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该谈谈我所认识的北京文人们了，该谈谈北京文人的书房了。
关于书房，梁实秋先生说过：“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他接着又补充道：“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人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例举了宋春舫在青岛的揭木庐、周作人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以及闻一多、潘光旦等大学问家风格迥异的书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心神向往，向往于那翘檐明窗下隐去的一代名士风流。
半个世纪过去了，文人的身份、文人的心态乃至文人的价值，在倾斜的天平上屡经修改，惟独书房在文人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一如既往。它依然是心灵之鸟寄托的穴巢，是冶炼精神钢铁的熔炉，是远离尘嚣的个人主义王国和抚摸天堂的捷径，是独钓寒江雪的旷古渡口。所以说要想了解一位文人的内心世界，最好去他的书房，他的心事正如他的藏书，是不轻易向路人展览的。
在北京，老一辈文人中给我印象尤深的，首推汪曾祺在城南蒲黄榆的书房。那是临街的一座塔楼第十二层的一套两居室，西向的小房间辟作读书、写作的场地。一架学生式的单人木板床，一张过时的朱漆写字台，一只供客人坐的绿绒布旧沙发，仅此而已，剩下的就是布满案头枕畔的书了。几年前我坐在那只旧沙发上，采访汪曾棋——北京的青年文人们一般尊称其“汪老”，关系更亲密的则可直呼“汪老头”（不是“老汪头”）——汪老和我交谈，说起某个精彩的典故，还不时从书架抽出一本古籍查阅以作佐证。这是一位治学极严谨的老人，我估计他写文章时也经常这样调兵遣将。我们交换烟抽，我的是万宝路，他的则必云烟无疑——他曾有“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的山盟海誓。我啜了一口盖碗茶，肯定是龙井。汪曾棋的书房虽不乏名烟好茶，却并未见什么古董、玉器、字画，桌上的文房四宝也是普通货——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估计这些他全装在脑子里吧。读汪曾棋的文章，却是字字珠玑。我当时正痴迷于《蒲桥集》，从书名可知全是汪老在蒲黄榆的书房写下的——蒲黄榆远近无大水，故只有一座新建的立体交叉桥、一座旱桥，也聊胜于无吧！这间房子是有福的，一个绝顶聪明的大脑曾经在屋顶下呼吸，而那么多的美文都是从这个脑袋里诞生。我也是有福的，因为我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做客。
看过汪曾棋的书房，依此类推，可以想象出张中行的书房、王蒙和刘心武的书房（我下面提到的邱华栋是刘氏“绿叶居”的常客），乃至钱钟书的书房。钱钟书自称姓了一辈子钱，故不为钱所惑，但对书却情有独钟。精神富翁的书房。两袖清风的富翁。
在我认识阿坚之前，就知道阿坚的书房了。那是北京城里惟一不上锁的书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也可登堂人室，也有烟酒相待，这简直堪称传奇了。在卧佛寺的青春诗会上，我和阿坚一见如故，所以分手时，他在小纸片上给我留了地址，我举到眼前细看：西单玉米胡同甲5号。再路过西单，便想到找阿坚。阿坚难找，玉米胡同难找，我七绕八拐，穿过无数条明清风格的胡同，才找到那根“啃不动的老玉米”——原来是快废弃的死胡同。按门牌号码在一座灰蒙蒙的四合院前站住脚，推门进去，发现西厢房果然没上锁，喊了两声“阿坚”没见回答，便遵照规矩果断地闯进去了。从外面看破落得像70年代的防震棚（或牛棚），进门后眼睛一亮，四堵墙全是书架，写字台破旧得估计是乡村小学用过的，但上面按秩序摆有法国威士忌、北京二锅头、通化葡萄酒和青岛啤酒，供来客根据各自口味选用，烟则是阿坚一贯抽的骆驼。桌上的留言是：主人暂外出，请客人自由。空白处已有几批等不及的客人潦草的书法，某某来过了之类。其中包括我熟识的邹静之的签名。我今晚没节目，便斟了半杯洋酒坐等阿坚，同时浏览书架上阿坚的收藏。这酒鬼读书真够杂的，好在他写诗也颇有李白之风。
这就是阿坚的书房，比一辆面的大不了多少，且又是解放前的老房子，天花板上有蜘蛛网。地面是红砖砌的，凸凹不平。除了书与烟酒，惟一的值钱东西怕算是床头的一台松下音响。即使这样，敢于将房门敞开也接近于魏晋风度了。常有朋友来西单逛商店逛累了，便找到阿坚的书房歇脚。阿坚经常不在家，但客人却从没断过。书偶尔也少过几本，但十天半月后又不知被谁归还原处了——文人中虽出现过孔乙己，但也仅限于窃书店里的书，而不会在朋友书房中夺人所爱，何况这又是充满友好与信任的书房。酒瓶里的水位每天都在降低，但经常还会多出几瓶酒或半条烟来（是被免费招待过的朋友下次来时自愿回报的，而且不留名姓）。阿坚的书房不上锁，简直近似于乌托邦了，主人和客人都会写诗，觉悟也都很高。朋友们来这儿借烟、借酒、借书、借光，据传说还有没住房的新婚夫妇来这儿借床的——反倒把主人反锁在门外了，阿坚蹲院子里足足抽了半包烟，那柄顶门的老铁锹才被挪开。阿坚的书房是人间神话，举世无双。
关于书的痛苦至少有两种，即爱书却买不起书和买书却没地方摆书。段华就被后一种痛苦深深困扰。段华最好的一篇文章是写孙犁的，写孙犁的芸斋。但他本人想象中的书房，至今还是空中楼阁。段华住报社的集体宿舍，而且和某位山东大汉合住一间。段华块头小，不占地方，但他那些藏书太占地方了。我穿过筒子楼堆满杂物的黑漆漆的走廊，找段华的书房，而段华正在楼梯拐角用煤气罐做饭。寝室实际是由两张床构成的，两位主人割江而治：段华的床铺至少有三分之一堆满了书，床下也塞满用麻绳打捆的书；另一位老兄倒对书看得很淡，但很明显是体育爱好者，半堵墙上挂满拉力器、羽毛球拍之类，甚至还有一柄未开刃的鳄鱼皮鞘鬼子刀，就差贴一幅“武运长久”的墨宝了。星期天，段华去院子的太阳地里晒受潮的书，花花绿绿摊了三层台阶，傍晚收回时发现少了本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段华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倒很豁达，这回丢了本《梵高传》却心疼得想跳楼。四处给朋友打电话：“谁有《梵高传》，高价卖给我。”因为新华书店几年前就脱销了。跟段华借书比借钱难，他就像怕别人爱上自己老婆一样怕你看上他的某本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段华没有金屋藏娇。段华老是梦见单位分房子，段华老是梦见让超载的藏书住在新分的房子里，自己却花钱住末流旅馆。书比人更需要有个家。
段华好歹还有半壁江山，小说家邱华栋则连个门儿都没有，只能在小说中找家了。华栋大学毕业托运行李，共10箱，除一副旧铺盖卷，其余全是书。9箱书坐火车横穿半个中国，浩浩荡荡来北京了。邱华栋率领他的兵团在北京城里四处流浪。华栋的书房是露天的，就像吉普赛人的马车是敞篷的。华栋来北京租房子住，平均每年搬三次家，每次都雇一辆平板车运书，自己骑自行车跟在“板爷”后面，满头大汗，一副拖家带口的样子。厂桥、怀柔、劲松、方庄、红庙，地图上的好多居民区都曾是他的流动驿站。前一次搬家给书打的捆，绳还没解开呢，又要搬家了，于是索性把书成捆成捆地堆放，房间永远像烧炭党的秘密军火库。华栋自己，已经出4本书了，今年又将同时出3本书。华栋买书、读书、藏书，自己也写书、出书，可惜没有女朋友，没有红袖添香。华栋对爱情要求太高，我劝他：“别太清苦了，不妨找个过得去的先凑合吧。”这位来自新疆的小伙子一脸迷惑：“你的意思是要我骑着马找马？”不愧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连谈论爱情都套用草原上的理论。这番对话发生在华栋的临时书房里，没有凳子，我俩各坐在一捆书上——中间摆酒、茴香豆和羊肉串的桌子也是用书摞起来的。
关于北京文人们书房的话题，是永远说不完的。在这样的时代，怎样抑制住浮躁，而保持精神上的清高与超脱？我无法正面回答。我只知道，假若命运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使我这文弱书生堕入牢笼，如果善良的狱卒不仅送来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还能供应散发油墨香的新书——我肯定不至于饱受度日如年的煎熬。铁窗纵横，制约不住思想者放飞的衔泥之燕。监禁的岁月，也会被我改造为鸟语花香的书房。这，已是我就读书之乐所能打的最荒诞的比喻了。如此假设一番，我油然地产生一种悲壮。
假如自我囚禁，不得不求助这铜臭利熏的世俗环境中洁身自好的最佳良方，那么清贫朴素的书斋生涯，则是文人一砖一瓦精心构筑的单人牢房了，空中楼阁，遗世独立。精神的扩充与加固，足以构成抗衡物质压力、抗衡人世间一切威胁利诱的防御工事。一卷在手，心静自然凉，胜似雄兵百万……我相信在喧嚣的世界上，在世界的角落，有许多座这样青灯黄卷、宁静肃穆的单人牢房。我相信在茫茫人海中，有许多位这样孤军奋战的服役于美神的囚徒，被美判了无期徒刑的幸福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