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农耕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的生活规律合着大自然春夏秋冬轮回的节拍；生产劳动，遵循着大自然的二十四节气。这春夏秋冬，这二十四节气，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四时八节”。正因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人们渐渐地以时节为符号，以生存的空间为平台，感恩大自然的赋予，感恩神灵、祖先的庇护，庆贺自己的劳动成果……渐渐地，这些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民间风俗。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提炼出“乡土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具体的汉族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独特的，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系；这个概念还把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喻成一块石头丢在水里而产生的一圈圈扩散出去的波纹，而且每个人都是它所扩散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应该说，费孝通的“乡土社会”适用于农耕时代，每个人的社交圈子的三圈，不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家、族以及社会活动吗？基于这一社交圈子，人与人的交往在四时八节里又是怎么约定的呢？从慈风孝行角度审度，这些约定又包括什么内容呢？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家庭或是家族，还是国家，其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这是宗法制度导致的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即就家庭或家族而言，父亲或族长地位至尊，权力最大；就国家而言，君主的地位极尊，权力极大。这一结构下的乡土社会，人们聚族而居，以祠堂、家谱、族权来维系一家一族的每一个子孙，尤其是宋朝以后，以恢复宗法为理想而形成的宗族、家族在汉族民间开始壮大。从目前保留的全国各姓族谱看，大多谱牒有族规、谱禁、宗规、祠规、家范、族约、族训、家训等条款。这些条款往往置于卷前，以示重要性。多少年来，汉族民间一直有“国有国法，族有族规，家有家教”的说法，家训族规对人们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而慈孝始于家庭，家训族规中往往蕴含了慈孝文化元素。
家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以口头语言为多，大家望族也以条文列入家谱之中。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人修身、齐家有着重要的影响。1925年出生的冯佩秋大娘是慈城三块桥板的女儿，回忆年幼时长辈的教诲时说，长辈不太管孩子，他们各自忙各自的，印象中只有与阿爷一起吃饭时，大人没动筷，小孩不能先动筷，否则就是不敬长辈；若有小孩先动筷，阿爷就叫佣人将其抱下去，这顿饭就不能再回桌上吃了。此外，家里的厅堂布置有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内容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内外整洁”等。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慢慢就懂得了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和做人的道理。
关于家训，如今年过半百的人对长辈的训导大多能说出一二。笔者一同学回忆，儿时在外婆家，吃鱼时外公对他说，不能吃鱼头。原来一碗鱼没头就不成样子了，而旧时的一碗鱼往往是要吃上几天的。“不能吃鱼头”，这一看似长辈规范着孩子吃相的教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小事入手引导孩子的道德养成，二是教育孩子要多为他人考虑，引申开去就是不能贪口欲而忘了他人。笔者据《千年望族慈城冯氏》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史部分汇编出一份《家训调查表》。
从表二不难发现民间的家训以口头告诫为多，因而大多数家训隶属口头民间文化的范畴。平常百姓家的家训，如上述冯大娘口述的事，并没有记载。而往往正是没有记载的家训，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却至关重要，如今大多数名人传记中都或多或少会提及长辈家训，尤其是母亲的教诲。通过书信的教诲是家训的特例，如曾国藩的家书。
关于家训，宁波民间有句骂人的俗谚，即“你介人没爹娘教训”，此语与另一骂人话——“你介人断子绝孙”，可谓是宁波人的绝骂，前句骂人没有爹妈，后句骂人没有子孙，如果遭遇此骂，犹如刀刺心肺，使人心头滴血。骂人“没爹娘教训”，即没有家训，意味着该人言行没有规矩。所以，为了儿女能懂事明理，旧时的长辈往往会从周边的事、周边的物引出，讲些浅显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形成独特的家训、独特的口头记忆来规范儿女的言行。正如《三字经》中所说，“养不教，父之过”。家训是一种教育，它的意义就在于社会人的养成，犹如古人所言：“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为天子。”
族规
自古以来，人们大多聚族而居，祠堂是他们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各房子孙操办婚、丧、寿、庆等红白喜事的场所，也是族亲们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或聚会的场所。族规，即宗法制度下家族的法规，是由同姓家族制定，用于约束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公约。
大多数家族往往会将族规勒石刻于祠堂内，还将族规印在家谱上。一般族规的条文要点不外乎以下的几点：
（1）凡我族子孙，必须敬天崇地，忠于君国，孝于双亲，尊重师长，奉公守法；
（2）凡我族子孙，不论出仕、致仕，白丁、功名，均按辈分立于祠堂，即使显贵极品，亦不得僭越，致悖伦理纲常；
（3）凡我族子孙，务须体念祖先创业维艰，应克勤克俭；非礼莫行，非理莫言，非分莫取，非义莫沾，三纲必具，四德必备，五常必循。
应该说，族规是记载民间慈风孝行的重要文本。从上述条文可见，家族将对子孙的慈孝道德伦理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既有直接的“敬天崇地，忠于君国，孝于双亲，尊重师长”的规矩，又有“非礼莫行，非理莫言，非分莫取，非义莫沾”的告诫以规范子孙的行为。
虽说族规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体现，但其对约束一个人的言行规范仍产生过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乡土社会，族规规范了族人的行为，统一了族人的思想，使得家族保持了稳定和发展，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此而言，即使以当下的价值观分析，族规也有较高的现实价值。
界于族规与家训之间，考察中心的民间还有家规、家法等，也是用来教诲每一家庭成员的。家规与家法的具体内容与做法也因家庭而异。士大夫家，多以祖宗嘉言懿行作教训，往往将其家规写成书面文字，立有“家规册”之类，有的还将其供在祖先堂里或书成立轴挂在厅堂之上，以示家法、家规的森严，前文所述慈城冯氏在厅堂上张贴的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也是家规的一种。一般家庭，特别是贫民之家，只是口头立法，如小孩逃学要打，与人打架要跪，成人后偷窃东西要被赶出家门，不肖子孙被称“孽子”，父母可“送忤孽”等等。旧时，官衙可拘留孽子，只有孽子的娘舅才有权保释，娘舅领回外甥后要带到家中，对他进行敬重长辈、孝顺父母的教育，并告诫他，娘舅保释可一而不可再。父母对经娘舅保释、教育后送回来的儿子，不能歧视，要和往常一样对待。
田产
聚族而居的各宗族除了建祠堂外，大多还有自己的田产，俗称宗族田产。宗族田产大致可分祠堂田、义田和义学田三种。
祠堂田，又称祭祖田，为族人所共有。这种田产，大多由族祖购置而留传下来。田产多少不一，有数十亩至数百亩不等。置产之目的，主要用于祭祖。祭祖是一个人慎终追远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一种仪式，这在曾以光宗耀祖为大孝的中国乡土社会，是十分神圣的仪式。这一仪式也是族长对其子孙进行教育的平台。应该说，一个人的慈风孝行首先发自内心的本能，其次受着教化、环境的影响。旧时的家庭、家族通过祭祖等平台，以家训、族规教化着人的慈风孝行，创造人心向善、人行慈善的环境。
民间的田产有两种管理方式，一是由族中某家长期承包种植，所得收益一部分缴纳给祠堂；二是由族人轮流承包种植，轮到种祠堂田的，称“值年”或“当年”，凡轮到的必须负担当年祭祖的一切费用。浙江民间采用第二种管理方式为多。面对利与义如何取舍，是考量每户人家的慈风孝行的重要标准。
义田是宗族中为赡养贫困族人而义捐的田产，此俗在清初比较盛行。因义田所得的租息不多，往往导致入不敷出，因而有的家族由捐银购田作为家族义田的补充；有的家族将义田慢慢转变为义会的形式，比如规定每家每岁捐银三钱，择人置簿征收，然后分轻重缓急敷给贫困者。
慈城地区各姓家族田产除上述形式外，还有专用于博施济众的义田，如慈城西乡官桥村陈氏义田会，是用来救济周边鳏寡孤独者、贫困无靠者的；创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的慈城宝善堂，历时100多年，从创建开始就由一邑众乡绅募集资金置义山、义田而成，向周边贫民施舍棺木、药品，资助孤儿寡母等；慈城郑家祠堂的一部分义田，其所得专门用于姚江鹳浦义渡。
由于封建社会的历代官学不包括蒙学教育，因而当时的家庭或家族不得不自请老师或办学来教化下一代，这种教育称作“私塾”。义学田就是用于办学的，是宗族中为培养读书人而义捐的田产。族人借助义学田的资产，建造精舍，延聘名师，劝学考艺，培养子弟。待子弟成才有所收入后，要为宗族添置财产，一代积一代。有的宗族虽无专门的义学田，但往往将祠堂田的部分收入用以资助读书人，或者将其中的部分田产划归有读书人的家庭耕种，待其出仕之后，再行收回。
据记载，慈城的冯氏、董氏等12姓家族在清光绪年间创办了14所有相当规模的私塾，原只招收本族子弟读书，后渐渐招收非族内学生。到了民国年间，冯氏等家族索性将义学田所得创办学堂，让更多的乡邻能上学读书，接受教育。如今，一位定居在湖南湘潭的洪塘乡竺杨村（今属洪塘街道）徐清夷女士还记得童年在乡贤张鹤年创办的一祠堂小学读书时所看到的一楹联：“像天鹅一样洁白，像蚂蚁一样团结。”
其实用义田所得办的私塾或学堂不仅是一个家族教诲子孙的平台，如今还是这个家族向乡人展示慈风孝行的丰碑。如今，慈城地区老人或曾在慈城生活而现居异地的老人至今还能说出“俞家谷，冯家屋，周家重义，×家办学”的顺口溜。据说，这里的“×”是个代字，往往是哪家办学，民间便用哪家的姓氏替代。
施舍
施舍的基本含义是出于怜悯或积德之想，把财物送给穷人、乞丐或寺庙。宗法制度下的每一家族大多信奉“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处世价值观，故时常修桥、铺路、造凉亭，助学义诊济乡民。当然，同样的施舍，各地各个家族的做法又不尽相同。
慈城冯氏在惠宗祠、启承祠用于办学前，每年腊月大多支锅烧粥施予一邑的穷人。腊月做年糕是宁波风俗，因讨年糕年年高的口彩，年糕还是馈赠亲友的礼品。据徐清夷女士回忆，有一年她祖母做了两种年糕，白色花样年糕带给上海的姑母等亲戚，稍黄一点的圆年糕（是用做白色年糕米中拣出来的带白点米做的），用于施舍给乞丐，结果那年上门乞讨的乞丐不多，出年就自家烧年糕汤吃了。旧时，乐善好施在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慈城民间相当普遍。
每当寒冬腊月或春荒时节，舟山地区的各大岛屿或集镇，都有施舍粥饭的慈善社团或人家。大凡乞丐上门讨吃，慈善社团或人家都能施以食、衣、钱，渔家亦有施鱼虾的。炎夏季节，各村各岛都有人在行人必经处设茶桶，免费供应茶水，俗称“施茶”。
由于舟山群岛的特殊地理，此地还有搭便船之习。大凡海峡过渡或离岛远行，除固定的职业性航船、渡船以外，运输船、渔船之类的船只常让人搭便船过海，而且免费提供吃与住。
海岛之外，陆地的山间路旁有一种称作凉亭的建筑。凉亭大多为乡贤出资所建，取材或茅草，或竹子，或树木，或山石。凉亭不那么豪华，却很实用，可供行人歇息避雨；炎炎夏日，好心人再放上一碗茶水，犹如甘露解渴暖人心，这样，凉亭又成了一家一族一乡的口碑。
封建社会至民国年间，考察中心的民间仍然流行农历十月上坟扫墓习俗，扫墓时还剪制纸衣冠履等，曰“送寒衣”，有的地方甚至称如清明节。渐渐地，传统的送寒衣习俗针对人群扩大，如河北的有些地区，当进入寒冷的冬季，北风开始呼啸时，那儿的乡绅、富裕人家开始捐资济贫，转相劝募，有的人家直接将旧衣物送给贫苦人家，乡村寺庙也开始支锅施粥、施汤，施棉衣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家，还是大族，义田办学、义物施舍之类的善举已从为父、为兄、为弟的血亲间的小爱升华为为乡、为邻、为友，甚至陌生人的非血亲间的大爱，这既是一个家族造福桑梓的声誉，也是家族教育子孙如何善待乡亲、善待他人的“身体力行”，是家庭、家族教育最好的教本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