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里回到老家，看到了令人感慨万端的一幕：在进入村庄的路上，一道正在砌的围墙将村子前面的一大片水田围起来了。应该种水稻的田地里蒿草萋萋，与另一边油油的水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围墙只留下一道口子就要合拢了，很快，这条村民们世代进出、走过千万遍的路也就要废弃了。
六月，水稻的收获季节还没到来，是相对农闲的季节。砌围墙的青砖堆放在松软的田里，五六个男子是泥工，八九个妇女是帮工，都是我所熟悉的堂哥堂弟、七姑八嫂。他们将砖块一口一口地码起来，越砌越高。不久，三米高的围墙就要挡住人们的视线了。站在墙根下，尚且湛蓝的天空被一个工业园切去了一大块。
烈日下，村民以惯有的快乐掩盖了他们此刻的心事。我无法知道他们此刻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们已不太想自己与这土地的关系，或许正在为得到不菲的征用土地补偿费而窃喜。可我没有。当我从他们中间穿过，那些关于土地的汗水与泪水、企望与失望又浮上心头。
我曾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可却非常强烈地憎恨过这土地。那时我背着书包在夕阳的余晖里回到家，妈妈早已安排好了我要做的农活。给棉花地除草、给水稻田灌水、翻红薯藤或者和妈妈一起去种豆子——都在我的农活范围内。我一边催着自己早点把活干完，一边盘算着要去掏鸟窝，要去采摘快熟的野山楂。可太阳一点点西沉，终于掉到草垛山的那一头去了。棉花地没锄完——父母亲还没有一点收工的意思。失望渐渐揪住了我的心。再过两天，鸟窝里的小鸟就羽翼丰满出巢了。为什么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呢？怎么有这么多地要种呢？要是少一点土地该有多好啊！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一家在地里种黄豆。烈日下的午后，天气变幻莫测，天边堆积的一团乌云倾压过来，空中弥漫雨腥味，我甚至听到这远处雨点叩打大地的响声。我们劝父亲快回家避雨。可父亲没走，我们也没走。豆子只差最后一垄没种下了，父亲没有放下手中的工具。一阵劲风过来，吹翻了立着的木桶。不几分钟，蚕豆大的冰雹扎下来——我平生第一次和父母亲一起经受如此刻骨铭心的洗礼。
就这样，在我年少不谙世事的时候，就常常因为做不完的农活而把愤怒倾向土地，常以为地些无声的土地束缚了自己，却不知道土地以其丰饶养活了我的肉体，培育了我的精神。至少，我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家，有一个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魂牵梦萦的地方。正是这一片可以“回去”的土地，使自己在城市中少了些无所依托的漂泊之苦。
世上很多事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弄明白了的时候，又已经为时太晚。等我渐渐明白了土地无私地养活着自己，对土地日益充满敬意与感激时，我又成了少数得以离开土地进城的农民中的一个。
父母还在村里，依然守着土地养活自己。多年过去了，劳作让他们的身躯更加佝偻，土地让他们的白发一天天增加。看着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我忍不住劝父亲：“把田送人吧，你们年纪大了。”
“送人？这年头，谁会要田？”父亲扳着手指头，一笔一笔地跟我算了算种田的收入与开支。原来，那些年，种田的收益已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就算风调雨顺，除去成本和村提留、乡统筹、教育附加费之类，收入竟所乘无几。
“那就不种了，抛荒算了。”
“抛荒？”父亲一脸愕然。他种了一辈子地，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否抛荒，对他来说其实不仅仅是成本核算这么简单。
第二年，还是抛荒了。我不知道父亲内心经历过多少矛盾。村里抛荒的还有不少。在大片绿油油的庄稼中间，常常东一块西一块空着，长满杂草，像一头秀发上长了许多癞瘌。很多人都南下广东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
父亲常一个人闷闷地走在田埂上，看着这些田野中的癞瘌。他说，农民不种地，总不是好事。
前几年，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田地里再也看不到抛荒的“癞瘌田”了。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回到村里，回到了土地中间，庄稼恢复了它应有的生机。
最近，开发区在村里征去了土地数百亩。眼下，一个新的工业园即将在稻田中间破土而出。围墙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农业社会只有篱笆。一道围墙切开了这田野上的天空，割断了那些原本连成一片的土地。那些喜欢在庄稼地里窜来窜去的风，那些爱在沟渠里游来游去的鱼，和飞来飞去的虫鸟们，认识这围墙吗？而脚下这些肥沃松软的泥土，当有一天它不再生长着庄稼，却生长草坪或者钢筋水泥丛林时，会作何感慨呢？他们会为走出农业时代而兴奋，还是会为失去乐园而痛苦呢？
那些外出打工回来的村民，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正用自己的双手将围墙砌起来，将自己围在土地之外。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