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指人们行事的时机、机会。它是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社会现有状态的诸种条件的总和，即客观形势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多种有利因素比较集中的某段时间。在历史转折时期能否抓住机遇，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德国学者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通过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指出：“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论》中也指出：各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差别极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否“发掘机会”，“随时抓住机会”。机遇是历史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客观性、不确定性、非长驻性和共享性。机遇为人们提供了各种选择和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可能，其实质是抢得时间谋求发展。邓小平解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抓住机遇”。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多次失去机遇，耽误太多，导致中国落后；如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全球呈现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因此，“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抓住时机
时机，亦作机遇、机会。邓小平在1985年7月11日说：“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993年1月22日他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春节时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199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抓住机遇的涵义，一是要认识机遇，从分析形势中看到自己面临的机遇；二是要珍惜机遇，知其不可多得，从而高度重视；三是要及时抓住，机遇稍纵即逝，务必抓得及时，抓得很紧；四是要善于利用，实事求是，端正方向，注意方法，讲求实效。
风险意识
对社会经济等活动中遭遇失败、意外或不测事故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造成的传统是避免风险和害怕竞争，缺少闯的精神、冒的精神。邓小平在新时期倡导中国人民应当有一种新的风险观。他屡屡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试验，有很大的风险，但更有希望成功。如果害怕风险，处处缩手缩脚，就会放弃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前途。要克服一个“怕”字，敢于面对挑战。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注意及时总结经验，错了就改。现代社会人们特别需要风险意识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经济是一种风险性强和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它是高投资、高回报，同时又是高风险的经济；二是市场经济的运作不全是理性的，具有某些非理性的因素；三是社会发展进程越快、与世界的普遍联系越密切，不确定性就越大。在当今世界，没有风险意识就不敢面对各种挑战，就会失去发展机遇。因此，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必须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国民必须具有积极的风险意识。
忧患意识
人类精神对事物发展责任感的自觉意识。常常与祝福意识相区别。这两种意识虽然都是人的理性追求真理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所通过的情感方式不同：祝福意识主要通过满足、肯定性情感，忧患意识则主要通过问题性的情感。忧患意识不满足于现状，往往或通过理性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或通过积极批评揭露错误，或从对事物的肯定中发现潜伏的矛盾，目的都是期冀推动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忧患意识表现出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精神自觉，是这一主体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它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十分重视“居安思危”，要求身在安定的环境中，应当充分虑及到可能存在的困难和危险。《左传》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为规。”孔子更是提出“忧道不忧贫”的做人准则。忧患意识有利于培养进取精神，有利于培养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矛盾意识，有利于抓住机遇谋发展。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以忧患意识为精神内驱力，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就是其中最杰出的领袖。他们为振兴中华殚精竭虑。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执政党要具有必要的忧患意识。他在党的十六大所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
波浪式前进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描述。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曲折发展、彼起此伏特点的形象比喻。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形式。邓小平把这一原理，具体运用到阐明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大时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浪式前进。
活力
邓小平着作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指充满生机，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它与“搞活”等概念一样，形象地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动因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恩格斯曾经从理论上预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际上和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生命力，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还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986年8月19日~21日，他在视察天津时又指出：“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还指出：“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就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经济搞活、政治搞活的前提是，思想不能僵化，脑子要活，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闯的精神
邓小平提倡的在改革开放中敢于突破常规，走出一条新路子的精神。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就永远不能突破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不冒点风险，干什么事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开放，是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前人没有干过的，如果不闯、不“冒”，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敢闯敢“冒”，不同于蛮闯蛮冒。前者是基于历史经验或借鉴别人经验的总结，即“看准了”干；后者则出于主观想象没有看准就干。但即使看准了的东西，也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在干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对的就坚持和发展，不对的就纠正和改进。惟有如此，才能把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8年中共八大曾经提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但不久就被轻率地改变，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最为重视的就是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政治上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它要求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