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利平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系研究生）
全球化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讨论得相当热烈的问题。本文试图把全球化作为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当前价值认同所遇到的困难和重新建构的可能。事实上，价值认同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形上思辨的问题。而在当前，它体现为一个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条件下凸显的时代性现实问题。这种现实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及由此引出的理论深度及其意义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一、多重理论视角下的全球化
全球化，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讲，包括全球化事实和全球化理论两部分，后者立基于前者之上。价值认同问题来源于前者，却最直接反映于后者。作为客观事实的全球化又可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社会结构角度和历史发展角度。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讲，全球化起码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这是一种极普遍的看法。人们往往以经济全球化替代全球化，被用于经济领域中描述以市场为基础、资本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配置的全球经济跨国家或地区相互依赖或依存的自由贸易现象和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待全球化的方式一度成为占据理论界的主流看法。很多人一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科技进步与信息革命以及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这些动力使全球化进程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并具有了“历史必然性”。但事实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全部。确切地说，全球化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和文化的内涵。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全球政治、文化的同质化。政治全球化体现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扩大与加强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在某些学者眼里，政治的全球化就是民主化，即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对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的同质化、相关化和互动化，要求超出本土文化的狭隘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或“全球主义”理念。文化全球化包括思想、信息、知识、宗教等的传播的扩展，使全球化获得了更为广阔和深刻的内涵。但同时，文化全球化也使不同传统的民族自我认同发生冲突和改变，是全球化的深层发展。文化全球化可以表现为一种超意识形态的视角，也可以反映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虽然是近二三十年来广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历史由来已久，甚至有人将之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世界宗教的兴起。一般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开始于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扩张、工业化进程以及民族国家的崛起密切相联；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由于科技革命，跨国公司的增长，全球问题的突出，世界相互依存的加深，全球化备受瞩目。全球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传统社会的地域和时空界限被打破，由相对封闭进入相对开放。可以说，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者正是前者的必然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将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不光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至“美国化”的代名词，是以自由逻辑和经济帝国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另有人也指出，全球化其实也促进了全球意识的形成。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过程，并不指涉某种价值意义，只有当其与主体相联系，某种价值意义才被确立。全球主义（不同于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正是属于主观领域范围内的反思性个人意识，它建立在每一个体作为有着共同利益的世界公民，联系在一起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价值诉求上。全球意识必然是多元对话的、互动宽容的，全球意识的形成极大地有助于新型价值认同的确立。同时，全球不同价值的交流和认同，各民族国家的地位的重构，文化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以及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这些也客观上有助于一种多元化价值认同的形成。不论怎样，全球化事实上已经与不同民族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以及符合自身传统的现代性设计密切相关，其中蕴含的价值诉求自是不待言的。
需要指出的是，决不能把对全球化的理解片面化、单一化。无论从社会结构角度还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抑或把全球化区分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或不同观念形态等，其实都只是试图从不同的领域或视角作一些必要的限制，以便能以某种方式来把握全球化本身。但一旦将之限定以后，很容易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一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正因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人们对之关注程度和认识程度的提高，全球化早已不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自发过程，而成为各种理论争论和价值诉求纷纷登台亮相的表演场。20多年来全球化自身的迅速扩展和深化以及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使目前的全球化已远远超出了单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成为国际关系、文化传播、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甚至许多人认为由于全球化问题的超民族性、超地域性，即使当今若干个学科合作也难以对全球化有一个准确的定向，因而只有转变学科范式才足以应对全球化对学术的要求。不仅如此，人们对待全球化的立场也是多种多样。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围绕当前全球化的所有争论都可以分为三个宽泛的流派：（一）极端全球主义者，他们把经济逻辑奉为最高原则，乐观地认为全球化的整合形势前所未有，新型社会组织正在或最终将替代传统民族国家，形成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理念的扩散和交融为特征的全球秩序；（二）变革论者，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种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但变革方向则是不明确的，因而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高度分化的历史进程；（三）怀疑论者，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一个神话，充其量不过是国际化而已，而且民族国家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全球主义是被夸大的意识形态。对于全球化理解和所持态度的这种混乱，斯图尔特（J.A.Scholte）曾大发感慨说：“‘全球化’一词本身也承载了太多的内容，人们几乎把这个概念与每一个所谓的当代社会发展都联系在一起，包括信息时代的出现，国家的后退，传统文化的路线，以及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在规范性评价方面，有人把‘全球化’与进步、繁荣以及和平联系在一起，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词只会使他们想到贫困、灾难和厄运。各种观点的支持者都很投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搞糊涂了。”
总之，人们对全球化客观性的认同并不等同于对其本身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反之，对全球化价值和意义的认同也不等于对全球化客观发展的肯定。这体现在全球化事实中便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体化和地区化、世界化和民族化并存。全球化事实和全球化理论的这种多领域、多层次性，使其形成一种同质化和异质化、趋同化和多元化、普遍化和特殊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矛盾交织的场景。
二、交往界限模糊和交往主体多元导致的价值认同难题
价值认同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有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二是有哪些共同认可的价值。价值认同实质上来源于在交往过程中社会个体对自身行为活动的意义诉求和自我认可与社会整体对其所提供的资源与导向的双向互动过程。这样，社会交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价值认同的难题。而全球化又正是导致当今社会交往发生急剧而彻底的变化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全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为价值认同的发现和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交往主体摆脱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这一单一形式的束缚，转向了更复杂的自由化、多元化、主体化。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与多样性，全球问题的突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和增长与制度、文化、价值理念的共通性为价值认同的重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宽阔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多元、混杂的认同趋势也使全球化呈现出严重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传统文化社会习俗不再必然地提供价值认同的依据，作为个体的人再没有可依据的先天价值。一切价值都需要先质疑、解构而后再肯定、重构。作为全球化基本动力的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一边在重构着整个价值体系，另一边又在不断遭到自我的怀疑、反思、重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并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存颇为吊诡地映现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认同难题。
历史地讲，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单一同质化的整合过程。自由资本主义和人本理性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作为塑造现代性并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两大支柱，其二者本身就有自我辩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内在涵义。因而现代性一方面体现为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作为反思的对象。全球化同现代性的同一关系使之不可避免地处于深刻的建构、解构、重构的命运之中。这不仅造成了全球化自身急剧的超时空、不稳定变化的特点，也使本来的历时态正常时序被打破而呈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重叠的奇怪景观。也因此，全球化的同时有种种反全球化理论和反全球化运动，现代性的同时是前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后现代社会的早产。如此种种反映出全球化社会本身的过渡性、不稳定性、多元化特点和带给人的不安全感、无依托感的切实感受。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症候在于其使交往界限模糊化，使传统社会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认同方式动摇，新的认同中心游移在不同的主体之间，从而成为价值认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化进程中交往主体的多层次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交往形式的无限制多样性。不同于传统社会，全球化社会下各种交往形式呈现出无序性、急剧性、互动性、不确定性等的特点。这使得传统社会的各种交往形式的固有界限被打破而发生重新组合。首先是地域界限的打破。技术知识、传播媒体、跨国公司、商业消费、旅游等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可以感受到异地或异国文化、信息的存在，也使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立刻被世界知晓。传统疆域的限制在今天也失去了其所包含的价值意义。第二，时代界限的打破。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不仅在全球而且在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出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景观。一切稳固的东西都消散了，当下的生活世界仅仅是一个过渡，价值意义不在现实中，而是人们理想诉求的对象。第三，归属界限的打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公民社团的增多、社会运动的兴起、跨国公司的活跃、传统媒介的繁荣、旅游的频繁、消费的扩大，个人扮演的角色可以以个人、社团、地区、国家、全球中任何一种或几种为自己的归属而从事交往活动，这必然会进一步反映在利益的多元化，进而是价值认同的多样化和模糊化。第四，社会结构界限的打破。从经济、技术、传媒、政治、文化到道德、宗教、知识、理念，都已打破各自的界限。流动的急速化和大范围化使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先在意义的作用越来越小。第五，社会问题的无界限化。环境污染、物种灭亡、恐怖主义、疾病蔓延无一不需各国合作加以遏止。“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早已使不同文化和国界的人走到了一起，一种新的自然价值的认同正在形成。
全球化显然是一个多主体的全球化，交往界限的模糊化根源于交往主体的多元化。作为交往实践中的主体，是开放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多层次性和不确定性。这突出表现为全球化在整合的同时，也在加速分裂。例如，民族国家独立意识的空前加强，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及伴随利益多元化和流动自由化的个人主义的强调等，这使得作为人与人联合体的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体成员可以以多种身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其价值认同也受多种因素作用而显得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使价值认同成为真正的难题。但同时也容易使人认识到人与人之间联合的重要性，从而超越了个体在一个特殊环境中的局限性，有利于一种全球意识的形成。正是立基于此，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已成为今天公认的价值标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国际公约就是围绕这一价值中心而得以展开，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也都不能不尊重这一价值标准。因此，全球化确实可以从主体意识和视野上，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和理念局限，形成一种超民族国家的全球意识。
总之，价值认同难题并非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但显然只有全球化才使之彰显得如此重要。只有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社会矛盾、时代难题、文明冲突、理想困境层层积压，才使价值认同分外引人瞩目，也使之重建的尝试分外紧迫。不可否认，全球化确实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时空局限与民族国家局限。价值认同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先定被动的、单向依附的，而是上下互动的、自主选择式认同的。这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认同重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全球化进程既包括了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也包括了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忽视了全球化的这种复杂性，全球化便可能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的利用工具，也可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因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认同建构不光要针对全球化客观过程中所凸显的各种问题寻求一种合规律性的解决办法，同时还要反思自身以寻求一种全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