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很多次重大发现推动了自身的文明进程并引发了观念革命，但产生这些著名发现的国家，都不是首先从中受益的国家。
诚然，某种观念一旦被表达出来就将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但最先发现这种推动人类前进动力的民族，仍然有为之自豪的理由。
蒸汽和电力的广泛应用是个伟大的发明，西方各民族对此都做出了贡献。但是，还有一些相较之下并不比之逊色的其他发明，它们往往发端遥远，难以追本溯源。
精密科学就带着这样的特点，无任何西方国家敢自夸这类学科是他们创造的。同样具有这种特点的还有：用于描述各种声音的字母文字；很多创自远古的优秀工艺品；植根于相同的源起——梵文的现代语言；引自东方，成为航海术基础的磁能学说；最后，还有文学作品，它多种多样的描写手法，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古代被创造出来的。种种激动人心的诗文，无论是史诗与田园诗，还是悲剧和喜剧，或者演说词、寓言、形而上学的各个流派，还有政策法规和大量相关条例制度，都是从要比辉煌的路易十六时代早两千多年的各种杰作中发展来的。
至多六百年前，在西方各国尚处在蒙昧的黑暗之中，大多数国家还并不存在时，已有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当时虽然力量微弱，但它们现在都赫赫有名。
作出这样的评断是很有意思的，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更是这样。中国人也有资格将他们的神奇发明放在宇宙的天平上，称量一下它们对人类的贡献。
假如记住古代中国同别的国家的交往是多么稀少，就会承认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的文明源自于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除了天文学和地理学外，中国人所掌握的各门科学都是自己研究总结的结果，这是被世人所公认的。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将某个文明体系的形成归功于本身，并宣称它们的文明自成一体，即它是独创性的，只有我们中国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做出这样自豪的宣告。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模仿。华夏文明只在中国。
假如对中国的戏剧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和希腊戏剧一样，具有自身的独创性。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机会将中国舞台艺术的经典之作编辑出版。尽管有些学者如儒莲已经零零碎碎地介绍了一些，但他们的文章还不能形成衡量我们文学精神特质的准绳，中国文学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有大量值得西方世界学习的东西。
我想向读者强调一个这样的事实：在研究欧洲文学及其历史之后，我只得出了这样一个推论，即我们中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的国家。想弄清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在东西方之间，是不是有一种能够向双方扩散的文明？或是打个比方说，难道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源泉，从东西方之间的分水岭上涌现，灌溉着这两片不同的地域？
这个假设或许能被接受。否则就只能假设人类的各个部族在几次巨大的灾变后四散分布，各自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发展壮大，异常艰难地各自累积着科学的财富，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间断的进步运动，最后达到社会稳定的状态。
我只能由假设的这两条路来揣度人类的命运：或者建立在各自地域内的人类社会，忽然得到了上天的指示，在一切积极的知识力量的支持下向前进化；或者各自漫无边际地摸索，来寻找通往能休养生息、面向未来的理想王国的道路。
这是仅有的两种可能的假设，但我哪一种都不愿接受。若说后天的文明其实是人类不懈努力的结果，那么在《荷马史诗》或孔子的著作诞生前，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少年！有多少东西在揭开人类文明最早的篇章之前湮灭！有多少声音在条理清晰、结构完善的语言形成之前，在复杂的语法、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诗文形式诞生之前已经发出！我一想到这巨大的劳动量，就头晕脑胀。
当真和前面的假设一样，可为何相似的发现总和同样的需求一致呢？可是人们在语言上，即在表达人类特有的思想时，又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有关文明相似之处的遗迹的确到处都是，但它们又非常有限且相距甚远，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总爱将人类行进过的足迹遮掩住。
假如通过研究和比较人类的起源，我们最终能将那遥远的古代世界弄清，并将人类的谱系重构，那真是太让我心满意足了！难道科学就从来没有对人类宣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类崇高的和平话语？
如果我们可以将西方世界的文明看作是对其先前文明修订后的一个新版本，那么东方文明则毫无疑问已经发行过很多版本。现在我们发现它已被修订得差不多了，反正还没有哪个编辑准备再出一版新的。
按大作家布瓦洛（Boileau）的格言的说法，“必须将作品反复修改二十遍”，不断改进的体制好像一定更为合理。我们听惯了“为何你总是一成不变？”的责问，可是若一个人境遇颇佳，或者说已经尽可能的理想的话，他还用得着改变现状，来获得更好的前途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再好些”，他会说，“那就要走向反面了”。明智的做法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并不是在挑西方文明的毛病，它还是挺令人愉快的；但热衷于新奇事物就是真正的进步吗？难道那些臆断变化带来进步的人就没有误入歧途吗？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对此，我不便冒然发表评论。我只想指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黑色火药并不感到陌生，人们都认为是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和西方兄弟不同：我们只是拿火药做鞭炮。如果不是现实使我们认识了西方，我们也不会将它用在武器上。正是耶稣教我们使用大炮发射的：“就这样，教会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还要宣称对印刷术有优先发明权。人们早已不再否认，早在公元十世纪，中国人就已将印刷术掌握并推广应用了。要证实这项神奇的发明取道红海和小亚细亚传到了西方并不是难事。我在这里想更多谈一下与磁铁有关的发明。对于这一问题，古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相关记录，最终将这一有重大价值的发明权给了我们。据说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航海罗盘曾被阿拉伯人使用过，后来被十字军学会了如何使用，被带到欧洲。而在中国，与磁铁有关的知识需要追溯到远古。在一本作于公元一百二十一年的词典中，与“天然磁石”相关的词条这样写道：“可以令磁针指出方向的石头。”与此相距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另一本书介绍了如何使用指南针。
上面只是些很有趣的细节问题，但它们却证实了我在那个颇有争议的观点上所持的意见是正确的，即当我们中国人拒绝接受改变文明体系时，我们并不是大傻瓜。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都是中国人发明的，除了这些，我还可以补充丝绸和瓷器，它们毫无疑问也是我们的工业中最为辉煌的发明。这一切都能让中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
可以断言：我们既然有能力做出卓越而实用的发明，给自己赢得一个突出的地位，就能够将相同的务实精神运用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而获得很好的收效，并不只是为了看看能有什么后果，就急着改变一切。
谁都无法否认，一个在西方国家还不存在时诞生的人类文明，一个与著名的古埃及王朝、古巴比伦的父权制社会同时期的，在人类最早时代建立的独特文明，已经有一千多年没有改变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中国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在周边民族的历史上鲜有记载。雅利安人最早提起中国这个民族时，说他们出口生丝和丝绸，经由大夏古国运到西方。这是仅有的一条比较早的记载，直到现代才被人发现。它说明当时中国已被主宰世界的罗马人所知晓。而另一方面，这一记载仿佛又完全证实了罗马人和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往来。中国历史也只是提到公元前九十四年，汉朝派遣一个使团开辟同西方的通道，这个使团仅仅到了阿拉伯半岛，从那里给我们带回一个风俗制度——宦官制。毫无疑问它备受当权者赏识，后来在中国迅速推行。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中提到的仅有的一次正式的中外交往。
无论如何，天朝帝国的子民们从未离开其本土去遥远的西方漫游，至少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有一些西方古代部族曾到中国安家落户，到现在还能见到这些人的后裔—一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些到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中，就有犹太人。他们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汉朝，就是中华帝国很兴盛的一个时代，移居到中国。
十八世纪时，中国的犹太人聚居地被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发现了，他对此进行的描述值得一读：
“我觉得被这儿的人称为“挑筋教”信徒的人，是犹太人，所以就想去拜访他们，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发现《旧约全书》。他们对我主动表示的友好，立即给予了回应，还礼貌地拜访了我。我去往他们的礼拜寺，那是他们聚会的地方，所以，我能长时间与他们交谈。
我仔细查看了他们的铭文，一部分是汉字，另一部分自成一体。我还被允许看了他们的宗教书籍，甚至进入礼拜寺最秘密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通常世俗之人不能进到里面去的。礼拜寺中有一个地方是专为寺主保留的，但出于无比的虔诚，他却从来不进入。
他们对我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一个被称为犹太国的西方国度。约书亚带着六万名犹太人出埃及，路经红海，穿越沙漠，最终征服了这个地区。他们的字母表上有三十七个字母。但只有二十二个是常用的。这和圣·杰罗姆提出的论证相一致——他声称希伯来语有二十二个字母，其中有两个双写。
他们在礼拜寺中诵读《圣经》时，通常是用一块半透明的面纱遮住脸，这是为了纪念摩西。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把《十诫》交给民众时，就是这样遮着脸的。每个安息日，他们都诵读《十诫》中的内容。因此，中国的犹太人同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常年诵读摩西的《十诫》。
他们谈论天堂和地狱时很可笑。我曾经对他们说基督教《圣经》中也讲弥塞亚，他们对此感到很吃惊。我又说‘他’名叫耶稣，他们便回答说犹太教《圣经》中提到一个叫耶稣的圣人，他是希拉（Sirach）之子，可他们没听说过我说的这个耶稣。”
这就是那个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具有权威性的传统！也仅仅是在犹太民族身上，才能发现这种民族性被长期保持着。
你可以随意观察一个民族：在四、五代人之后就完全被同化了，但犹太民族永远不会！不管在哪儿，他们都会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风俗习惯。在有四亿人口的民族中，这个特殊种族得以长久地保存，从一般历史的角度看，绝不是寻常之事。
可以肯定，在由大规模侵略战争造成的混乱中，许多部族，就是古代民族的残部，来中国这块和平的土地上避难。如果考古学家对这类人群的宗教活动和习俗进行研究，并实地考察其特征，肯定会得出不少有趣的发现。
对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没有确切的记载。但纪元之初，很多国家都曾有教徒到中国布道。耶稣会士声称，公元六世纪，基督教由聂斯托利教派（中国称之为景教）教徒传入中国。但是此事还有待证实。对于圣·托马斯访华的说法也是同样。不过能肯定的是，在很早的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已经到过中国，因为佛教的某些仪式与基督教礼拜相一致，这绝不是巧合。不管怎样，十三世纪时南京就有了基督教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提过此事。
从十八世纪起，笼罩在华夏世界之上的疑云散去了。这时候，中华帝国与阿拉伯人开始交往。正是从这时候起，中国开始了进入世界历史。
不管是与那些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有关的文献，还是他们的亲笔记述，或是翻译过来的资料，都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华帝国的兴盛。人们不能不相信，中国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拥有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人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想象阿拉伯人是怎么学会了我们的工艺，盗用了我们的发明，这些发明后来传播到西方，被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至少这也是一种观点，我想我已经对它进行了清楚的说明。