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
启蒙运动引导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并没有建立起启蒙思想家理想中的社会，相反，暴力、恐怖和战争似乎在嘲弄着人类的理性。在理性缺失的现实面前，一种反叛、变革的情绪在各个领域滋生，最终汇合成为巨大的浪漫主义潮流（romanticism）。
该思想潮流在1770年代开始于德国和英国，到1820年代席卷整个欧洲，并迅速传到西半球。它改造了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各种类型的演奏会音乐和芭蕾，并同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
浪漫主义形成之前，人们崇尚的是古典主义，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上，都是以古希腊罗马为摹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成为不可逾越的权威，形成一套几乎固定不变的规则和模式。浪漫主义开始努力打破模式和规则，开始拒绝古典的权威地位，反而到长期被人们所漠视甚至鄙视的“黑暗的中世纪”去寻找精神家园。
浪漫主义在词源上同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有着某种关联。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大部分都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类故事也被称为“Romance”。因此，浪漫主义同中世纪所崇尚的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在浪漫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教堂彩色镶嵌玻璃、罗宾汉的故事、亚瑟王的传说和圆桌骑士，中世纪所广泛流传的精灵、女巫和天使等形象都开始回归浪漫派艺术。
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五花八门，其中卢卡斯（F。L。Lucas）在其《浪漫主义理想的衰亡》一书中，归纳出浪漫主义有11396种概念。而且不但该主义的提倡者对其进行界定，攻击浪漫主义的人也会对其进行定义。总体而言人们承认：浪漫主义强调主观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自发性，主张摆脱规则；主张孤独地生活而不是在社会中生活；他们热爱和崇拜自然；醉心于过去，尤其是中世纪的神话和神秘主义。一般认为，德国的诗人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年）是第一次运用“浪漫”这个词来描绘文学的，而且将这种类型的文学定义为“用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来描绘情感世界的文学”。
第五编革命的年代第十三讲思想的潮流浪漫主义最初表现为18世纪中期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学者对民间故事和民歌的热衷，这种热衷奠定了浪漫主义的一种趣味：通过看似粗鄙的民间想象力创作出的作品，可以与以前受人关注的宫廷诗人和作曲家的作品相媲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过前者。前者对应的是人们对经典、复杂和宏大的崇奉，浪漫风格则特别崇尚简单和自然，强调没有教养的普通民众自发的感情流露。浪漫派的油画充满着有关该时期喧嚣的政治事件的主题，后期的浪漫音乐同样从民族民间音乐那里吸取灵感。歌德（Goethe， 1749—1832年）在《浮士德》中有意把德国民间传说的主题与古典的主体相提并论。
正因为对民间艺术感兴趣，所以这时期的人们大力发掘莎士比亚的价值，莎士比亚在该时期声名鹊起。莎士比亚之所以名声远播，是因为在浪漫派眼里，莎士比亚是民间戏剧家，他为伦敦的商业剧院而写作，他没有经过学院教育，他的作品并不完全是“受人尊重的”。同时因为，学术界批评莎士比亚没有规矩，抛弃从希腊和罗马那里传下来的戏剧概念。按照传统，一部好的戏剧不能将喜剧和悲剧混合起来，不得扩展情节和子情节，不能有许多场景，戏剧故事不能历经数月或者数年，一部中规中矩的戏剧应当整齐地分为五幕，但莎士比亚并不在意这些规则。莎士比亚的这种特点正好符合浪漫派的趣味。莎士比亚的戏剧对德国影响巨大，促使德国放弃了法国古典戏剧所确立的戏剧模式，其中歌德和席勒等作家创作了深受莎士比亚启示的戏剧，《浮士德》（Faust）中包含着许多莎士比亚式的隐喻，并模仿前述所有偏离古典的特征。《浮士德》插图启蒙思想家卢梭同样是浪漫主义的启蒙者，卢梭也常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因为卢梭主张“返璞归真”、“返归自然”，主张个性解放，感情至上。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新爱洛伊丝》（The New Heloise）和以深刻自我剖析而著名的《忏悔录》都体现了浪漫派的特点。有些浪漫派作家正是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号召，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浪漫主义最初的另一表现是出现了哥特式小说，这种小说常用神秘恐怖罪行、神鬼故事等为描写题材。首先是沃波尔（Horace Walpore， 1717—1797年）的《奥托兰多城堡》（Castle of Otranto， 1765），该故事发生在一个闹鬼的城堡，里面充满着各种奇怪的东西。这种作品影响到法国的欧仁·苏（Eugène Sue， 1804—1857年）和美国的艾伦坡（Edgar Allan Poe）。在这样的作品中，启蒙运动平衡和理性主义的理想失去了，人们渴望兴奋的、神秘的和充满感情的冒险，这些哥特式小说成为现代恐怖电影和妇女浪漫史的先驱，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年）的经典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通常被看作现代科幻小说的先驱。浪漫派对更加质朴的时代的追求，还导致了另外的新的文学形式，如历史小说。其中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年)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尽管今天人们几乎将他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如《拉美摩尔的新娘》（Bride of Lammermoor），《劫后英雄传》（Ivanhoe）等，激励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作家、画家和作曲家等。
浪漫主义的作品注重情感的表达，目的是唤起强烈的非理性的情感，运用所有形式的非理性场景来让人们感到惊骇和恐惧。浪漫派所推崇的所有情感中最流行的是爱。虽然伟大的浪漫派作品往往以恐惧或愤怒为中心，但在这些感情背后的力量通常是一对情人之间的关系。在古典世界中，爱通常与性是同一的，中世纪吟游诗人赞美宫廷式的通奸，而正是浪漫派首先赞美浪漫之爱，将其看作一个人的自然权利，最高贵的人类情感，以及成功的婚姻必要的基础。
浪漫主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追求异国情调。人们渴望遥远的过去，浪漫派就向人们提供关于遥远地方的形象。异国情调并不一定指距离遥远的地方，对法国浪漫派而言，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地点。北非和中东为欧洲人提供了“亚洲”的形象。在浪漫时代，欧洲人比以前更多地旅行去亲自考查他们所读到的遥远的地方，大多数游览都带有被欧洲殖民主义所塑造的态度，大多数“土著人”都被描绘为懒散的人，不能统治自己；许多男性的旅行者都认为外国妇女更加渴望性和更容易上手。文学中的异国情调主要是由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年）所激发的，尤其是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在浪漫派时代，宗教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启蒙运动削弱了但是并没有根绝欧洲确立的宗教，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宗教想象中。《浮士德》始终都在天上，上帝和魔王是主角，天使和魔鬼是配角，其中利用了许多基督教的素材，但是它不是基督教戏剧。
浪漫主义另一重要发展是个人主义重要性的增强。拜伦在文学中，贝多芬在音乐中，都将浪漫派个人主义推向极端。在这个时代人们“发现自己”，认为通向信仰的最好途径是个人选择，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创造政府的个人。所有这些都是浪漫派赞美个人而牺牲社会和传统的产物。
浪漫主义不是干巴巴的原则，它体现在丰富多彩的文学和艺术形式中。文学是浪漫主义最早的舞台，在法国，早期的夏多布里昂已经表现出了缅怀过去的理想，斯塔尔夫人的《论文学》和《论德国》则阐释了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的上演确立了浪漫主义的地位。德国和英国更是浪漫派的故乡。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是浪漫派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海德堡派则注重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海涅、歌德和席勒等人的创作将德国浪漫主义推向高潮。英国浪漫派的代表首先是“湖畔诗人”，其中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等都注重感情的自然流露。到拜伦、雪莱和济慈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变得丰富多彩。即使在俄国和东欧，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和S·裴多菲等也通过他们的诗歌，展示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绘画和雕塑艺术方面，艺术家们开始突出个性、热情和骚动。在雕塑方面，我们要提到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雕刻家吕德，他雕塑的《渔童》和巴黎爱德华广场凯旋门右方的高浮雕《马赛曲》，向人们展示了欢悦和美以及革命的热情。在绘画艺术方面，代表性的人物是先驱人物席里柯和浪漫派大师德拉克洛瓦。前者所创作的《梅杜萨之筏》，充分表达了骚动、激情、挣扎和生死搏斗等激烈情感，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后者创作的《自由领导着人民》构图奔放，色彩对比强烈，人物充满动势和激情。在音乐方面，开始注重个性和感情表现。这时候的作曲家已经摆脱了贵族保护人的束缚，而是为城市大众服务。浪漫主义音乐的先驱是韦伯，他创作的《魔弹射手》奠定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基础，之后，浪漫主义音乐在柏辽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李斯特以及瓦格纳那里达到高峰。许多浪漫派作曲家，包括门德尔松、舒曼和肖邦等都创作结构灵活、形式较小的作品，如序曲、插曲、夜曲、歌谣，尤其是钢琴独奏曲。浪漫派的作曲家，尤其是李斯特，把音乐和文学结合起来，创造了交响诗。柏辽兹也使用了文学，他的著作大都被描绘为“标题音乐”（Program Music）。这些音乐作品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对英雄的崇敬、奇异的布景和服装以及交响和声乐配曲方面的精湛技巧。绘画：《自由领导着人民》尽管浪漫主义开启了追求个性、打破规则、抒发感情的道路，但是，浪漫派也没有彻底抛弃过去的准则，雨果的作品仍然遵守了许多戏剧的常规，新的戏剧也往往和旧的戏剧混合在一起，其中悲喜剧形式的出现就是例证。浪漫主义出现后，也同样引发了许多对它的反动，包括现实主义、印象派和新古典主义等等，但是浪漫主义并没有被后者彻底取代，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样式始终存在着。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是19世纪后期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文化思潮，是带有哲学性、宗教性和社会学性质的观念。该观念产生和繁荣于英国，其主旨是将生物学领域里的发现应用到社会领域之中，强调社会领域的优胜劣汰，从而为愈演愈烈的殖民主义、贫富差异和种族优越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达尔文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年）。查理·达尔文是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同其他同行一起发展出一种新颖的生物学概念，提出了“适应”和“进化”。这一概念具体反映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中。达尔文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是凭空推测的，而是源于他广泛细致的考察。
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医生家庭。1825年至1828年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乘海军勘探船“小猎兔犬号”作历时5年的环球旅行。猎兔犬号从雷本港出发后，沿着南美海岸南下，绕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于1835年9月来到东太平洋赤道上的加拉巴哥群岛（Galapagos）。加拉巴哥群岛在厄瓜多尔西方约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由14个散布在赤道附近的小岛组成。岛上有重量超过100公斤的象龟，还有长达一米以上的鬣蜥，有鹈鹕的同类军舰鸟、海鸥、鲣鸟、金翅雀等珍鸟，不过这些几乎全是新种的岛上生物，与1000公里外的南美太平洋沿岸的生物有很奇妙的相似之处，既有明显的差异又有微妙的类似。他尤其注意到雀类的嘴巴，有些雀类的嘴比较短，适合把种子弄碎；有些比较长和尖利，适合啄食藏在隐藏地的昆虫；有些尾部的羽毛很长，有些则很短。达尔文想到，这些差异可能和各岛上的鸟类的食物，如植物种子、毛虫、昆虫等不同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导致各物种间的差异的原因就不难找到，正是这种思考启示了他日后的进化论。
达尔文作了很多纪录，采集了昆虫、动物和精选的植物。把这些东西放到罐子里带到英国，对其进行研究和考察了近30年。他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明显相近的动物、植物、昆虫和鱼类等等，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似乎与他们生存的能力密切相关。差别，或被称作“适应”（adaptions）通常与地理因素相关。他在化石上也看到了一些类似的东西：鱼、海洋贝壳等等，这些东西死后被沙子所覆盖，渐渐变成了石头，永远成了化石的形状。这里也有着有趣的复杂的联系：灭绝的动物、鱼、昆虫、植物等等，看起来有点类似我们现代的物种，但是不属于同一种类。在达尔文看来这就是生物演化，比较能够适应它所在环境的物种具有存活的优势，并把这种优势通过基因传递给他们的后代。达尔文认为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平静的，从而创造出了生物进化的逻辑。
其实，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零星地提到进化的观念，这些都给达尔文带来某种启示。其中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 1744—1829年）在其著作《无脊椎动物系统》和《动物哲学》中已经提出生物具有一种朝着增加结构复杂性方向进化的趋势，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是促进生物从简单向复杂进化的因素。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会超过食物供应，从而导致瘟疫、灾荒和战争，从而形成新的人口平衡的思想对他启发很大，他相信，生物界也必然经历同样的过程，只有那些最适应环境和最强壮的生物才能生存下来，这就是“自然淘汰”。
当然，当时的达尔文并不了解遗传发生的机理。这要由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年，奥地利遗传学家)、摩根(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年，美国生物学家，曾获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德·佛里斯（DeVrie， 1848—1935年，荷兰植物学家，经由观察变异而不是自然选择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格里戈·孟德尔学说的早期提议人），以及现代的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1928年生，美国生物学家，曾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和克里克(Francis Harry Campton Crick， 1916—2004年，英国生物学家，他与詹姆士·D·沃森一起为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提出了双螺旋这种螺旋模型。他因在遗传学研究方面的进展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奖)来说明。但达尔文的发现震动了英国以及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来纯粹是用于生物界的理论很快被庸俗化和滥用，进化理论也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另一个人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年），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奠基者。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家，1820年生于德贝，他的父亲是教师。他早年的兴趣是科学、自然史、物理学和化学。16岁时，他完成正式的教育成为一名助理教师。1852年，斯宾塞写了一篇文章《进化的假说》，为生物进化理论辩护，这是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7年。他的进化理论包括整个自然界，把生物学模型看作理解社会模型的基础，把进化观念运用到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领域中。他率先使用了“体系”、“功能”和“结构”等概念。在达尔文出版他的理论之前，他是按照精英优越论进行思考的，即“强权就是真理”（Might Makes Right）；或者说他接受了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引起进化的观念。但是当达尔文把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后，他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并很快将达尔文的观念运用到他的道德理论中。通过“适应”这一概念，斯宾塞得出结论：富人和强人更好地适应了时代的社会和经济氛围。“自然选择”概念使他宣称，强者以弱者为代价而获得繁荣是自然的、正常的和合适的。总而言之，他认为这是日常自然中的规律，从而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造成了生物学理论的滥用。
斯宾塞生物学理论滥用的结果，是为弱肉强食、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找到了辩护的理由。这种理论相信，欧洲的白人新教徒比其他“种族”进化得更快更远。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进化过程中，其中那些最能适应的人，即能够碰巧赚到大钱的人，自然被选择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人，穷困的人，是不能适应的人。因此，如同自然淘汰掉不适应的生物，那么文明社会也必然淘汰不合适的人，让他们消亡，以保证整个种族血统不会遭到削弱。而且该观点还进一步认为，任何试图为穷人提供财富的想法，都是悲剧性的，是误入歧途的错误。给穷人吃和穿就会让他们活着，他们就会把自己不合格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孩子，继而他的孩子又把不合格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后代。
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被拿来为殖民主义辩护。根据这种学说，殖民主义被视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当地的土著是羸弱的，根本不适合生存，所以占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是合理的。在殖民的军事行动中，最强大的军队会取得胜利，因此也是最合格的。失败的一方大量伤亡，正是他们不合格的自然结果。所以，殖民政府对他们的臣民采取暴虐的统治也无可厚非。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为更具剥削性的资本主义方式辩护，该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精华自然会升到上层，成功的人能够赚到大钱只是因为他们比失败者优越；那些发现自己处于贫穷的人，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低劣的；所以穷人一天中长时间辛苦劳作只能获得几个便士是合理的；而且富人也没有必要把钱捐给穷人或者倒霉的人，因为后者不适合生存。同时，这种政治哲学也抵制类似普遍教育、福利、最低工资之类的建议，并支持大企业拒绝工会或类似组织。
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系列的实践和信仰，如德国人类学家和后来的纳粹理论家推崇的日耳曼种族主义。这种观点具有这样的假设，即强者具有优势，因此注定要成功。因此，如果两个国家进行战争，那么胜利者在生理学上优于失败者，因此胜利者征服或者消灭劣势的敌对者是正当的和恰当的。这种概念与优生学概念相伴而生。优生学理论相信，不合适的人会遗传他们不合需要的特征。对人的培养计划，会防止不合适的人遗传他们不合需要的特征。优生学的目标是从人口中扫除“不合需要的”基因。这种计划有时伴随着《绝育法》（Sterilization Laws），矛头直指那些“不合格的”个人。美国的优生运动在1910—1930年间比较活跃，在这期间24个国家通过了《绝育法》，而且国会通过了法律限制从那些认为不合格的地区移民。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理论基于错误的前提，即认为某种事情在自然中发生了，那么它一定是人类可以遵循的典范。尽管该理论具有明显的谬误，但是在西方大肆殖民以及亚非拉饱受奴役的情况下，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广泛的影响。
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Hegel， 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建立者。他总结了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希腊古典哲学和近代由康德开创的理性批判哲学，从而完成了哲学史上一个最具体、最博大、最深刻的理性辩证发展体系，对人类思想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揭示了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其丰富而系统的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恩格斯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
黑格尔思想的出现基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实践，源于他对古典哲学的精通和对现实的关怀，同时也彰显了他追求“真理”的毅力。
黑格尔于177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一个笃信路德新教的家庭，1785年进入该市市立文科中学，1788年进入了图宾根神学院，主要研究哲学和神学，在这里他结识了荷尔德林和谢林，此后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黑格尔都与这两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点燃了黑格尔的政治热情，他加入了当地的政治俱乐部，并极力推崇卢梭的思想。1793年在完成了学习哲学和神学的学业后，他不打算进入神职界，于是在瑞士伯尔尼成了一名私人家庭教师。大约于1794年，在荷尔德林的建议下，黑格尔开始研究康德和费希特。1797年荷尔德林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找到一个职位，但是两年后黑格尔的父亲去世了，他所继承的遗产足以使他摆脱家庭教师的生涯。
1801年黑格尔进入了耶拿大学。费希特已经在1799年离开了该学校，但是谢林在1803年以前还待在那里，谢林和黑格尔在那段期间共同合作。虽然黑格尔一直到1806年都没有拿到薪水，但是他在这里进行了研究、写作和授课。在这期间他写作了第一部伟大的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在著名的耶拿战役（Battle of Jena）前夕完成。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的军队，法国士兵进入了黑格尔的家里，就在他把《精神现象学》的最后几页装进自己口袋里躲到城镇的一个高级官员家里避难后不久，他的家便被付之一炬。
在耗尽父亲遗留的财产后，黑格尔担任了某一天主教日报的编辑。然而他并不喜欢新闻业，于1808年迁移到纽伦堡，当了某一文科中学的校长，继续研究精神现象学。在纽伦堡期间，1812年黑格尔发表了《逻辑学》第一卷。1816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教授职位。不久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系统哲学著作《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第一次使自己的哲学思想系统化。1818年，黑格尔受邀在柏林大学任教。1827年1月，《科学评论年鉴》问世，黑格尔主持该刊物直到去世为止。1829年10月，黑格尔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1月，黑格尔荣获国家奖——三级红鹰勋章。他去世前不久出版了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论英国的改革法案》。1831年12月14日黑格尔在柏林去世。黑格尔去世后学生根据他的讲演笔记先后出版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历史哲学》。通过这些著作，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黑格尔设定了一个全面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囊括了前人的所有观念，并创建了一种概念框架，按照这种框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能够从哲学角度得到理解，其目标要求对实在本身进行全面描述。在黑格尔那里，实在指的是绝对或绝对精神，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勾勒绝对精神的发展。其中包括弄清楚绝对精神的内部理性结构，论证绝对精神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展示自己的方式，说明绝对精神的目的论性质，也就是绝对精神指向的目标。
关于绝对精神的理性结构，黑格尔根据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认为“理性的是真实的，真实的是理性的”。进一步而言，黑格尔主张，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绝对最终一定被视为纯粹思想或精神，而控制这种发展程序的逻辑是辩证法。他认为，运动或者进步都是对立面冲突的结果。传统上，黑格尔思想的维度是按照正、反、合的范畴来解释的。“正”，是一种观念或者历史的运动。这样的观念或者运动本身有不完善的地方，因此会产生对立，或者“反”，也就是冲突的观念或者运动。冲突的结果是兴起第三种观念，也就是“合”，“合”在更高的程度上中和了包含在“正”和“反”中的真理而消弭了冲突。这种“合”变成了一个新的“正”，又产生出另一个“反”，引出了新的“合”，而且以这种模式不断产生出思想和历史发展的进程。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本身以这样的辩证方式向终极目标发展。用这种观念来分析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为是绝对的初次，它也是绝对激进的；在革命消灭了它的对立面后，革命所唤起的暴力高潮无法自我平抑，结局是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毁于残暴的恐怖统治。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经验，自由、平等的理想宪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现。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实在可以理解为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中辩证地呈现。它既体现在自然中也体现在历史中。自然是思想或者存在以物质的形式客观化自己。有限的思想和人的历史是绝对在与自己最类似的东西，即在精神或意识中体现自己的进程。辩证的宇宙进程的目标，大都可以在理性的层面得到清晰理解。黑格尔在三种层面上分析了人类理解的进程：艺术、宗教和哲学。艺术以物质的形式把握了绝对精神，通过美的感觉形式解释了理性。艺术为宗教所取代，后者通过形象和象征的方式而把握了绝对。在黑格尔看来最高等的宗教是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中，绝对精神在有限中显示自身这一真理，象征性地反映在耶稣化身为人之中。然而，哲学是最高的，因为他理性地把握了绝对精神，这一目标一旦达成，绝对精神便达到了完全的自我意识，那么宇宙的喜剧便达到了尾声和目标。
在分析绝对精神的性质时，黑格尔在诸多哲学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历史哲学和社会伦理。在历史方面，他的两个重要的解释范畴是理性和自由。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带给历史沉思的唯一思想，是单纯的理性概念；理性是世界的君主，是世间历史的君主，因此，用理性的进程来呈现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进程，历史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纪录，因为人类历史是从不自由向更大自由的进步。具体而言，国家是理性的载体，每个国家表现了一种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的集合便是世界精神。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在于国家的对立，国家精神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国家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永远朝着自由这一目标前进。黑格尔的道德和社会伦理观念，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他认为，在道德层面上，对或错是个人良心的问题。然而一个人必须将其转移到社会伦理的层面上，在黑格尔看来，责任不一定是自我评价的结果。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是完整的；因此，责任真正能够存在的唯一场景是社会。黑格尔认为作为国家的成员是一个人的最高职责。理想上，国家是总体意识的体现，是伦理精神的最高表现，服从这种总体意识是理性的个人行动。黑格尔并没有把国家设想为外界施于个人的一种权威，他也不把国家设想为一般的或大多数人意志的产物。黑格尔认为国家表现了普遍的自我意识，一个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一个人的精神实在也可以在国家中看到。尽管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黑格尔也提倡国家应该保留个人的自由，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所应有的自由。家庭和社会都不能为国家所破坏，它们在国家内仍然继续存在。同样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每个国家也都拥有各自的自治与主权，国家间出现分歧，其个别意志不可调和，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争端。
黑格尔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观点被广泛传播，但是他的追随者很快便分化成右派和左派。“黑格尔右派”也称老年黑格尔派，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的右翼思想家集团，代表人物为加布勒、辛里克斯等。他们在哲学上坚持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释一切，而贬低、甚至否认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宗教问题上，则支持教会，并用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解释黑格尔哲学。在政治上，则代表封建贵族和封建势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在整理和出版黑格尔的著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主张正好与右派相反，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正是在这个派别中，先后产生出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等诸多基本观念。尽管如今的学者对黑格尔的国家权力学说和历史的解释有诸多批评，但是黑格尔所建立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辩证法思想树立起一座丰碑，产生着永恒的影响。
19世纪的哲学转向
黑格尔哲学将古典哲学推向了高峰，孔德但西方哲学也由此产生了转向。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反对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浪潮。19世纪出现了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源头，20世纪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都同这两个哲学派别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渊源关系。
实证主义反对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形而上学，强调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典范，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实证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实证主义的开创者是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年），他于1798年1月19日生于法国的蒙彼利埃，1814年进入巴黎的法国理工大学，1824年成为圣西门的学生，1826年开始出版自己的哲学教程。接着他有一年的时间精神失常，在恢复以后，被任命为该校的数学老师和主考官，同时讲授天文学。他婚姻生活的不幸以及克洛蒂尔德·德沃的影响，使他认识到纯粹理智的发展对生命来说是不够的，他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原则和方法，创立了人道教。孔德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教程》、《实证宗教教义问答》和《主观的综合》等。他认为，历史证明，任何科学都经历了三个相继的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抛弃了形而上学的思考，终极原因的存在和对绝对的认知，注重探讨经验事实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人类知识的完美。实证主义的原则认为感觉经验是人类知识唯一的目标和标准，因此，抽象的观念或者一般观念只不过是集合性的观念。判断只是对事实的经验综合，推理包括归纳和演绎。因此根据实证主义，科学并不是关于终极原因的知识，因此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都是不合理的。实证主义因此是原始经验主义和唯名论的继承和发展。除了主张感觉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唯一目标外，实证主义发展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心理分析表明，人类的所有知识最终都可以归纳为感觉经验和经验联系，另一个是孔德坚持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理智相继受到神学前提、形而上学思索的影响，并最终达到实证阶段，即完美的阶段。
通过构建自己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他创立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并把他的哲学运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把哲学纳入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之中。面对他生活时代法国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德试图寻找建立社会和谐秩序的途径。因此他把社会学分成“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
社会静力学主要研究社会的静态秩序以及构成社会秩序的种种要素。首先他认为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对信仰和观念的一致认同，神学的思维方式曾经统治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因为宗教信仰能够使人们超越个人利益，而服从社会秩序的要求。其次，他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还在于家庭，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人与人联系的中介。在家庭中可以产生利他主义精神，可以提供服从和合作的经验。因而家庭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再次，社会的分工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在劳动分工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依赖和合作，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但是不能过度强调分工，否则便会引起个人主义。因此，一个社会还需要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国家，来统一经济、政治和道德活动，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孔德描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将他的三段论思想纳入历史之中。他认为，人类精神发展的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其中神学阶段包括古代和中世纪，大致在公元1300年之前。这一阶段是人类探求事物运动终极原因的时期，经历了拜物教、多神教和一神教的时期，最终使宗教成为统一社会的一种力量。同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是军事时期，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围绕军事生活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神学信仰的帮助，使人们盲目地服从军事首领，军事组织就无法建立和巩固。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在公元1300年至1800年之间。这一时期人们否认神学信仰，而代之以抽象的“实体”，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同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是过渡时期，防御性的军事组织代替了进攻性的军事组织，军事组织越来越依附于工业组织。在形而上学精神的激励下，革命运动盛行，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第三个时期是实证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把经验看作知识的唯一来源，试图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来驾驭自然，促成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是工业时期，社会要求得到统一与和谐的发展，公正与和平成为时代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的注意力从剥削其他社会转变为开发大自然。孔德认为，在神学阶段，最主要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在形而上学阶段，民族国家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由于实证阶段的到来，一种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社会秩序将取代民族主义。孔德所处的时代，神学思想已属过去，支配现代人的将是科学思想，封建君主制度也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思想为指引的工业社会。
19世纪哲学转向的另一个表现是非理性主义的出现。非理性主义并不笼统地排斥对世界观的研究，但认为应当超越理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转向人的生命、意志、本能等非理性的一面，由此重新领悟宇宙、人生的意义。非理性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考是从叔本华开始，由随后的尼采所发展的，他们共同成为19世纪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年）叔本华
是德国的哲学家，生于但泽，先后在哥廷根、柏林和耶拿学习，并曾游历欧洲。他1822年被聘为柏林大学讲师，后因反对黑格尔的学说而离开讲坛，靠父亲遗产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没有朋友，终生未娶，并与自己的母亲相当疏远。他的主要著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他著作主要是对前述著作的深化和注释，包括《论自然意志》、《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等。同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认为自己是康德的真正继承人，然而，他把康德的未可知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解释为不受抑制的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个体中体现为生命意志，相比之下整个自然界就是意志的反应。由于各类事物的意志有强弱的不同以及表现途径的不同，所以意志在世界上有了各种不同的具体现象。在他看来，人的理智和意识都是服务于意志的工具，意志先于理性，理性服从于意志。因此，如果要认识世界的本质，依靠理性或者逻辑思维是无法达成的，只有依靠直觉。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是不断斗争和失败的根源。所以，世界是欲望无法满足和充满痛苦的所在，所谓快乐只不过是没有痛苦而已，不可能持久。由于人受到非理性的求生意志的驱使，冲动和欲望左右着人的行动，所以人的欲望无法满足，从而产生痛苦。欲望越多越强烈，则相伴而产生的痛苦越多，即使暂时满足了欲望，还有随之而来的欲望困扰着人们，会出现更大的痛苦。叔本华认为，唯一的解脱之途径是弃绝欲望，只有通过禁欲，达到忘我境界，并最终忘却一切，才能超脱生存意志和一切烦恼。从他的这些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印度哲学的影响。叔本华哲学道德的一面是基于同情，视别人的伤害如同自己的伤害，努力去缓解这种痛苦。只有通过同情心遏制了私欲和相互残杀，才能真正使人类的痛苦和不幸得以解脱。然而，人们可以在哲学和艺术中找到暂时的缓解。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规律，而艺术则直接指向现象背后的物自体。尼采人们在审美中达到忘我境界，就能摆脱现实的痛苦。其中在所有的艺术当中，叔本华认为音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音乐是意志的直接写照，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强烈和深入。他对强有力意志的强调影响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年）则在叔本华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唯意志论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前者消沉悲观的哲学发展成为积极的学说。尼采生于1844年10月15日，其家庭是普鲁士萨克森的传教士。他先后在波恩大学学习过神学和古典哲学，此后任职于瑞士巴塞尔，担任古典语言学教授。1878年因患精神分裂症而去职，最终逝世于魏玛。他一生中创作了《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等著作，集中阐述了他的思想。
尼采接受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但是抛弃了叔本华的悲观情绪，而是将其意志学说改造成一种“权力意志”，从而创造出积极行动和反叛的超人形象。尼采所在的时代正值德国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1870年德法爆发了普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1871年1月巴黎陷落，德法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法国割让煤钢产地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50亿法郎。普鲁士通过击败法国，实现了德国统一，成为欧洲主要强国，法国丧失了欧洲霸主地位。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时期，尼采看到了权力意志的作用。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贪得无厌的权力意志，一切都受它的驱动。因此，要对过去的一切价值重新评估。过去所建立的生命价值观念都是建立在人具有真善美的本能上，基督教是宣扬这种价值观的典型。但是，其实人类的本能并不是真善美，而是权力意志，前者的宣扬会压抑后者的活跃。既然人的一切欲望和行动都由追求权力意志所支配，所以生命最基本的法则，或者道德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标准，就是无限地追求权力。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原来被斥为非理性和不道德的兽性、酒色、自负、征服的本能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品质。在权力意志面前，善恶观念以及幸福与痛苦的观念都被颠倒了。在尼采那里，所谓最大的快乐，就是权力意志得到了满足，所谓最大的善，就是权力意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因此善和强者联系在一起，而恶则和弱相连，所谓的抑恶扬善就是让强者战胜弱者。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超人哲学”，指出人类的历史完全是由超人创造的，超人蔑视一切道德，为所欲为，扩张自我，驾驭一切。这种超人哲学反映到现实中，尼采鼓吹战争，欢迎欧洲的军国主义倾向，宣传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主张用暴虐的统治来压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因此他被法西斯主义者奉为思想先驱。
科学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通过对形而上学和理性的否定，实现了古典哲学的彻底转向，对20世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