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我心目中应该是出大诗人的地方，就像唐朝时的长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谁不曾经满腔热血地投奔而来，在天子脚下写过诗呢？杜甫是这样写李白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堪称绝唱了。长安是唐朝的大师们得志或失意的地方。那么北京之于今天的诗人意义何在呢？
朦胧诗时期，北京有个大名鼎鼎的今天诗派。此派的那位头面人物后来去了欧洲。据说还曾在瑞典皇家学院的街对面租过房子住。这可能仅仅是传说。即使是事实，恐怕也出于巧合。但国内的诗人们对此津津乐道：之所以选择那样的住址，大概是幻想着离诺贝尔文学奖靠得更近点，或领奖时方便点。一旦喜从天降，他可以一口气就能跑过街去摘取桂冠了。我觉得这是个很美丽的传说，令人联想到“兵临城下”这个成语。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患了多深的相思病。假设未来的年代里瑞典皇帝真的亲手为中国的某位诗人授奖，旁边是否会有高力士给脱靴子呢？人类已经到月亮上去过了，中国的诗人们为什么不能梦想跳上诺贝尔领奖台呢？光荣与梦想，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我外语不太好，没想过去瑞典呀什么的，但我选择了北京，希望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在长安街上写诗，多么古典且流浪的美感。从此北京城里增添了一位南方口音的诗人。我从外省移居首都，是1989年，其时童话诗人顾城已携妻子谢烨去了新西兰，但他后来的小说《英儿》里的英儿，尚留在北京。当时我只知道她叫麦琪，是《诗刊》的普通编辑。我常去《诗刊》找校友王家新，发现和他同一间办公室有个穿红毛衣的女编辑，模样很清秀。印象中长一张甜甜的苹果脸，笑起来有酒涡，看人时眼光淡淡的。不像职业编辑，倒像是清纯如爱写诗的女大学生什么的。读到《人民文学》上一组深奥凝重的《背靠黑夜》，想不到居然是麦琪写的。后来又知道麦琪是笔名，真名叫李英。啊，北京的年轻女诗人，年轻漂亮。
过两个月再去，她已消失了。那张堆满稿件的办公桌蒙着薄薄的灰尘。听说已调离《诗刊》，好像是出国了。在这个高速运转的魔幻城市，她纤柔如羽毛的影子很快被人们淡忘了。
几年过后，传来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并自杀的消息，接着满大街的书摊都摆出了顾城的遗著《英儿》。市民们很激动。我读《英儿》时比别人慢半拍。我这才知道所谓的英儿就是麦琪，就是李英。我与故事的女主人公有过一面之缘呢！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个穿红毛衣的女孩清纯的形象，跟纸上的文字纠缠在一起。她从我的视野失踪之后，就直飞新西兰，直飞这个终将被众人知晓的宿命般的故事，和隐居于激流岛的顾城夫妇会合了。最好还是把他们都当作故事里的人物吧，尤其对于那些仅仅通过文字认识到他们存在的读者。你们更有理由相信：世界是仁慈的。“不要惊醒死者”，这是北京诗人邱华栋的小说标题。在我们触摸文字的时候，必须屏息静气，小心翼翼，不要惊醒一纸之隔的死者。这句诗献给远走他乡的顾城与谢烨夫妇。
在见到生活中的英儿那段时间，我与王家新曾结伴坐火车去神农架参加过诗会，一路上他不断在笔记本里涂写着思想的片断，像一位伏在膝盖上挥笔疾书的战地记者。他内心的战争弹片横飞，这是多么壮观的精神景象。他面部的表情更像个虔诚的记录者，为内心的暴君忠实地写传。所以他炽烈的诗句更像是从熔炉或炼狱里溅出的钢花。有这样顶风写作的诗人，有着力与美的观众都是幸运的。这是我神农架之行的意外收获。回北京后，我又应邀去参观他西单胡同的书房，深藏于一座老式四合院的西厢，周围的邻居恐怕并不知晓院子里住着一位名声在外的诗人。我印象中他的书房没有暖气，而靠烧蜂窝煤取暖，两位诗入手捧开水杯子一边呵气、一边顿脚、一边谈论美国勃莱的名句：“清贫而听着风声也是一种幸福。”没多久他就去了雾都伦敦。北京出现在他回忆的篇幅中：“在北京的生活给我带来了某种精神的东西，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北方那种严峻的生存环境，开阔的天空，秋天横贯而过的大气流，在霜寒中变得异常美丽的红叶，以及更严酷但也更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莫名喜悦的冬天。我接受着它们的洗礼。我想这比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要更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如果说叶芝早年的精神幻像是一个想象中的拜占庭，那我只能朝向那深刻地触疼我、但又赋予我的生命以意义和形式的北京。我相信这具体、确凿的地点和事物，一经诗歌的转化，更会成为铭刻在灵魂里的风景。”这就是一位诗人对一座城市的感恩。不妨将此认同、扩张为集体的方式，即每位诗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北京，一张亲手描绘的北京地图。在地图上行走、在纸上行走，等于是一种个人化的巡礼。我们通过文字与北京越走越近，直至成为它精神城廓的一部分。
我来北京的那一年，诗人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人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从此他的诗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许多人都把他当作这个时代年轻的诗歌大师来看待。据说他死时已两天没吃饭，胃里只有几瓣清香的桔片。又听说他生前一直是处子，甚至没正式谈过恋爱。这也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吧。可他却写过一首缠绵徘恻的情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时期暗恋的三个女孩比喻为草原上的三女神。还有一首在戈壁滩上写的《姐姐》，结尾是：“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就是海子，单纯而又丰富。读读他的作品吧，那里面延续着他的心跳与脉搏。可以忍受海子离开我们，但我们无法离开海子的诗，他的抒情品格独树一帜。
我多次倾听海子的好友西川追忆海子的故事。他的语气充满疼痛，令我洞察到诗人之间的友谊以及生者与死者的友谊。西川是个乐观的诗人。一个乐观诗人的悲伤语调尤其感动听众。我是在香山脚下的卧佛寺诗会第一次见到西川的，他的烟瘾挺大，但香烟夹在这位结实的汉子指缝里更像是绣花针般纤巧的饰物。我估计他握笔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诗风举重若轻：“动物是有迷信的，植物是有思想的，神是有缺陷的，人是有灵魂的……”
正如贵妇人的沙龙是巴黎的传统，北京的诗人们也经常聚会——采用通俗化的称法，叫“饭局”（或许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性角色。这种崇尚清谈的聚会也就基本上没有性别特征。讲述者与倾听者皆以中性的思想家、哲学家抑或艺术家面貌出现，谈玄论道，力求达观。我通过城市东西南北中的不同饭局结识了诸多有意思的诗人。李大卫就是一位。他曾以笔名维维火过一阵子，但忽然不写诗了，改写小说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长篇，叫《集梦爱好者》。书名怪怪的，我一开始差点看成是《集邮爱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别。在文联大楼下艾青题辞的四川菜馆，在座的诗人们正从理论上为诗歌争执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伙子近乎幼稚地谈起最初对缪斯的憧憬：“我父亲有本雪莱全集，英文版，但是苏联印的，翻开来有种很臭的树胶味，可里面那张铜版作者像给我印象极深，那才叫诗人！”他童贞般的感情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过的雪莱肖像的版画。我凝视着李大卫痴迷的面孔：或许这才是真诗人，本色且本质。评论家张颐武的解说印证了我的看法：“李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热衷于各种奇怪的知识，沉迷在许许多多稀奇的事件之中，始终是生活旁边的一位冷眼的观察者。他隐居在自己家中，漫游在我们城市的腹地。李大卫的生活是相当另类的……他的人生立场是间离的，是站在外面去思考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书中对人性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人。”他的小说《集梦爱好者》更像是梦游者枕边的一整部蝴蝶标本。他延续着庄子的蝴蝶梦。
北京的诗人们中，有乐天派、悲观主义者、演说家、社会名流、草莽英雄、江湖术士、梦想家、怀乡症患者，有知识分子也有行为艺术流浪汉，有穷人也有富翁。社会身份或许大相径庭，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诗人。这是他们无法涂改的共性——相当于血统。北京应该是出大诗人的地方，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还应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大诗人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情合理了。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诗人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精神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人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诗人和外省诗人相比，北京诗人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巴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人甲天下。
一星期前，面容消瘦的画家高星邀请我与邹静之等人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口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人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口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人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爱情、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外面的诗人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人渴望攻克的桥头堡。北京城里的诗人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人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人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浪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头，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人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破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射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这是否属于另一种围城情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神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人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人化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