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从单位回来晚了些，父亲陪着母亲还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等我。母亲在城里给哥哥带小孩，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父亲守着乡下宽敞的老房子，没什么大事，一般不进城来。他们静静地靠着木沙发，没说话。虽然天气很冷了，家里的木沙发却还没有换上海绵垫子，光秃秃的木头与他们身上臃肿的衣服很不相称，显得格外寒碜。
你妈头痛，父亲说。母亲自己是不会说的，这是她多年形成的习惯，不是实在熬不住了，她是舍不得吭一声的。已经好几天都痛得睡不着了，父亲说，明天陪她去医院看看。母亲用手掀开斑白的头发，按着左侧的太阳穴，说，这里痉挛得厉害，昨天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我过去按了按，但无法缓解她的疼痛。我想，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难免要头痛脑热的。我跟当医生的妻姐联系了一下，让他们明天自己去医院找她。
第二天上班我处理一些手头上的事，忙晕了头。等我想起这事时，已经是下午了。在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有些沙哑，显得很沉重。开始我没听出来，尽问他吃了什么药，现在感觉怎样。母亲嗫嚅着说，做了一个化验，白细胞超标，贫血。
我吃了一惊。两年前，一个亲戚开始怀疑是感冒，检查身体时发现白细胞严重超标，且伴有贫血，淋巴肿大，再检查才知道是恶性淋巴肿瘤。简直是晴天霹雳！之后的两年，全家，连同所有的亲戚都在痛苦与贫困中挣扎，漫长而艰苦的求医之路，也不过是稍稍延续了生命的长度，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压垮了全家人的臂膀也无法抬起。终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撒手西去。恶梦仿佛还在昨天，惊魂未定，恐怖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听到母亲的话，我不敢往下想了。
挂了母亲的电话，急忙给妻姐打过去。你怎么不早点带她来检查呢？妻姐在电话那一头说，白细胞奇特地高，又贫血，脖子上淋巴肿痛，还得再检查一下——那个早逝的花季少女就是被我的妻姐最早在检查时发现然后送到上海去的——我简直不敢再听下去了，双腿发软，眼前一团漆黑。
母亲今年六十五岁。像她这样年纪生活在农村的人，哪一个身后没有一部苦难史？不用说她年轻时曾遭遇疾病的折磨，半年不能下地干活；不用说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家长里短、婆媳妯娌间受的说也说不得、吐也吐不得的怨气；更不用说年轻时父亲热衷革命工作，在五个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他远走他乡“炼钢铁”、修水利留给她的生活艰辛。母亲早已过了用泪水来表达感情的年龄，或者说粗粝的生活早已将她感情磨成了厚茧。但每次讲到这些，母亲还是无法遏制自己决堤似的泪水。我相信，这泪水中一定有大悲伤、大期望，一定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尽管我是她至为信任的儿子，但我并不敢说，我真正理解了母亲泪水中哪怕十分之一的内容。
要是母亲万一——仿佛一个黑色的漩涡在我的脚底下呼啸，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想想，我总是疏于去理解母亲。每到她声泪俱下的时候，我总是怕受悲伤气氛的感染而有意无意地打断她，竟没有用一点点的耐心来听她的倾诉，我是多么自私而又粗心啊。平时，我也老是以工作太忙为由，对父母的事过问甚少，总以为她们还没有到不能照顾自己需要我关心的时候，总以为我以后照顾他们还有的是时候，总以为自己的事业机会稍纵即逝，失不再来，值得不遗余力地抓紧，而以为母亲可以再等待。我还没有懂得去学会孝敬她，没有为她做的事太多。
哥哥急切地打来电话问情况，声音沉沉的。我向单位请了假，陪母亲再去检查。在医院，接过妻姐开的化验单挽扶着母亲去抽血时，我的手禁不住地颤抖起来。从妻姐故作镇定的脸上，我看到她没有完全掩盖住的紧张。
抽血，打B超，拍胸片，X光片——
母亲竟然是第一次做B超。近几年，我们兄妹都大了，都走出去工作、结婚、生子，家空了，除了哥哥的孩子让她放心不下，别的负担倒没有很多。母亲负担轻了，身体也就好了起来。偶尔生病，她也不肯进医院，更不愿做检查。想想自己才三十出头，虽然不算是很注重身体，但每年还是定期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有时遇到身体不适，动不动就是B超、肝功能检查，却居然从来有没想到让母亲也全面检查一次。
B超没问题。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知道，妻姐查B超的目的是看看肝脾的淋巴有没有情况。
下午，妻姐又打来电话：检查都没什么问题。
我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陡地提了起来。都没有问题，说明没找到病灶啊！我担心后面潜伏着更大的问题。什么事不是越隐藏越严重呢？
要不，去复查个血常规吧，妻姐建议。妻姐的建议倒是提醒了我，不会是搞错了吧。医院体检时搞错结果的事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再说，母亲一生这么善良，这么无私地奉献，从来不会去招惹谁的，怎么可能会招惹病魔呢？
复查。
走廊上的屏息等待！十几分钟过去了，妻姐从化验室出来，笑盈盈地远远地挥着手上的单子：正常，正常！果然是搞错了，一切指标正常。
虚惊一场！
我紧张的神经彻底地松懈了。赶快打电话给哥哥。哥哥在电话里声音都响亮多了，喜悦之色溢于言表。
挂断电话，我忽然想起苏东坡那句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泪水差点涌出来了，这是幸福的泪水，因为我的双亲健在，健康长寿。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