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
——唐·李白《渡荆门送别》
风水术的源流可以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中国风水术史》，限于篇幅，本篇只能依照时间顺序，对各时期的有关风水的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并兼述有关相地理论与实践。
1．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但是，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道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的原则。
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位于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则。
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发现先民对住宅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交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窥见一斑。
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
《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二，卜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山经》记载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经》云：“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则入，夏乃出，冬则闭。”
《管予》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篇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上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土地的表里关系，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
《周礼》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就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
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结合风水观念说：“十二上，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郑注云：大界则日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取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鹁首，秦也。鹁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
不仅《周礼》有此记载，《逸周书·度训》亦云：“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
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扬天地对应现念，将天上的十_次与地面区域相附会，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
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2．秦汉：风水术之发生
秦代
秦代有了地脉观念。秦统一一后，派蒙恬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通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秦代有了王气观念。《晋书·元帝纪》谈到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同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阳宅阿房宫，又有阴宅始皇冢。阿房宫占地近三百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
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被封为楚王。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4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国地处西陲，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
西汉
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
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
北条：岍——岐（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碣石（河北）
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鄂皖境）
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庐山）
第一列：岍——碣石（即北条）
第二列：西倾——陪尾（即中条主干）
第三列：蟠冢——大别（即中条分支）
第四列：岷山——敷浅源（即南条）
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唯》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日野，高平日陆，大陆日阜，大阜日陵，大陵日阿”。
1973年在长沙马土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风水术的发生。
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像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人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汉武帝时，司马迁不相信风水，他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记》中不讲风水，当时也不兴风水。
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言不可。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西汉称相地为形法。（见名称考证）
西汉又有了“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
就在西汉，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汉书·杨王孙传》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杨说：“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相高，靡财殚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阿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柬，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谚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
东汉
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时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糯梓椴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千充在《论衡》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薄葬》、《四讳》、《谰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诘术》诸篇，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
据应劭的《风俗通义》卷九，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丁．是有人信口丌河说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
《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郭镇传》说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迭择土地，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
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
东汉末年，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丫，孙坚四处访寻葬地。有个异人对他说：“你是想当百世诸侯？还是想当四世皇帝？”孙坚说想当皇帝。异人乃指一处，孙坚按照异入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又有异人说：“此沙狭，而长，子孙将为长沙矣。”后来，孙坚任长沙太守，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这个故事，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
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妇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阴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士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据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记载：“徐孺子，南昌人，与太原郭林宗游，同稚还家。林宗庭中有一树，欲伐去之，云：‘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日：‘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无以难。”徐和郭斗智，郭最后没有砍树，任其自然。
但是，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
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徐孺子说的“囚”字，风水家视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都会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间营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说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讳之源，乃出自东汉。汉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时触犯了上禁。这个说法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
由此可见，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
3．魏晋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
魏晋
魏晋产生了像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见《人物篇》），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
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
《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
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
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冈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若在那个地方下葬，后人可以位极人臣。”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其次是那个地方，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说完就不见了。陶侃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那头牛，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还把老人所指的另一座山告诉了周访。周访的父亲死后，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后来，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颇多功绩。
有个善相墓的人说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气，如果凿开墓就会断绝子孙，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祜把墓凿开了，后来他骑马时跌断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书，没有后人，应验了相墓者的话。
晋代也有不相信风水的人。夏侯湛出生于名门望族，性颇豪侈，衣食都很讲究。在他临死时，却让人准备小棺薄葬。当时的舆论认为，夏侯湛虽然活着时不能砥砺名节，死时还能从简，也算是深达生死道理。
晋代人对“太岁”很忌讳。《晋书·徐邀传》记载；“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邀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徐邀在当时是一位很开达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太岁，说明风水观念深入人心。
南朝
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百官论事时，如发音有“祸”、“败”、“凶”、“丧”的，不论多大的官，必加罪戮。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尚书右丞江谧上疏时误称“白”字，明帝向来忌讳“白”字，气得骂道：“白你家门。”江谧吓得半死。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明帝碰见了，以为不祥，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祷。内外之人常虑犯忌，人人自危。当对，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明帝觉得很讨厌，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
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就对伯玉的父亲说：“你家当出显贵，但不长久。”伯玉听说此事，说“朝闻道，暮死可矣”。后来，伯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位极人臣。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
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当时，望气者说：“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予气，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武帝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