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贤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经济增长从来就是合理的吗？这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其名著《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是否有一定的价值前提？或者说经济增长是否应遵循一定的价值准则？
佩鲁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增长并非从来就是合理的，唯有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保有优良文化价值的经济增长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以保存优良的民族文化价值为标准。他的这一理论，赋予了他的新发展观以深刻的价值内涵，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化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一、纯粹的经济增长并非从来就是合理的
纯粹的经济增长何以并非从来就是合理的？佩鲁提出这一问题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急于摆脱贫困，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增长第一”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增强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就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可以继续保持在国际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许多国家长期奉行“增长第一”的模式，“经常用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的经济增长率来宣布其经济政策目标”，并为此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们则为之奉献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所谓的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地把经济增长放在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位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战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经济的增长却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佩鲁首先以“最大化”这一概念为例，对这种增长第一的观念进行了客观而有力的批判。
佩鲁认为，理论上、战略上追求增长第一，势必会引导企业和个人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便是私人价值的最大化。私人价值的最大化，必定会破坏公共价值的最大化，破坏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任何有损于公共价值最大化、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质疑。
佩鲁举例说，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可能“在生产、运输和分配成本的有效条件内实现了以价值表示的最大预期利润”，然而，就在跨国公司取得了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却给所在国家造成了种种难以估量的损失，如环境的污染、文化的衰败以及种种无法预期的社会灾难。“在另一种显然不同的场合下，一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在发达国家里的大公司，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同样会给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这表明，企业和个人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在公共的、集体的最大化场合中才能证明私人的最大化一般是可以辩护的。”因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引导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增长第一理论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佩鲁进一步指出，在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只是给少数特权阶层带来了利益，贫苦大众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社会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上落后和社会不平等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显著，收入分配就越是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这样，希图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富悬殊，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愿望也就随之落空了。在发达国家看来，经济增长的确创造了财富，增强了国力，但是，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也积极起来，要求参与政治。如果政府不能满足民众越来越多的要求，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甚至社会动荡。
上述种种问题表明，“增长第一”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纯粹的经济增长也并非从来就是合理的。因而，“在理论研究中被定义和使用的在过去30年前正规化了的这个增长概念，对于制定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被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并不是个坚实的基础。这一概念出于建立模式的需要而选择和突出的经济现象方面，如果脱离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就会同为富国制定一项战略的任务毫不相干，更不用要说为穷国制定战略了。”
二、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
佩鲁虽然批判了“增长第一”的种种不合理性，但他绝非一概反对经济增长。在他看来，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成为合理的。他认为，要使经济增长成为合理的，首先必须确立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也就是说，一定的价值前提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合理与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是什么呢？在《新发展观》一书中，佩鲁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的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即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决定经济增长的合理与不合理。为此，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还是为所有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提出的各种要求的根本所在，但也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任何关心有效模型和实际政策的人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为此，他强调要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如他说：“这是一些把人类、个人、活动者引入客体和物质世界的问题，这里，人不是作为市场的奴隶和被迫接受现行价格体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有能力通过精心规划和组织为改变其环境这一目的而从事各种活动的真正的人及其群体。”
然而，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增长第一的经济学理论，却忽视了这一重要的价值前提，使得增长本身成了目的，成了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
佩鲁批评说，在纯粹的经济理论中，作为价值前提的人被不合理地“净化”掉了。这种纯粹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第一个假设是，经济活动只需要市场及其空间，并且这种空间是一种“均质”的空间。第二个假设是，经济学只需研究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量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无需研究其他。佩鲁认为，这两个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第一个假设，佩鲁批评说，所谓均质的市场及其空间根本就不存在，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差异的不均质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个人、“工业的经济活动的子群”、“国家和国家集团”，都有其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发展也极不平衡。种种差异和矛盾表明，世界“不是一个能够按照全世界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愿望而调节的系统，当然，更谈不到它是一个人类大家庭”。“人类大家庭还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任何自发出现的可能。”这不过是用来表示人类伟大事业的名称而已。佩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所谓世界的均质性、均质的世界及其空间，显然只是奢谈。
由世界的均质性这一假设，纯粹的经济学又推导出了第二个假设：经济学只需研究货币和商品的平衡关系。在这种经济学看来，只要货币总量与商品总额能够保持平衡，就可以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可以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于是计算机成了经济决策的重要工具。因为计算机能够提供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最佳组合，能够选择目的与手段的最佳组合。
纯粹经济学的这一假设，佩鲁称之为武断的“净化”。通过这一“净化”过程，不但复杂的经济活动被净化为简单的货币与商品交换关系，而且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也被净化掉了。他尖锐地批评说：“它以货币总额和商品之间的平衡取代了个人。”“这样一来，似乎就没有必要从直接参照人类、个人入手了；两类商品（两种具有附加值或不具有附加价值的物品）之间进行比较的结果和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平衡，取代了人类和个人。”而当其追求所谓最大化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是谁在追求最大化、对什么实行最大化、随这种最大化而出现的间接效应是什么的问题。”
通过对纯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判，佩鲁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增长必须以人为价值前提，必须以人为目的。“一个扼杀社会成员生命的社会，并不会知道它在做的是什么，由此证明，这样的社会是轻视人的。然而，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证稳定的关键之一。”因此他强调指出：“这是一些把人类、个人、活动者引入客体和物质世界的问题，这里，人不是作为市场的奴隶和被迫接受现行价格体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有能力通过精心规划和组织为改变其环境这一目的而从事各种活动的真正的人及其群体。”
把人引入客体和物质世界，即是要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活动，并以此作为分析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实际就是从人的角度确立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这较之“增长第一”的价值观念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佩鲁不但强调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要将人、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而且极力主张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在理论上确立以人为价值前提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说，科学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科学，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必须关心人的价值，并以人的价值作为最终目标。在他看来，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自觉地把整个人类作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然而，后来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不肖子孙们”，却背弃了这一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一种重视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经济学，决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一种产生于基督教伦理学并用以对付各种经济机制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属于经过科学检验的经济知识之列的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
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学，“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这就是佩鲁所鼓吹的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之点。这意味着，科学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经济学，人的全面发展，人的价值的实现，是科学的经济学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合理性。
三、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标准
如果说，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那么，文化则是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标准。这是佩鲁在谈到经济增长合理性时提出的又一著名观点。
佩鲁强调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尺度相一致，偏离了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偏离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偏离了经济增长的方向。因此，文化价值是检验经济增长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
文化价值作为检验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标准，首先体现在文化价值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关系问题上。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在于维护国家主权。佩鲁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虽然有了发展，但由于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已沦为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殖民地，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这样的国家，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但由于在经济上丧失了自主权，因而国家主权大打折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佩鲁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价值。在佩鲁看来，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然而，不发达国家为了经济上的发展，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不得不丢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在文化上、在发展战略上向外倾斜，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主权的动摇。这种抛弃文化价值的发展观，“如果不能使世界摆脱饥饿和贫困，那么，它能够逃避各种批评吗？而且，从大国与小国之间各种赤裸裸的不平等关系来考虑，国家主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小国严格说来是一些‘准国家’，因为它们不仅缺乏真正的内在结合，而且缺乏抵御外部世界的强大力量”。佩鲁的这一观点表明，为了经济增长而抛弃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做法，最终会动摇国家主权，使一个本来独立的国家变成“准国家”。因此，佩鲁十分强调文化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强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一致性。
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标准，还体现在文化价值与内生性发展的关系上。佩鲁指出，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发展是内生性的发展，即充分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牢固地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是按照自QD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进行的。在他看来，文化既是不同团体间进行交流的一整套价值，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思想深处的规范，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离开一定的文化价值而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害莫大焉！因此，佩鲁对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批评“它们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就其现有形式看，并不是与教科书中的那些通常解释相符合的。由于对物质产品的迷恋、人际关系变得客观化、无所不在地登广告、以及各种货币收入形式的诱惑――包括金融投机、市场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易于使文化标准发生动摇，并使人的思想具体化。”如果文化价值标准发生动摇，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会受到“异质”文化的入侵，甚至动摇文化的根基，这就势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正确实施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佩鲁十分强调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内生发展，并指出：“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深入到人们所设法永久保持的但常常又是虚弱的社会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文化作为经济增长合理性的标准，还在于文化渗透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并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这是佩鲁的又一重要观点。
佩鲁再三强调，经济活动总是沉浸于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因而人们的经济行为必然要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这就决定了只有依据一定的文化才能理解一定的经济行为，只有借助一定的文化价值规范才能判断一种经济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他说：“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这说明，一定的文化往往决定着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他说，在那些和土地保持着最密切联系的传统农村公社或群体中，有着来源于祖传的各种能力。这种能力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一个群体特有的文化。它决定着一个群体的生产方式，也决定着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它不会因历史的变革而消亡，也不会因外来的力量而毁灭。“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要描述‘崇高农民’的神话，而只是为了引起对各个群体中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的注意。”
正因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受着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所以佩鲁强调，对经济学一些重要概念的合理性，也要依据一定的文化观念来评判。他以人们熟知的“竞争”这一概念为例，剖析了文化价值对于判断经济概念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重要意义。佩鲁说，竞争是一种可以产生“最佳效果”的经济活动。但是，作为一种活动形式，竞争和其他活动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把“合理的竞争”与“残酷的竞争”严格区别开来，而这种规则的依据就是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总是在给予整个社会正常生活以应有尊重的情况下，在“可以接受的竞争”与“不可接受的竞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这就表明，在许多方面，经济活动服从于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作为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根据。
佩鲁对文化价值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确有“文化决定论”的意味。它把文化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据，甚至是衡量一切经济活动乃至经济学理论合理与否的标准，这就走到了极端。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固然不对，但是，过分夸大文化因素的作用，甚至将其视为评判经济增长合理性的标准，也是片面的。
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佩鲁所列举的种种不合理增长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将这一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是，他将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标准等问题提到社会与人、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的层面上，从而引发了人们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因此说，认真思索佩鲁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无论对于现代化建设还是对于理论研究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