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科学论断之一。“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甚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给党造成巨大危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越‘左’越革命”
“左”的思想表现之一。199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东西比右的东西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犯了“左”的错误。“左”的东西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于发展商品经济中出现的新事物，总是有反感，认为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偏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甚至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左”有一定隐蔽性，往往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主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改革是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既是革命，就不可能没有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每前进一步，“左”都顽固地阻挠党的基本路线，干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宣扬我国现阶段主要任务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宣传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提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搬出来，完全背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借姓“社”姓“资”的问题，拿大帽子吓唬人。所有这些“左”的表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主要阻力。
在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左”的倾向。民主革命时期，王明推行的教条主义提出：“为中共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吓人、压人，把苏联革命的经验教条化，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不讲科学、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大跃进”、“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等都是“左”的思想反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从思想路线到组织路线的全面“左”的泛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左”依然是主要危险。“左”的东西之所以根深蒂固，有深刻的思想和政策根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一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轻视“左”的错误，姑息“左”的倾向，造成“左”右的思想定势。在深厚的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强大的“左”的历史传统中，有着直接导向的是思想和政策策略，而最基本的还是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小生产意识和习惯的广泛存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左”提供着思想温床。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全面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才能最终杜绝“左”的泛滥。
四个不变
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不变的论断。他在1987年3月8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指出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人民赞成、拥护，就变不了，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如果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因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总的方面看，我们这一代不但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不变也就是稳定。因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这个不变，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基本政策稳定不变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有些人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基本政策的片面理解而产生怀疑。对此，邓小平在同年4月16日指出：“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安定团结
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最初由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提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安定团结作了系统的阐述。①关于安定团结的必要性。他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②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必须同不安定的因素作斗争。他说：“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③关于实现和巩固安定团结的主要措施。他说：“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④“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以上述思想为指针，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潮。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还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斗争主要靠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开展教育和斗争时，要全面地坚持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精神污染
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思想战线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的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按照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曾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但由于某些领导人对此采取消极态度，斗争未能取得效果。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党的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动乱
在邓小平着作中，有时泛指骚动变乱，如他在1987年8月29日说：“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有时则专指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对这场动乱，邓小平有一系列论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抽象民主
邓小平一再批评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其特点是否认民主的阶级性和社会性，要求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多次指出，我们要发扬和健全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在现实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分不开，“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大民主
作为小民主的对称，原指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大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借用来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后来又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称为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点。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反对大民主。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说：“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