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剖棺，、以水洗尸骨，名为洗骨除祟。吴人顾宪之出任衡阳内史，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
陈朝时，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将来必大贵。后来，吴明彻当了大官。
这些事实说明，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著，但内容过于简扼，北魏的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30倍。其中对山陵、原隰、泽薮、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逡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如《荆州记》记载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穴说：“宜都很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假山侧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龙。”
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并得以传播。
4．隋唐五代：风水术之蔓延
隋朝
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气地说：“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如果说不吉利，可我当了皇帝；如果说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说客无以对。
隋宰相杨恭仁准备迁祖辈的葬地，请了海内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这些人各有一套，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相地家们都没说准。有个叫舒绰的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挖地六尺，果然发现一洞穴，贮藏七八斗粟，这里原是粟田，蚁啄而成穴。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
唐朝
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如“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日天险”。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迷信色彩十分严重。据《通典》卷138引《开元礼》记载，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一种很普遍的习俗。
唐初，徐勐请人卜葬，得到的占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认为“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徐敬业在扬州反叛，武则天大怒，派人撬开徐劫的坟墓，焚尸为灰，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
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武则天当政时，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受到武则天冷落。郝处俊死后，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说：“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来，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祸连九族，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书生的话言中了。
“葬压龙角”就是在埋葬时，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据《摭遗》，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兔走，御驷疾驰，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个山头，看见一座新坟，张约顾视甚久，玄宗问看见了什么，张约说：“葬失其地，安龙头，枕龙角，不二年，自消铄。”旁边有樵夫，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巽子尚衣斩绽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说：“山上的新坟，不是吉地！”巽子说：“父亲临终前讲过：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玄宗感到很惊叹。张约自叹不如崔巽，后来回到山里修行去了。玄宗下诏罢免巽子的终身徭役。
玄宗的大臣中，数张说最通风水。《大唐新语·记异》记载，开元年间，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张说云：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丈二尺为水界。土界有土龙守，水界有水龙守。土龙六年出来晒一次太阳，水龙十=年出来晒一次，坟墓不能太接近上界和水界，否则坟墓不牢。
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丑庄日记》记载，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后来，宅东北无故陷丈余，泓师说：“公当富贵一世，而诸子将不终。”张说欲平地，泓师又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疳补他肉无益也。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气，岂不谬哉，君子无惑焉可也。”此外，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一卜九年宰相，韦缁为列卿，这些事迹见载子《太平广记》。
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走遍了洪都诸山，钤地170多处，发现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有个叫王智兴的，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有个道士住在隔壁，智兴每天起床扫地，总是把道土的大门也扫干净。道士很感激，说：“我会看墓地，给你家里选块好地。”就引着智兴外出，指着一块地说：“葬先人于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后来，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设有司天监，监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风水宗师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后来，杨携风水书籍逃到江西，传授弟子，形成江两派。
唐代有一种挖坟断脉气的风气。郭子仪的祖坟祓宦官鱼朝恩挖了，可是，郭子仪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又有掘黄巢“王气”之事，说的是中和三年（883年），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观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时黄巢已称大齐年号，要打败黄巢，就得挖牛山。《挥尘后录》记载，朝廷当时派了上万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挖牛山，挖出一个石桶，桶中有黄腰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后来，黄巢起义军就衰败了。这个故事很荒唐，疑为后人杜撰。黄巢失败的原因自有公论，此不赘述。
唐代既有一批风水术名家，如杨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风水术的骁将，如吕才等人。开元之治的名相姚崇就不相信风水。据《旧唐书》卷96《姚崇传》，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忽然报闻太庙崩坏，按风水观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请来姚崇。姚崇不信这一套，说：“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会坍塌，这不值得惊怪，皇上东行，与太庙无关。”李隆基听了姚崇的话，仍然东行洛阳，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
吕才写过驳斥风水的文章，载于《唐书·吕才传》，但是，风水师仍很推崇吕才。唐代敦煌流传的风水文献《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开卷载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的字样。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说明风水师们想把自己的书与污七八糟的风水书相区别，故托名于吕才。
唐代风水术大盛，连皇帝都感到惊讶。《旧唐书》卷一六四《李绛传》记载唐宪宗问李绛：“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确实．在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唐朝，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要回答，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
五代
钱锣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当时，他准备修广牙城。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王若改旧城为新城，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请国王您考虑。”钱锣不客气地回答：“我只想改旧为新，国运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但他主张填西湖，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
后晋大臣王建立相信风水。他的先人坟在榆社，王临终前对儿子说：“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余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为什么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旧五代史·王建立列传》指出：“榆林其冈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必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
后晋时，并州人任延皓以术数自荐，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让他担任了殿中监。后来，魏王承训死了，高祖请延皓择葬他。不久，高祖也死了。有个人告诉朝廷，这是延皓择地不古，才造成重丧。继位的晋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时，市民村夫都向他掷瓦。
后周时，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广顺元年（951年），有个叫刘嗥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一幢房子，晚上梦见鬼对他说：“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我叫李丕文，是阴曹鬼。”刘嗥很惊奇地说：“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那鬼说：“您有所不知。这里本是野外，后来扩城时，把此地圈进来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刘嗥试着挖地，果然看见了地府，有华第、草木、坟墓等。
唐代，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这个《宅经》与现在流行的《黄帝宅经》有所不同，书中有“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冈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书中提出“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内，吉”。又有《阴阳书》，书中有镇宅法，提出“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可见，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风水观念已经遍及边陲了。
5．宋代：风水术之盛行
宋代盛行风水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我们在人物篇和文献篇另有介绍。
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风水，有的对风水持怀疑态度。
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叠起冈阜，高约数仞，后来果然得了儿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风水术了，改筑延福官，又命灵素择地，修建上清宝策宫，劳民伤财，导致国库空虚、国力下降、政权衰败。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风水，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对风水都不感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闻见后录》记载，嘉萜年间，朝廷准备修东华门。太史进=：太岁在东不可犯。仁帝批其奏日：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怠。
宋神宗也不信风水。王安石变法，大办水利，为了改良士壤，提倡把河流里浑浊多沙的河水放到田里沉积，，称作淤田。朝廷设立了淤田司，总领其事。当时，有些保守分子站出来反对，说淤田把人家祖坟都冲坏了，真是缺德。为了说服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上，用手拨来拨去，还放在嘴里嚼，觉得很滑腻，并对群臣说：“这些土，朕亲自尝过了，好得很，你们若不信，也来尝尝吧！”这一来，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对淤田了。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谘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载其语：“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他，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一天，有个叫林瑷的人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座罗源山，山有吉地，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感到很惊奇，说本朝自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瑰说是按五行推算的。后来，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移到戌、申、酉年，叶果然登科。他把这归功于葬地选得好。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有关。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钱希白《小说》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占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只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蜇，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宋人由这个传说，推出凡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凶。
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佑，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叙述叶丞相祖宅时说，仙游县叶氏家族有一百多户人家，都住在一个村子，此村有群山环峙，如屏如障，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后来，叶子昂终于当了丞相。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坚》叙述陈魏公父墓说，福建莆田有一块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处，子孙都病了。有个风水师说，这块地应当卖掉才会断除病根。后来，富民按风水师的意见卖了地，子孙的病就好了，而买地的一家不仅不病，还当上了宰相，风水师说这是地得其丰。
尽管如此，讲究丧葬是民间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
宋代很注重住宅建设。首先是外环境，宋人高似孙在《纬略·宅经》云：“凡宅东下西高，富贵雄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欲坦平，名日梁土；后高前下，名曰晋土，居之并吉。西高东下，名日鲁土，居之富贵，当出贤人；前高后下，名日楚士，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卫士，居之先富后贫。”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居宅不珂无邻家，患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
其次是内环境。《吴兴志·谈志》记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蜿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
住宅有良好的内外环境，有利于人颐养及治学。《归潜志》卷14记载金代刘祁自述其园居云：“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霭，干念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入神清不寐。刘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笔砚楮墨几上，书数卷，偃息啸歌。起望山光，寻味道腴，为终日乐，虽弊衣恶食不知也。”
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1174年），鄱阳新安乡民王无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老百姓·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