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狗叫的时候，我踩着雪低头往外面走。雪才下，它是冬天母亲最后的孩子。现在是三月中旬了。雪新鲜，如实说应该捧着在街上走。昨晚我接下夜班的妻子时，身边还是雨，零濛扑闪，像前边的人在风中吐唾沫。后来，雨聚齐了，像集会的人都到了，密密而来。这是北地少见的杏花雨，比雾大一些，像火车头的蒸汽，在脸上半天汇成一滴水。这些，今天已经变成雪了。
在雪地往外走的时候，我想起了童年学狗叫的事情。
男孩子在童年哪个没学过狗叫？除非他呆的地方没狗。孩子学狗叫，有如他进入了哲学家的阶段。
进入了语言。
进入语言是孩子进入表象世界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类的世界。世界被命名，小二、铁丝、老师、火、狗屎、飞、甜、妈妈……能够被说出的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进入其中人就永远出不来了。然而，人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存在，在所谓“思维”中编码和解码，人会为了语言而放弃事实，放弃自己。在进入语言之前。我们还在门口依恋其他语言，用其他方式命名、解释世界的声音或通道，呼唤它们，期望由它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狗叫即是一种。
由声音打开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是人所遭逢的奇迹。
洛林·马泽在一七九九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第七个曲目之后，放下指挥捧，从谱架上拿起一把小提琴，挥弓作秀，出演《帕格尼尼圆舞曲》，而对乐队的指挥则以眉眼表情代替。他的弓刚放到弦上即被弹起，像正负极的两根电线溅出了火花。开始两个音符如叩门声：清晨，穿睡衣的小女怯怯叩妈妈寝室的门；如从衣袋滑落在大理石地板上的银币，连跳两下；如眼色、如击掌，情人从金碧辉煌的舞会隐入暗夜，火枪手点燃了火绒。帕格尼尼，这位炫技派大师当然要在圆舞曲中铺排最为纸醉金迷的盛宴，所有华丽的富有表演性的弓法在这里淋漓尽致，因为这是绅士贵妇翩翩起舞的筵宴，有无数的锦锻自天而下，琥珀色的酒浆像金箭，射中所有人的灵魂。我听说过许多“尼尼”和“尼”，他们在意大利，深陷的眼窝里藏着地中海的波光。帕格尼尼，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天才，一个热那亚商人的儿子，拿破仑的妹妹伊萨丽公主一度的情人。他的华丽和炫耀造就了另一位更喜欢华丽和炫耀的李斯特。倘若帕格尼尼活到今天，他会比好莱坞的唯美派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和年演出场次最多的小提琴大师以撒克·帕尔曼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他在旋律上比别人更注重妩媚优美，这是所谓电影最需要的东西。在《泰坦尼克》中，观众热泪难抑，人常常由于音乐而打开封在心灵上的最后一道锁。帕格尼尼创造的双泛音、跳弓，使小提琴演奏变得神乎其神。一七九五年，父亲领帕格尼尼去帕尔马拜访小提琴大家罗拉。罗拉的房里放着新写的协奏曲和一把小提琴，帕格尼尼的父亲大发神威，命令十三岁的帕格尼尼演奏，在隔壁房间卧病不起的罗拉倾闻琴声，不禁日瞪口呆，挣扎着过来对帕格尼尼说：“孩子，你让我教什么呢？”
洛林·马泽穿一件苏格兰粗线毛衣，像在梦中划船一样指挥着普罗科菲耶夫的《伊凡雷帝》的片断。当然这不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而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班。如果看到洛林·马泽的面庞、表情和他的苏格兰粗线毛衣，雕塑家们一定期望捉住他，按在石膏里做一个模子，然后成批地翻制塑像。那是一个用汉白玉粗粗打凿的、带有希腊气质的被音乐灌醉了永远醒不来的牧羊人的形象。洛林·马泽常在一个乐段之后，对乐队深瞥一笑，此笑醉意深矣。而他在指挥的时候则坠人了梦乡，并不睁眼察望。人间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和音乐相配的景象。在洛林·马泽身上，音乐成了他的呼吸、脉博以及内分泌，随之起伏，分化瓦解。和弦、织体、复调，这一切不过是落花流水。
我想说洛林·马泽，当然还有其他伟大的音乐家，并不是我们同一时代的人，虽然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一百年。如果我们吞吞吐吐地跟着他说：股市、战争、裘皮大衣等词汇的时候，他可能听成放屁、吐痰、包皮。如果有人说，我们共同分享着电子产品、CNN、肯德基和联大每年上千条的决议，藉此找出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证据。卡拉扬、阿巴多、梅塔、洛林·马泽、穆蒂、克莱巴会说“N0”。他们没有察觉到和我们这些庸人生活在同一时间当中，你即使指出三天前发生在中非的军事政变或一个月前的空难也证明不了这些。
我了解我的庸俗。庸俗并不常常以庸俗的名义出现。宽容、随和、热爱生命也会成为庸俗的闪闪发亮的新标签。庸俗甚至会以责任和牺牲的面目出现。所谓“庸俗”一词被正视的时候，证明我们对原本有愧的生活方式已经进行了溶解，瓦解了内心深处那些绝不顺从的纯洁因子，我们也不因为内心冲突而惴惴不安了。然而——至少对我而言——音乐常常不择时地跳出来直指人的庸俗。当一个用世事蹭蹬、委曲求全等理由为自己的昏昏噩噩安一个稳固的支架时，音乐会揭穿这一切。在心灵的意义上，庸俗是好不容易骗过了自己，但在音乐之门前总也过不去，像横着扁担钻洞。这一层伪装像叫化鸡包敷的泥巴在音乐面前一块块裂纹剥落。一条清澈的、刺骨的河水，一点对岸的灯火，一种让我们显示愚蠢的试剂，就是音乐。
而我在早上起来——我已经记不住每个早上的情形了——宛如隔了很久之后又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心灵由于神奇的睡眠而澄清，明净可喜。但窗外、我的床，特别是镜子里的我，使我想起了我是谁。所谓“我是谁”意味着我的责任，昨天没有做完的事、向谁恭敬、为什么而烦愁。与以往一样的建筑、街道和声音，使我摆脱不了我，只好顺从地钻进“我”的外套，再过一天。实际上，我想过，如果这仅仅是记忆的原因，我是不是可以在醒来的时候大叫一声：“这是哪里？”然后匆匆逃离。逃走之后实现我过去的愿望——兴安岭的森林里奔走，呼吸腐殖质的气息，听脚在树叶之间的步伐，做一个鄂温克猎人的助手。但我离不开我的亲人，不会像兰波那样穿着拖鞋去街上买药之际赴比利时游历三年。但我们的确辜负了许许多的早晨。早晨是逃走的最好时间。看一看孩子，早上起床，眼神看待周遭多么陌生。他要在脑子里费劲地想一遍构成处境的元素：天、阳光、房子、窗、树、床、爸爸、妈妈。这些元素即语言每天早上为他演示一遍世界的逻辑，同时没收他的梦想，譬如离开、飞翔、杀死别人。他要通过痛苦与这个世界和解。通过饥饿和吃饱，通过声音和记忆，特别是通过游戏恢复与这个世界的认知。当一个人最终被确认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即依赖这个世界的事实之后，下面的时光只能是忧伤。像一根钉子被钉进木板里，除非有一天木板烂了或钉子锈蚀了，时间像物质一样从他身上离开。
除非有一种语言唤起另一类认识系统，譬如音乐。我起床的时候，开窗放新鲜空气，看一眼表，叠被。书橱、地毯、画、电视一如旧时，形状色彩包括它们的性质毫无改变，证明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我已经不用再照镜子就知道我是谁。穿衣，坐在沙发上穿袜子。顺手放一张碟，打开音响，即我说过的《帕格尼尼园舞曲》。弓子被弦电回，撞盅像儿童一般与弦说话、商量，然后向前进发（什么进发？我也不知道。乐音在进发？无以名之的东西一去不回）。麦苗窜箭，蚯蚓松土，河岸在浪涛拍击下塌下一块，白云被崖顶的松树勾住，鸟儿在草地遗落了一根羽毛。它们消失了，我看到它们如此浩浩荡地消失，不禁悲伤。帕格尼尼对比、顿挫，不期然拽出一段柔美的华彩。
乐之后，人变得孤孤零零。
那时我也想和它们一齐出发，前往它们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一定阔绰，但新鲜、干净。说，当语言带给我们的所谓“思考”能力在音乐面前无法思考时，当我们想起可能有不止一个归宿，不止一个故乡时，如同你被绑在柱子上看别人游戏，最后，游戏的别人消失在开满鲜花的树林深处。
音乐至少提示人类的这种“思考”常常显得很蠢，包含无数虚假的东西。它有可能摒绝了更好的认识方式。
在我在童年学狗叫的时候，面红耳赤。我们想知道哪些声音代表哪些意义，想通过声音进入一扇新的大门。不能轻蔑“汪汪”。这些单音节的、粗糙的叫嚷是不是含有多样的意义呢？有没有狗的欢乐和悲伤？人听狗吠，如有愤怒。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鸟儿像在歌唱。声音与人的听觉器官之间的现有关系，构成了人的局限性。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声波经过人类的听觉器官的纤毛舞蹈氏的处理所获得的信号，这种信号在大脑里最终是电信号，而不是声波本身。而纤毛的运动像计算机的检码一样，是二进制的处理转换。我们能说我们听到了什么？只是接受一些信号。况且，有些波长的信号，人类根本听不到。学狗叫的孩子，也学过鸟叫和猫叫。我卜分想知道，这种赝品叫声，在狗鸟那里有确切的含义吗？譬如：我害怕了、渴、把人类消灭等等。这些叫声当然不可能在它们的耳里形成下述含义：“他的脸形和语气就扰乱了我，这就迫使我对这个人有了全部相反的心理准备，他不可能按照别人哪怕是最微弱的思路去谈话，假如某一个人一生都与其有交往，我相信那么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对马原过完了相反的一生。”（作家·陈家桥《马原》）啊啊——戴望舒的语气说话——的意思要用怎样的狗吠才能完成啊。许多人的一生是依赖眼睛——生活的，我不知道这在多大意义上脱离了人的本性，或者说离开了真理本身。而许多人（文人？）的乐趣正在这里。也许可以说，一个节屈骜牙的文人在本质上与一个农民相比，如同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那么不同。苇岸曾对我说，我说不好，给你写信吧。他不相信“说”，声音在他看来是不坚固而不可信的。他要像盖房子一样垒起一个又一个字。字与字之间有墙壁回廊和花园。他看它们时，思想像士兵一样潜入这些建筑物，并消失在这些建筑物之中。文字可以掩盖许多愚蠢，最主要的，文字可以欺骗自己。弄诗文的人或许可以分为两大类，骗过了自己和没骗过自己的。高超、犀利、奥妙、无头的写法风格都易于骗过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变成了别人。而没有骗过自己的文字，属于“语言不好”之类。或不前卫、不主义、不某个年代、不疯狂、不状态、不后。我们沉溺于自己的庸俗，又反感自己的庸俗。庸俗在满足了我们的欲望之后显得死气沉沉，于是每个人都想变成另外的人。王小二想变成马原，李铁柱想变成周润发。人们想尽了办法来欺骗自己。而学狗叫只是企图做出这种改变的小小的一步。
小时候，一个朋友问我：“用狗叫说万岁咋说？”我听到此话脸色已变了，反动话，我和他会被拉到北大桥枪毙。我一声未吭，往河水里扔石子。脚下的英金河拐了弯儿，水草像死尸的头发随流飘舞。语言真是奥妙，否则怎么会有“用狗叫说万岁怎么说？”这样的课题。而写字，无论多么讨厌的人写出的“万岁”都不能解构这句话的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有些话在被写尽了的时候，在被用白石灰写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街道楼房村舍上，用铅笔写在田字格里，印在无以数计的报纸上的时候，这些话才失去意义，人间蒸发。
而声音，原本是另一套语言系统。当字被赋予声音的时候，应该是人类文化史与心灵史出现奇迹的时刻。杨振宁注意的是，各地极力往外挣脱的方言在汉字面前共同读出同一声音，所形成的民族统一的作用。而字和声音的结合，还意味着其他奇妙的事情，诗是其中之一，唱歌也是其中之一。当“峨眉”的读音在复杂和美妙的笔划中出现的时候，一件人间乐事已经完成。这些不以元音辅音拼写的汉字读出单个的声音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注定要与其他人有些不同。昨天我在电视里看乔冠华在联大演讲，声音尖涩。想起黑格尔说中国人说话有如怪叫，一个个单音节如同乱石兀立。一次，我把背面带字的纸对着阳光仰视，这些字突然变得陌生，甚至古怪。籍此体会到外国人面对汉字的困惑。对这些字，如果不学习它，谁也不相信它可以承载思想的，包括科技的信息。在陌生人面前，汉字是缠结的、闭锁的、沉闷的符码。应当说，它是与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进行交流时难以相融的古代的遗物。而结合起来，则要付出许多时间与才智。而到了所谓得心应手之际，汉字以及它所背负的传统或许已经使这个人变得酸腐、乖戾或嚣张。
声音与文字的结合，说它是奇迹是就所谓“文化”的提升而言。它使人有可能从阅读和倾听中与书中的世界相遇，这里所有个人的经验都被统一到别人的经验中，从而形成重重误会。这些误会在形成中，有传流、流派甚至美感。当孩子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蓝天的时候，是仰面可观的，有鸟儿白云、光线明晦变幻的浩大视野。当别人说“这是LanTian”，本是吓人一跳的提示，也是无道理甚至粗暴的命名。孩子勉强接受了它，也只是为了和别人交流的必要。其实声音的“Lan Tian”和人们所看到的实体相比何其单薄不成样子。而“Lan Tian”变成“蓝天”被强迫记住的时候，真正的天空消失了，只剩“蓝天”。如果你拒绝它，就是和十多亿认同它的人做对，而被关在“文化”的外面。因而就人的天性而言，文字其实是最粗暴的东西。许许多多的人的美妙的思想就是由于不愿钻进这个下水道一般低矮潮湿的管子而无法与世人见面。你看不识字的小孩多么快乐，用另一种语言系统思考的人，如物理学家崔琦，则显得喜气洋洋。我不懂物理学，约略知道某人洗澡时水漫出，某塔掷某球，是它们里面浅显的逸事，像禅宗公案一样。我要说的是，人的“思想生命”有许多条，当我的物理学生命被扼杀之后，就永不复活。像一棵大树的一根杈枯萎了一样。这是说，你失去了一个频率，一个轮子，一种思想。当然包括～种快乐。我的数学生命、物理学生命已圆寂了，而许多生命我根本就没有，譬如历史、英语。我是一个孤零零在单向度道路上行走的人。
在我们熟知了这些声音和文字之后，我们怎么用最个人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呢？没有办法。你要用大家说的那些话来说仅仅是你要说的话，譬如“我爱你”，一听就假。譬如我要说的是“你发际的芳香和你抬眼望人的样子使我爱你”，但话怎么能这么说呢？语言的空间和时间排列顺序导致了我们不能尽言。比这更高明的应该是一种化学方式。
而音乐则说出了我们的所想。当然比我们说的真切。有时候，请朋友共同听一支曲子，就是用音乐交谈。事实上，人类无法用语言表达巴赫那种对位的、复调的、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所表达的思想。如果声音（意义）被迫按时间顺序表达，譬如用一个小时倾听《离骚》的朗诵的时候，许多元素被阻遏而散逸了。而昆虫用一点点分泌物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复合地传达一个信息的意义、范围、性质，包括色彩与体积以及情绪。对人类来说，以某种气息感受忧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无法与化学接通。真的令人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