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少年，十二三岁会酵发一种无端的忧伤。这时，性还没有出来捣乱。他了解白天和黑夜、山川同雨水、父母与孩子之后，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受。童年的许多秘密被窥破了，周遭现出平白，日子单凋。他还没有得到进入生活的另一些秘密的钥匙。这种可笑的忧愁与凝固的时间有关。在我们童年，一个下午有多么漫长。而所有诱人的游戏显示出无聊的时候，譬如抗马战、弹玻璃球之类，更显示一种悲哀的情绪。那时我坐在木材厂的木垛上，看太阳落山，飞鸟投林，屁股下面的木板散发出更加强烈的松香气味。心里便难过。如果是大型食肉动物，在相当于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分窝”了，无所依靠，奔跑在密林里，斗争、夺取、流血、牺牲。无暇感伤。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文艺作品的慰藉。《红岩》、《敌后武工队》，当最后一页翻完之后，犹如看一队人马绝尘而去，但不带你。把你孤零零地留在漫长的时间内。我之所以喜欢木材厂，是因为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写到小弗郎茨逃学之后，远处传来木材加工厂的电锯声，鸟儿飞翔。这篇由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课文写尽了逃学的快乐。此文除了最后一句，即老师用粉笔以毕生之力写下“法兰西万岁！”显得奇怪外，通篇都可爱。木垛高入云霄，松香味弥漫在空气里，伴随着小弗郎茨喜欢的电锯声。我因为这篇课文，常去那里坐。松香如一股药味，清洌滞涩，让人感到亮晶晶的爽净。那些没加工的松树昏沉沉地躺在地下，揭一片鱼鳞似的树皮，露出新鲜的浅红，像红晕，也像新生的肉芽。小弗郎茨是我心中的朋友，而老师用毕生之力在黑板上写字在我看来则是可笑的。
后来在我知道小提琴并听过琴声的时候，也想起木材厂的松香。广州的发烧友听大提琴讲究“松香味”，那是装在纸盒卖的像透明皂一样的松香块。他们听小号或其他管乐讲究“口水”，即唾沫飞溅的演奏录音。去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街上驰来一辆少见的马车。马车一般在天亮前铿锵驰过，送菜。这辆马车斜装松木方子，像斜背三八大盖的士兵一样，它们“嗒嗒”从我身边驶过，马蹄优雅地翻动。松香如绚烂的花朵从鼻腔钻入，在心里开放。我（骑车）追随马车一直走到柳条湖立交桥。松香带来多么高贵的气息。我凝视木头的白茬，纹理如酱牛肉一样粗犷，毛茬像动物的短绒。我想当一个拉松木的车老板也挺高级。腚随马蹄“嗒嗒”起伏。那时，唐韵的《苗岭的早晨》不召自来。这个人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和盛中国是文革后期广播中允许播出具有“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情调的小提琴乐曲的两名演奏者之一。她的演奏比盛中国更加简约、小心和富于南国气息。而《苗岭的早晨》主要在模仿鸟叫。小提琴的华美音色使我在雨中驻步不行。那时每个电线杆子都有一个喇叭，由赤峰市人民广播站用聚酯唱片播出。如果走到前面的电线杆的喇叭下面接着听，中间有一段距离会失去音乐。暴雨自天而降。当时我穿着带风帽的白衣白裤，像僵尸一样站在唐韵的琴弓下面。为什么扮白？那天学校去市中心搞一个游行，我们扮作防化兵部队。当时的逻辑是：假如有特务偷窥这场游行，立刻屁滚尿流地向上级报告，中国的防化兵太多了。如果敌机在一万米高空拍照，得出的结论亦复是，他们就不敢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高一年级的同学装成高射炮兵，因此敌人的飞机也不敢来了。敌人为什么不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在搞披麻戴孝？所以敌人总是愚蠢的。苗族的适合以树叶或巴乌吹出的舞蹈旋律，在小提琴上演奏，就洋溢着一点点洋味。如果此曲让顾圣婴演奏，就更洋。温润的森林气息，苗旋女人微微扭腰带动短裙的摆动，欲说还休的妩媚，使我忘记了雨和防化兵，忘记了手里拿着像洗衣机排水管一样的防毒面具。小提琴总是让人想起女人。我考虑这是文革在很长时间不允许播放小提琴音乐的理由。纤美、多情、容易触动人的内心。文革的领导可能忘了，即使不播小提琴曲，赤峰街头也有不少女人，在百货公司一楼买纽扣的柜台里还有一个外号叫“蝴蝶迷”的女子向男的飞眼。
在音乐结束之后，雨仍然没有结束。我抱着冰凉的电线杆子，听，它里面是否还存有一点点琴音，像嚼吮甘蔗的残汁一样。路灯在雨水中渐渐亮了，起初钨丝桔黄，后来变成一盏冷冷的水银光。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盛中国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个旋律的竹笛版是王铁锤吹的《帕米尔的春天》。带着中亚味道的塔吉克音乐，更洋了。切分音、跳弓十六分之一音符。总之，他们把帕格尼尼和萨拉萨蒂的玩意儿弄到这个里面，令人美不胜收。那时，我们哪知道萨拉萨蒂？此曲听过令人醉醺醺地漫无边际。在禁欲的时代，这首曲子甚至富于广泛的淫荡气息。它比后来出现的《梁祝》好得多。中国人如此喜欢《梁祝》，好像列入四大发明都不为过，此曲虚假的波澜起伏和戏剧性结构，越剧小调的滥情，矫饰的感伤，抽风式的动静对比，使整个曲子像一场蛆虫赛跑。盛中国好像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一般人高，奔放。虽然他的演奏注重表演性，像胡松华唱歌，但他比别的艺术家更真挚。当然真挚和朴素相结合的时候，艺术才渐臻化境。如钢琴家霍洛维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过一件事情，想了几年。声音对人而言也具有化学物理学（研究化学的物理性特性）的性质。就是说，一种频率——波长，发声位置——所传达的是一种情感反射。这在人的声音传达中更为明显。所谓轻声曼语是荷尔蒙的频率设计方式。所谓吵架是用最不和谐的频率伤害对方。我每次听到人们的吵架，比如泼妇叫嚣时，就闭着眼听，感到仅仅是这种发声方式就能引发人的焦虚。而这种频率——比如撕心裂肺式，同时我知道这种叫喊会使嗓子迅速疼痛——恰恰又是叫嚷者抒发愤怒毒素的途径。我又注意到，我和不喜欢的人说话，无意中以上种难听的频率播出，有如噪声。而我和“领导”说话的时候，竟又用另一种频率，弱而迟钝。当然这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波长。我不明白在隔肌、声音、头顶与鼻腔共鸣中，人会在无意识中设计出这么多频率程序。而古人说的“心平气和”是多么高明。心不平，频率则会组成噪声曲线。而一个人一辈子用一种口气（固定波长）说话，亲切、和蔼、圆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而音乐，特别是大师们的音乐，是把毕生心血完成的最佳频率传达给我们。
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演奏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让我们感到什么叫诗情画意，什么叫水晶般清澈的色泽。当我用普通物理学的“频率”一词可笑地形容这一感受时，是说心灵的，即化学的因素会统治听觉神经。而人类所具有的频率程序更多地在表现不满和古怪的愿望，而这种声音本身就是古怪的。我甚至想说，你是什么声音（色彩、节奏、宽度）你就是什么人。你就是你所塑造的人格的配音演员。而大师所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谈话或朗诵。是以无比丰富的弦乐和管乐组织的旋律和织体，是一个独立世界。是心灵所需要的泉水，或者说内分泌所需要的创造快乐与宁静的化学激素的听觉资源。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早上“心机”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听帕尔曼的《辛德勒名单》，这一天就别想干坏事了。人们常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或上帝怎么会漠然于人间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没以人类所能感知的方式譬如冰雪地震来表达立场，以至汉代诗文常叹“天耶！”。《辛德勒名单》不会是演奏给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听的，而是给上帝的一封信。小心询问上帝对于暴行的态度。另一方面，犹太人崇信上帝的方式并不是“天耶！”，像烫着一样。隐忍，自己买单，相信上帝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审判官，所以犹太人揣摩到的宇宙秘密最多。从爱因斯坦到帕尔曼。帕尔曼用令人心碎的小提琴诠释与美好密不可分的悲抑。这不是疑问与思考，是在回忆血管里流出的最后几滴血时的情形。如果这支曲子在早晨出现，我想到的是，事实上我们都有可能做一个圣徒，有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好一些。所谓庸俗，就是你从一天的早上开始，被一连串“庸俗”的人所激怒，与所有妨碍了你的尊严与利益的人据理力争。血管占上风的是所谓勇猛和正义的气慨。气慨使一个人大义凛然、一错再错。错就错在已经不能摆脱从一已的角度来看待周遭。庸俗还包括动用复杂的智谋程序应付所谓复杂的人生。敷衍、乡愿、谄媚、装拙守愚；还有更加纸级的中伤、诽谤、愤怒、嫉妒。人性弱点的肌肉每天都在这些等距离演示中锻炼得坚实有力，欲罢不能。而这一切，原本以安祥、顺变与澄明的心境就能一以应之，风吹落叶，飒然入境。人的一颗心恰如某风景区绝壁上的悬石。石与石只有一线相连，形如累卵，脸不可睹。心若不动，即谓你看着脸，它并不险，如如不动。
以撒克·帕尔曼。他的泪水已经干了，像琥珀镶嵌在心房的周围。他的心在犹太人的苦难史毒焰的煎熬下，化为羽毛，根根欲飞。在他的琴声里，死亡的辗转反侧可以化为美，青春的热泪飞迸可以化为美，老人的瘦弱手臂上会长出一片片新绿的嫩枝。追思与弥撒低回不已，却节节充斥生机。帕尔曼和祖克曼在莫扎特的小提琴、中提琴协奏曲中，互相问候，亲切可爱。在厚实如橡木十字架的主题之下展示甜美。二人在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中，飞瀑一般地模仿对位，瑰丽无比。此曼与彼曼都出生于特拉维夫。同时受教于朱丽亚音乐院的葛拉米安，同气相求，天衣无缝。
音乐告诉我们人的位置。不是人生的位置，而是众生的位置。告诉人对自己能力的炫耀实在虚狂。人总是喜欢高看自己一眼，自诩万物之灵长，大写的人。狂妄和贪婪通过所有手段，包括科技这样看上去高明的手段攫取利益，损害包括人在内的生灵。人的虚妄之一在于认为自己好看。在电视、绘画和文字中塑造“好看”的人，激发性欲，开拓市场。人的面孔与结构，用自然的眼光看来，远远谈不上悦目。即使银幕上的明星也带着人的缺陷。她们的好看只是比同类更古怪而已。进化使“人”脱去了脸上的毛，光秃地露出皮肤和汗毛眼。眼睛长在一个平面上（鸟类一定觉得恐怖），面孔中央是突出的鼻子。嘴唇像用刀割的伤口。头上顶发，脑袋变成长草的花盆。最奇怪的是眉毛悬上前额，周围光秃。而人的牙齿——这在动物界是表示威胁的信号——常常在说话时露出来，坚固锋利。这就是动物眼里的人。动物不理解人为什么“进化”得站起来走路，像动物园里的狗熊一样。脊椎类动物的“椎”从来没有准备立起来的结构，因此“人”们腰椎间盘脱出，自己找的。人最难看的是耳朵，这一点人自己也察觉到了。皱巴巴的，像把手又像海蜇一样的软骨立于头侧，越看越难看。而人的肥胖，如果剥光了衣服扔到动物堆里，肯定是难看的动物。人不应该因为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就认为自己美妙，更不能因为自己会说话，善侃而觉得自己聪明。人所掌握的技能，即使如古典力学，大分子生物学这样有价值的学说，在上帝那里也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秘密。一个擅长微积分的人会由此比一只猎犬更高明吗？不见得。他只是比向他学习微积分的学生高明一些。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在论辨时信口说的、狂妄的口号下，森林毁伤，动物逃离，洪水冲决，鸟儿无踪。报上说在太原每人头上顶着一公斤铅污染。
街道亮起红灯的时候，一排汽车停下来。你看到这个金属怪物中露出一块玻璃，镶着孤零零的人头，这有多么可笑。而金属盒子飞驰而来的时候，看到玻璃后面的人头转瞬即逝，觉得更加可笑。但人以有车为荣，以钻到里面开车作为灭他人气焰的人生盛典。你看等信号时司机们的一张张脸，冷漠，烦躁，傲慢。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脸，露出人的本性。这一排脸使人想到骨灰盒上的照片。把照片镶到骨灰盒上，是后现代主义开的最辛辣的玩笑。
如果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上帝造人的同时又造出树木河流。人什么时候能够领悟出自己的卑微，而平等的对待一切生物呢？人之所以应该向善，包括纯朴、谦逊、本分。是因为人应该得知自己的无知。即使没有天责报应，人也应该从感恩中进入澄明之境。不辜负上帝的一片用意。
我觉得古典音乐的力量就在于描述人的同时也描述了造物主，使听者像青草一样在渺小中茁壮，获知在人的秩序之外天地的秩序，在人的愿望之外的万物的愿望。放弃腐朽文化诸如道家的诈术，韩非子、申不害的法家坏水以及孙子兵法之流丑恶的攻略。
我有时看到一个很坏的人的时候，所想的不是他的坏，而是“人”的坏。想一个人到底会坏到什么程度。这不只是奥斯威辛的屠杀，还有我们身旁无处不在的权谋、暗算、诡异、狡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发达。这种“坏”，使我想从他的脸上找出印记，想这种坏给他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利或弊。我还想，我什么时候会坏成这样。如果我也同样坏的话，我能不能看到我脸上的迹像。人的记忆的奇异处之一，在于对自己的罪恶不“存盘”。人的心理保护能力迅速为自己的“坏”找出_个心安的理由，达成谅解备忘录，永远埋葬记忆。而且我们的“坏”，我们脸上流露的愚蠢、阴险、奸诈，不会有人向我们指出来。吾等带着它们四处招摇，登堂入室，兜售各种笑脸。这时候你看看孩子们的脸有多么真纯。看鸟儿眼睛里的纯静，马儿眼里的灵慧。然后下决心放弃对自己的欣赏与袒护，在镜子里盯着自己的脸，去发现愚蠢。如果你感到活了这么大岁数，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当了这么大的官，住进这么宽敞的房子，脸上却没有一点清净之气时，就应该在纸上写俩字贴在脑门上：白活。
人拯救自己的方法有许多种。播种、音乐、收割、痛苦、孤独、冥想都可以使自己获得拯救。然而读书对人的心灵是否具有向善作用，我仍有所保留。特别是读中国书。拯救的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古典音乐，上帝拯救那些不依赖古典音乐授课、评奖、作秀、炫耀的人。让古典音乐匆匆而过的身影中有一个你，一齐寂寞，一齐叹惋，一齐辉煌。我们已经不是用耳朵来“听”，而是与之生息。找出藏在庸俗的沉闷的生活中的古典音乐的亮光。在草木的气息里感受长笛和小提琴的对位，在落日和长河中感受大提琴和钢琴的应答。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实在应该开敞大门，把人性的弱点像扔脏衣服那样一件一件扔出去。
草木齐齐站在窗前，无言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