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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本是官宦沉浮、追名逐利之所在；文人，文化之人，精神、文化是其工作的对象，文坛是其活动的舞台。然而，《论语》一句“学而优则仕”，使文人与官场结下了难解之缘。官场充斥着文人，文人总在官场边上徘徊。从此，历史的舞台上便演出了一幕幕文人与官场纠缠不清的故事，纷纷攘攘，一些文人在官场边上转着圈子，最后进入了官场，而一些文人始终找不着门，终究只是在门外打着转，像卡夫卡笔下的K和他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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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官场一帆风顺、春风得意者，不是真正的文人，这不仅如杜甫所言：“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而且因为官场与文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场媚俗，说话做事全看他人，看权势，唯有不看自己；官场为官，成败荣辱全系一个顺字，顺权势者飞黄腾达，平步青云，逆势者“英俊沉下潦”；文场为文，得失高下全在一个心字，万物全收在我眼中，寄于我心中，艺高不怕胆大，追求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心灵的自由。所以，大凡真正的文人是很难在官场一帆风顺的，也是不屑于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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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是人生的一极，而文人就是人生的另一极。一个人往往有官场性的一面，也即奴性的一面；也有其文人性的一面，也即其神性的一面。有时一个人兼而有之，或奴性的一面多些，或神性的一面多些。一个真正的文人，其神性比奴性多，这样的文人掉入官场，必是如入泥淖，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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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代文豪，满腹经纶显于当世。然终其一生，虽以做官为职，却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官场，宦海沉浮，一生大半时间都为谪贬所累，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当他像一滴离心运动的水珠远离政治中心远离官场时，他离文学、离文人却越来越近。当他最终彻底与官场决裂时，他却自我塑造完成了作为一个文人的苏东坡：心灵的空间变得空前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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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场得失，李白比苏东坡更惨。虽然李白之才气已为当世人所公认所折服，但他照样只是在官场的边门口打着转儿，“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作为文人，李白又是一座无与伦比的殿堂，一座无与比肩的巅峰，一个光芒四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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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高大的文人，一到官场，就变得矮小了，即使大师也不例外。
李白为求得一荐，曾作《与韩荆州书》一文，文采飞扬，吹捧权势不遗余力，谄媚奉承溢于言表。实为李白完美人格的难掩之瑕，常为后人所惋惜。苏东坡初入仕途，以其大师之笔，所撰公文，每每被老朽的太守修改得满纸乌黑，一篇短短的文书，常要在太守与东坡之间往返数次方可成文。困顿之状，也常为后人所叹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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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文人挺不住了。陶渊明作出了回归文人的选择，解甲归田，第一次实现了作为文人精神追求的自觉性。“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言一出，为中国文人长长地呼吸了一口自由自在的空气。
可陶渊明之外，真正从官场找回自己、解脱自己的文人又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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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多少文人在官场的边缘行走、叹息，多少文人只见去却不见还？
行在官场边缘的文人，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