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纠正一个错误的理念，即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顾社会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并错误地把发展理解甚至歪曲为单纯的GDP增长，以及由这个理念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
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的，但是，真正而有效的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涉及改变现存的、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现存的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呢？有人在评价邓小平时，称“邓小平以不自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价值观，这种变化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愈加显现。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用和享乐）的追求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而精神境界的达致则不再成为与物质文明分离的追求，这两点正是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造成的最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这对邓小平的本意是一个曲解，但却实在地描述了当下中国的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意识到了问题的深层次性，因此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观表述。在以此而克服所谓GDP崇拜这一点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只克服GDP崇拜，这仍然还停留在问题的简单层次上，因为这只部分地解决官员的政绩观问题，要在社会生活中实行“以人为本”，还得对“人”作历史、具体的分析，无前提的“以人为本”并不能自行构成合理的价值观。
首先，科学发展观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其必要性在于人对自然的开发已经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自然不仅难以保证人的欲望，而且还可能发生系统的崩溃。从这一现状出发，如果简单地把“以人为本”理解为满足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特别是前面所主张的“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用和享乐）的追求”，那么，人与自然的协调就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当今世界，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无一不是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后果，而这种依托于工业化的现代化，直接的动机就来自于对人的无限增长的需要、欲望的满足。
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理由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加速发展，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而必然的后果是全球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资源进一步枯竭。在环境破坏、资源冲突的情况下，愈是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发展，人的自我毁灭就愈快。
因此，“以人为本”中的人这个价值尺度，如果走不出人的生物性需要和欲望，那从长远来说“以人为本”是不可实现的。
这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来说，“以人为本”必须有前提限制，不能解读为人的一切需要，特别是生物性的物欲主义需要。可以说，20世纪中后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就体现了这样的认识（注意：甚至马克思的思想也被当成人类中心主义而遭到批判）。当然，从保住自然是为了保住人类文明的角度说，这在实质上也是“以人为本”，但其内涵与社会通行的价值观是大有差异的。
其次，从人的社会关系而言，“以人为本”也很难理解为对一切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因为人是区分为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事实上，从中央的政策也可以看出，现在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
而对另外有些人（如官员、企业家、文体明星等）来说，则早已感受到了“以人为本”的实现（请注意一个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大张人性和人道主义旗帜的，分别针对的是“左”的政治控制及市场经济下的所谓“体脑倒挂”，到知识分子的待遇收入空前提高以后，此类话语便逐渐消失），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不会关心其他群体的“以人为本”，而且还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现实利益。
从人的现实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来说，“以人为本”也必须有前提限制，不能认为可以同等程度地实行之，换句话说，“本”在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的体现，特别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肯定历史主体力量的人性要求和愿望，如果只讲抽象的“以人为本”，那只能使少数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剥夺大众的人性权利。
总之，从字面看，人是与物（钱、物质、GDP等）、神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或“人是目的”的提法当然要比“以物为本”、“以神为本”、“人是工具”更进步，因为这是以人自身为价值尺度的。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战胜神本主义思想，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从此，人的积极性、历史主体性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开创了现代化的人类历史新局面。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表明，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没有加以前提限制时，“以人为本”实际上妨碍了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处境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首先享受到其好处的是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接受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不讲抽象的“以人为本”。这样做的正确性在于：揭开人本主义的温柔面纱，无产阶级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但是，由于人本主义在话语内涵上是合理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资产阶级在自己上升时，打出了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旗帜――如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抛弃这个口号的欺骗性时，连它本身也抛弃了，这就给资产阶级以口实，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今天，这个口号连同人权都被堂皇地接受过来，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即使这样，人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仍然是必须加以区分的，否则就难以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当然，在事实上，我们的“以人为本”不是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因为，我们的解读是以人民为本，首先要解决的人性待遇问题则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这里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
那么，在理论上，什么是“以人为本”的限制性前提呢？我认为，这里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是不断地扩张物质欲望的人，不是片面的人和物欲化的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如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物欲为本，那么这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命题，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取向。
关于人的物欲追求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表达了一种反资产阶级文明模式的文化理念，马克思作了如此摘录：
“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早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展望，摩尔根从人类学的角度表达了一种认同，确实，马克思对这段话画了双重的着重号，并且在“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一语旁，加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的批注。应该说，让人自己支配财富而不是受财富支配，真正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才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应当是以这样的人为本。
实际上，关于人不是经济动物的观点，马克思早在巴黎手稿中就阐述过，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这样，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在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深刻指出：“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这里，商品关系中的双方都是“以人为本”的，可是在马克思看来，他们连人的语言都不会了，典型的“单面人”！
因此，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以人为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口号的正确解读。作为具体的解决，对于物质上已经富有的人，要将他们从物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要意识到消费主义对人类的毁灭性后果，而能够填补他们因失去对物的迷恋而形成精神真空的，就是精神生活本身的丰富，让他们的能力向艺术、宗教、体育、思想方面发展；而对于处在贫苦状态中的人来说，要肯定他们的适度的物欲追求的合理性，不能让他们长期生活在剥夺感中，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培育他们的精神追求，同样给以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应该把自己的追求从唯一的物欲转向多样性愿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要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并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来显示和发展自己的“天性”，“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
我认为，这种对人的需要、欲望有所区别、有所取舍的态度，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向的科学性基础。
还必须看到，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在改革过程中见之于中国，而且也见之于世界，西方学者对此的反思值得我们关注并合理地吸收。1990年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反思著作应该是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Ken）合写的《地球―祖国》（中文版1997年），该书提出了“超越发展”的重要观点。
正如作者所言，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词汇被纳入了联合国的语言。20世纪后半期的所有思想性经典都涉及到发展。这里，所谓“发展”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发展成功即发达，所以才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
那么，为什么要“超越发展”呢？作者认为，“发展”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全是一种神话：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实现福利，缩小极端的不平等，并给予个人尽量多的幸福。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简单化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推动社会、精神、道德诸方面发展所必要和足够的动力。”
然而，在“发展”的现实过程中，“神话”和“简单化观念”不断地产生出问题和矛盾来：随着工业化对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态环境愈益恶化，“人类正在把地球机能的防御系统一个个破坏掉”；在国际关系中，尽管全球都在讲发展，但南北之间的差距却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以25%的人口占据了世界75%的能源；大国垄断着高科技，甚至还掌握着认知权力和操纵着物种遗传资本；发达世界销毁剩余的农产品，自私地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资源；贫穷世界的灾荒、饥饿却层出不穷，不仅要在经济上受到发达世界的剥削，而且还要忍受发达世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等等。
什么是值得肯定的、有生命力的发展观呢？《地球―祖国》的作者提出，“发展的目标应当从属于另一些目标”。这些目标是：“真正地生活，更好地生活”，“意味着在理解、团结和同情中生活，在不受剥削、辱骂和歧视的条件下生活”，“发展的目标涉及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经济因素应受到控制，并把人类的和伦理的标准作为目标。”这就是说，人应当追求一种人性化的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能以饥寒交迫为基础，但也不是以奢侈荒淫为标志的。人应当在解除生存威胁的基础上，相互之间能以坦诚平等相待，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能干自己热爱之事，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这样一种发展观的性质是什么呢？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认为这是一个文化模式问题，他们说，“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因此，“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对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即西化的批判。事实上，传统发展模式在全球的蔓延，正是西方文明扩展的后果。由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前景，国际社会事实上在对发展观不断作出修正。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就在于它一方面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的，另一方面又有着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汲取了全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其现实和历史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