彬听说王应要来，已秘密地准备了船只等待他们。他们最终没能来，王彬深深引为憾事。看来，儿子比老子更会看人，只是儿子屈从老子的意见，终于误了自己。

古人说：“疾风知劲草。”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一种草还顽强地立着，它叫“劲草”，是一种有用的中草药。交朋友也须交“劲草”类的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人类的共识。在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当中你最先想到谁？这时候，能有一两位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重义轻利把友谊看得极为神圣的大有人在，这也是整个社会构建道德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仅仅把朋友当成可供利用的资源。一旦人家失势找上他时，他立即换上另一幅面孔。“但见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

很多人曾经感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真朋友何其少，而虚与委蛇，利益面前经不住考验的假朋友又何其多。对人认识不清就把他当做忠诚的朋友是很危险的：他在危难时刻不仅不帮助你，反而还会做一个落井下石的人。

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一名舍人，缪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蔺相如问他：“您为什么选择燕国呢？”

缪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握着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结为朋友。所以，我想燕王一定会接纳我的。”

蔺相如劝阻说：“我看未必啊。赵国比燕国强大，您当时又是赵王的红人，所以燕王才愿意和您结交。如今您在赵国获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他甚至会把你抓起来送回赵国。你不如向赵王负荆请罪，也许能有幸获免。”缪贤觉得有理，就按照蔺相如所说的办，向赵王请罪，果然得到赵王的赦免。

缪贤以为燕王是真的想和自己交朋友，他显然没有考虑自己背后的一些隐性因素，比如自己当时的地位、对燕王的价值等等。可是，现在他成了赵国的罪人，地位已经变了，交朋友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他贸然到燕国去当然很危险了。蔺相如看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成功可以招引朋友，挫败可以考验朋友。”唐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晋国大夫文子流亡在外，经过一个县城。随从说：“此县有一个啬夫是你过去的朋友，何不在他的舍下休息片刻，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

文子说：“我曾经喜欢音乐，此人给我送来鸣琴；我爱好佩玉，此人给我送来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是为了得到我对他的好感。我怕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

于是，他没有停留，匆匆离去。结果，那个人果然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辆车马，把他们献给自己的国君。

王舒、燕王、啬夫在友与利的选择上都看重后者。在他们眼里、情义二字不值分文，而且会成为自己的障碍。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他们必欲除友而后快。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相交成为朋友，不可以等到大事当前再去判断，而应在平常小事中就注意观察，这样可以防患未然。

忠诚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是稳定的信任，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将朋友看得很重的人，自身具有一颗善良、正直、无私的心，能将朋友的苦难作为自己的苦难，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我们的身边朋友很多，我们不能祈盼有什么苦难来考验我们的朋友。可一旦你有危难，你身边的朋友肯定会有离你而去的。在困难面前，很多人丧失了对朋友的忠诚，抛弃了友谊。如果你自己或者别人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要远离这种人。

世上的人有千百种，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看关键时刻在利益面前的表现。因此，考察一个人（也可以是你自己）在困境里的友情，就可以获得被认知者的真实信息，再通过客观的评价确定是否值得与之交友。

张廷玉手迹。

通常人们以“有缘”来解释自己所交的朋友，但其中又隐含了被动与无奈的心情，尤其在“求一知己而不可得”、“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及主动被动中结交了不少朋友，那么要如何与他们和平相处呢？

孔子的建议是：先分辨益友与损友，再决定亲近或疏远。分辨的原则很清楚。“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这是益友。简单说来，应该具备“正直、信实、多闻”三项条件。

引申而言，“直”是指朋友对自己直言不讳，像镜子一般，使自己经常得到警惕，不敢胡作非为。这是畏友。如果一生没有畏友，那么自己可能骄矜自满、故步自封，无法善度人生。所谓“以友辅仁”，即是此意。“谅”可以引申为体谅，当天下人都误解我的时候，朋友依然信任我，了解我的苦心，明白我的抱负。正所谓“知我者，为我心忧”，即使我不慎犯错，他也将宽容待我，鼓励我继续努力。“多闻”并不指学问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并且对许多事都有特定的看法，谈起话来互相启发。多闻则视野开阔，心境提升，常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平添人生许多快乐。

让我们来看看齐国名相管仲和好朋友鲍叔牙之间的友情故事。

鲍叔牙年轻时与管仲交往，彼此奠定了深厚的友情。两人一起去做买卖，管仲常常分得四分之三的利润。因为管仲穷困，鲍叔牙认为这是应该的。又有一次，管仲为鲍叔牙做了一件事情反而使鲍叔牙陷入窘境。然而，鲍叔牙并没有怨恨管仲。

他们年轻时，曾秘密约定辅佐齐国君王建立霸业。管仲当公子纠的师傅时，鲍叔牙当公子小白的师傅。管仲对鲍叔牙说：“齐国必定是由纠或小白当上君主，其他公子不配继承。很幸运，我们在这两个优秀的公子身旁当师傅。不管谁继承王位，我们都要合力辅助君主。”

齐国的君主僖公死后，诸位王子相互争夺王位，到最后就只剩下小白与王兄公子纠争夺。管仲为了替公子纠争王位，还曾用箭射伤公子小白。最终还是小白回到齐国继承了王位，这就是齐桓公。

帮助客居鲁国的公子纠争王位的鲁国在与齐国交战中大败，只得求和。桓公要求鲁国处死公子纠并交出管仲。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同情管仲，被遣送回齐国，他无疑会被折磨致死。于是，有人说：“管仲啊！与其厚着脸皮被送到敌方，不如自己先自杀。”

管仲一笑了之。他说：“如果小白要杀我，当初我就该和主君一起被杀了。既然还找我去，就不会杀我。”就这样，管仲被押回齐国。出人意料的是，桓公马上任用管仲为宰相，这连管仲也没有想到。

管仲之所以能够当上齐国宰相，这与好友鲍叔牙有很大关系。鲍叔牙救了他的命，并且推荐他为宰相，遵守了彼此的约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齐桓公平定乱世，成为开创霸业的先驱。

管仲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贫穷时，曾与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财利时，我常常多占，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因为他知道我家贫。我曾经为鲍叔牙谋事，结果却使他更窘迫，鲍叔牙不认为我这个人很愚蠢，因为他知道时机有时有利有时不利。我曾经几次出仕，屡次被国君罢免，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几次带兵打仗，不仅屡战屡败，而且还做过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这个人胆小，因为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供养。公子纠与小白争位失败后，我被囚禁起来，忍受侮辱，鲍叔牙不认为我这个人不知羞耻，因为他知道我不以小事为耻，而只耻功名不显扬于天下。所以说，生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于是，天下人常常称道鲍叔牙有知人之明。

鲍叔牙不愧是管仲的好朋友，称之为“知己”也一点不过分。“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鲍叔牙把“直、谅、多闻”这三个益友的基本条件全占了。难怪他和管仲之间的友情故事能为大家津津乐道，并且流传千古，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而损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损友，交往久了，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便辟”是指刚愎自用、心胸狭隘，不会体谅别人。“善柔”是指习惯于奉承及柔顺的态度，缺乏正直的精神。“便佞”则是口才甚佳，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即使表面上看似多闻，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对照而言，便辟的人不易做到“谅”，善柔的人缺少“直”的勇气，便佞的人则是伪装的“多闻”。

深一层反省，可以思索：第一，何以在交友时要求“直、谅、多闻”呢？因为个人在气质、志趣、意图、行动各方面都可能偏差犯错而不自知，这时需要有人以平等互动的立场与自己切磋琢磨。第二，自己是否也能成为别人的益友呢？当然可以，但是条件相同，也是“直、谅、多闻”。朋友相遇固然需要缘分，但若想彼此成为益友，则不能依赖缘分，而须谨慎考虑孔子所提示的原则。

《佛说孛经》中说：“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秤，有友如山，有友如地。”其实，如花、如秤的朋友便是孔子提及的损友的另一种表述，如山、如地的朋友则是益友的另一种概括。

有友如花，好时插头，萎时损之，见富贵则附，见贫贱则弃。这类朋友对待你像花一样，当你盛开时，将你插于头鬓、供奉桌上；假如你凋谢了，他便毫不怜惜将你丢弃。当你拥有权势、富贵时，他把你捧到高处，凡事奉承、随顺；一旦你功名富贵随风而去，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背弃你、离开你。

有友如秤，物重头低，物轻则仰，有与则敬，无与则慢。这种朋友像秤一样，如果你比他重，他就低头；如果你比他轻，他就高起来。当你有名位、有权力时，他就卑躬屈膝，阿谀谄媚；等到你无权无名一身轻，他就昂起头来，傲然俯视你了。

有特别的嗜好或不宽容的朋友总会对你有所求，情感上或物质上一旦无法满足他，你们之间的友情便会走到尽头。个性软弱、依赖性太强的朋友会让你疲惫不堪，一旦偶尔流露出让他自己作决定的想法，他便会认为你抛弃了他，你们之间的友情也会出现危机。至于结交逢迎谄媚的朋友，更是对自身有百害而无一利。

孔子说的交友、择友之道，实际上也是一种为人之道。当人们用正直、诚信、博学多识作为自己择友的原则，而力戒与那些“损者”为友的时候，事实上也在为自己、为对方确立一个做人的道德目标和行为准则。只有自己在道德上努力做到正直、诚信，并且不断追求广博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才会得到朋友的认可，也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益友难交，更显得可贵。多交益友，少交损友，才能真正从朋友身上得到进步和快乐。益友志同道合，可以让你有所借鉴，对你有所帮助，能在关键时刻扶你一把。交友不能不慎重，要有所分辨才能交上益友。

记得前些年看过这么一则新闻，说是在某繁华商业街乞讨的乞丐，别看外表脏兮兮，可怜巴巴，还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惨事，其实个个日薪过百。赶上“五一”、“十一”，每天的收入竟然能超过５００元。据采访，他们在“下班”之后，竟然换过衣服，得意洋洋去吃麦当劳！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谁都轻信、都坦诚，不存防人之心，固然是一个人善良的表现，但也容易让坏人钻空子，让好人吃亏。善良用错了地方，就有可能助纣为虐。

做人固然要正直善良，但不等于任人宰割。有一位父亲写了首诗送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其中有这么一句：“孩子/请准备好一副钢牙/因为/生活很硬。”生活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更是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

下面这个故事，让人感触良多。

当年刘禹锡参加永贞改革失败以后，屡受小人诬陷、权贵打击，两次被放逐，达23年之久。痛苦的遭遇，使他深感世路维艰，凶险异常，故有愤世嫉俗之言。他写了一首《竹枝词》抒发长期郁积在自己心中的对那些惯于兴风作浪、无事生非、陷害忠良的无耻之徒的无比愤恨。刘禹锡以惊涛拍岸、险阻重重的瞿塘峡之险，比喻人心险恶，令人防不胜防。这是刘禹锡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言。

鲁迅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光讲忠厚，不知道阳光之下还有罪恶，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愚昧。但光是防人也不可行，如果时时事事都存防备之心，那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来看看孔子的主张。

孔子主张不要无端地怀疑人、猜测人、防着人，但他高明的地方是“先觉”，就是既不猜测别人的不善，又在不善者的马脚刚刚暴露时就能察觉，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保护好人，让坏人无法得逞。这个办法很适合我们。我们要好好学习《论语》，认真体会孔子的教诲。既不无根据地怀疑、猜测，也不天真得毫无警觉。

孔子就曾经遇到过企图加害他的人，但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化解了一场灾难，也贯彻了自己提倡的“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的原则。

孔子周游列国，一直找不到英雄用武之地。这时，晋国的赵简子派人来请孔子。孔子觉得有了可以实施自己主张的机会，便接受聘请，带领弟子准备渡过黄河到晋国去。其实，赵简子是心存歹意，想把孔子骗去杀了。孔子并不知晓赵简子这一阴谋，本着“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处世原则，孔子满怀希望地去了。

到了黄河边上，孔子听说了一个消息：晋国的两名贤大夫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杀害了。孔子面对滔滔黄河水叹道：“波涛滚滚的黄河，真壮观呀！可惜我不能渡过你了，这是命呀！”弟子子贡见孔子突然改变过河的主意，颇为不解，就问孔子原因。

孔子说：“窦鸣犊、舜华二人都是晋国的贤人。赵简子未得志时，是靠这两个人才发达起来的。现在赵简子大权在握，却杀了他们，真是让人扼腕而痛呀！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残忍到剖开动物的肚子来杀死幼胎，那麒麟是不会来到他那里的；如果排干了池塘水来捉鱼，那蛟龙就不肯来兴云致雨；弄翻了鸟巢打破了卵，那凤凰是不愿飞来的。君子痛心于自己的同类受到伤害啊！连飞禽走兽对于不义的人事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我们走吧，不渡河了。”

孔子在赵简子聘请的问题上，表现了他既“不逆诈”又“先觉”的处世方略，从而避免了杀身之祸。

所以，做人不仅要浑厚，就是“不逆诈，不亿不信”；还要精明，就是要“先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西河返驾。孔子59岁那年，孔子见灵公不能用己，决计离卫西去，投奔晋国赵简子。走到大河边，听说赵简子杀害了两个贤人，不由得临河而叹，返回卫国。

君子与小人自古以来就是评价人类的标准。孔子不喜欢巧言令色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君子。但是，2000年过后，在我们身边，仍不乏其人。

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在《论语》中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分别为：“不知其仁，焉用佞？”“乡原德之贼。”（《阳货》）曾子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意思是说，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这真比顶着盛夏的毒日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啊！孔子还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孔子提倡人们正直、坦率、诚实，不要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符合孔子培养健康人格的基本要求。这种思想千古以来一直有它规谏的价值，对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人，有很强的针对性。

然而，在历史上，这种巧言令色、胁肩谄笑的人却不因为圣人的鄙弃而减少。他们虽无仁德，难成正果，但却有的是用武之地。古代昏君之旁，必伴有“花言巧语，八面玲珑”的奸臣。这种人不仅是孔子所说的“鲜矣仁”，小到贪图富贵，收受贿赂，把重权，进谗言，结奸党，大到扰乱朝纲，祸国殃民，使国危而天下乱。

春秋时期，齐国人竖刁在少年时进宫侍候齐桓公，深得齐桓公的宠爱。在桓公身边，他处处留心观察桓公的生活习性和内心活动，不久就把桓公的各种嗜好摸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事事投其好、满足其欲、迎其欢，使桓公非常满意。桓公常在众人面前夸赞竖刁，天长日久，他也就成了桓公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了。

竖刁深知桓公有两大嗜好，一是喜食美味、奇味；二是喜好女色。于是，竖刁就着力从这两方面下手，投桓公之所好以取悦于他。宫中有一个叫易牙的人，为人奸诈，精于烹调之技。竖刁就设法与他结为朋友。易牙也深羡竖刁显赫之势，不久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有一天，竖刁向桓公举荐了易牙。桓公听说他很擅长烹调，就问易牙：“我对人间的鸟、兽、虫、鱼都吃腻了，只是没吃过人肉，不知人肉的味道如何？”这本是桓公的一句戏言。可是，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易牙便把这件事牢记在心，回到家里把自己的儿子烹杀了。

几天后的一次午膳上，桓公吃到了一盘嫩如乳羊、鲜美无比、从没吃过的菜。当桓公知道这是易牙儿子的肉时，虽然心里感到很恶心，但又觉得：易牙杀子是为了自己，可见他爱我胜于爱他的亲骨肉啊。桓公也觉得推荐易牙的竖刁确有识人之才。此后，桓公不仅宠信易牙，对竖刁也更是恩宠有加。

贤相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看望他，并请教说：“仲父病了，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管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对齐桓公说：“我希望你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伙人远一些，千万不要接近他们。”

齐桓公听了他这“临终遗言”，十分不理解地说：“易牙煮了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这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果他对儿子很残忍，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好？”

齐桓公说：“竖刁阉割自己来侍奉我，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对君主又怎么能好呢？”

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断定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能相信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侍奉我已15年了，为了我，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他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其他人呢！”

齐桓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好，一切照您的话办。”管仲死后，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过了3年，桓公说：“仲父的话太过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无害于国。”于是，又把他们召回朝廷。

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术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去，在宫外筑起3丈高的墙，断绝他的饮食，把他活活饿死。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说：“唉！我今天得到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没有听仲父的话。仲父实在是圣人，圣人的眼光是很远的呀！”

齐桓公，年少时也算是位英雄。他在诸皇子的“夺位”战争中脱颖而出，又收了齐国名相管仲和鲍叔公，年纪轻轻，大展宏图，曾被列入“春秋五霸”。可以说，他的前半生，是辉煌的前半生，基本上没什么“政治污点”。但就是这么一个贤明的君主，还有贤相管仲劝阻，却也没能挡住一群伪君子的“糖衣炮弹”，可见这伪君子是多么难防了。

世人往往鄙弃“巧言令色”之徒，崇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殊不知，捧人捧得有分寸，骂人骂得很含蓄，自夸夸得像自谦，这些技巧都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尽管人们讨厌“花言巧语”之徒，但有几个人能不上他们的当？

所以，我们要时时警惕那些花言巧语、满脸堆着笑容的小人。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诈。”对于“巧言令色”的行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对于置之不理而产生的狗急跳墙现象，最好的态度就是一笑而过。

齐桓公（前685—前643），姜姓，名小白，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古人常用直白的语言讲述简单的道理，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样。曾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君子思不出其位。”两位先贤说的都是一个人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思考自己不该思考的事情。完整地理解这句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担任这个职务，就不去过问这个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这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也就是说，在你的职务上把自己做到最好，你就能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如果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弄巧成拙。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做该做的事情，这是中庸之道。

孔子的这句话是对专业化分工的一个说法。人只有专事自己的优势，才能发挥社会的最大效率。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人，不应该管这个职位上的事。如果他管了，就是越权，不利于人们能力的发挥，并且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理解这句话时，我们不要把“位”看成是固定的、唯一的东西。实际上，位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位”，可以表现为一个人的职位、身份、地位……有什么样的角色、地位，就有什么样的职责，就应该完成相应的职责。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角色要承担不同的职责，也就是“在其位，谋其政”。

一个人，在家里可以是父亲、儿子、丈夫，在公司里可以是员工、上级、下级，这些都是不同的角色。“在其位，谋其政”就是要求能够认识这些不同的角色，根据需要区分、扮演好这些不同的角色。

在这方面，庄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共鸣之处。庄子说：“厨师虽然不做祭品，主持祭祀的司仪是不会越过摆设祭品的几案，代替厨师去做的。尽管庖人不尽职，也不必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代他人行事。”成语“越俎代庖”即由此而来。

岂止是道家的庄子，就连法家的韩非子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二柄》篇中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帽官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盖衣服的是谁？”近侍回答说：“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

韩非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诫君主要求臣子司守本职，超越职权就该治罪，目的是防止群臣结党营私。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这个道理，谋士陈平理解得很透彻。

有一回，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有多少诉讼案件？”周勃答不出来。汉文帝又问：“天下一年收支多少？”周勃还是答不出来。连续一问三不知，周勃吓得冷汗直流。

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每件事都有主管官员。问司法案件，找廷尉；问钱粮，找治粟内史。”文帝不太高兴，质问陈平：“如果各有官员负责，你这丞相要管什么呢？”陈平回答：“管大臣啊！”

陈平答得爽快：身为宰相，不该样样琐事都管，宰相的责任是辅佐皇帝，协调管理各部门官员，使他们发挥所长，尽其本分。文帝很满意陈平的说辞，周勃相形见绌，自知不如，不久便退职。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

周勃脑袋不开窍的地方就在于，汉文帝所问的事情都不是他分内的工作和职责，自己本来不在那些位置上，完全可以不考虑、不了解那个职位上的事务。况且你皇帝不在那些位置上，不也不知道那些事务吗？陈平就不同了，他把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训诫用得很灵活、很果敢，敢于说不知道，并且能讲出道理来，让皇上也难以反驳和责难。

现在，有很多人出于“利己”的心理，偏解了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表现为自私，“本位主义”，“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鲁迅曾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作过这样精辟剖析：这乃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这里的“不要管闲事”也是有特定的适用范围的，该管的也是要管的，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所以，危难时刻的见义勇为还是应该做的。要灵活运用孔子的这句训诫——如果你当时恰好在现场，你就等于在其位，你就要用适当的方式谋其政了，或者报警，或者挺身而出，或者保护好证据，而不能仅仅当个旁观者。

在人际交往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朋友有缺点，或做了不对的事情时，该不该直言相告？说了会不会影响彼此的友谊？如果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朋友不接受你的忠告，你是否还坚持劝他？

孔子认为：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忠诚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另外，孔子也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也。”意思是说，应该和朋友谈的话，却不同他谈，这样做会失掉朋友。

细想一下，这两句话其实是我们处理大部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朋友间是这个理，夫妻间难道不也还是这个理吗？作为老师，用来处理师生关系，同样也很受用。

孔子与学生交谈时，从来都是温文尔雅，非常谦和。所以，师生之道便是朋友之道。每个人都是独立个性的主体，“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这是对个体的尊重。要想让一个人能够真正地进步或纠正错误，要靠个体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别人强制措施。看到朋友做得不对的事，你要真心地劝告、善意地引导。

对待朋友的错误或不足，教育的前提是“忠告”，而关键则是“善道之”。劝告的态度要诚恳，不能讽刺挖苦，而要让被劝告的人受用。忠告是要讲究方法的，要合理地、巧妙地、恰当地说出。因此，忠告还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光有好心好意，对方未必就听你的劝、领你的情。

孔子回答子贡的交友问题，没有泛泛去谈沟通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直接提出解决朋友间问题的具体方法：朋友相交于道义，坚决树立是非观念。朋友有错，要勇于进言。如果朋友不听从，一意孤行，你就要适可而止，不必坚持己见。这就是孔子懂得变通的地方，也是儒家处世中的中庸原则的体现。儒家所谓的中庸并不是指无原则的油滑态度，而是指行为做事懂得变通，任其自然，懂得审时度势，因时变通，不固执却又合乎自然之道。这不同于常人的庸俗市侩的误解。

孔子的这段话是对人们的苦心劝导，这段话是在2500多年前说的，2500多年来，许多人知道这个道理却未必能做到有不少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不仅自取其辱，还丢了身家性命。

三国时代，当袁绍已经打定主意铁了心要讨伐曹操时，田丰却不知进退，死谏袁绍不可对曹操用兵，并指出了袁绍的一连串弱点。

袁绍对众文武说：“我早就打算进兵许都讨伐曹操，一直没有什么合适的时机。眼下正好赶上春暖花开之际，恰是出兵的大好时机呵！”于是，就跟众文武商议破曹之策。田丰没等众人开口，当即劝谏道：“前一时期曹操攻打徐州时，许都很空虚。那时咱们没去袭击许都，已错过用兵良机。如今徐州已被曹操拿下了，曹操的士气正盛，咱们可不要轻敌啊！不如再好好观察一段时间，等发现了漏洞再乘机夺取。”

袁绍眨巴眨巴眼睛说：“让我考虑考虑。”其实，袁绍考虑什么呢？他不是考虑田丰的建议，而是在考虑怎样反击田丰。他扭头一下子看到了坐在旁边的刘备，心想刘备的家眷在曹操手里，他肯定赞成我攻打曹操。于是，便问刘备说：“田丰劝我固守，你有什么看法？”

刘备说：“曹操是个欺君的恶贼，明公您如果不出兵讨伐他，恐怕有失大义于天下啊。”袁绍一听，马上赞扬刘备道：“你说得太好了。”当即就准备部署用兵之事。田丰一看自己的良苦用心没好使，立马又加以规谏。

袁绍没等他说完，就勃然大怒：“你这等文弱书生就是轻视和害怕用兵，这是害我失去大义啊！”田丰一听袁绍已完全拒绝了他的建议，还不肯停止，进而捶胸顿足地说：“你如果不听我的建议，出兵必败无疑！”袁绍闻言大怒，当时就想把他杀了。经刘备劝止才没有杀他，把他囚于狱中。

田丰的意见不可谓不中肯，本来田丰也是为其江山社稷设想。可是，由于袁绍主意已定，想听的要么是好听的话，要么就是为他出点子如何取胜的谋略。对于反复的阻谏，袁绍初时能忍能容，终于不堪忍受，便下令将田丰关入大牢。

后来，战局果然如田丰所料，袁绍战败而归。当田丰听到狱卒兴冲冲跑来告诉他：“我军大败而回，他定会记起先生先见之明而重用先生。”田丰却叹道：“吾命休矣，因为袁绍外宽而内忌，定会羞于见我，必杀而后快。”袁绍回来后，真的就把田丰给杀了。

相比之下，同处在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就聪明多了，是田丰没法比的。在《后出师表》中自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应该是位硬骨头的好汉。可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而举国伐吴时，却不见他硬生生非要阻拦。其实，他也知道刘备伐吴必败无疑，但他知道劝也是劝不住刘备的，便在适当劝谏之后，预先做好战败的补救工作。两相对比，诸葛亮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何其明智也。

这个故事就说明长官与部下或者朋友相处，都要恰到好处。如果处理失当，朋友都会变成冤家。人生交一个朋友是很难的，所以，孔子告诉子贡，劝朋友时要适可而止。

孔子的“中庸”是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处理事情时的分寸感。

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共事的朋友，更要注意。如若不然，以后恐怕连朋友都做不得了！

人与人交往，做朋友，都有自己的标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圈子。通常人们愿意选择比自己素质高的人交往，与自己素质相当的人也乐意与之往来。当然，前提是趣味相投。

所以，有的人发现别人不理自己，是不是不了解他呢？其实，人家不是不了解你，而是太了解你了，看不上你。他也不是歧视你，而是觉得与你交往对自己无益，就没有把你纳入他的圈子里。这就是孔子说的：不是别人不了解你，而是你没有才能。找工作、谈恋爱、同事相处，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孔子在《卫灵公》篇中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孔子还在《学而》中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在《里仁》里，他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强调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这些都是孔子“君子反求于己”的名言，孔子要求人们修身要自我反省，提高自己。

虽说《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门生言语思想的学生笔记，很有可能有重复之处，但有多次出现，那就只有一种理解，是孔老夫子多次强调这个话题。

《三国志》中记载，庞统刚刚投靠刘备时，刘备没有赏识他，只让他到耒阳县担任一个小县令。张飞巡视地方时，发现耒阳县令庞统耽于酒乐，不理县政，事务积压情形惊人，立刻召唤并当面责备庞统的渎职懈怠。孰料庞统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一县政务么，非常简单。当着张飞的面，召唤相关人员，果断处决所有事务，迅速将数月积累的事务全部圆满解决。张飞立刻刮目相看，向他道歉，请求原谅自己的失礼，并向刘备引荐庞统。当刘备任命庞统担任军师时，庞统才慢悠悠地掏出一位名人的推荐信。刘备惊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早些拿出这封推荐信？庞统傲然说，他就是想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彰显才华，并不想沾名人的光。

这位庞统先生，就是极富能力而自信的人物。怀才不遇时，他也不颓废怨尤。一旦机遇来临，他就立刻发出光芒。我们立身处世，也应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应当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与自信。

对大多数人来说，自己有才华而没有人赏识还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自己缺乏忍耐，做自己想做的事常常力不从心，半途而废。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与其担心不被别人理解，还不如专心提高自己的才能，努力使自己的本事有所提高。

我们来看一个范仲淹苦学成材的故事。

范仲淹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本来生活在一个官宦之家。五代时期，他的爷爷范赞时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范仲淹就是范墉在徐州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当范仲淹刚2岁时，父亲便去世了。随着家境的衰落，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他改嫁给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东）朱氏，改姓朱，名说，中进士后恢复本姓。

范仲淹小时候很有志气。他曾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南）醴泉寺读书，因家庭贫苦，每天只能煮一盆薄粥，划作4块，早晚各两块，切一点荠菜，加一点盐来吃，这样苦学了3年。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十分难过，哭着辞别了母亲，到南都（今属商丘）学舍读书。他学习更加刻苦，夜以继日，有时通宵达旦，5年没有脱衣服睡过觉。由于范仲淹勤奋学习，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为他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从小就怀有远大的抱负。当他还是个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后来他当了谏官，大胆揭发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受到贬谪处分。后来，他在与西夏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又回朝任副宰相，积极推行新政。因触犯一部分权贵利益而遭到排挤，回到陕西防守边境，新政也就废止了。第二年，他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子京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千多年来，这句话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警句。范仲淹一生艰苦朴素，经常把自己的薪俸分给乡亲，深得人民的拥戴。他“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人民“哭之如父”。

像范仲淹这样的历史名人，还有许许多多，都是从小刻苦学习，之后才能成就大事，流芳百世。在你的学识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去寻找成功的机会。至于究竟能不能成功，那就要看机遇了。孔子也是具备了成功的才能，却没能成功。因此，谁又敢打保票，说自己有本事，就一定能出人头地啊。正所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当然，在这个寻找机会的过程中，你必须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丝机会也不放弃，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机会，也要学会给自己创造机会。总之，在有才能的情况下，不懂得把握机会，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当然也就谈不上成功了。《孟子》一书中也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真正有才学的人，只会担心自己才能尚未完全具备。等到自己的才能真正具备了，学问真的达到了，就不会担心自己没有立身之处了。

孔子谈人生，强调“不怕不出头，就怕没本事”。所谓生死、贫富、成败等都不是人单独所能决定的，需要外在的形势和机缘。一个人如果一心钻营，倾心于这些自己不能决定的地方，必然会迷失自己。所以，孔子强调做人不怕不出头，就怕没本事，就怕自己的仁德修养还不够。

能力和修养是人自己决定、能够做到并且应该做到的事。做好了这一点，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独到价值才会显现出来，才有了存在下来的合理性。否则，一味地跟在别人或者潮流的后面跑，永远寻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即便有所成绩，那也是侥幸而已。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孟母三迁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孟子小的时候，他家住在一片坟地旁边，孟子就玩一些哭丧、埋人之类的游戏。孟子的母亲认为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举家搬迁到一个集镇上住下。结果，孟子又玩些做买卖的游戏。孟子的母亲还是不满意，又迁居到了一所学校旁边。孟子受到良好的影响，逐渐变成勤奋学习、彬彬有礼的人。

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孔子“里仁为美”的思想。荀子在《劝学》篇里说：“品质高尚的人居住一定要选择地方，郊游一定要选择朋友，这样可以远离歪风邪气而接近仁义道德。”这讲的依然是“里仁为美”的意思。

晋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傅玄在他的《太子少傅箴》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这四句话是强调环境影响的作用：一个人生活在好的环境里，能受到好的影响；生活在坏的环境里，常会受到坏的影响。形体端正的“影”一定直而不歪，声调和谐的“响”一定清而不乱。就是说，同品德高尚的人相处在一起，一定能受到良好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五入为五色，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治国亦然。”说的也是环境影响人。孔子的“里仁为美”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具体说就是搞好邻居关系。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总有左邻右舍。邻里相处，建立在共同住地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多方面的互助关系，邻里交往是很密切的。每个家庭都愿意搞好邻里关系，于人家方便，对自己也有利。

然而，现实中总有一种人，只关心自家的事，对邻居的情况不闻不问，或自以为清高，或标榜不多管闲事。一旦自家有事情，便后悔不已。有位大妈边跑边喊：“捉住前面的小偷。”邻居小两口迎面过来，却侧身让小偷跑了过去。大妈上气不接下气告诉他们：“偷的就是你们家的东西。”待这两位明白过来再去追赶时，小偷早已不见踪影了。“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结果，只能是自家门前雪成堆、自家瓦上霜也重。

邻居住在一起，难免闹些矛盾误会。一旦发生矛盾。邻居间应互相谦让，及时处理，使矛盾不致扩大。对邻居不可蛮不讲理，恃势逞强。

清朝时，在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权势显赫，这就是张英、张廷玉父子。清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老家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供双方来往交通使用。后来，邻居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县官考虑纠纷双方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了断。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6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千古美谈。

在日常生活中，邻居间应互相帮助。邻里相处，不能只图自家方便，只想自己占便宜。城市居民，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仅一墙或一层楼板之隔，任何声响都会影响邻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加注意。比如家庭聚会，不要高声喧哗，举办家庭舞会也要尽量避免影响邻居。听广播、看电视应把声量尽可能放小，尤其在午间或夜里的休息时间更应注意。

俗话说，让人一步自己宽。如果两家孩子发生争执，首先要批评自己的孩子：“你比小东大，怎么不让着点？快向小东说对不起！”即使自己的孩子吃了亏，被对方打了，他又占理，也不要对打人的孩子吼叫，这样显得大人太没有涵养了。你可以找到打人孩子的父母说明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打人的事，对孩子管教也是不利的。

实际上，邻里间往往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双方遇事毫不相让，针尖对麦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结果小事闹大，矛盾加深，结成疙瘩，久久不能解决。在邻里相处中，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若每个家庭都能经常注意自己的涵养，邻里间的矛盾就会减少。

邻里之间，成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家的喜怒哀乐、迎来送往、吃喝穿戴，邻居都能看得见、听得到。有些人就爱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地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今天把孙家的矛盾告诉王家，明天又把赵家的家丑告诉李家，后天再把江家的新鲜事告诉何家，甚至制造流言蜚语，弄得平地起风浪，四邻不安。由此可见，拨弄是非是搞好邻里关系的大敌。大家应自觉抵制，而不是津津乐道、推波助澜，不给拨弄是非者以市场。

孔子的“里仁为美”强调的是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性。常和品行高尚的人在一起，就像沐浴在种植芝兰散满香气的屋子里一样。时间长了便闻不到香味，但本身已经充满香气了。和品行低劣的人在一起，就像到了卖鲍鱼的地方，时间长了也闻不到臭了，也是融入环境里了；藏丹的地方时间长了会变红，藏漆的地方时间长了会变黑，也是环境影响使然！所以真正的君子必须谨慎地选择自己处身的环境。

选择一个相处得来的邻居，是在许多人的能力之内的事。只是，这种选择往往是双向的。你若要想得到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自己就必须掏出一片真心对人。

一个国家需要英明的君主，一个组织需要英明的领导。领导有好的领导，也有不好的领导。从人的本性来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个好领导，或者有一个好的领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好领导呢？

子张当了一个地方上的小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向自己的老师请教如何从政。

孔子说：“能尊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五种美德指的是什么？”孔子说：“君子给人恩惠却无所耗费，让百姓为他劳动而无怨言，有追求却不贪婪，安泰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

子张问：“如何具体理解？”孔子说：“顺着民众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获利，这不就是给人恩惠却无所耗费吗？选择民众便于劳动的时间让他们劳动，又有谁会抱怨呢？自己想要仁德就得到仁德，又贪求什么呢？君子不论民众人多人少、人贵人贱，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安泰却不骄傲吗？君子整理自己的衣冠，目光尊严地远视，庄严得使人产生畏惧感，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

子张又问：“四种恶政指的是什么？”孔子说：“事先不进行教育，却对民众加以杀戮，叫做虐；事先不进行告诫，却要他们取得成绩，叫做暴；起先懈怠，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给人东西，却出手吝啬，叫做小家子气。”

其实，“尊五美，除四恶”不仅对于从政有启发，就是对于平常做人也是有好处的，对商人经商更有益处。那么，这句话到底蕴涵了什么深意呢？

有句话说：“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其实就蕴含了“惠而不费”的意思在内。政府的一项好政策出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需要耗费政府的财力和物力，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有的。比如说“为市民办实事”的问题，很多实事，其实就在于当政者能不能想到，而不在于需要什么耗费的问题。

这种“惠而不费”，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有的。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助人为乐就是一个“惠而不费”的问题。帮朋友的忙，替人带东西，捎口信，或者替外地人指路等，都是于人有利而于己无害的事情，不是“惠而不费”又是什么呢？真要惠而“有”费，把自己的贵重东西送给人家，别人还不见得会接受呢。

所以，应该大力提倡“惠而不费”的风尚。无论在不在“公门”，这种风尚都是可以身体力行的。想当好领导，就要会“惠而不费”，不需要自己必须做出什么，拿出多少钱，或者说牺牲多少利益，但能让员工们觉得舒服、贴心，愿意为你卖力工作，就能达到管理中的上层境界。

“劳而不怨”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难，这是大家都有的经验。所以，做一个领导人能让人任劳任怨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做一个基层领导，能使手下人都高高兴兴地工作，任劳任怨，那可真要难上加难了。

现代管理者必须懂得人是世界上最富感情的群体，“情感投资”是管理者调动人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手段。管理工作者在实施“情感投资”时，必须抓住一个“心”字，与下属员工互相交心、互相关心、以心换心，从而达到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共同一心干事业。“情感投资”已经成为许多成功企业家的制胜法宝，因企业管理者对待人才的态度、方法不同，造成企业兴衰的例子不胜枚举。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侧重于领导水平的方面，“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却涉及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和素质了。“欲而不贪”是说要有欲望但不要贪婪。有欲望并不是坏事，有时候，欲望往往能转化为压力，而压力往往又能转化为动力。但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拿的钱还是要拿的，但不能贪污受贿，利用职权谋私利。不能做到“欲而不贪”，你的人品就落了下乘，不要说身居高位，领导他人了，很有可能还会触犯法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泰而不骄”是说既要保持不忧不惧的心态，心平气和，遇事泰然自若，又不要装模作样，色厉内荏，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觉。至于“威而不猛”，则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威严，要让人畏服，但又不能给人以凶猛可怕的印象。有了这种印象，人家一看见你就躲得远远的，你还怎么去领导他呢？

现代企业管理经常讲“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就是这个道理。“以权压人”是听你话，但并不是真正地服你。干起事来，自然动力不足，更容易出问题。

五美有了，领导者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相应的，还要去掉一些坏毛病，这就是“四恶”的问题了。

一恶“不教而杀”。所谓“杀”，照我们的理解，倒不一定真要动刀子、判死刑，而是说处罚。对于部下也好，对于民众也好，不加以教育引导而只知一味惩处，那这领导是绝对做不长的了。属下错了，你只会批评责备，却不告诉他哪里错了，也不跟他说以后怎么避免再犯错。那估计遇到同样情况，属下还得继续错下去，这样领导不满，属下也觉得委屈。别说做领导，就是做家长，“不教而杀”，或者说不教而惩罚，那也是要父子反目成仇的。所以，这是一个领导者绝对应摒除的毛病。

二恶“不戒视成”。事先不告诫，不指导而只管要部下做出成绩来给你看，这是一个粗暴的领导者形象。人家不给你完成，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再说了，你什么都没给，部下怎么能做出成绩来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这不是刁难吗！

三恶“慢令致期”。领导者自己要求不严格，却要求人家如期完成任务，这不是害人家吗，这也不是一个好干部应有的作风。部下会想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凭什么啊，不服！

四恶“出纳之吝”。做领导人一定要大人大量，有魄力、有决断，切忌像个小管家一样，小气吝啬，成不了大事。经常有领导胡乱许诺，言而无信，说了又不算。等到部下达到要求了，该给的奖励不给。那你下次再说话，还有谁信啊。再说了，也严重挫伤了部下做事的积极性。

有些企业领导。在事前和员工们谈提成，说得“天花乱坠”，以合同的形式写成文件。可事成之后，翻脸无情，再不承认。这种事，贪的是小利，伤的是人心。

做个好领导，真的挺不容易。不同的领导，风格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强求一致，更多的时候要调整自己去适应。如果按照孔子的教诲，五美有了，四恶除了，从政经商也就游刃有余、进退自如了。

子张（前503—？），即颛孙师，孔门弟子之一。

孔子论为政之道，很讲究为政者的自我表率作用，强调树立榜样典范、以身作则以取信于民。孔子的这一认识源于他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孔子论人重在仁德的修养。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在于自觉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理义，并以诚挚的信念和仁爱之心来沟通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自由的理想境界。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和诚信之情，如果不能和他人取得相互理解和信任，进而和谐共处的话，那么，必然会陷入闭塞不通、孤家寡人的孤立境地，很难成就什么事业，更无法实现人生的存在价值。在此基础上，孔子讲为仁由己，即修养仁德需要从自身做起，要以身作则，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体察人生之使命，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

所谓政者，正也，以仁义之道教化万方之义。这个仁义之道是需要由自身体现出来的。否则，便是空洞的说教，更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孔子讲仁义从来都是在身体力行中论述而拒绝空泛的理论探讨，原因就在于此。因此，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才能取信于民的时候，孔子很干脆地告诉他，只要他做君王的做事公正无私，任用贤能，老百姓自然信服。反之，如果他一味任用小人，徇私枉法，老百姓自然不会服气。孔子也曾经说过：“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了，对于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假如自己行为不能端正，又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领导的“导”有引导、表率的含义，领导者若能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作用，则不用严刑苛责，下边的人也能各行其事，无为而治，境内也没有作奸犯科之人。如果为官之人作风不正，则虽有政令却无人遵守，如同空文。

柳传志管理联想集团时，立下一个规定，凡开会迟到者都要罚站。第一个罚站的人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后来，柳传志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3次，罚站的时候是挺严肃，而且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并不是随便站着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在20个人开会的时候，迟到的人进来以后会议要停一下，静默看他站一分钟，有点像默哀，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不好做，但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

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离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三国时的曹操曾被人称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古往今来褒贬不一。他在治国治军方面深得将士尊重，因为他深谙管理之道，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曹操割发代首的典故就说明了曹操正人先正己、自己以身作则的领导美德。

不仅是历史名人能够以身作则，著名的企业经营者土光敏夫身先示范、以身作则，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过。

日本东芝电器公司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名牌公司之一。但是，二十多年前，东芝电器公司因经营方针出现重大失误，负债累累，濒临倒闭。在这个生死关头，东芝公司把目光盯在日本石川岛造船厂总经理土光敏夫的身上，希冀能借助土光敏夫的“神力”，力挽狂澜，把公司带出死亡的港湾，扬帆远航。

土光敏夫就任东芝电气公司所“烧”的第一把“火”，是唤起东芝公司全体员工的士气，想方设法把每一个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

土光敏夫还大力提倡敬业精神，号召全体员工为公司无私奉献。土光敏夫的办公室有一条横幅：“每个瞬间，都要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工作。”土光敏夫以此为座右铭，每天第一个走进办公室，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几十年如一日，从未请过假，从未迟到过。一直到80高龄的时候，他还与老伴一起住在一间简朴的小木屋中。

如今，日本东芝电气公司已经跻身世界著名企业的行列，它与石川岛造船公司同被列入世界100家大企业之中。这与他以身作则的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土光敏夫的一句名言是：“上级全力以赴地工作就是对下级的教育。职工三倍努力，领导就要十倍努力。”人是企业之本，是公司的重要资源，实现公司目标要靠全体人员的干劲和智慧。领导如何以身作则，实行人力科学管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中，很多人只要求别人，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对人对事习惯采取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实现诚信，取信于人呢？古语讲“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领导要以身作则。当我们要求别人如何如何时，是不是应该先审视一下自己是否符合标准呢？只有以身作则，才能给予正确地引导，增强说服力。

先贤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知人实是一件难事、一件大事，从辨别一个人的言行真伪，到察觉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否高尚，中间无不渗透着人的精力与智慧。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用人是内功的体现，要知人、识人且善用。其次才是个人的学识、能力、水平。作为领导者，如何才能识人呢？

孔子识人有三个步骤：“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能不能安于现实。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认为，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

“视其所以”，是指要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做事的目的和动机。动机决定手段。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苏秦为扬名于天下而“锥刺股”，易牙为篡权而杀子做汤取悦于齐桓公。我们要看他做什么，更要看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们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对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齐桓公被易牙的所谓忠诚感动，结果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观其所由”，就是看他一贯的做法。比如说赚钱吧，君子也爱财，但君子和小人不同。小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夺，甚至杀人越货。君子却做不来，即使财富如同身旁的鲜花随意采撷，他也要考虑是不是符合道。有时候不在乎做什么、做多大、做多少，而要看他怎么做——官做得大，却是行贿得来的，钱赚得多，却是靠坑蒙拐骗得来，那也为人所不齿。

“察其所安”，就是说看他安于什么，也就是平常的涵养。比如浮躁，比如急功近利，比如眼红心跳，比如一有成绩就自视甚高、目中无人，比如一遇挫折就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等等，都是没有涵养的。这样的人做事最易半途而废，交友极有可能背信弃义。只有踏实安静的人才能威临世界而不被身外之物所包裹。

想想吧，越王勾践如果没有静心怎么能卧薪尝胆？司马迁如果沉不下心，遭受宫刑的痛苦还不缠绕终生，哪还有心思写什么《史记》？韩信如果没有静心，早成为流氓的陪葬品，哪能帮助刘邦成就霸业？静心是在寂寞中的坚韧，在困苦中的达观，在迷离中的坚定，在失败中的自信，在成功中的沉稳。有如此品质的人，谁又能怀疑他呢？

有些历史名人，能够以孔子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识人三部曲为基础，发挥自身优势，研究讨论出最适合自己的识人知人的办法。

近代湘学创始人、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一位知人、爱才的人，其门下培养出一大批文武人才。他曾经花费大量笔墨，论述人才层次、特征、考察方法等，特别是他的“知人八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表里如一、从表情考察内心世界、从表面特征判断人的声望、判断模棱两可的方法、观其敬爱识其前途、从情绪上察人心胸、从缺点反观优点、从聪明看成就。同时，他还指出“知人”过程中常见的错误，诸如以己观人、只凭第一印象、只凭个人好恶、只凭志向、重早慧轻晚成、只凭地位财势等。如此透过现象观本质，不乏真知灼见。这是居于高位而知人善任开创一代中兴事业的例子。

中国人爱讲“察言观色”，对人的观察依靠综合直觉。不过，一个人的语言和伪装的神态会掩盖他的内心本质，特别是那些巧言令色者。因此，有人说，“闪闪发亮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然而，一个人的实际行动却不会为他的为人撒谎。这一识人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一个人的性灵，未必从言谈与神态中显现，然而举止却难作伪。由迹观心，由事窥意，方可识人。

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识人三部曲去识人，又怎么不能够把人看明白呢？孔子连说了两遍，似在肯定，又似乎在提醒人们做到这点该是多么不容易！

人海茫茫，世事无常。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很难。在这里，孔子为我们知人识人提供的这个十分有效的识人“三部曲”，很值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借鉴。

勾践（约前520—前465），越国国君，曾败于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使国强。前473年灭吴。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用人，由此提出了用人的主张。在古代，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开公司、办企业，其实管理的精神、根源、内容和步骤都是相似的。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经营人，要想让自己的企业红红火火，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敬事而信，就是做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各项工作，守信用。这在每个企业中都是通用的原则：你不认真对待工作，怎么赚钱啊；不守信用，赚谁的钱啊。第二，节用而爱人，这也是“老调重弹”了，就是节约开支，爱惜人才。现在的企业，在“节流”方面都做得很好，经营者绝对是会把一分钱掰两半花的，不会存在浪费现象。至于爱惜人才，经营管理强调“以人为本”，“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只要是人才，在企业中都能得到重用，也会有比较好的待遇。

孔子主张，役使百姓的时候注意顺应农时，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现实的意义，“使民以时”就是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把握大势，也就是因势用人的意思。这从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多。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讲用势之道。在因势用人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谓做到了极致。

刘邦用人学问中最独到的一点是，他通常能根据不同的时期与形势采取不同的用人策略。这从他对韩信的态度和使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韩信初到汉营时还属无名小卒，刘邦看不起他。但当他听萧何说韩信是一个大将之才，可以帮他打天下时，马上放下汉王的架子，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毕恭毕敬地拜韩信为大将，并向全军宣布：“凡我汉军将士，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法处置，先斩后奏。”刘邦那种谦恭卑顺的样子，令全军上下莫名其妙。

汉高祖四年，刘邦在成皋战场失利，急需把韩信、彭越等部队调来支援正面战场。不料，此时已攻占齐地的韩信派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以镇守齐国。刘邦大怒道：“怪不得几次调他一直按兵不动，原来是想自己称王！”这时，正在一旁的张良、陈平赶紧用脚踢了他一下。刘邦恍然大悟，急忙改变口气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呢？”于是，派张良为特使正式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受封后，果然高高兴兴地率兵来参加正面战场作战。

刘邦称帝后，大封自己的同姓子弟为王。同时，认为那些在战争年代封的异姓王公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刘邦决定先拿韩信开刀，除掉异姓王。高祖六年，刘邦宣称巡游云梦泽，约定在陈地会晤诸侯。当韩信奉命到来时，刘邦以有人告他谋反为由，令武士将其拿下。当韩信申辩时，刘邦厉声说：“有人告你谋反，你敢抵赖吗？”把韩信押回洛阳后，因查无实据，刘邦便把他降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吕后洞悉刘邦的心意，在一次刘邦出京时把韩信诱到长乐宫杀掉了。

刘邦在历史上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曹操、李世民那样文韬武略兼而有之，身先士卒，垂范天下；也不像康熙、朱棣那样借助龙脉相承，挟先人之余威而君临天下。他所凭借的只是一门因势用人的用人术，当势力单薄时卑躬屈膝，当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当功成名就后心狠手辣。他把用人权谋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与运用，能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处境遭遇来确定自己的用人策略。

清朝著名商人胡雪岩也是一个擅长因势用人的典范。

胡雪岩在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有号友皆是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店，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取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

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白领”，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被称为“师傅”的二档雇员，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践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蓝领工作者”，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的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职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此外，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阿二不会办事。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

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的药品。用这些话打动阿大的心，让他也向阿二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

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胡庆余堂便有了两个“阿大”，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红火了。

一个企业是否兴旺发达，老板的眼光——见人、用人的标准起着决定性作用。领导者要灵活机动，这是在用人策略上的“时”。当然，领导者在用人的时候在道德上也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爱人”、“使民不以时”了。“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是道德的修养，也是一门学问。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著名徽商。胡雪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他认为，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

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一次，孔子家的马棚失火了，损失非常严重。孔子回家得知此事，第一句问的竟然不是马的损失情况，而是伤人没有。这说明，在孔子的眼中，“人”的价值要比任何财富包括马都重要得多。马棚塌了可以再盖，马损失了可以再买，但人没有了，就不容易再找了。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放在现代，就可以运用在“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等管理人才的各个方面。

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归根到底就是拥有大批优秀员工。柳传志说：“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松下幸之助也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在崇尚人本管理的今天，“企无人则止”的理念已经深植于人心。

企业终归是人的企业，而人也最终要靠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个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企业，企业即人。企业从初创到壮大到辉煌，离不开优秀的人在起推动作用。因此，企业的发展要从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开始。

华人企业领袖施振荣非常推崇“人道”。他认为人性本善，应该发掘人性之善。施振荣一直提倡对人的宽容和信任，容许他人有犯错误的机会。最难得的是，施振容能够让出舞台和权力，宁愿自己大权旁落，也要给予别人舞台。施振荣曾说：“创业３０年，我实际上是在经营人性。结果是，人才辈出，王中生王，宏基也成长为全球企业巨头。”

宏基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王中生王，很大程度就在于施振荣对于人性的超越。施振荣在宏基推行“人性本善”的观念，在问到三十多年来，他是否从未遇到过不忠甚至背叛？施振荣说：“遇人不淑在所难免，你的筹码就是万一遇人不淑的时候你受的伤害是你可以忍受的，因为你由相信人得到的利益更大。”遇到背叛和欺骗，施振荣的做法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相反，他不断地相信人， 因为他认为多数人值得相信，只有相信更多的人，才能抵消少数人背叛和欺骗的成本。

当年的李锟耀，性情躁烈，也属于不听话的能人。但是，施振荣并没有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制他。相反，他给了李锟耀足够的舞台，允许其犯错误，甚至让其在明基单飞，成全英雄人物的鸿鹄之志。

反观国内很多企业，存在的恰恰是对人的普遍不信任，老板猜疑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对老板也有保留，基本是疑人不用，用人也疑，互相提防，内耗巨大。在企业初期，难以破钱财之贪，很多合作人为了利益打得头破血流。很多老板总舍不得为职业经理人花钱，最后企业如鸟兽散。

公司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感情的，影响其行为的心理是复杂的。人们都希望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环境下工作，并且希望自己被重视。所以，企业实施人性管理很重要。

人性化管理并非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态度，人性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也是一种企业文化，它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才起作用。人是渴望被点燃的，人也是可以被点燃的。企业应该给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给人更多的关爱。人性化管理的实质在于尊重人性特点，人性化管理的魅力就是让每一个管理者都能感受到来自企业的人文关怀无处不在。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认为，没有一种理论、计划或政府的政策可以使企业成功。关键只有一个，就是要与他的职员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出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而这种感情将促使管理阶层与职工皆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盛田昭夫每年都把索尼公司所招聘的人员集合到索尼公司总部，进行培训，盛田昭夫为他们上有关企业内容的第一课。盛田昭夫通过讲演，使索尼公司的每个职工都树立了“人人都是索尼大家庭成员”的观念。

正是在盛田昭夫的倡议下，索尼公司的管理建筑在互敬互重的精神基础上。这种精神让索尼的每位职工明白，索尼公司不是属于少数管理者，而是属于全体职工。索尼公司有一项政策：只要是索尼公司的职工，不论他在何处，就是索尼公司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基于这项政策，索尼公司的高级领导人没有私人办公室，甚至连工厂的厂长也没有办公室。公司的管理中心委员同其他职工坐在一起，使用同样的办公设备。

索尼鼓励个人才智的发挥，做到人人适才任用，故而能将每位职工的潜能发挥到极值，这是索尼与其他企业竞争所体现出来的最大力量。盛田昭夫深有体会地指出：“我们的信念是：‘人’是一切活动之本。”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正是索尼成功的根本所在。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许多企业的最终失败，并非因为它们不曾拥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没有将这些人才有效地组织成一个胜似“父子兵”的战斗“大家庭”，而勉强能体现“企业大家庭”的居然就是“开会”。这应该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宰予，他很会说话，以言词动人。孔子曾经列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排行榜，宰予列于“言语”榜。但宰予的品德却算不上高尚，他曾经嫌服丧3年的时间太长并向孔子抱怨，惹得孔子骂他“不仁”；又热衷于做官，后来到齐国为临淄大夫，与高官田常合伙作乱，阴谋反叛朝廷，结果被满门抄斩，孔子为他感到耻辱。

大白天，同学们都在认真读书学习，而宰予却在睡大觉。孔子很生气。孔子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呢？就是宰予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行为不符，实际上欺骗了孔子。孔子之所以人家说什么他就相信，“听其言而信其行”，并不是说孔子笨或愚蠢，而是孔子对每个人都很信任，相信“人性本善”，但没想到就是这个宰予，辜负了孔子的信任，欺骗自己的老师，既无信，又对师长不敬。所以，孔子才这么生气。

从这件事中，孔子也悟出了一个道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话说得多么好听，哪怕是舌绽莲花，也得看看你的行动，再决定相信不相信你。

在另外的一个场合，孔子也重述过这个道理，只不过换了个说法。孔子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人令众人都讨厌的话，那么，你对他不要轻下结论，需要审查一下实情。如果有一个人令众人都喜欢的话，那么，你也不要轻下结论，需要好好调查一下他的本来面目。”这再次说明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重要性。如果未经核实就盲目相信别人说的话，很可能酿成大祸。

当年刘邦打天下时，本来准备委以陈平重任。结果，部下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陈平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并且以权谋私。经过一番实际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并无此事”。两个人沟通后，达成相互的谅解，陈平重新得到信任。后来，陈平又屡出奇计，帮助刘邦安定天下。

虽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也要提防，有的时候“耳听为虚”，“眼见未必为实”，必须要会思考。否则的话，再“明亮”的眼睛也有靠不住的时候。

当年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生活艰辛，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日，又没米下锅了。亏得弟子子贡向乡人四处讨求，讨得一些米来。弟子颜回便急忙生火做饭。

子贡讨米辛苦，躺着休息了一会儿。饥肠辘辘，躺不住，便上井边喝水。此时，一股米饭香飘入鼻孔，子贡不由向颜回做饭处望望，却见颜回从饭锅里迅速抓了一把塞入口中。子贡好不生气，便来向孔子告状：“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日看不出，一到困苦时就露馅了。”

孔子疑惑道：“真有此事？”子贡说：“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要换了别人，可能就会勃然大怒，把颜回叫来狠狠批评一顿。可孔子不会如此鲁莽，他在思考子贡是否真的看明白了。于是，他劝子贡莫轻下结论，待自己了解后再说。

一会儿，颜回来请孔子去吃饭。孔子说道：“方才我打了个盹儿，梦见先父。他是要来保佑我吧。因此，我想先拿这饭来祭祀先父。不过，不知这饭你动过了没有？动过的饭是不能用来祭祀的。”

颜回急忙摇手说道：“老师，千万不能用这饭祭祀。适才煮饭时，恰有黑灰落在饭上，不管它吧，不干净；想扔了吧，又可惜。我就把那块沾灰的饭抓起吃了。”子贡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颜回，好不惭愧。

对于孔子来说，这件事，他没有偏听子贡的话，虽然是起了疑心，但终究试探了一番，明白了真相，纵然稍稍惭愧，但幸好没犯大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准则还是遵守了。但对于子贡来说，行为就有些鲁莽，“眼见未必为实”，他只相信自己所见，就跑去告状，未免太武断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事情，也不能臆测，也需要用心去分析。

做任何事，都应该遵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先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等事情搞得一清二白，再下结论也不迟。至于说重大的决策事宜，就更不能马虎了。不仅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还需要把事情的起因结果、来龙去脉都调查核实清楚，才能做进一步的工作。不然的话，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不仅有物质上的，而且也有精神上的，这就远远不是金钱所能弥补的。

林则徐有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出自《尚书》。无欲则刚，出自《论语》。就是孔子所言：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无欲则刚”，此言不虚。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欲望，那这种欲望就有可能被别人所利用。如果贪色，有求之人就可能诱之以色；如果贪财，别有用心之人就会诱之以财；你喜好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当看到鱼儿因贪吃而上钩时，我们会笑鱼儿太痴。但假如我们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我们同那些鱼儿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

清朝乾隆年间大贪官和■官至大学士，想当初招权纳贿，声势显赫，后受参劾，被赐死后，衣带中还留有一首七绝诗：“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怀才误自身。”和■的临终“绝唱”是一种迟到的醒悟，对国家和自己都于事无补。

被人们称为“三光书记”的一位贪官，在担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期间，“把官位卖光，把财政拨款捞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那不是无尽的贪欲又是什么呢？

人不可能一点欲望都没有，像个木头人，但不能有过分的欲望。没有贪欲，就可以做到“软硬不吃”，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至大至刚。而一旦有了贪欲，不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哪里还算什么刚毅的男子汉呢？

孔子认为，贪欲太过强烈的人不免为私利屈己，所以绝做不到刚。不过，历史上，也有许多人做到了刚强。东汉时的董宜就是一位。

董宣任洛阳令。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有一奴仆杀了人，在湖阳公主包庇下逍遥法外。

董宣一次拦住公主车驾，命奴仆下车，就地正法。公主便向光武帝申诉。光武帝大怒，召董宣，要用竹板将他打死。董宣说：“陛下今日纵容恶奴杀好人，又如何治理天下？我不需竹板打，请让我自杀。”说完，头撞柱子，血流满面。

光武帝连忙叫宦官拉住他，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坚持不叩，光武帝就叫宦官强按他的头，董宣两手撑地，就是不低头。光武帝实在没办法，只好作罢。董宣由此得了个“强项令”的美称。

以虎门销烟闻名中外的清朝封疆大吏林则徐，便深谙“无欲行自刚”的道理。他以“无欲则刚”为座右铭，为官40年，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做到了洁身自好。他教育两个儿子“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实则也是本人处世的准则。他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说，“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其廉洁之状可见一斑。他终其一生，从未沾染拥姬纳妾之俗，在高官重臣之中恐怕也是少见的。

像董宣、林则徐这样的人，都可说是“刚”。人类的一切烦恼都源于贪欲，因为贪欲是无限的，而能得到满足的贪欲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生烦恼不断。他们之所以能做到“刚”，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那么多的贪欲，或者说能克制自己的贪欲。例如董宣，你即使是公主，我不求官，我不求财，我只求法律公道，我凭什么怕你啊！做人不能没有这种“刚”，否则，就是软骨头，就不能立于世上。

做官与经商，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经商就怕一开始就在心中膨胀出一个很大的贪欲。这会使人变得浮躁，而不去脚踏实地赚钱。或者说因为贪欲，而不遵守自己经商的原则，总想着一口气吃个胖子。企业家是不能缺乏实干精神的，任何怠惰都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损失。没有天生的百万富豪，要想开创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亲力亲为、戒贪戒躁，从最基本的做起，经受最艰苦环境的考验。只有这样，你才能经垒土之末，成千尺高台。

有的人，就是抓住了人性中的贪欲做文章，使得一些企业家贪小便宜吃大亏，上当、上钩，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企业家，已经失去了“刚”的勇气、“刚”的凭借，只能任由别人，以蝇头小利牵着鼻子走。

每个人为政、经商、求学、生活都有自己的原则。只有克制自己无限膨胀的贪欲，才能做到坚守原则，才能做到“刚”，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最终才能成就事业。我们所应拥有的“刚”，是在大是大非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刚”，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具体对象，都一概犟脾气，一概固执己见，一概认死理。

生活中，与人相处，原则问题当然应该刚硬坚持，寸步不让。但非原则问题，大可不必“一根筋”、犟到底，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否则，除了把人际关系搞僵，让本可换个方式解决的问题走入死胡同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好刚，没错，但还要好学。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刚”，什么情况下则需要“柔”，需要灵活。性格刚强的人，要注意避免刚愎自用，骄傲粗暴，固执己见。只有刚柔相济，才能真正获得人生的成功。

和■（1750—1799），原名善保，字致斋，清朝大臣。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大贪官的代名词。

尊五美屏四恶，乃为官从政之要领。

韩信（？—前196），西汉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