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德国音乐家，保尔·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显然远不如他的前辈巴赫、贝多芬那样有名，也赶不上他的同辈理查·施特劳斯那样为我们所熟悉。同样为纳粹讨伐而逃离国外，欣德米特和勋伯格走的路也不尽相同，他不赞成无调性和一切新潮的音乐作法，而是顽固地坚持退回到巴赫时代，如蜗牛一样龟缩进古典音乐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在日益兴起的各类艺术先锋面前，古典主义已经不那么吃香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能够不为潮流所动，坚持着自己心目中的音乐形象，即使是保守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敬佩欣德米特，找来了他不少唱片听。
当然，首先听他最有名的《画家马蒂斯》，还有他的《世界和谐》。这是他的两部歌剧，也被他谱写为了同名的交响曲。听完这两部音乐，我的心头有一种隐隐的激动。北京今年夏天里少有的炎热，似乎清凉了许多，弥漫着潮湿和汗味的空气中，多了一丝能够让人感动的习习的音符。我在想，是什么让我感动呢？是欣德米特新古典主义的音乐作法？不尽是。无论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好听的音乐多得是，欣德米特并非独占鳌头或一览众山小，比如和欣德米特同时期就有米约、奥涅格等六人组成赫赫有名的法国六人团，创作业绩不凡。
那么，是因为什么？我渐渐在自己的心中梳理清楚了，在听欣德米特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我是将他的音乐和他文学这样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来欣赏了，而不在仅仅听两部优美的音乐。这样，就像是把氢和氧合在一起，听出的效果便是新鲜轻盈的水一样了。我猜想，欣德米特自己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将两者合在一起，让他的音乐融合着文字的理想，让他的文字插上音乐的翅膀，彼此进行着氧化作用的。我想我这样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否则，干吗要欣德米特自己还要去写一个《画家马蒂斯》的剧本，倾注了他如此的心血和期望，拼命去做音乐家力所不能及的活儿？
也许，在新的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王纲解体，一切昔日的辉煌与价值和权威们一起纷纷油漆剥落，不住在倾斜乃至在坍塌之中。人们的思想追求和艺术口味都变得无所适从，新潮的音乐门派大旗林立，五花八门，如同二八月乱穿衣一样而鱼龙混杂，失去重心的音乐一下子显得单薄起来；单靠音乐自身来搭救音乐自身，力量是不够的。于是，欣德米特希望借助文字借助历史借助人物尤其是顶天立地的人物这样的外力，来达到他固守的音乐理想。我想，这样的揣测是有依据的，否则，欣德米特为什么在对于他至关重要的这两部作品中，非要舍近求远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巨人来做他音乐的主角？
《画家马蒂斯》中的宫廷画家马蒂斯（Matisse，1470—1528），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但是，如果不是那一对意外闯进他的画室里受伤的父女，他可能就一辈子在勃兰登堡为宫廷为教皇画这样粉饰太平的金碧辉煌的壁画，一辈子拿着俸禄和奖金，可以衣食无忧，过着一种那时和现在许多艺术家所向往的生活。但是，这一对父女闯了进来，他们的贫穷，他们的正义，他们来自底层的呼喊和血淋淋的伤口，深深地刺激了马蒂斯，激活了他一腔沸腾的血液。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他为人附庸的画室，离开了他这样衣食无忧的生活，跟随这一对父女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
《世界和谐》中的科学家开普勒（Kepler，1571—1630），同样也是教皇的叛逆者。开普勒所发明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奠定了日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至今仍然是物理学的核心。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科学论著之一，而开普勒同时成为了教廷的危险人物，饱受了教廷的迫害，生计艰辛，不堪设想，却万难不屈，一直坚守着自己科学的理想与高贵的尊严。
认识了伟大的马蒂斯和开普勒（如果说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是一个拒绝了优裕生活的诱惑，一个抵抗了政治高压的压迫），我们也许能够触摸到欣德米特内心世界的一隅，他和遥远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新的世界和新的世纪里，四顾茫茫，知音难觅的时候，他在音乐的世界里求助的是巴赫，在思想的天地里求助的就是马蒂斯和开普勒。他企图让他们一起形成合力，在自己的心底和外部的世界抛下牢固的锚，而不再像彩色鲜艳的旗子那样容易随风飘摇，或拿在手里去闹市招摇。
《画家马蒂斯》是欣德米特一九三四年的作品；《世界和谐》是欣德米特一九五七年的作品。创作《世界和谐》的时候，虽然时过了二十三年，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百折不回在欣德米特心中流淌的方向。欣德米特并不是犹太人，却因《画家马蒂斯》而受到希特勒的迫害，不得不逃离国外。他在《世界和谐》中将自己这一经历融入了开普勒的身上，他不会忘记历史留下的惨痛的伤痕，他便不会像有些音乐家时过境迁之后那样轻易地就将伤痛遗忘在逝去的风中，如同换装一样很快就换上了轻佻而时髦的新式装束，去作风花雪月的后庭花曲了。
欣德米特从马蒂斯身上感受到生逢乱世时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和作用，他曾经说马蒂斯让他油然升起“小知识分子的耻辱”，从而，他和马蒂斯一样毅然抛弃优越的生活，面向底层残酷的现实。而历尽苦难不改初衷坚持对真理追求的开普勒，则是欣德米特音乐以及人生立身的万有引力，让他哪怕在颠沛流离中，也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这就是欣德米特的音乐理想。
也许，现在我们会觉得欣德米特这样做的固执，他有些强音乐能力所不能，强行加入了人物和思想在音符与旋律之中，使得他的音乐有些理念化，文学性和思想性对音乐性有些冲淡。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责备他的这种音乐理想呢？面对欣德米特，我有时常常会感到惭愧。因为面对艺术和人生两方面的理想，都没有欣德米特那样的明确而坚定。油然而升起“小知识分子的耻辱”，应该是我们自己。
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里，和在金钱君临天下的时代里，我没有看到我们的艺术的良心和作用。乱世之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艺术家的自我检讨和向别人的揭发，即使不是落井下石，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乱世过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对我们这一代耻辱的忏悔。新时代到来，我同样没有看到作为一代艺术家的良心和道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不过从自残和相残一步跨到自恋和自慰之中而已。在政治的高压下，我们生存的姿态常定格为投降和龟缩。而在经济时代里，我们更容易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而故作附庸风雅，面对哪怕仅仅是一点可怜巴巴职称、金钱、奖状等浪声虚名的引诱，都可以毫不知耻的将自己的良知或批发或零售地出卖掉，本来就脆弱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不是危言耸听，据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吴忠泽指出，该部接到的举报信三分之二是反映专家腐败的。吴忠泽举的例子，中科院一位院士对学生抄袭的论文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而且还签上自己的大名；一位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拿着国家“863计划”资助撰写的论文，竟然被荷兰指控为抄袭。至于经不住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等诱惑而出卖自己的良心的专家，就更不在少数了。专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就更可想而知了。只不过，欣德米特痛心疾首的那种“小知识分子的耻辱”，已经成为了我们得意而愿意向外展示的一点腮红了。
无论面对政治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就很不错了，退隐山林，常常是我们艺术家最常见的活法儿。回避现实，也回避自己的良心，失去了艺术的万有引力的定力，自然便使得我们的艺术飘忽，常常愿意“向阳花木易为春”一般朝着阳光灿烂一面飞，不是朝着政治的功利，就是朝着金钱的势力，而我们自以为飞的姿势很漂亮呢。其实，漂亮的羽毛在风中飞，同真正的鸟儿在空中飞，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轻而易举地发现，艺术家是分为有理想和没有理想的两类。而在一个价值系统整体失衡的状态下，最容易失去理想的正是一些所谓冒充有理想的艺术家。
欣德米特一生作品繁多，《画家马蒂斯》和《世界和谐》，外加上一九二六年早期的《卡迪拉克》，这三部都是以艺术家为主角的歌剧号称“艺术家三部曲”。如今，听《卡迪拉克》和《世界和谐》的人，远不如《画家马蒂斯》多。无疑，《画家马蒂斯》是最值得一听的了。那是欣德米特三十多岁时的作品，年轻时候的理想一直激荡在他的心中，一直到他的晚年还没有遗忘，实在足以让人尊敬的了。听这一款作品，版本很多，库贝利克、阿巴多、卡拉扬、伯恩斯坦等许多著名的指挥家都曾经指挥演奏过它。但是，最值得一听的应该是一九三四年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尽管后来富特文格勒曾经归顺过纳粹，但在一九三四年欣德米特因这部《画家马蒂斯》而遭受法西斯的围攻和迫害，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受到牵连，在许多艺术家退避三舍之际，富特文格勒毅然登台指挥，是冒着风险的雪中送炭，是友情而正义的举动，那场演出肯定不同凡响。不知有没有录音保存下来，反正我是没听过，只能迎风遥想当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