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历史进入18世纪，欧洲迎来了一场启蒙运动，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提出了一系列新颖主张。这场运动主要流行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是当时的思想家非常自觉的运动，启蒙这个词也是当时的人经常使用的。人们之所以称这次思想运动为启蒙运动，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正在从漫长的黑暗和无知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理性和尊重人性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也被称为“理性时代”。
启蒙运动并不是突兀地出现的，而是哲学思想发展和科学发现积累的结果。在哲学思想方面，已经出现了笛卡儿、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年）、霍布斯、约翰·洛克以及拜尔（Pierre Bayle， 1647—1706年）等著名思想家。关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以及约翰·洛克的“白板说”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所论述，无须赘言。其他哲学家的名字也并不陌生，斯宾诺莎著有《笛卡儿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他对《圣经》进行了历史性批判，从伦理学角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我保存是人的本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最高自然权利。霍布斯的《利维坦》则以人性恶为出发点，通过对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等一系列假设的严密论证，形成了系统的国家学说，开创了近代国家契约学说的先河，初步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本格局。拜尔则用哲学的理性来批判神学观点，强调教徒和无神论者都有生存的权利，并将道德和信仰区分开来。这些前辈的怀疑思想、理性观点和政治观念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想潮流，成为继后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除了这些先驱思想家的影响外，启蒙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基础是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在这方面同样出现了一些影响甚大的人物。哥白尼通过观察而发现“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在力学和磁学方面的发现等都为人们观察和了解自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样板。这些科学增强了人们的自信，也验证了观察试验等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这一切，都为启蒙运动步入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编革命的年代第十二讲启蒙与革命启蒙思想家们尽管在不同的领域提出了不少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向人们提出一种态度和思想方法，重新置疑和检验所有已被接受的观念和价值；他们不是闭门造车自我欣赏的文化精英，而是主动面向大众和社会宣传家。通过小册子、短文、报纸和杂志，他们的观念为民众广泛认知。在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观念中，首先是对理性的崇尚，这是一切认识和进步的基础。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用理性揭示了上帝的法则，那么运用同样的理性一定可以发现自然和社会中的所有法则。其次，发现真理的方法只能是观察自然，通过经验而获得知识，启蒙思想家们反对通过研究权威的作品来获得真理，亚里士多德和《圣经》均不能保证真理的获得，古老已经不能成为价值的体现；另外，由于看到了理性的力量和无限潜力，所以启蒙思想家相信进步的无限可能性，他们相信，只要是接受理性的指导，充分利用经验和观察，人类在知识、技术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都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最后，启蒙思想家们都对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是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彻底抛弃宗教信仰，而是用自然神论（deism）取代了天主教。他们虽然并没有否定上帝以及来世的存在，但是认为人类不应该以来世为中心，而重在改善此世的生活，世俗的幸福应该优先于宗教救赎。
启蒙的先驱们尽管大都不在法国，但是启蒙运动的故乡却在法国。启蒙运动是由法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其著作以及新颖观点所组成的。
政治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年）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批评现存的专制制度，并构想理想的社会制度。他的代表性著作为《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前两本著作意在讽刺和抨击。其中《波斯人信札》描绘两位波斯青年初到法国，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衡量法国社会产生了种种的感受，然后将这些感受用信札的形式写下来，寄给在意大利定居的波斯朋友。全书借波斯人之口宣扬孟德斯鸠的批判精神和反传统思想，他揭露政府弊端，倡导反教会观点，针砭社会积弊。这部著作成为孟德斯鸠的成名作。继后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则探讨古罗马的成败得失，指出统治者贤明和制度合理如何导致了罗马的强盛，但长期征战和腐化堕落又如何导致了罗马的灭亡。他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间接抨击法国专制制度的好战和生活腐化。《论法的精神》则重在构建理想政体。尽管在这部著作中他没有明确提出哪种政体是最理想的政体，但是他明确提出人类要防止暴君政体的出现，并提出了有效的方法，即系统的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认为，国家权力要进行重新划分，要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立法权由人民代表机关掌握，行政权则交给国王，而司法权则应该属于法庭，三者互相分立并相互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避免暴君专制。这一原则奠定了日后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年）是当时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是戏剧家、诗人、政论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著作、短文、论文和小册子，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他广泛结交欧洲的作家和各国君主，在普及科学和哲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他的名著有三部：《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和《哲学辞典》。《风俗论》打破传统编年史的写作模式，创造性地以法律、艺术和风尚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勾勒出人类的精神。在这部著作中他体现出超越狭隘文化的气度，并重视历史发展的现实原因。《路易十四时代》是在路易十四去世、法国面临衰退、政治更加专制、宫廷生活更加糜烂伏尔泰以及作者本人屡受迫害的现实情况下而创作的，主要是盛赞路易十四时代的丰功伟绩，尤其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进步，从而反照现实的堕落和弊病。《哲学辞典》则是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普及哲学、促使人们热爱理性和真理以及憎恶传统成见和迷信的武器。通过这些作品，伏尔泰提出了天赋人类自由平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他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并抨击法国的天主教会。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年）则是当时富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和《忏悔录》等著作影响深远。通过这些著作，他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依据，为相继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颇具实践性的纲领。他认为，人类曾经存在着平等的状态，不平等出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国家也成为维护私有制的机器，因此只有均衡财富，才能消除社会的弊端；他提出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主张，主张“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并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为人民推翻不合理的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日后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卢梭理论的实践价值。卢梭也清晰地阐明了他的教育观念，在《爱弥尔》中他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方案。他主张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启蒙运动是一场全方位的运动，启蒙思想还表现在各个领域。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年）为主持人，以编纂《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词典》为中心，大量的启蒙思想家聚集起来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其中伏尔泰、孟德斯鸠、孔多塞等都是成员。百科全书派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否认上帝创造世界的观念，强调物质的独立存在。弗朗索瓦·魁奈则通过《经济表》，宣传了重农学派的主张，倡导经济自由、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梅叶、摩莱里和马布里则从最下层的人民利益出发，勾勒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图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推翻专制制度、平均土地以及进行革命等激进的理想。
启蒙运动也是一场跨国界的思想运动，尽管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但是在其他国家同样有启蒙思想的回响。在德国，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年）和莱辛（Gotthold Lessing， 1729—1781年）成为启蒙思想的代表者。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将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兹的思想，发展了一套综合的哲学体系，而莱辛则通过他的著作，如《汉堡剧评》和《拉奥孔》等，强调宗教的宽容性。苏格兰的大卫·休谟则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儿的怀疑论，在著作《人类理智研究》中，提出“任何知识都是感觉”的理论。在英国，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倡商业的平等竞争。这种启蒙思想也越过大洋传到了彼岸，在美洲殖民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等都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为该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启蒙运动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困境走向认可的历程。在18世纪早期，许多人因为作品而遭到囚禁，大多数人的作品都受到过政府审查机构的刁难和教会的攻击。但是到了1770年以后，新一代的启蒙思想家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许多人都接受政府津贴，并能够控制所建立的思想团体，大量的书籍和报纸保证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通过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启蒙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就连欧洲许多上层君主也接受了某些观念，或者至少接收了某些启蒙的词汇。其中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二世、俄罗斯的凯瑟琳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成为开明君主。这些开明君主的宫廷也往往非常欢迎启蒙思想家，因为这些思想家的主张，如教育和司法改革、完善官僚机构、实行宗教宽容以及改善农奴制度等等，都对君主的统治有着益处。反过来，启蒙思想家尽管对贵族和教会有着不满，但是只要统治者尊重理性和自然法，他们并不反对国家，反而认为国家是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
启蒙思想家通过自己的理论塑造了一些开明的君主，同时也用自己的理论鼓舞人们推翻顽固和专制的暴君，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切实的理论依据。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美国爆发了革命，以启蒙思想的理论为方针发表了《独立宣言》，将启蒙思想付诸实践。启蒙思想家也直接指导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共和国的理想，都具体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髓。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启蒙运动从思想上给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随后欧美爆发的革命则实践了启蒙的理想。
启蒙运动后的革命首先在北美大地上爆发，表现为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起来对抗其宗主国，用武力获得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接着在欧洲大陆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推翻了专制君主统治，进行了广泛的资产阶级统治的试验。两者虽然在方式和目的上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遵循着启蒙思想的原则。
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1775—1783年）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英国实行了一系列对殖民地不利的法令，导致了怨恨和敌视长期蓄积，直至无法调和。通过“七年战争”（1756—1763年），英国在北美和印度从法国人手里获得大量土地，为了获得管理这些地域的费用，英国政府决定增加殖民地的赋税负担，于是在1765年3月，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条例》（The Stamp Act），要求殖民地为所有的政府文献、契约、抵押证书、报纸和小册子付印花税，违者将在没有陪审员的情况下被起诉。这一条例遭到殖民地的一致反对，在该法令生效之前，就有秘密团体“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在港口城市组织暴动，并阻止英国任命的印花税发行员就任。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也通过决议，谴责印花税。美洲的商人联合起来抵制英货。1765年10月，来自九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集会，召开“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向英王和议会请愿。这一系列的活动迫使英国议会在1766年废止了该法令。但在1767年，英国又推出了《唐森德税法》（The Townshend Acts），对美洲从英国进口的铅、玻璃、茶、颜料和纸张征税，并实行严格的航海条例，这又一次引起殖民地的强烈抗议。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致函其他殖民地呼吁联合抵抗，而关税委员会的人任意扣留美洲的船只，并从商人那里勒索钱财，导致双方关系更加紧张。1768年6月21日，波士顿的税务官员因为扣留商人的船只而导致波士顿上千人暴动，双方剑拔弩张，最终在1770年3月英国军队对波士顿群众开枪，造成了“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同年，英国议会虽然被迫废除了《唐森德税法》，但是却保留了向殖民地征收茶税的权利。1773年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破产，通过了《茶叶法案》，法案降低运往殖民地的茶叶的税收，从而使东印度公司可以在美洲以低于走私茶的价格出售，这同样遭到殖民地的反对。在费城和纽约，人们不允许英国的船只卸下茶叶，在波士顿则组织成“茶党”（Boston Tea Party）进行反抗。1773年12月16日，“茶党”伪装成美洲土著涌到东印度公司停靠在港口的货船上，将18吨茶叶倒进大海，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报复，英国议会在1774年颁布了报复性的“强制法令”（Coercive Acts），殖民地则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Intolerable Acts），其中包括关闭波士顿港口的交易，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允许在马萨诸塞被判处死刑的皇家官员或士兵在英国受审，允许英国军队以无人居住的私人建筑或谷仓为营地等等。英国的惩罚反而激起其他殖民地对马萨诸塞的同情和支持，联合反对英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弗吉尼亚的召集下，美洲除乔治亚以外的12个殖民地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商讨联合对抗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权利的侵犯。第一次大陆会议并没有寻求独立，而是详细界定美洲的权利，对议会的权力进行限制。10月通过了请愿书和决议，否定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征税和制定法律的权利，草拟大陆联盟，呼吁在报复性法令废除之前，殖民地停止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并拟定在1775年5月召开第二次会议。
但在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之前，“莱克星顿的枪声”已经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将领盖奇（Gage）意识到边缘城镇的民兵正在训练，并正在聚集弹药和军需品，于是在1775年4月18日晚派史密斯中校带领800名士兵去夺取康科德的军需品，但是由于民兵事先得到了消息，19日早晨英国的先头部队与民兵在莱克星顿（Lexington）正式交火。英军虽然勉强到达康科德，但一无所获，在撤退途中遭到民兵的伏击。是役英军死亡273人，殖民地民兵死亡100人。英军逃回波士顿，民兵继续集结并包围了波士顿。
独立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后，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会议作为美洲联合殖民地的中央政府，接纳围攻波士顿的军队作为“大陆军”，推举华盛顿（Washington， 1789—1797年任职总统）为军队总司令。会议一方面准备战争，一方面仍然向英国提出了和解的要求，强调美洲对国王的忠诚，并请求国王废除他的大臣们的政策，但遭到国王拒绝，于是战争开始全面爆发，双方军队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展开了争夺战。
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美洲殖民地已经对宣布独立不再犹豫，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年）在1776年1月发表的《常识》，适时地为美国独立提供了思想的支持。他在小册子中攻击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 1760—1820年在位），谴责君主政体，号召人们用武力争取民族独立。潘恩的观点消除了人们对大英帝国最后的留恋，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民主派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801—1809年任职总统）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有权利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人们有权利和义务推翻专制的政府。这份宣言第一次把启蒙思想家“主权在民”的思想写进了法律，美利坚合众国由此正式诞生。起草《独立宣言》经过双方在各地的激战，以“萨拉托加战役”为标志，英军和美军的优劣开始发生逆转。1777年英军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分割包围美军，最终在奥尔巴尼汇合。其中一支英军由约翰·柏高英（John Burgoyne）率领在加拿大登陆，并从蒙特利尔南下奥尔巴尼。柏高英的军队7月29日到达哈德逊河上游，9月份继续南下，但是他的军队在萨拉托加附近被霍拉肖·盖茨（Horatio Gates）指挥的民兵和大陆军包围，最后被迫于10月17日向美军投降。
这次战役之后，战争开始向着对美洲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国际上形势也对殖民地有利。自战争开始起，法国就已经秘密向殖民地运送财物，1778年2月法国人正式承认了殖民地的独立，此后开始公开支持美国，并派出舰队前往美国进行援助。在美法军队的压力下，据守费城的英军撤退到纽约，南方的英军则在康华里的带领下退入弗吉尼亚，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战争最后的成败。
1781年8月14日，华盛顿在法国舰队的配合下，开始在约克镇攻击弗吉尼亚康华里的部队，约有1.6万名美国和法国的军队参加了战斗，康华里几次试图突破包围失败后，于1781年10月19日被迫投降。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独立战争的结束。双方经过和平谈判，于1783年9月3日在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英国承认自己以前的殖民地正式独立，承认美国的边界向西延伸到密西西比河，向北到加拿大，向南到佛罗里达。这样，美洲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攻打巴士底狱图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宣告开始。这场革命是法国君主专制制度与代表下层的第三等级长期矛盾的结果。
这场革命一波三折，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层面的代表力量都轮番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最初是代表大资产利益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因其总部设在斐扬修道院而得名）夺取了政权，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措施。但是其保守的特征引起了中下层的不满。1792年雅各宾派在巴黎发动起义，逮捕了国王并解散了议会，但政权落入了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共和的“吉伦特派”（其成员大都来自吉伦特郡）手里。但是吉伦特派面对内忧外患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又引起下层的不满，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派又发动武装起义，政权最终转移到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民主的雅各宾派（因其总部设在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手里。这些不同的派别在革命中轮番登场之后，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商人的政治势力卷土重来，在1794年7月27日通过“热月政变”，逮捕了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8—1794年）等人，第二天未经审判就将大部分人送上断头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这场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中心任务是推翻专制君主的统治，但是由于不同的力量纷纷执掌权利，革命的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斐扬派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因此，他们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并不希望消灭国王。斐扬派在1791年9月所颁布的宪法，一方面要求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又强调国王拥有掌握行政、任命官吏和否决议会决议的权力。吉伦特派上台后，希望能够建立共和国，他们首先逮捕了国王，并在1792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他们并不想处死国王，最终在人民的支持下于1793年1月21日将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派则实行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实行了一系列超出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非常措施，如颁布了《土地法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颁布《普遍最高价格法令》实行限价措施，颁布《可疑分子法令》逮捕反革命分子等，这导致其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危机。
这场革命无论如何复杂，但是却始终实践着启蒙思想的理论宗旨。其中斐扬派上台后，1789年8月26日通过制宪会议颁布的由穆尼埃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人权宣言》共提出17条主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的权利；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而遭受干涉；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宣言以法律的形式体现了启蒙思想中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这部宪法，体现了共和的色彩，废除了世袭的权力，规定一切权力必须经选举产生。同时还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一切年满21周岁的男性公民在某地居住了10个月后，都可参加该地的初级议会，然后在初级议会中按人口比例选出选举人，参加对国民议会的选举。另外1793年宪法宣布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指导思想。
这两场革命的成功，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并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模式，使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资本主义长足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明治维新
就在欧美国家纷纷通过革命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远在东方的日本率先追随，通过“明治维新”这一自上而下的改革，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跨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国家。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改变了日本国家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以及日本的对外关系。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长期处在幕府的统治之下，幕府将军的专权，大名诸侯的割据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也曾给日本带来表面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局面因为19世纪50年代前后外族对日本的渗透而被打破。尤其是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Perry）率领4艘军舰出现在浦贺港，向日本递交国书要求日本“开国”。第二年，佩里再率7艘战舰前来，强行要求签订条约。幕府迫于佩里的压力而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1）向美国的船只提供必要的燃料和食物，（2）向美国海难船及船员提供救助，（3）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在这之后，英国、俄国、荷兰等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持续200年以上的日本锁国政策被打破。日本开国之后，美国在1858年6月又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佩里登陆日本图根据条约，日本开放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口以及江户、大阪等城市，实行自由贸易，承认美国在居留地的领事裁判权，双方协商决定关税等。接着，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均与日本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
开国对日本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大量机械制造的纺织品输入日本，冲击了乡村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日本大量输出原料和半成品，同时大量输入制成品，造成黄金白银外流、物价飞涨以及货币贬值等等。这种情形激发了人们对贸易的反感，成为攘夷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下层武士强烈批判幕府迫于外部压力签订不平等条约，极力主张“尊王攘夷”。“尊王攘夷”是尊王论和攘夷论的结合，是幕末水户学派的思想，该派最初主张恢复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体制，确立日本之国体，现在他们批判幕府的专制无能，主张驱逐夷狄，挽救民族危机。尊王攘夷派甚至用武力来对抗外国的舰船、商人和使节，同时指望天皇亲征展开全国性的攘夷运动。而幕府也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这些批评者。1858年10月，吉田松阴等七名志士被幕府处死，史称“安政大狱”。幕府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志士的愤怒，1860年3月，水户藩志士在江户樱田门外暗杀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史称“樱田门外之变”。在“尊王攘夷”派活跃的同时，另外一支政治力量也非常活跃，即“公武合体派”。该派主张朝廷和幕府联合，压制反幕府的势力，安定政局。这两种政治势力的代表分别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和萨摩藩（公武合体派）为中心，后者得到了幕府将军和天皇的支持。两种不同原则的矛盾必然导致双方的冲突。1863年8月18日，幕府依靠萨摩、会津两藩将以长州藩为代表的尊王攘夷派赶出京都，而且组织了对长州藩的第一次征讨。与此同时，对攘夷派怀恨在心的英法美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攻击下关的炮台。面对压力，长州的上层采取顺服的态度，开始镇压自己藩内的尊王攘夷派。
但是藩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而是在高山晋作、桂小五郎的带领下反抗上层的保守派，组织了“骑兵队”，1864年年末在下关起兵，夺取政权，并确立了富国强兵、武装割据、伺机倒幕的行动方针。就在此时，幕府组织了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但是幕府军在战斗中一直处于劣势，最终这次征讨亦无功而返。也就是在这一年，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带兵出征长州藩的将军德川家茂突然死去，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继任。就在同年年末，孝明天皇也突然去世，该天皇虽然主张攘夷，但也不喜欢激进的讨幕派，而是主张公武联合。他们的去世使主张公武联合的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为讨幕运动的高涨提供了契机。
在这样的局势下，讨幕派决意讨幕，幕府派也不愿主动下台，双方都谋图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幕府派决定先发制人，提出了“大政奉还”。而倒幕派则在同一日从新的天皇睦仁手里获得了《讨幕密诏》。为了防止“大政奉还”政策奏效，讨幕派在12月9日发动政变，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新政府废除了幕府的摄政权利，围绕天皇设立了新的官职，并命令幕府将军“辞官纳地”。德川庆喜拒绝，并集合军队自大阪出发向京都进发，号称“清君侧”。在京都近郊的鸟羽、伏见双方发生激战，幕府军战败。庆喜逃往江户。新政府将庆喜视为朝廷的敌人，组织了讨幕东征军。5月3日，江户城开城投降，德川庆喜被赦免回到水户藩。接着，东征军又先后平定了其他地方的幕府残余，幕府体制彻底结束。
就在东征军清剿幕府军的同时，新政府已经开始建立新政权，并实际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进程。1868年已经宣布了王政复古和天皇的权力，3月份发布了《五条誓约》，宣布新政府的国策，其中包括：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天皇率领百官对天发誓，强调天皇亲政。第二天，颁布了针对平民的《太政官告示五则》，强调君臣、父子和夫妇间恪守儒教道德；禁止结党、强诉等民众运动；禁止基督教；不得擅自杀害外国人等内容。同年4月，颁布了《政体书》，确立政府的组织。政体书对政体及其官职作了详细的规定，确立了以太政官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并模仿美国宪法实行一定程度的三权分立，“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规定高级官吏“以四年为任期，用公选投票之法”。政府在镇压关东残余幕府势力的同时，7月将江户改名为东京，8月明治天皇举行了即位大典，9月正式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4月正式从京都迁都东京。
在确立政体的同时，新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确立了日本的发展道路。
首先，为了确立中央集权，就要消除过去幕藩体制的残留。政府下令实行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版”即版图，就是各藩的领地，“籍”就是“户籍”，也就是领地上的人民，版籍奉还就是要将领把土地和人民返还给天皇。首先，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藩主上书提出版籍奉还，许多藩主效仿，1869年6月，新政府命令各藩版籍奉还。各藩的称号仍然保留，旧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相当于政府的地方官，并将藩收入的10%作为他们的“家禄”。通过版籍奉还，旧诸侯的地方统治权大大削弱。此后，为了全面废除幕藩体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实行“废藩置县”。为了能够保证这项措施的施行，政府首先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军队担任“御亲兵”，7月坚决推行了废藩置县。全国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最初设立3府302县，年末整合成3府72县。宣布罢免藩知事，命令他们到东京居住，中央政府重新任命府知事、县令等地方官，从而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
其次，政府宣布“四民平等”，实行社会改革。由于实行了版籍奉还，原来的藩主、武士和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政府宣布原来的藩主和上层的官员一并称为华族，武士和一些旧的幕僚被称为士族，从事农、工、商的平民被称作平民。平民获得拥有姓名的权力，平民也可以和华族、士族通婚，平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同年根据三个等级，制定了相应的户籍法。同时为了减轻政府支出俸禄的负担，从1873年起，政府先后颁布了《秩禄奉还法》、《金禄公债证书》等，直至最后全部废除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
第三，为了稳定财源，开始改革土地制度和税制。1871年允许人们自由种植作物，第二年取消土地买卖的禁令，并颁发反映地价的土地证书，承认土地的私有权。1873年7月，政府公布了《地租改革条例》，着手改革地租。地租改革的原则是：取消按照农作物收获量决定税收的方针，实行按照地价来征收；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税率定为地价的3%，拥有土地者即为纳税人。通过这种改革，原来各地不统一的年贡，为全国统一的地租所替代，这牢固地确立了政府的财政基础，同时租税货币化也促进了农村的商品化进程。
第四，在经济发展方面，新政府实行“殖产兴业”，目的是通过雇用外国人进行指导，培育近代产业。1870年政府设立工部省，1872年在东京、横滨之间，然后在神户、大阪和京都之间铺设铁路，将原来旧幕府所经营的金属矿和煤矿等收归国营。为了军备的近代化，政府大量扩大东京、大阪的炮兵工厂以及横须贺和长崎的造船厂。1871年建立了国营的邮政制度，实行全国统一邮政费用。1869年在东京和横滨之间架设电信线路，5年后电信线路延伸到长崎和北海道。1873年政府设立了内务省，通过国营模范工场，推广机械生产等。在金融方面，政府颁布了《新币条例》和《国立银行条约》，统一货币和兑换制度。
第五，在文化上实行“文明开化”。为了富国强兵，促进文化和国民生活的近代化也非常必要，应当积极引进西方的近代思想和生活方式。在日本出现了“启蒙运动”的风潮。在思想界，人们开始批评儒家学说、神道教等为落后思想，而应宣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出现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思想家。在教育方面，政府在1871年设立了文部省，第二年颁布统一的学制，大力普及小学教育，男女平等，广泛招聘外国教师，设立许多专门学校。在新闻杂志方面，以东京为中心相继发行了各种日报和杂志，这些日报和杂志除了新闻报道外，还广泛进行评论。除了杂志外，各种各样的学术书籍也纷纷印刷出版。另外，森有礼、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留洋的学者，在1873年组织了“明六社”，并在第二年发行了《明六杂志》，广泛普及近代思想。1872年12月，模仿西方诸国，废除了旧历法，而采用太阳历，并采用了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在东京等大城市，西服开始流行，由最初的军人和官吏迅速推广到民间，到处都有煤气灯和人力车，社会面貌为之改观。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脱亚入欧”，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避免了日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工业革命
如果说政治革命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统治秩序和结构，那么18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则全方位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从而使人类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以科技、工业和市场为主导的近代社会。可以说，这场革命是人类自久远的农业革命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它不但改变了劳动、消费、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思想。工业革命关乎的不仅仅是科技，它是整个社会全方位变化所促成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塑造一个全新社会的基础。
工业革命前夕，欧洲正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革。欧洲从农业和乡村经济开始向资本主义和城市经济过渡，开始从一家一户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到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应地要求重新思考社会的职责和家庭的结构。在1750年左右，尽管欧洲商业和工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其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经济，富裕的土地贵族掌握着大量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来耕种，前者依靠实物地租来生活。商品主要还是由单个家庭所生产，每个家庭掌握着某一行当的生产技巧。当时的资本主义活动仍然主要集中在商业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中。但是随着欧洲对外拓展的逐步扩大和深入，欧洲经济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是成为一种全球经济，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延伸到了几乎所有的大陆，欧洲的产品拥有了巨大的市场。这种形势的变化为产品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可能性，从而促使欧洲从商业经济向工业制造业经济转变。
按照普遍的说法，工业革命的出现和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有关。尽管关于人口增长的原因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关于是人口增长促进了工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促使了人口增长有着不同的争论，但是工业革命和人口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不争的事实，工业制造业经济要求有充足的劳动力。过去以家庭为中心进行生产，尽管也生产工业品，但是那种经济还没有超脱生存经济的范畴，而制造业经济要求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要具备大大超过自我生存需要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制造工厂的利润基础。因此制造业经济不但使人口增长成为必要，而且提供了可能。
尽管我们很难给工业革命一个准确的开始点，但是工业革命导源于英国是大家所公认的，其基本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科技发明，并促使了社会革新。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英国首先兴起，同英国的特点和一系列相关政策有关。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8世纪英国议会圈地法的实施。议会在18世纪初叶颁布《共有地围圈法案》，允许原来由租佃民共同所有的土地，变成大的私有农场，从而掀起了新一轮的圈地热潮。私有农场的建立，使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农民更多地被赶出了土地。尽管农民的处境因此变得非常悲惨，但是此举也大规模增加了城市的人口，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剥夺农民的利益而照顾城市和资本家的需要，是同英国议会的性质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英国所实行的制度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度，实行的是议会制，议会在政府中具有强大的作用，其后盾是商人和资产阶级。而在君主制度下，贵族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者，也是美德的化身。在英国，由于议会具有重大的作用，而且资产阶级和重商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商业革命基本上都是由非贵族，也就是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完成的。由于贵族在英国政府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很小，因而他们的价值观为占据优势的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所替代，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追求财富。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年）在《国富论》中将国家财富的稳定增长视为民族政府和人类活动唯一合法的目标。正因为如此，重商主义在英国以大陆所没有的方式发展起来。英国没有内部关税和商业税，商品运输的费用比较低廉而且利润很高。英国垄断了海外贸易，获得了大量的海外土地，不但完全垄断了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而且也开始控制南美，并控制了印度贸易。随着贸易的拓展，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和海军，保护商业贸易的安全。重商主义政策和海外拓展的结果是英国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为国内工业品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发明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的高潮。
最初的发明主要是在棉纺织业内出现的，因为棉花种植在18世纪中叶获得迅速发展，英国在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广泛种植棉花，非洲的贩奴运动也因之而发展起来。在棉纺织业中的第一个发明，是英国兰开夏技工约翰·凯伊（John Kay， 1704—1764年）的“飞梭”（FlyShuttle），它大大提高了将棉线纺成布的速度。尽管飞梭的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左右，但它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机器，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标志的，是兰开夏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 1720—1778年)所发明的“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它已经是工业革命时期典型的机器。过去用手纺车一次只能纺一根线，速度非常缓慢，珍妮纺纱机作为一套简单机器的组合，可以纺出16根线。不但加快了工作的速度，而且同时可以做好几个工人的工作，这些特点成为继后其他科技发明的样板。1769年，理发师兼机械师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年），制造了第一部水力纺纱机，并取得了专利，他的机器开始以马力作珍妮纺纱机动力。1771年，他在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座水利纺纱机的工厂，从此开始了以工厂代替手工工场的过程。后来，童工出身的纺织工人克隆普顿（Crompton， 1753—1827年）经过5年的反复实践，结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利机的优点，于1779年发明了“骡机”（Mule）。这是一种新型纺纱机，后来又经他人改进成自动纺纱机，每架机器同时可纺三四百个纱锭，而且纺出的棉纱精细而又结实。纺纱的效率大大提高，推动了织布技术的进一步革新。牧师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 1743—1823年）于1785年制造了一架自动织布机，提高功效40倍。卡特莱特于1791年建立了第一座织布工厂。纺纱机与织布机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有关纺织业的其他机器的发明创造，如净棉机、梳棉机、自动卷纱机，漂白、整染等行业也相继实现了机械化。
尽管我们说珍妮纺纱机是工业革命最初的主要发明，但是真正对18世纪工业革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动力领域的发明，这方面的实验早就开始了。以前，棉纺织工业的动力主要是水力，水力受到地区和季节的影响，也使纺织厂建造地点受到限制，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更加广泛使用的动力，蒸汽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明的。人们往往习惯上将蒸汽机的发明归功于瓦特，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蒸汽机的人，瓦特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人开始了利用蒸汽机的研究。1696年，英国工程师塞维利（Thomas Savery， 1650—1715年）就发明了蒸汽抽水机，用来为矿井抽水机提供动力，称为“矿工之友”。后来英国的工人纽可门（Thomas Newcomen， 1663—1729年）又在塞维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于1705年制成了可以用于矿井的大气活塞式的蒸汽抽水机，蒸汽机第一次成为独立的动力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的年轻工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年）于1769年改良了蒸汽机，并取得了专利。1782年，他又为蒸汽机和工作机之间添加了曲柄传动装置，制成了功效更高的复动式蒸汽机，成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解决了机器的动力问题。
蒸汽机大大促进了机器的运用和工厂的生产，广泛用于棉纺厂、织布厂、毛麻纺工业、煤炭、冶金、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钢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蒸汽机等发明的广泛使用，把工业革命的成果进一步推向高潮。各种机器的发明以及交通运输的需要，扩大金属产量也迫在眉睫，在当时以木炭为燃料炼铁消耗掉大量森林，使得木材难以为继，影响炼铁的产量。在1709年达比发明了用煤炼成焦炭，用焦炭炼铁的新技术，1784年工程师科特又发明了用煤的煤铁炉，炼铁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钢铁产量和质量都迅速提高。在蒸汽动力和钢铁业的配合下，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包括开凿运河、在木船上安装蒸汽机、建造硬路面等等，都大大加快了运输的节奏。更重要的是，铁路的建造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的模式。英国人开始用铁轨替代过去的木轨，1804年特利维西克发明了火车头，1814年史蒂芬发明了比较完善的机车，揭开了人类铁路快速运输的历史。
蒸汽机和各种工作机的普遍应用，也促进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774年，机械师莫兹利发明了车床上的刀架，1797年又发明了可以自由移动的刀架，并将带动工件转动的脚踏板装置改为蒸汽机驱动的转动轮。这种装有滑动刀架的机动车床的发明，使机器制造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后，自动刨床、镟床、汽锤、钻床等工作母机相继发明出来，加上各种测量手段的改进和零部件的标准化和规格化，使机器制造业逐步形成，实现了以机器制造机器的目标。机器制造业的出现标志着历时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英国工业革命促成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向机器的过渡，促成了从家庭手工业向大工厂的过渡，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加速。工业革命虽然以英国为中心，但并不是英国特有的现象，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比利时的工业革命大致完成于1840年左右，建立了根特的棉纺织业中心，大力发展了冶铁业，在塞兰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大的铁工厂，并开始兴建铁路；法国也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开展了工业革命，建立了鲁贝和里姆的毛纺织业中心、里昂的丝织工业中心，拥有大量的蒸汽机并广泛使用，大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德国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迅速发展，尤其重视重工业的发展，鲁尔的炼铁业和炼钢中心，遍布全境的铁路以及新兴的化工工业和电器工业，都为工业革命全面展开提供了基础。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亦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则通过颁布《专利法案》，采用标准化生产体系，重视农业和铁路的建设而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国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生产模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交通运输的便利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以生产、原料和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方式，必然将世界连为一体，使每个地区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