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对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通俗表述。它是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根本原理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我们的头脑之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泽东所说的从实际出发，既是指从客观事物的实在情形、它的性质、它的规律、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出发，又是指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从实际出发是同从想当然或从书本出发相对立的。毛泽东在同主观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一贯坚持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1929年，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了“根据实际情况”讨论问题的主张。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特别强调“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反对王明教条主义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延安整风中，提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从实际出发”的概念。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按照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决定人们行动的方法和步骤。其次，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理论联系实际
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在整风运动中，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他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之一，认为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着的标志。是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他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箭与靶的关系，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有的放矢，主张有目的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认真研究，正确解释中国革命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理论联系实际与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精通理论，深入实际，并把二者结合起来。
主观主义
是毛泽东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表述。它不是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出现的，而是常常以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和作风表现出来。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教条主义作了深刻批判。1937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着作中，从哲学的高度对主观主义作了精辟的分析。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思想根源、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以及克服的方法作了充分论述。他指出，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前者单凭书本，无视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和公式到处乱套；后者单凭个人的局部经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二者从不同的两极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很大，是共产党的大敌，必须坚决克服。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坚持党性原则，注重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
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凡事都从书本的定义、公式出发，反对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认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推行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对教条主义不但从军事上政治上进行了批判，而且提到哲学高度从思想路线上进行了深刻批判。指明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割裂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统一，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经验主义
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称谓。它同哲学史上的经验论相类似，主要特点是轻视理论，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拘守于自身的狭隘经验，不懂得感性认识有待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不懂得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容易受教条主义的蒙蔽。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同样违背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而对革命事业也会造成危害。
解放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这个口号，主要是要人们从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和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阐述。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必须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陈云在延安整风时针对一些同志思想还没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现为唯上和唯下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意思是说，上级的指示，下级是要执行的，但不能不顾具体情况盲目执行，要把上头的精神和下头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马列主义的书是要读的，但不能照抄照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的做法是“唯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要从实践中来，检验主观认识之是否正确要看实际效果，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对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一种明确表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后又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人的认识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世界及规律的任务。革命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常常把领袖的言论当作真理的标准，这就违背了实践标准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倡导展开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实践作为真理唯一标准的权威。
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由向群众调查研究入手，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斗争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和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党同群众血肉相连，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的革命活动不要红军单独去干，“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开始含义比较明确地指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不久，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也提出一切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此后，毛泽东等许多同志论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群众路线被推广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和白区秘密工作中。毛泽东又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革命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筑成革命的铜墙铁壁等思想；提倡工作“群众化的方式”。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总结提炼，党的群众路线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形态，达到成熟。1942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把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科学地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阐述了它的内容、实施步骤和全过程，把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了起来，把它上升为党的认识路线。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人会上，把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它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62年，他进一步概括了群众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概括说：“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是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内容，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两个方面。既包含了党的全部工作目的、开展革命和建设的途径与力量源泉，也包含了党形成正确的领导思想，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是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和对人民群众实现正确领导的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还必须分清同“群众运动”的区别和联系。群众运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领域里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贯彻群众路线非搞群众运动不可，也不是搞群众运动就是贯彻群众路线。违反人民群众利益，“运动”群众的行动，根本上违背党的群众路线，也践踏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活的灵魂。无论革命和建设，包括党的自身建设，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一贯强调这个指导思想并丰富发展了它。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使全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人类最理想和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他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农村调查报告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绝不允许去损害人民利益。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一切向人民负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着标志。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提倡的群众路线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把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首要内容。一切为了群众，把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是检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党员防止从人民的勤务员变成人民头上老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切依靠群众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阐述了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就能夺取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要正确执行群众路线，在工作中心防止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自觉与发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科学地概括出来的。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将这种领导方法，提高到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要求党的一切组织在一切工作中采取群众路线。党要进行正确的领导，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使党的认识和意见，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的路线，也是党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每一项工作所必须采取的一种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结党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和认识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