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章归纳、提炼出的民间的慈风孝行是慈孝文化的果实，上述的“民间故事传播轨迹”与“时代变迁，完善延续”两部分讲述的是慈孝文化的沃土，笔者认为，慈孝文化也是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的结果。
西方学者、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是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国内学者邹广文有类似观点：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就此而言，精英文化应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民间文化相区别而言的文化类型。
基于这一观点，笔者所指的精英文化，泛指民间文化以外的文化现象，也就是除上述提到的外，还特指由官宦文化、科举文化、宗教文化等衍生而来的文化现象。
举孝廉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狭义上的慈与孝属于家庭内部伦理道德范畴，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对此也有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登基后，推行了发现、培养官吏预备人选制度——“举孝廉”。东汉永元之际，这一制度规定地方人口满二十万每年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须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后时至清朝，还曾用过“孝廉公”的称谓。可见“举孝廉”以孝治天下，不能不说助推了民间的慈风孝行，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慈溪县的董黯。
董黯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向汉武帝奏请“举孝廉”的董仲舒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奏请竟会在200多年后让其子孙受惠。那就是董黯“自囚以告有司”后，在永元八年（96）二月十五日，汉和帝发了一道《征孝子董黯擢议郎诏》。诏书引用《大学》的话：“孝者所以事君也”，称赞董黯孝行卓然可嘉，并官封议郎。
汉和帝的诏书使浙江慈城有了“甬上孝子第一人”董黯。而受董孝子的影响，慈城渐渐形成了子（女）孝父（母）慈的民风——“邑有董孝子遗风，人知孝爱，乐循理事旧矣”。应该说，董孝子的遗风——人知孝爱，除了一邑小城人固有的认识，还离不开汉和帝的诏书对此的肯定。根据《慈溪县志》记载，慈溪县被历代皇帝旌表的孝子（女）有30多个，而且这些孝子（女）的孝行皆以石牌坊的建筑形态耸立在乡亲们生产与生活的里巷乡间。
再说甬上董黯被皇帝敕封为孝子后，他的孝名从慈城传到了明州，唐大历十二年（777）在明州城西祖关山建董孝子庙以作纪念。之后，明州府下辖的县城先后建造了5个董孝子庙。明朝洪武四年（1371），董黯又被敕封为“董孝子之神”，定于其后每年农历六月六祭祀董孝子，以弘扬孝道。在中国历史上，为一个孝子而敕建宏大庙宇的并不多见，建庙再举行纪念活动的更少，可见董孝子在明州府历代官宦的心目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从举孝廉、下诏书到每年的祭祀，就像汹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助推着民间慈风孝行的发展。
孝慈录
洪武七年（1374）九月，明太祖贵妃孙氏病逝。因孙氏只育三女，没有儿子，太祖朱元璋命其五子吴王朱橚为孙氏服丧。那么，按五服中哪一丧期呢？朱元璋命礼官讨论而定。礼部参照古礼称：据《周礼》《仪礼》，最好不要让朱橚为父亲的贵妃即孙氏服丧，因为朱橚相当于古礼的大夫以上者。朱元璋对礼部的意见相当不满，说：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于是朱元璋又命宋濂等人重新考量丧礼。据记载，宋濂等人领旨后，调查了以往案例，了解到曾经有42人讨论过为母所服丧期之类的问题，其中28人愿为母服三年丧期，14人愿为母服一年丧期。对宋濂的报告，太祖认为：“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后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
朱元璋的天理人情观点正是孔子的仁义道德核心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想想也是，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而这期间父母是尽心竭力、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每一个孩子，那么为父母守丧三年也属“理所当然”，而且还应当出于对父母的真挚感情。
为给孙氏服丧一事，明太祖还编纂了《孝慈录》，作为明朝的正式服制。《孝慈录》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服制的改革，也是对古礼制的补充与明确，民间所称的“五服”次序在《孝慈录》中进一步被明确。由此可见，民间的慈风孝行不断被精英文化按着时代之需要而完善，转而又影响着民间的慈风孝行。因为孝道是精英文化之儒学的根本，也许尽孝不仅是儒者的人生首要责任，更是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吧。
众所周知，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4），作为设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与汉代的察举制有着一定的联系，即科举制度仍然保留了察举制有关“孝廉”的内容，而且为父为母的“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这条丁忧准则，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变化，毕竟施政的要诀，还是以道德为根基，而慈与孝则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
明万历五年（1577），朝廷发生了一场风波，源起为是否准许张居正丁忧一事。那年的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今湖北省）江陵去世，无论按古礼，还是按明朝的《孝慈录》，张居正都应服丧三年。当张居正向神宗皇帝报告要服丧三年时，十五岁的神宗皇帝大为不安。因为国家大事、皇帝的御前教育似乎都离不开这位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而三年之时太长。于是神宗皇帝与两位皇太后商量后，指令元辅不丁忧守制而“夺情”在职居丧。想不到皇帝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其中由张居正提拔的吏部尚书张瀚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这样，不少官员纷纷奏请皇上准许张回籍丁忧，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还联合去张居正的私邸当面劝告，其中有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有的奏本称：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将给朝廷带来不良的影响……这场风波最后以臣子藐视皇帝，严惩参奏官员而收场。然而，在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的第四天，他开始被攻击。之后，尊张为师的神宗皇帝清算张居正生平事略且给其加上了众多罪状，其中一条“罔上负恩”，说张居正晚年权倾一时，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甚至不守孝道，以丧服办公……就在张居正被清算的时候，礼部侍郎罗喻义、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却敢担生命之虞，不计前嫌，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申冤，主持公道，于慎行还给办案人员写书信一封，说“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实堪可怜，望予关照”。据记载，明天启二年（1622），张居正恢复名誉。
在张居正“丁忧”与“清算”的风波中，于慎行等士大夫的高风亮节是官宦文化中关于慈风孝行的一段记忆。因为这些人有的受过张居正的贬斥，有的甚至被张居正打断双腿而终生残疾，然而他们却依旧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为张家老少说话，实在让后人称赞。
士大夫
董仲舒的“举孝廉”，朱元璋的《孝慈录》，诸如此类的精英文化助推着民间的慈风孝行。在历史长河中，还有一类人，他们既是“士”民阶层的一部分，也是官吏队伍的一分子。仕风决定着士风，从他们的身上也可见当时社会的士风缩影。士作为“四民”之首，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杆。当然在士不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可能不直接承担社会道德良心代表的责任，但作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又是国家官僚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其素质的好坏、能力的高低，从大处讲可能直接关系到仕风的好坏，以及政治是否清明，从小处讲则可能会影响民间的风气。如果士大夫以“忠孝节义”自励，那自然是社会风尚的一股清风，自然而然成为农、工、商三民学习、仿效的榜样。宋代的林逋在《省心录》中所撰的“孝于亲则子孝，钦于人则从钦”慈孝语录，与民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异曲同工。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1472-1529），人称王阳明，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市）人，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而他的《示宪儿》家训——“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以行动兼思想提炼而成的“孝悌、谦恭、友善、宽容”的道德格言，还有他的《大丈夫处世格言》——“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有而欺穷困”等等，在民间广为流传，渐成世人慈风孝行的楷模。《大丈夫处世格言》还被山西商人雕刻在建筑物上，成为永久的民间教育素材。清代李毓秀《弟子规》中所提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以及曾国藩的家书等，也都影响了数代人的慈风孝行。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的曾国藩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他认识到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这似乎与上述“娇子等于杀子”的观念同出一辙。还有孟轲的慈孝之语：“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被人们所接受，还广泛传播，民间也有很多据此改编的谚语与童谣。
笔者根据民间故事分类研究著作，整理了一份历代士大夫著作中刊出的有关慈孝主题的故事名称。
从百科百图了解，一部分素材来自于民间传说，然而这些著作却又属于精英文化范畴。笔者认为，士大夫对民间慈风孝行的认同、总结、倡导和艺术化，大大促进了慈孝文化的传播、继承和深化。
宗教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拜，或者说，宗教就是由一套信仰的学说来解释大到宇宙，小到人间存在的现象，通常包括信仰与仪式的遵从。宗教包括了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还有修行者生命体验的实践。由此，宗教常以一套内部的道德准则，来调整人类的行为。宗教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教仪），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宗教中的崇拜行为、礼仪规范属于宗教的外在表现，体现出宗教教义的实践，也反映出宗教传统的演变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教义是规范化、程式化、机构化及制度化的，其内容包括祈祷、祭献、圣事、礼仪、修行及伦理规范等等。宗教可说是点亮人间慈善的明灯，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还是由外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其宗旨都是劝人为善。佛教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之说，也是民间慈风孝行的助推器。
泱泱数千年的文明史，类似上述精英文化中有关慈风孝行的逸事记载层出不穷。正因如此，精英文化也是催生慈风孝行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