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半夜，孩子在星光剧场听歌的现场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回家要晚些，正在听苏阳唱歌，非常的棒。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苏阳的名字。是什么样的力量，吸引孩子大半夜的不回家？
孩子一再向我推荐苏阳。毕竟年龄大了，对于新一代的摇滚歌手，本来就陌生，这个苏阳就越发的陌生。
暑假过后，孩子回美国读书去了，发来电子邮件，还在锲而不舍地向我力荐苏阳，并将载有苏阳的歌的网站网址写上，让我链接可以直接听听。
我听了两首，果然不错。民谣的风格，典型宁夏花儿小调，浅吟低唱中，融入了摇滚的色彩，便像在一杯清凉的井水中又加上了棱角分明的冰块，越发的透心凉的感觉，清冽而爽朗，犹如西北辽阔田野上空那一直能够连接着地平线的莽莽长天。
我们有多么美妙的民间小调呀，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怎么能够听得见了。我想起惯常见到了电视上、晚会上的那些歌曲，也想起刚刚结束的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上的那些所谓民族唱法的歌曲，已经几乎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了。我们似乎羞于见到它们，起码是淡忘了它们，我们想起它们，更多的时候是愿意将它们当成点缀，把它们打扮一新，描眉秀鬓一番，方才可以出门示人。我们有些嫌它们简单，嫌它们粗俗，嫌它们难登大雅之堂。化了妆的民谣小调，其实是伪民歌，只是貌似光鲜的衣裳架子，没有生命的喘息，没有弹性的皮肤，没有了汗味鼻息和心跳，可以让我们亲近地想去触摸，甚至拥抱。
苏阳的民谣，也已经不是原来土生土长的民谣，他也经过了改造，也给它们洗了洗脸，填充进一些新的材料，不再只是老牛老破车在泥土地上一个劲儿的轧悠。但是，苏阳没有伤了它们的筋骨，他握住了它们的命根子，张扬着勃勃的活力，而没有把它们阉割成不伦不类的变性人，徒剩下一脸浓重的油彩。
听《贤良》中的那鼓声，听《劳动与爱情》中那板胡，虽然只是点缀，真的听得让人心动，有种想哭的感觉。是的，这是只有西北的音乐元素，苍凉，粗放，随意，漫不经心，赤裸着脊梁，晒黑了脸庞，云一样四处流浪，风一样无遮无拦，草一样无拘无束，紫外线一样，刺青一般暗暗的刺进你的肤色之中。
我只听了这两首歌，就一下子喜欢上了。曲风是相近的，歌词却不大一样，虽然都直接借鉴了民间说唱的样式，却一为暗讽，比兴和比喻一锅烩；一为直白，调侃的意思，洒脱的自娱自乐。
《劳动与爱情》，歌名宏大，故意敞开了衣襟的样子，露出的并不是那么肌肉饱满的块儿，而是瘦筋筋排骨一样的肋巴条。这是首唱农民工的歌：“太阳出来呀照街上，街上走着一个吊儿郎，卷起这铺盖我盖起这楼呀，楼高呀十层我住在地上。东到平罗呀麦子香呦，西到银川呀花儿漂亮，人说那蜜蜂啊最勤劳呀，哎！我比那蜜蜂呀还要更繁忙呀……”特别是那句“卷起这铺盖我盖起这楼呀，楼高呀十层我住在地上”，听得让我感动，虽然只是楼和人浅显的对比，无奈的辛酸，残酷的现实，唱得那样的朴素而真切，起码是晚会歌曲中没有听到过的，是那些唱滥了的城里人的酸文假醋一般的恋曲中没有的。
《贤良》，歌词作得更好，唱的是三娘教子一类事，却将传统的唱法反串成现实的寓言，将如今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失衡与坍塌，勾勒得活灵活现。贤良，显然是指民间的那种传统美德，这里用的是反讽的意思，在不露声色中弹讥现实。
歌里唱道姨娘教女：“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二学那开磨坊的李三娘。哎嗨咿呀咿得喂，二学那开磨房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开的是个红磨坊，哎嗨咿呀咿得喂，两块布子做的是花衣裳。”很显然，这个三娘教子，再不是当年的三娘断机织布，教子学业有成才成人，而是让孩子去站街叫卖皮肉生涯。
歌里唱的姨爹教子：“张二哥的本事真正的强呀，满院子的牵牛花么上了二房，哎嗨咿呀咿得喂，满院子的牵牛一软掉在了地上。李大爷的学习么真正的强，上了一个大学么上中专，哎嗨咿呀咿得喂，中专里面学的是蹦嚓嚓！”很显然，歌中触及的是包二奶，以及知识贬值享乐主义至上等社会现象。
每段后面都一段副歌，唱的是“你是世上的奇女（男）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我说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当然，如此刺鼻刺骨，我们和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的“堕落”，而他们的父母却被表面的荣光所蒙蔽，误认为是好，是一种“贤良”，才去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如此，“贤良”的歌名，便又多了一层能指，包含了另一层辛酸。
这样的音乐，需要良知，这良知来自生活底层，其实，并不需要如何高深的望闻切问，或貌似惊人的警句，或熨烫整齐的韵律，只要鼻子没有伤风，应该有的嗅觉，就足够了。只是在我们现在的歌坛中，鼻子变成了大象的长鼻，可以舒展自如地追名逐利，邀宠取媚，却已经失去了原本灵敏一些的嗅觉了。
在北京，苏阳为我们演唱遥远西北的歌，他的歌没有油头粉面，没有花里胡哨，没有故作高深，就像他唱的花儿一样，就像西北的土地一样，质朴却真实、真诚。在他的另外我没听过的一首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句歌词，谈到民歌，就像“花儿开在粪土之上”一样，民间或来自底层的民歌，似乎有一种更粗野、更直露的美学，或民间逻辑，而这正是矫情乔装之后的民歌所没有的，或者说是文化精英再怎样模仿也学不到的。没有在屎一样的环境中磨砺过的人，是不会真的知道粪土里面也能长出花来的。现在我们所谓的民歌里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精英假想出的事不关己式的民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关照，民间性的利用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土性或民间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发掘为了可利用的全球流通资本，最明显的例子是唱改装后西藏式的民歌的朱哲琴（作曲家何训田专门给她而写），她的唱盘在国外卖得很好。在一种面向全球而把民间或地方性审美化、神秘化的运作之外，能看到民间自本源力量的重新自我利用，并把民间性（苏阳的歌表现为西北调子和传统意象）重新真的和民间现实连在一起，就像作家希望用方言习作一样，一直是真正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梦想吧。在无孔不入的全球资本对弱势文化的掠夺开发背景下，这种源自民间的尝试不仅是值得尊重的，而且将会使意义深远的。
在苏阳的家乡，苏阳一直有一个梦想，他说：我一直想在西门桥头为那里的农民工唱歌。他说：那样的音乐很纯粹，没有社会角度的批判，没有音乐门类、知名度、舞台灯光的暗示……
这样的歌手，让我心怀敬意。我猜想，站在银川的西门桥头，他一定会唱《贤良》，唱《劳动与爱情》。
在北京，有许多歌手歌星和歌唱家，没听说哪一个也如苏阳一样说过，想在西直门东直门哪座桥头为那里的农民工唱歌。那里附近一定有许多建筑工地上或其他场合中的农民工的。
我们的歌手的梦想一直都集中在央视的演播大厅，最好是在春节的晚会上。于是，我们的歌像软壳蛋一样，或者精致点儿，像蛋壳上雕刻画一样了，已经孵不出新的生命来了。民谣的萎缩，乃至假民歌的流行，就已经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